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由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萧昆焘教授、王育殊教授创立，90年代初开始组建一支由青年博士构成的年轻的学科梯队，至90年代中期，这个团队基本实现了博士化。在学界前辈和各界朋友的关爱与支持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自20世纪末以来，我本人和我们团队的同仁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团队应当和可能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换言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应当形成和建立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很明白，没有特色的学术，其贡献总是有限的。2005年，我们的伦理学科被批准为“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个历史性的跃进推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过认真讨论并向学界前辈和同仁求教，我们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术贡献点定位于三个方面：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以道德哲学为第一建设方向的定位基于这样的认识：伦理学在一级学科上属于哲学，其研究及其成果必须具有充分的哲学基础和足够的哲学含量；当今中国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必须在道德哲学的层面探讨和解决。道德哲学研究立志并致力于道德哲学的一些重大乃至尖端性的理论课题的探讨。在这个被称为“后哲学”的时代，伦理学研究中这种对哲学的执著、眷念和回归，着实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但我们坚信，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努力。科技伦理的定位是依据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传统、东南大学的学科生态，以及对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前沿而作出的判断和谋划。东南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就是“科学伦理学”，当年我本人就在这个方向下学习和研究；而东南大学以科学技术为主体、文管艺医综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也使我们这些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次认识到，选择科技伦理为学科生长点是明智之举。如果说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定位与我们的学科传统有关，那么，重大应用的定位就是基于对伦理学的现实本性以及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愿望和抱负而作出的选择。定位“重大应用”而不是一般的“应用伦理学”，昭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只是试图在伦理学应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领域进行我们的努力。基于以上定位，在“985工程”建设中，我们决定进行系列研究并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严肃而审慎地推出以“东大伦理”为标识的学术成果。“东大伦理”取名于两种考虑：这些系列成果的作者主要是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的成员，有的系列也包括东南大学培养的伦理学博士生的优秀博士论文；更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并努力使这些成果具有某种特色，以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东大伦理”由五个系列构成：道德哲学研究系列；科技伦理研究系列；重大应用研究系列；与以上三个结构相关的译著系列；还有以丛刊形式出现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创刊的《伦理研究》专辑系列，该丛刊同样围绕三大定位组稿和出版。“道德哲学系列”的基本结构是“两史一论”。即道德哲学基本理论；中国道德哲学；西方道德哲学。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基础，不仅在概念上将“伦理”与“道德”相区分，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将伦理学、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相区分。这些区分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但它更深刻地与中国道德哲学传统相契合。在这个被宣布“哲学终结”的时代，深入而细致、精致而宏大的哲学研究反倒是必须而稀缺的，虽然那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熹气象”在中国几乎已经一去不返，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的学术已经不再需要深刻、精致和宏大气魄。中国道德哲学史、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理念基础，是将道德哲学史当作“哲学的历史”，而不只是道德哲学“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它致力探索和发现中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那些具有“永远的现实性”的精神内涵，并在哲学的层面进行中西方道德传统的对话与互释。专门史与通史，将是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纬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其灵魂与方法。“科技伦理系列”的学术风格与“道德哲学系列”相接并一致，它同样包括两个研究结构。第一个研究结构是科技道德哲学研究，它不是一般的科技伦理学，而是从哲学的层面、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科技伦理的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故名之“科技道德哲学”而不是“科技伦理学”；第二个研究结构是当代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研究，如基因伦理研究、网络伦理研究、生命伦理研究等等。第一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理论建构，第二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问题探讨，由此形成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的互补与互动。“重大应用系列”以目前我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为起步，以调查研究和对策研究为重点。目前我们正组织四个方面的大调查，即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大调查；道德生活大调查；伦理—道德素质大调查；伦理—道德发展状况及其趋向大调查。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努力了解和把握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推进和理论创新，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提出具有战略意义和创新意义的对策思路。这就是我们对“重大应用”的诠释和理解，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并贡献出团队和个人的研究成果。“译著系列”、《伦理研究》丛刊，将围绕以上三个结构展开。我们试图进行的努力是：这两个系列将以学术交流，包括团队成员对国外著名大学、著名学术机构、著名学者的访问，以及高层次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为基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主题和主线，由此凝聚自己的资源和努力。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只能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因为任务的提出表明完成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也许，我们提出的是一个自己难以完成或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条件尤其是我本人和我们这支团队的学术资质方面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我们期图通过漫漫兮求索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以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为三元色的“东大伦理”的学术标识。这个计划所展示的，与其说是某些学术成果，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为中国伦理学事业贡献自己努力的抱负和愿望。我们无法预测结果，因为哲人罗素早就告诫，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无法预料的，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展望未来，我们唯一可以昭告和承诺的是：我们正在努力!我们将永远努力!樊浩谨识于东南大学“舌在谷”2007年2月11日

简介： 本书主要以西方传统伦理—道德关系的演进逻辑作为理论聚焦的切入点，比较系统梳理了伦理道德关系的发展，并且通过对其问题的诠释，以彰显马克思对以往的传统所进行的批判和改造，并在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实现伦理与道德的统一。

