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王守仁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1861—1896）是十九世纪菲律宾最杰出的民族诗人和作家。他的作品响彻着反抗殖民统治、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爱国主义基调，对促进菲律宾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和奋起曾起了巨大的作用。鲁迅高度评价过这位伟大诗人与作家揭露和抨击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作品，指出从中听到了爱国主义“复仇和反抗”的呼声，赞扬他的作品迸发出“真挚壮烈悲凉”的声音。黎萨尔生于马尼拉附近拉贡省卡兰勃小城的一个地主家庭，九岁时就以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感的长诗《我们的祖国语言》而一鸣惊人。一八七六年，他在马尼拉一所耶稣会办的学校里毕业。由于受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推动，早年就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一八七九年，他在马尼拉圣福马大学攻读哲学的时候，曾创作了一系列优秀诗篇，其中《致菲律宾青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黎萨尔的诗歌作品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爱国主义情感而令人赞叹不已。他的创作活动与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因而一生都横遭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迫害。一八八二年，黎萨尔不得不离开祖国，出走欧洲。他在马德里大学获得医学和哲学硕士学位以后，游历了欧洲各国。这一期间，黎萨尔虽然远离

简介： 一九八一年一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热烈的争鸣。这次会议对推动我国广大群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研究将会起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发现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意义。我们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事业就获得发展和胜利，反之，就出现不同程度的曲折。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但是，我们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研究。建国以来，有的时候采取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步骤，以致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挫折。我们理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方面，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但是，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工作也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缺乏深刻的正确的研究和阐明，使实际工作的指导受到了不利的影响。这反过来也就进一步证明了认真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极端重要性。很明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我们的某些工作人员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所以犯了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从过去盛行的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党内外思想呈现了活跃局面，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全国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会上不少有某些创见的报告、发言和文章，都是在党的三中全会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获得的可喜成果。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解放思想的方针，党中央重申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规。这也是我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基本经验，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这个《决议》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范例。这个《决议》在思想战线上为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工作树立了榜样和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阐明社会发展的科学，而不是机械地重复背诵的教条。我们如果不愿脱离实际生活，就应当认真地研究实际的经验，把这门科学理论推向前进。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针，要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的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反对理论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创造性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列宁讲过：“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高度的精确性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对社会生活的矛盾的趋向要运用现代科学所提供的一切科学武器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和范畴进一步准确化。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论，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细节和联结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说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科学地阐释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总规律，所以它能够使革命人民在复杂、曲折的斗争中冲破各种狭隘偏见的束缚，认清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前途。尽管我们在路上要经过多少曲折、困难以至挫折，我们无产阶级事业必然胜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一些幼稚缺少经验的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我们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在他们心目中都成了问题。为什么他们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了糊涂思想呢？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接受到深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教育，相反却受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一句话，他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牢固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而却受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还不能够科学地理解和正确对待过去十年动乱中和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对群众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和阐释。而这里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辟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而其根本就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工作必须注意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必须注意对广大党员、群众，特别是对广大的青年深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和教育，在普及中，我们也就能够广泛接触广大人民中所发生的物质的和思想的各种复杂情况，也就能为“提高”提供确实的有根据的基础材料。全国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会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议围绕着生产力的范畴、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政治对经济能否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中，既要善于说明自己的意见，又要善于吸取别人好的意见，对人对己都要善于一分为二；既要敢于批评，又要善于进行同志式的、细微的探讨，要十分注意避免武断和简单化。在学术讨论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是有利于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是有利于提高我们理论研究工作水平的。我深信，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工作一定会更加蓬勃健康地前进，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有成就的理论工作者。吴黎平1981年国庆于北京

简介： （柏林，《迪茨》出版社，1977年，共411页）《马列主义社会学原理》一书是供大专院校教学用的教科书。该书第一次全面阐述在民主德国发展起来的马列主义社会学，它的目的是：指出了马列主义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特点；叙述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集中阐述对重要的、同进一步形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有关的社会过程，并论述同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进行争论的历史发展及原则。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马列主义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马列主义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结构；研究社会形态及其局部领域的发展和结构，以及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中的公共活动的社会动力”。读者将在第一章中不仅了解社会学研究的特点，而且也将了解“社会学就其对象而言，同其他的社会科学的界限不明显、不严格的”问题。在说明社会学研究的特点时，作者们特别探讨了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全部社会概念，他们研究由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构成的社会总体概念，并写道，这种观察方法对社会学的研究来说是典型的方法。这种观点在第二和第三章中也有更详细的论述和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本书的整个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第一章

