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漆物的使用空间、技术与观念^[1]

一 基本问题及理论

殷商时期是中华工匠文化的奠基阶段，在工匠制度、行业组织、生产体系、教育模式、精神观念等诸多方面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特色的工匠文化的主体性、本源性和原创性，并显示出了殷周工匠与礼乐社会的密切关系。

（一）基本问题

尽管艺术史或文化史学界对殷商文化研究表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但仍存有以下三端偏向或不足：一是对殷周青铜器、玉器、原始陶瓷、金文、甲骨文等物体系研究较多，而对殷周物体系中的漆物研究较少；二是对殷周的艺术考古史、工艺观念史、艺术文化史研究较多，但对殷周的艺术社会史研究相对较少；三是器物文化研究较多，但工匠文化研究较少，尤其对殷商时期的工匠主体关注不够。导致上述殷商文化研究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殷商史本身研究难度较大。由于商周社会离已知社会体系及其文明样态时隔较远，以至于殷商年代学、殷商观念史、殷商艺术史、殷商制度史等领域的研究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尽管金文、甲骨文能提供第一手文献资料，但此项研究难度极大，甚至有学者称“夏商周研究不易过早下结论”。二是中国学界一直以来对工匠文化研究是不够重视的，这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工匠是不够重视的，工匠也很少被正史记载在册，以至于我们对工匠文化的研究几乎是偏废的。一直到现今，中国的文化史（包括科技史、艺术史、美术史、美学史等）仍不够重视工匠文化体系研究。

实际上，殷商工匠文化在整个中华工匠文化体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主体性、本源性和原创性的“中华考工学”（中国特色的设计学）体系在此时诞生。譬如在概念体系上，出现了诸如工、史、考工、考工令、工匠、工师、军匠、医工、星工、匠师、工官、官工、百工、宗工、客工、卜工、巧工、淫巧、吏工、大工、国工、女工、水工、共工、匠工、良工、司空、将作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本源性概念；在命题体系上，产生了诸如“制器尚象”“法天象地”“立象以尽意”“形器制法”“道器不二”“备物致用”“开物成务”“器疏以达”“象其物宜”“工贵信”“百工咸理”“工无苦事”“工无二伎”“毋作淫巧”“百工维时”等具有超世性中国特色的考工学命题；在制度体系上，出现了世袭制、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工商食官、处工就官府、工之子恒为工、工官制、徒隶制、工巧奴制等深远影响后世的工匠制度模式；在技术体系上，出现了木工、土工、金工、石工、陶工、染工、漆工、织工、轮工、玉工等行业的技术形态；在教育体系上，出现了宗族模式（“工匠之子，莫不继事”“工精于器，不可为器师”）、师徒模式（乡师、私徒属）等影响后世几千年的工匠教育模式；在组织体系上，出现了官府组织机制（“四民分业”“四民不杂处”）和宗族手工业（徒隶、工巧奴）形态等；在生产体系上，出现了与工匠手工业密切相关的工伎射事、士冠礼、礼器、受器（锡命）、殉葬、祭祀、兵役等领域的工匠手工生产体系。上述所涉工匠之概念、命题、技术、教育、组织以及生产等层域的工匠文化体系既是原创的、本源的，又显示出主体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