简介： 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的今天、耻感伦理的现代境遇所呈现出来的道德图景不容乐观，然而人们对风尚清明的良序社会的追求与呼唤却始终未曾改变。本书以社会转型对人们的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世界的影响为背景，以“什么是耻感伦理”、“需要什么样的耻感伦理”、“怎样建设耻感伦理”为主题，具体论述了耻感伦理的理论基础、传统耻感伦理的逻辑发展与当代价值、社会转型下耻感伦理的现代境遇、思想基础、主要内容及其建设的方法论等问题，以此回应社会转型下的社会生活与生活中的人。

简介： 风险社会就是问题社会。人类生活于“文明的火山”上。这风险源自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性问题，源自人类错误的发展观，源自人类伦理责任的淡出与匱缺。伦理责任是理各类社会风险的内在着力点，一切制度排与生产实践行为皆要出于责任而不仅要合责任，只有改变错误的观念，形成正确的善性理念，提升责任意识，敢于担当、善担当，问题才可能得以解决。避免、化解险，治理风险社会，使风险转化为機遇，构永续发展生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力现代化水平，实现以民生幸福为主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从伦理责任出。在此意义上，风险社会更是责任社会。

简介： 对环境法治有着重要影响的价值观是生态哲学伦理价值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的思想自古有之。但作为一门新学科，它们是现代自然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流派纷呈，其中可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以墨迪、帕斯莫尔等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二是以辛格、雷根、施韦泽、莱奥波德、罗尔斯顿等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中国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引进和介绍西方生态哲学伦理学思想，经历了引进和移译、评价和研究、整合和创新等几个阶段，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生态文明与环境法治关系的研究，同时，从法哲学的宏观视角对生态问题进行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综合生态文明观、环境法哲学、生态伦理学来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综观近年来关于环境法治与伦理价值观方面的研究，大体呈现出如下趋势：其一，自觉以“生态文明”作为研究的整体视域。“生态文明”表征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建构，关于环境法治与伦理价值观方面的研究首先应该对“生态文明”（如其社会形态）作进一步的研究。其二，特别突出法哲学的研究角度。对环境法治的深层次把握需要站在法哲学的高度。其三，重点关注道德—法律生态互动。道德—法律的生态互动实质上是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的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而伦理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型又是其中一个关键性的论题。在当代，生态哲学伦理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态价值观、生态决策行为，同时也推动、促进环境法治的建设和发展。事实上，生态哲学伦理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核心。而当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事业，对于环境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研究哲学伦理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型，对于进一步完善环境立法、实现环境法律的生态化、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和法律意识、推动和促进人们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从历史与理论的层面，深刻揭示哲学伦理价值观与环境法治的关系；依据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目标，揭示人类价值观生态化转型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提出生态价值观的构建设想，探究生态文化自觉的实现途径，等等。这些方面对于环境法学、生态哲学、价值哲学等理论学科的完善、发展甚至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就整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思路可以概述为：以生态伦理学为理论框架、以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为背景和目标的道德—法律的生态互动研究，体现了独特的研究视域和学术关切。具体而言，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明晰视域”。本书首先通过对生态文明社会形态的分析，提供一个研究“视域”——环境法治与伦理价值观生态化转型的背景和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道德—法律的生态互动对于生态文明社会构建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本书第一、二章主要阐述生态文明这一理论视域。“理顺关系”。本书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德法关系问题具体化为生态伦理与环境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之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学科特性。本课题从理论和历史两个维度对此关系进行深入阐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环境法治的多元化的伦理支撑。在方法论上通过对历史与逻辑、一般与特殊、中国与西方等方面关系的综合处理，为进一步论述奠定基础。本书第三、四、五章主要阐述生态伦理与环境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关注建构”。伦理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型是本课题关注的焦点。此部分涉及构建怎样的生态价值观以及从工业价值观向生态价值观转型等问题。生态价值观的建构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观念层面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对生态伦理与环境法治关系问题的阐述的深化。伦理价值观的生态化转型还涉及其培育路径的研究。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途径是多样的，注重德性教化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此，生态文化自觉构成德性教化高层次的要求。本书第六、七章主要阐述价值观的建构以及德性教化问题。概而言之，本书“明晰视域”部分引入论述的背景和目标，“理顺关系”、“关注建构”部分渐次拓展为课题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环节。经由问题的提出、分析与初步解决，本书中章节之间呈现出比较清晰的逻辑框架，并且体现出了整个研究的基础性、重要性、前沿性和现实性等特征。

