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由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萧昆焘教授、王育殊教授创立，90年代初开始组建一支由青年博士构成的年轻的学科梯队，至90年代中期，这个团队基本实现了博士化。在学界前辈和各界朋友的关爱与支持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自20世纪末以来，我本人和我们团队的同仁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团队应当和可能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换言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应当形成和建立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很明白，没有特色的学术，其贡献总是有限的。2005年，我们的伦理学科被批准为“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个历史性的跃进推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过认真讨论并向学界前辈和同仁求教，我们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术贡献点定位于三个方面：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以道德哲学为第一建设方向的定位基于这样的认识：伦理学在一级学科上属于哲学，其研究及其成果必须具有充分的哲学基础和足够的哲学含量；当今中国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必须在道德哲学的层面探讨和解决。道德哲学研究立志并致力于道德哲学的一些重大乃至尖端性的理论课题的探讨。在这个被称为“后哲学”的时代，伦理学研究中这种对哲学的执著、眷念和回归，着实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但我们坚信，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努力。科技伦理的定位是依据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传统、东南大学的学科生态，以及对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前沿而作出的判断和谋划。东南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就是“科学伦理学”，当年我本人就在这个方向下学习和研究；而东南大学以科学技术为主体、文管艺医综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也使我们这些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次认识到，选择科技伦理为学科生长点是明智之举。如果说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定位与我们的学科传统有关，那么，重大应用的定位就是基于对伦理学的现实本性以及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愿望和抱负而作出的选择。定位“重大应用”而不是一般的“应用伦理学”，昭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只是试图在伦理学应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领域进行我们的努力。基于以上定位，在“985工程”建设中，我们决定进行系列研究并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严肃而审慎地推出以“东大伦理”为标识的学术成果。“东大伦理”取名于两种考虑：这些系列成果的作者主要是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的成员，有的系列也包括东南大学培养的伦理学博士生的优秀博士论文；更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并努力使这些成果具有某种特色，以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东大伦理”由五个系列构成：道德哲学研究系列；科技伦理研究系列；重大应用研究系列；与以上三个结构相关的译著系列；还有以丛刊形式出现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创刊的《伦理研究》专辑系列，该丛刊同样围绕三大定位组稿和出版。“道德哲学系列”的基本结构是“两史一论”。即道德哲学基本理论；中国道德哲学；西方道德哲学。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基础，不仅在概念上将“伦理”与“道德”相区分，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将伦理学、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相区分。这些区分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但它更深刻地与中国道德哲学传统相契合。在这个被宣布“哲学终结”的时代，深入而细致、精致而宏大的哲学研究反倒是必须而稀缺的，虽然那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熹气象”在中国几乎已经一去不返，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的学术已经不再需要深刻、精致和宏大气魄。中国道德哲学史、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理念基础，是将道德哲学史当作“哲学的历史”，而不只是道德哲学“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它致力探索和发现中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那些具有“永远的现实性”的精神内涵，并在哲学的层面进行中西方道德传统的对话与互释。专门史与通史，将是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纬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其灵魂与方法。“科技伦理系列”的学术风格与“道德哲学系列”相接并一致，它同样包括两个研究结构。第一个研究结构是科技道德哲学研究，它不是一般的科技伦理学，而是从哲学的层面、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科技伦理的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故名之“科技道德哲学”而不是“科技伦理学”；第二个研究结构是当代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研究，如基因伦理研究、网络伦理研究、生命伦理研究等等。第一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理论建构，第二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问题探讨，由此形成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的互补与互动。“重大应用系列”以目前我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为起步，以调查研究和对策研究为重点。目前我们正组织四个方面的大调查，即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大调查；道德生活大调查；伦理—道德素质大调查；伦理—道德发展状况及其趋向大调查。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努力了解和把握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推进和理论创新，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提出具有战略意义和创新意义的对策思路。这就是我们对“重大应用”的诠释和理解，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并贡献出团队和个人的研究成果。“译著系列”、《伦理研究》丛刊，将围绕以上三个结构展开。我们试图进行的努力是：这两个系列将以学术交流，包括团队成员对国外著名大学、著名学术机构、著名学者的访问，以及高层次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为基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主题和主线，由此凝聚自己的资源和努力。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只能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因为任务的提出表明完成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也许，我们提出的是一个自己难以完成或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条件尤其是我本人和我们这支团队的学术资质方面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我们期图通过漫漫兮求索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以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为三元色的“东大伦理”的学术标识。这个计划所展示的，与其说是某些学术成果，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为中国伦理学事业贡献自己努力的抱负和愿望。我们无法预测结果，因为哲人罗素早就告诫，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无法预料的，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展望未来，我们唯一可以昭告和承诺的是：我们正在努力！我们将永远努力！樊浩谨识于东南大学“舌在谷”2007年2月11日

