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身份·格调

明中叶之前的绘画史中，“仿”作为画学术语鲜少出现在山水图像和文本记载中，直至元明之际各个画派、群体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和理论推演，才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明清的仿古风潮中，以“仿倪”较为典型和盛行。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曾提出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他认为一部古典作品的传统构成潜力，只有在其同时代人首次“具体化”的视野中才能看到。这一视野随着每一次后继历史的具体变化和扩展，才促成了对作品的反应：理解、模仿、变形以及连续性——简言之，也就是构成文学传统形成过程条件的典型性解构——合理化。^[1]也就是说，“仿倪”盛行显示出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倪瓒作品在不断地经历从简单理解到审美批评再到艺术创造的反复传递之中，使得“仿倪”作品进入了持续的演化。从艺术接受和审美心理层面，以“读者中心论”的文本阐释角度观察“仿倪”在历时性和共识性上的接受，能更好地理解倪瓒形象籍明清仿古绘画而产生的升沉起伏。

一 诗名到画名的转圜

在不同的时代审美标准及社会评判下，都会得到读者（接受者）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这种差异性也称为“接受空白”。这种文本中存在的潜在性，只有读者参与了才能将其转换成为现实。^[2]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倪瓒经典形象，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倪瓒的接受与建构也有所不同，随着拟仿者在“仿倪”过程中发挥积极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倪瓒形象的文化厚度和艺术宽度也在随之不断地生长、衍变。

倪瓒在世时其画作地位并不高，诗名胜于画名。好友王逢云、顾瑛都称其德才兼备，在江湖上颇有名声。顾瑛诗云“谁可米颠相伯仲，风流还只数倪迂”，将倪瓒与米芾相提并论。时人杨维祯称“其诗材力似腐，而风致特为近古”，给予倪诗“具有元代孤高之气”的评价。吕少卿《论倪瓒的当时诗名大于画名》^[3]中提出“诗名大于画名”，其密友长乐王宾、张端、周南老在其墓志铭中提供了较为详实准确的佐证。墓志铭中三人皆论述了其人品及诗名，作画只是一笔带过。其中周南老除了点明倪瓒的“处士”身份外，还简要地概括了倪瓒诗歌的风格特点——清新雅致，意格很高。除此之外，张端也曾细致描述过倪瓒生前的书斋生活，刻画出倪瓒高洁的文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