简介： 本书聚焦于方法层面，阐释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展开维度。伦理学是对道德问题的致思，方法是对存在的一种揭示，伦理思想方法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揭示。20世纪以来，在人类实践的各种转折和变化中，众多理论流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马克思”。这种“回归”，不仅是文本学意义上的回归——在深层意义上，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资源，表达对人类共同存在命运的深刻关切。这是本书写作的学术背景。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允许多重学科介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应该允许路径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解释道德问题、分析道德状况，是传统研究路径；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从伦理学视角对其展开研究，分析其中蕴含的道德立场、道德价值以及道德元素等，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开拓出的研究路径。本项研究综合了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重要观点和根本方法的前提下，试图用一般伦理思想方法的范畴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间的勾连。一方面，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有所差异，突出马克思本人超越旧伦理思想、实现伦理思想方法变革的深刻意蕴；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文本残简断片式的厘清，充分认识到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关联、相互完善的整体构型。由此，本书将伦理思想的“酵母”糅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抟和成血脉相通的新文本，从而生发出道德意义。依循此种路径，经过研究证成：马克思恩格斯对生存论问题予以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对人类存在做出应然表达，它存在于公共的、历史的以及时代的语境中。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揭示出人之为人的存在特质、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这需要从多重维度进行系统性的领会。本书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展开。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的领会及归结，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就西方学界而言，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某种论述，做出了功利论、义务论、契约论以及德性论等方面的归结，然而却反对或忽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观；就国内学界而言，或者仅从某个角度、某个侧面进行归结，或者着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伦理思想方法，因此虽然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唯物辩证法，却较少运用一般伦理思想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做出系统性阐释。本书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展开系统性研究，动用一般伦理思想方法范畴，将其运用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之研究。此外，还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文本阅读与范畴推演之间的互动，提炼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义务论与功利论、契约论与德性论、个体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范畴，将其运用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的多维阐释中。随着本书的展开，上述文本阐释得到系统化、理论化的表达。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之中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有思想方法的建构。具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有“大”“小”方法之分——所谓“大方法”，即以唯物辩证法为“活的灵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实践为一以贯之的核心概念。本书以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概念对各种伦理思想方法进行统合，从而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大方法”特征。这种“大方法”可谓“三位一体”，比如“年轮”“树根”与“树干”之间的生命统一体关系。这种“大方法”交相呼应，渗透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中——伦理乃“人”之“理”，“现实的人”就是在特定历史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活生生的人”在创造和变革现实关系的过程中，内在扬弃着被各种理性所划分的思想地盘；道德在历史过程中是辩证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对其他方法是承认而又批判的，而最终又是指涉实践的——这种内在超越性，需用“小方法”来合力阐释。一般伦理思想方法范畴加之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构造出“小方法”。本书分析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存在着理性方法以及非理性方法，并且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意在探寻理性主义的非理性根基。在此基础上，本书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具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伦理思想方法融合的意蕴。本书还分析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对义务论与功利论的批判继承，从而为义务论与功利论伦理思想方法的综合敞开了可能空间。本书进而提炼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对契约论与德性论进行了合理吸收，其中蕴含契约精神与美德元素，从而具有契约论与德性论伦理思想方法互补的意味。最后，本书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中有关个体与共同体的论述，并表明其超越了个体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两极对立，从而试图实现二者在伦理思想方法层面的贯通。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小方法”是“大方法”的具体化，两种方法相互参证、相辅相成、互释互动。“大方法”比如江河之源，理性与非理性方法比如上游的两大“支流”，中间又经义务论与功利论、契约论与德性论等支流之汇聚，最后流归于“真正的共同体”之“大海”——即随着人类历史时间不断崭露其样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总而言之，通过文本综合阐释的研究理路，本书方得以形成。笔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嵌入”了各种伦理思想文本，从而将原有的文本结构重构为意符的流动，在“跨文本流动”中展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的“融合”“综合”“互补”以及“贯通”，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原始显现，而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有助于融汇各种伦理思想元素，跳出“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多重维度展现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有助于树立从总体上改善人类命运的意识，树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性。综合观之，本书的创新不是原始资料的创新，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组织架构的创新、阐释方式的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伦理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实践

简介： 本书以高技术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关系为立论基础，认为发展纳米技术最大的问题是其风险的不确定性。发展纳米技术，必须采取有效方式应对其风险。在深入分析审视纳米技术的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与军事风险及其伦理问题基础上，借鉴责任伦理的思想资源，提出规避纳米技术风险的伦理建议，即强化各伦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建立风险共担而又责任明确的责任体系。基于这一认识，全书分为三部分共七章。第一章为第一部分，从理论层面对高技术风险及其伦理规约进行探讨，为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三、四、五、六章为第二部分，采取“总—分”的结构对纳米技术的风险与伦理问题进行具体探讨；第七章为第三部分，主要探讨纳米技术的风险管理与责任共担问题。

简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纳米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研究热潮，逐步深入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纳米技术仍处在襁褓期，具有多重不确定性，如纳米技术的概念、发展和应用的目标、对社会与伦理的影响都具有不确定性。对于纳米技术这种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因素的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除了加速推动人类对自然奥秘的认识和把握程度，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从事纳米技术研究的科学家工程师应当并且能够做些什么？其他的“外行”又能够并且需要做些什么？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