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天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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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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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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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天命观

天命观是先秦哲学最重要的课题。天命观出现的理论前提,是以上帝为天的同义语。西周的天命观,是以对上帝的迷信为基点,以获得天命为王朝正当性作论证的理论。受命说是西周天命观的重要内容,但受命说肯定王朝正当性的天命论证与商代的上帝崇拜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对道德作用的肯定。春秋时期的天命观,虽然保留西周天命观天的主宰含义,但又加入了自然与人的社会因素等,这一变化使从人与自然特别是凸显人的道德来言说天命,成为春秋时期天命观的主要内容,这就将以迷信上帝为主的天命观变为以人文精神为根本的天命观。

论及先秦天命观,许多论著认为天命观在夏商就存在。其实,即使在只有帝、上帝的商代也无所谓天命观,遑论夏代。因为天命观的出现,必以对天的崇拜为前提,而这一崇拜只能发生在天观念作为至上神的同义词之后。西周的天观念,出现以天替代上帝来称谓至上神,这绝不只是术语的文字变化,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大的意义。正是有了这一变化,才有天命观念的出现。没有至上神的天观念,天命就缺乏至高无上的依据。因此,中国文化史上的天命观,应该出现在周代。春秋时期的天命观虽然是承继西周而来,但是一种全新的天命观,天命不再只具有上帝的绝对权威,而是变为包含天与人的多重含义的观念。自此以后,言天命的内涵都不出春秋时期的基本内容。

一 西周的天命观

最早记载天命观的典籍是《尚书》。今存《尚书》言天命26次,其中《虞书》1次;《商书》7次,除去《伪古文尚书》的《仲虺之诰》《汤诰》各2次,实为3次;《周书》18次,除去《伪古文尚书》的《泰誓》2次、《武成》1次[1],为15次,总计为19次。其中最早的时间是《虞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2]从这段话的内容看,以天命与德相联系,讲天聪明、天明畏来自我民,这显然是周公之后才有的,绝不可能出现在舜的时代,陈梦家将此篇断为战国的作品[3]是有道理的。司马迁甚至将天命观的出现提前到尧舜之交:“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4](《史记·五帝本纪》)如果舜时关于天命的记载都不可信,这之前的记载更无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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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中国实学.2022年.第一辑:总第一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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