周代符节制度考述：以出土文物为中心

引言

符节，又称符信，是古代王朝派遣使者出入门关或调遣军队时用来作为信物的官方凭证。符节一般以金属、玉石或竹木等材质为之，其表面或刻有文字，或不刻文字，^[1]剖而为二，使中央朝廷之君王与外任官员或出征将帅各执一半为信，在使用之时以两片相合作为凭证核验。从文献记载来看，“符节”一词目前最早见于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的典籍之中，^[2]如《孟子·离娄下》：“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3]《管子·君臣上》：“则又有符节、印玺、典法、筴籍以相揆也。”^[4]《战国策·燕二》：“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5]《列女传·楚昭贞姜传》：“贞姜者，齐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王闻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请夫人出。夫人曰：‘王与宫人约，令召宫人必以符。’……于是使者取符，则水大至，台崩，夫人流而死。”^[6]从《孟子》《管子》《战国策》《列女传》可以看出，符节自春秋战国以来，使用极为广泛，诸侯国之间极为重视，并且成为政治管理中的重要事物。

过去关于符节之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某一个具体符节的文物考古研究，诸如杜虎符、铜龙节、鄂君启节等；^[7]二是某一类符节的研究，主要是虎符类或者竹符类；^[8]三是与符节相关的历史研究；^[9]四是符节上古文字的考释研究，如虎符铭文、鄂君启节铭文等。^[10]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符节制度的视角去展开，诸如《虎符の変遷と唐代の符節制度について》，^[11]郑雅坤《谈我国古代的符节（牌）制度及其演变》，^[12]朱翠翠《秦汉符信制度研究》^[13]以及洪德荣《先秦符节研究》^[14]等，从形制、使用、管理、制度演变等方面展开探讨。先秦时期的符节制度，是中国古代符节制度的重要形成与发展成熟阶段，但从目前来看，先秦符节制度在研究上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在传统文献记载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物文献对先秦符节制度作出一个整体的把握与讨论。

关于“符节”产生于何时，以及作为官方信物凭证的使用时间肇始于何时，在目前的研究中，并未有确切的考证与论断。然而可以明确作出判断的是，先秦时期，中国已经建立了周备严密的符节制度，包括符节的形制、铸造材质、使用范围以及管理机制。然先秦文献如《左传》《战国策》等对周代遗留下的符节制度有所记载，而现今能够真正较为完整地管窥先秦符节制度主要在《周礼》之中。《周礼》作为周朝官制的重要文献之一，较为集中地记录着相关的符节制度。所以，须在《周礼》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出土实物文献，对先秦符节制度展开较为详细的考证与探讨，以求得对周代符节制度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 周代符节之形制

殷周时期，符节已经开始广泛运用，并且在工艺制造与使用对象上已经具备了不同的形制。《周礼·掌节》记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15]《周礼》关于符节之形制记载已非常明确，即有虎节、人节、龙节三种。其中，“虎形”与“龙形”符节最为常见，使用亦最广泛，“人节”具体为何种形状，限于史料，难以确切考证。^[16]当然，对于“符节”“玺节”“旌节”等没有明确记载形制的符节，可根据出土文物及相关文献史料进行考察。查考《殷周金文集成》及相关考古出土文物，可将先秦符节的形制大致分为动物类、植物类、玺印类等三大类。其中，动物类可细分为虎形、龙形、鸟形、马形；植物类可分为竹节形、木牍形及特殊植物形；玺印类可分为方形和圆形。^[17]

（一）动物类

1.虎形

先秦时期的文献对虎形符节的记载较为少见，除《周礼·掌节》明确记载“山国用虎节”的说法，另外仅能于《史记》之中了解一二，《史记·魏公子列传》载：“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18]此段史料为战国时期著名的魏陵君窃符救赵故事，魏陵君所窃之符，即为调动兵权之“虎符”，此“虎符”即为虎形。根据考古发掘出的虎形符节看，现存最早的虎形符节为战国时期之虎符，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韩将庶虎节”、陕西秦国出土的杜虎符、新郪虎符、金虎符。现可依据《殷周金文集成》中收录的第12095号“王命虎符”（图1）、第12096号“王命虎符”（图2）、第12107A号“辟大夫虎符”（图3）为例，考察先秦虎符之一般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