简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1999年11月14日骆耕漠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至今健在屈指可数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开拓者之一。他的经济理论研究生涯是与其漫长而曲折的革命经历密切相连的。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亲历者，他所从事的革命宣传和财经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是激励他孜孜不倦地学习与坚韧不拔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动力源泉。长期的辛勤耕耘，使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简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1999年11月14日“笔走龙蛇作美芹，等身著译印风云。”朱庭光同志的七绝句，高度概括了思慕同志用手中笔作刀枪，与敌对势力斗争，文笔犀利，又文字优美的写作生涯；形象准确地评价了思慕同志著译丰硕，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的辛勤笔耕，坚定地在国内外风云变幻中战斗的精神。刘思慕同志，大家亲切地尊称他为刘思老。他是一位“出死入生临危不惧”的革命者，是一位忠于真理、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献身的坚贞斗士，又是一位“诗笔挥来如有神”的诗人和散文作家，更是以其著译均与时代息息相关、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和历史学家。刘思慕，原名刘燧元。广

简介： 林里夫，辽宁省西丰县人，1909年11月26日生，2001年4月16日逝世。享年92岁。1925年，他在日本人办的“南满中学堂”读书时，参加反日罢课斗争后，自动退学；1926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李大钊《唯物史观》的影响；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8年参加革命；在70余年的艰辛历程中，他既是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又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他总是以旺盛的斗志去迎接各种挑战，坚持信仰，矢志不移。在他最后的几年中，还曾充满乐观地表达了一直在努力着的愿望：“愿在仅有的余年留下三部专著：一、《资本论的辩证法》，二、《中国古代经济史》，三、《革命斗争回忆录》，完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终身志愿！”可惜，由于他偶发疾患、匆匆离世，未能了却宏愿。一 崇高的政治向往1929年，他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留日学生特别支部），因参加国际青年节的游行示威活动，被捕入狱一年零三个月。1931年回国后，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做党的组织、宣传工作。1931年12月他作为北平南下（南京）示威团的党团主要成员之一，参加并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南京的这次规模较大的