简介： 实践中主要通过之情同意制度得到落实。同意隐含的根本原则被称为自我决定权，它不仅是一项法律制度，更是一个伦理原则。以往对患者自主权的研究多偏重从法律的视角而忽视伦理层面的深层分析，多集中于成年患者而缺少对青少年患者的研究。本书采用文献分析、调查访谈等方法，在论述关于患者医疗自主权伦理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青少年患者自主权的伦理基础和现实条件、并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和医疗实际，详细阐述了青少年患者医疗自主权实现过程中与“家庭主义”、“医疗夫权主义”的关系问题，最后，对青少年患者医疗自主权的限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支出青少年患者医疗自主权受到病人福利、不伤害和公正等原则的制约。

简介： 本书对国内学者近三十年的工程伦理研究成果初步进行梳理，从工程伦理理论、国外工程伦理介绍、工程伦理案例、工程伦理教育、工程伦理规范五个角度全面介绍了研究进展。总体认为，工程伦理的理论基础和核心问题，成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学习与借鉴国外先进的工程伦理研究和教学经验，成为我国工程伦理发展的必由之路；工程伦理案例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特色和内容，也成为发展的必要范式；工程伦理教育立足我国工程人才培养，推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发展，成为发展基点；工程伦理规范是工程师技术行为的制度基础，制定和完善工程伦理规范成为当前工程伦理领域的当务之急。

简介： 作为一个生活在南昌的赣南人，这么多年，一直有个感觉，赣南客家传统社会似乎保留着更多的“传统”因素。例如，每年的清明节，老家的宾馆总是人满为患，盖因外地工作的人们都遵循着古老的传统，必须回家扫墓。例如，赣南人对生儿子传宗接代的愿望也似乎比江西其他地区的人更强烈，几乎每次回老家都可听到一些人为了生儿子或辞掉工作或远走他乡的故事。当时只是觉得是赣南的客家人深厚传统使然，并没有想过其中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直到拿到天鹏的博士论文《孝道之网——客家孝道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才发现，根植在赣南深厚的客家文化传统的“孝”道原来是我们自己编织的“网”，网中有无数个节点，个体位置就像每个人在孝道之网中节点的位置，每个织网的人都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编织这张网。老实说，拿到天鹏的博士论文，我看标题吓了一跳，因为我没想到客家的“孝道”居然也可作一篇博士论文。静心翻阅天鹏大作，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认为这本书可能是有史以来把中国人“孝道”阐述得最深刻和全面的著作。天鹏很巧妙地把“孝道”放在历史实践的脉络中，从生育观念、养老实践、丧葬祭祀、神明崇拜、基层治理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又有赣县白鹭村的田野调查作为支撑，从而把一个在我这个历史学者看来很难展开的题目得以层层展开论述。对于天鹏文章的结论，我也觉得特别受用。正如前面所言，把“孝道”看成一个历史文化决定的“网”，所有的人是“网”的节点，而自己又正在编织网，非常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赣南目前的“孝”道实践背后的运行原理。本人不是人类学家，实在没有能力对一篇人类学博士论文过多评论。近期由于种种原因，花了比较多时间去总结和思考客家研究，因此，我想在此结合天鹏的博士论文谈谈我对大陆客家研究的一些看法。20世纪90年以来，虽然大陆客家学界纷纷对罗香林确立的研究范式进行批评和反思，但真正摆脱罗香林范式研究还有赖于族群理论的引入，对此笔者已有专门探讨，此不赘言。进入21世纪，在海外人类学家的影响下，大陆客家研究者研究的问题意识开始摆脱单纯的探讨客家源流问题，研究领域也由族源、民俗拓展至宗族、民间信仰、庙会与墟市经济等，研究概念也开始频繁使用“族群”、“社区”等社会人类学概念，而“民系”的使用越来越少。比较令人遗憾的是，在大陆，运用人类学理论研究客家的有深度的作品还比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陆客家研究者大多是历史学和民俗学出身的缘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人类学者没有在客家学界找到真正的学术兴奋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学术界对客家源流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因此形成了学术热点，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但目前大陆客家学界似乎缺少新的学术兴奋点来集聚学者，形成讨论，推高学术水准。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客家学术界已经变成一个由地方院校、地方文史工作者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应景式地开展很多裹挟着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学术活动，而相应地缺少主流学术界的关注，这显然不利于客家学研究的推进。我不敢说天鹏的著作已经形成学术兴奋点，足以引起学术界的争讼和讨论。但是，他对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孝”的问题展开人类学分析，却有一定的开创之功。“孝”的问题应该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在客家地区展开“孝”道的研究，既能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深刻的理解，又可有益于客家学的研究。我个人以为，要摆脱客家学目前越来越局限于地方，缺乏主流学术界关注的局面，必须将“客家研究”或者说“客家地区的研究”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验场，回答主流学术界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天鹏的研究有一定的示范和开创意义。沿着这个思路，至少可以有效地拓展客家学研究的空间，例如客家的生育观念、礼仪、亲属制度、风水观念等，都可展开研究。同时，客家地区也可尝试着以其独特的经验和事实来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并形成与已有理论的有效对话，促使更多的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关注客家研究，进入客家研究。惟其如此，客家研究才大有希望。当然，在拜读天鹏著作过程中，我也有颇多意犹未尽之感。例如，客家的孝道与其他地方的孝道有什么不同，难道仅仅是祖先崇拜的不一样吗？生育观念、继嗣制度与其他地区有什么差别？客家孝道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历程是什么？在国家的生育政策影响下，当代社会的孝道呈现哪些特点？等等。最大的不满足还是在于天鹏的著作没有通过客家孝道的研究来更加深刻地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通读全书，尽管作者花了很多时间进行田野调查，也收集了许多接地气的材料，但是，全书并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关于孝道的解释性框架，也没有与当前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形成有力的反思和批评，所阐述的“孝道之网”更多的还是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中演变而来。不过，对于一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来说，奢谈太多理论上的“发明”和贡献，与其说是要求，不如说是对其未来研究的期望。无论从所从事的学术领域，还是从学术水准而言，我都没有资格为一本人类学的专著撰写序言，但天鹏的导师张佩国教授是我好友，而天鹏又以师侄身份要求几次，只好将其当作一个学习机会，硬着头皮写了这么多话，权当外行之人的废话吧。黄志繁2014年9月12日于南昌青山湖畔

