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知”的意义

作为一种“知识”，儒学之面貌和特征显然有别于当今所谓一般的知识论。从儒学的产生看，孔子当“礼崩乐坏”之世，以“吾从周”之志，删书述史，存固三代文化，汲汲遑遑奔走列国，布仁道于浊世之中，为感怀时事，应变起做，身体力行，化为实践工夫。七十子后学，特别是孟、荀二子，昭述先圣，行诸当世，孟有“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之言，荀倡“宗原应变，曲得其宜”，而非难子夏氏、子游氏等“贱儒”，皆有发扬孔学重实践精神之意。儒学的发展，不论是汉唐经学还是宋明理学，凡能对当时的社会之思想文化、风尚气质起引领作用或者潜移默化影响的人物或流派，无一不是立足于社会的实际，对时代问题有切身的体认和深刻的洞察，从而能将理想寓于行动、付诸实践，收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导化大众之实效。就这套知识的积累和涵育而言，实离不开个体生命融入社会生活，在动静语默之间，特别是伦常日用之际，对个人亲历性事件细心体味。因而这些知识不是靠推导得出的，不是逻辑思辨的结果；同时也非冥想独悟所获及，故又不同于宗教。在本质上，它们是生活性的、伦常性的和社会性的。这些知识的播撒与传递，同样也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场景和个体生命的“亲在”性，具有强烈的在场感和“寓理于事”的特点。杜维明先生近年来大力阐扬的“体知”观念，便十分恰适地透显出了这一独特性的个中消息。

一 体知与认知

“体知”在中文里不是一个常用词，且出现甚晚。较早有如《后汉书》之《律历》论“律准”一节：

西汉元帝年间的京房（公元前77—前37）好音乐钟律，据八卦原理用“三分损益法”将十二律扩展为六十律，“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至东汉章帝时，音准已成为难题，“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候部莫知复见”。张光为灵帝时人，时距精通“五声之音，六律之数”的京房已在百年开外，所以不能定缓急、辨清浊，协律之术遂成绝学。这里，《律历》点出了声音和文字的不同，“音不可书以晓人”，不能像文字那样传之久远，所以在延续和传递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便有了所谓“体知”的问题。对此，南宋永嘉学派的叶适（1150—1223）曾经有一个评论，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