简介：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阐释了人类永恒的主题，点燃了时代精神，找到了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动力；二是提供和拓展了回答人类永恒问题的方法论视域。解读《精神现象学》哲学经典的时代动力在于：《精神现象学》文本的历史境遇（法国大革命、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德国现代性）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境遇（全球化、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某种时代精神的“通感”。从道德哲学视域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作文本解读的问题意识在于：一是研究范式，面对漠视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黑格尔，我们是否可以从道德哲学范式去理解他的思想；二是中国意识，作为伦理文化传统的民族，如何在一个没有形而上学传统的文化里去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如何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里来理解基督教？以及在此基础上，思考我们应怎样理解由形而上学与基督教传统所支撑的西方现代性道德价值；三是当代论域，在一个全球化的视域中，如何安顿个体伦理道德生活中多元合理与一元抉择的价值困境。立足这样的问题意识，本研究具有明确的中国意识和当代视野，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中去思考：是否存在着从中国伦理精神内部生发出对西方伦理精神的理解？是否存在着在西方伦理精神的内部生发出对中国伦理精神的需要？进而在更深理论层次上理解中国文化时代复兴的价值内涵和实践可能。为此我们提出解读《精神现象学》文本的两大基本理论视域：一是类伦理的道德哲学范式；二是伦理实体的精神谱系。前者试图自觉挣脱黑格尔的话语体系，从自身理性与时代意识出发理解《精神现象学》整个文本所蕴含的伦理精神实质；后者对《精神现象学》的“精神”章节进行解读，理解黑格尔伦理思想的知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蕴含的“精神次序”和“德性阶梯”两大学术观点。对《精神现象学》的道德哲学研究的现实归属就是要为找寻打动当代中国人心灵的精神钥匙提供可能的伦理学路径与基本的价值探构平台。在全球化与后现代语境中，《精神现象学》中所体现的道德哲学范式以及伦理实体的精神谱系在一种超越现代性的语境中对于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获得多重理论与时代意义。

简介： 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碎片化的时代，当代哲学家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寻求道德客观性，但都陷入理论困境之中。这说明伦理生活包含有无法合理解决的价值冲突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不是为了理论的一致性而应该清除的东西，从而要求伦理学调整对自己的本性与限度的理解，重新思考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以及与政治哲学的边界与关系问题。

简介： 　市场伦理的逻辑证立与治理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有效的基于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必须有一定的道德秩序予以支持。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秩序，以保障和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健康发展，约束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市场经济和道德秩序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市场经济对道德秩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公平、择优、诚实、守信的道德秩序；另一方面，道德秩序对市场经济又有反作用，良好的道德秩序可以促进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市场秩序的形成，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反之，则会使市场秩序出现混乱，最终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些年，当人们每每谈及经济领域内的道德问题时却叹气连连。“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地沟油事件”、“楼倒倒事件”等，具体生活领域中的行业暴利、食品安全、分配不均、诚信缺失，致使道德领域出现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现象，不仅引得人们牢骚满腹，而且也在事实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诚信缺失为例，据《中国质量报》2011年4月14日报道，我国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两个百分点。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说，中国由于信用问题造成的市场交易无效成本，已占到GDP的10％左右。其最严重的后果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因此，研究如何治理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中的诸多道德失范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和化解当前突出的道德问题，不是属于意识形态的道德本身所能完成的任务，它需要运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从较为根本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来探讨和解决。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治理，需要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突出道德问题，通过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以及全体公民等多主体的参与合作，制定出治理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和消除。然而，在我们急于研究道德治理之前，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几个问题：什么样的道德秩序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这种道德秩序是如何产生并运行的？这种道德秩序的运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这又回到了伦理学的几个元命题：道德产生的根源、本质及其运行机制机理。作为当代科技哲学主流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的陈述在逻辑上是有效的；第二，它的结论在经验上是可以验证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西方学者一方面广泛采用数理方法来对市场经济中的公平、诚信（合作）等经济伦理进行逻辑推理以寻求“逻辑自洽”；另一方面还大量采用实验方法来对经济伦理进行经验实证。前者是基于理性主义的认识，而后者则是基于经验主义的传统。由此则产生了新实证主义经济伦理学。新实证主义经济伦理学是现代西方运用逻辑实证主义原则研究市场经济道德现象的一种伦理学派和思潮。它把伦理学的对象归结为道德语言，并且只局限于对道德进行逻辑和语言分析。新实证主义论证道德合理性的途径是：只要道德判断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符合公认的传统习俗和规范，就是可被证实的、合理的，并认为日常的个别的道德命令可以用一般的、具有普通性质的原则来论证。对市场经济进行道德证立的学者不仅有经济学家约翰·哈萨尼、肯·宾默尔、丹尼尔·卡尼曼、马修·拉宾、理查德·泰勒、弗农·史密斯、罗伯特·阿克斯罗德和恩斯特·费尔，有道德哲学教授大卫·高德、大卫·萨利、克里斯蒂娜·比切利、德雷克·帕菲特，还有以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旨在统一整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桑塔菲学派的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等人。他们除了共同运用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来对人类道德决策行为进行逻辑推理与经验演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在于几乎都赞成道德是自然演化的产物。“真正支配我们行为的道德法则是由很多要素构成的，包括本能、习俗，以及那些比传统学术的理解更为世俗同时更复杂得多的惯例。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被演化的力量——有社会性的也有生物性的——所型塑。如果有人想通过寻求怎样提高‘善’或者保持‘正当’来研究这些法则，是行不通的。相反，他必须追问这些法则是怎样演化的，以及为什么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道德视为一门科学去研究。”［英］肯·宾默尔：《自然正义》，李晋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因此，西方市场经济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则在于对制度正义的追寻。此外，卡尼曼、拉宾、费尔等学者还将公平等道德因素作为影响市场经济运行的变量，加入到建立的经济模型中，分析并测算“不公平厌恶”等道德心理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显然，通过对西方现代经济学伦理思想加以梳理，我们可以得到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治理的理论资源。《西方经济伦理的实证研究——基于数理逻辑与演化实验的视角》一书系统研究了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视域下博弈论制度分析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跟踪了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进展，对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全貌，为同行研究者提供研究借鉴，在现实上为社会主义市场伦理的逻辑证立和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当然，本书对新实证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有些问题尚需要进一步思考、完善和深化。

简介： 本书旨在运用马克思理论探索的出发点、方法、价值旨趣，围绕谁之正义、何之正义、何为正义等基本问题对正义展开理论探究，以期建构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探究框架。本书以人的历史发展程度和丰富程度为内涵的“价值人”作为理论探究的视角，引入社会分层结构，从制度设计的品质、程序正义、分配正义和正义感四个方面界定正义的历史内涵，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梳理了正义的历史实现形态和特征及人类思想史上的正义理论和观念，最后落脚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和观念问题，提出了展开文明反思的文化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