简介：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有幸与力扬先生在文学研究所共事八九年。由于不在同一研究组室，又因年龄悬殊，所以对他并无深知。只记得他那稳重儒雅的长者仪态，以及他在会议上发言时梗直率真的气度和爽朗的笑声。对他的进一步了解，那是多年以后了。出于研究工作需要，我阅读了力扬已出版、发表的全部创作、论述，并看到了当时能找到的很多未发表的手稿和笔记、信件等。对他敬意渐深，还怀着几分惋惜之情。他无疑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有成就、有风格的诗人、学者。力扬自幼喜爱美术，于1929年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受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浪潮影响，他和友人组织了后来受到鲁迅深情称赞的中国第一个提倡无产阶级美术的团体——“一八艺社”，1931年又在上海设分社并举行展览。这些活动很快为学院当局所不容。“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又是“一八艺社”负责人之一的力扬，因组织抗日救国活动被开除学籍、强制离院。力扬离杭赴沪，参与上海分社活动。党领导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时，他任执行委员。很快，更大的风浪改变了力扬的生活和命运，他一连两次遭逮捕。第二次在1932年秋，因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活动，竟被判刑6年（1935年秋被保释出狱）。就是在狱中，他写出了《枫》、《我在守望着》等优美的诗章。“狱中诗”之多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予以重视的现象。它正反映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时代特点，作者当时不一定是诗人，但大多是革命者、旧时代的叛逆者。他们在狱中历尽苦难，也得到锤炼。诗歌是他们挣脱枷锁、追求自由的呼唤。力扬的呼唤更有特殊的意义。之后，他审美的灵感和情趣、乃至美术方面的才气，大多汇聚到诗歌创作领域中。这可以说是在时代要求下诗人的又一次抉择。从此，他人诗一致地不断为人们留下思想和艺术都值得珍贵的华章。力扬诗歌中数量较大的是抒情诗。第一首诗《枫》写他“记忆的白帆”越过铁窗，飞向故乡“秋空下的红树”，展开了对20多年坎坷生活的遐想。诗作感情真挚、意境恬美、色彩绚烂。《我在守望着》更表露了诗人坚定乐观的信念“守望着一个光明的自由的白热的未来”。这两首诗，毫无初作常见的粗糙，都反映出他在生活和艺术上的深思熟虑。它们的特点，始终是此后力扬诗作风格的主调，贴近着时代斗争的主旋律。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而后有很大发展的诗人中，力扬的起步是较高的。此后10余年，作为一个关注祖国正义斗争的诗人，力扬时刻怀着诗歌创作的激情，向着新的生活高度启程。抗战爆发后，他离南京去长沙、赴武汉，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工作。武汉失守前，又辗转长沙、衡阳、桂林，于1939年夏初抵重庆。在这艰苦的历程中，他的心灵也迈入了新的境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自己的创作生命，我们都得勇敢地为诗歌战线而努力……为祖国的解放而努力。”力扬这期间的创作，在基调一致的情况下，随生活、心境的变化，视野开始扩大，抒写的内容也渐趋多样化。如《风暴》、《太阳照耀着中国的春天》等都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风暴中作高昂的呼唤：“东方的黎明”、“新生的太阳”、“春天终于来了”。后诗恰如对他友人艾青的名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回答和互勉。一些国内、国际的斗争史实也进入了他的诗作，如《台儿庄》、《五月》、《朝鲜义勇队》等。旅途中所作的《黎明》、《山城》、《驼马》、《苗民》等更如他擅长的风景画、当地民间的风俗画。从《播种》、《收获》等诗中，人们看到诗人在3月温暖的阳光下播撒金色的希望，在秋日黄金的田野上收获胜利和欢乐。此时也出现了感情深沉、较多个人情愫的作品，如《同志，再见——给毅》。与一位女难友久别重逢，短暂相聚后终因战斗需要而离别。诗人写了对往昔感情的忆念，对今日战斗的祝愿，真挚地表露了那种进退徘徊于友情和爱情之间的情谊，明净而高尚。诗风也渐趋明亮、高昂、宽广、舒展。此诗为力扬本人所挚爱，更受到茅盾的赞赏，称它是《诗时代》创刊号上“我最喜爱的4首诗”之一，“情绪于哀婉中见激昂，内容与形式很和谐，不拘泥于落脚韵，而字句的自然旋律颇为美妙”。经过七八年的创作实践，他的艺术造诣得到丰富发展。更为可贵的是，武汉失守经年，当时有些诗人、作家在感情上、创作上出现过沉闷的迹象，而力扬能始终呈现着乐观、明快的格调。即使面对困难、悲苦，他总在歌唱希望，寻取美感。现实生活的突变再次促成力扬创作的发展。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他撤离重庆赴湖北恩施，翌年春回重庆，周恩来曾与他谈话，并介绍给陶行知，在育才学校任文学组主任，并任“文协”重庆分会理事，从事众多进步文化活动。此时力扬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明显地出现新的信息和新的追求，展示着深邃、成熟的景象。尤其可贵的是，可以看到他在殷切地寻找力量。而给予他最大力量的，便是从《希望的窗子》中仰望的“北斗星照耀的所在”——革命根据地。《北极星》、《茅舍》、《普希金林》都表露了他对那“自由美好的地方”的近乎焦急的渴念。这些诗和同时的另一些抒情诗一样，都保持着诗人喜欢的温暖和明亮。当然，现实生活的云密雾障，也难免给有些诗抹上别样的色彩，如《残堡》、《断崖》，尤其是沉重的《轭》，在静止、沉凝的画面上分明流淌着农民的痛苦。但诗人很快又回到了明净的境界。继《少女与花》、《初春》后，他写出了《爱恋》、《抒情八章》。后者真挚、细腻，分外动情，人们又看到了美好的事物：红叶、白鹭、黄鹂、玫瑰、嫩叶、绿水、镶金的云霞。而更美的是对女友的思念，为她“青春的心灵”送上遥远的祝福。这首诗与几年前的《同志，再见——给毅》有所呼应，也为力扬抗战时期的抒情诗画上圆满的句号。力扬还写过不少其他体裁的诗作，数量虽不如抒情诗，但其成就可观，影响甚至更大。例如，首先可提到的是1941年所作的《雾季诗抄》5首、《雾的冬天》以及稍后的《我底竖琴》、《给诗人》、《短歌》等。那时期，不少诗人出于现实需要和内心驱使，写了很多不重抒情而重思索的诗歌，被称为“哲理诗”。力扬上述作品正近于此。它们很少幻美的回忆、遐思，而是对突变生活所作的富于哲理的思考和抒发，有真实的心灵告白，更有自觉的使命感悟。他在此明确地提出：诗歌就是武器，竖琴就是剑。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叙事诗的贡献。早在1939年，力扬即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提倡写叙事诗，说它是“教育和组织群众的有力的诗的形式，我们必须克服艰苦而勇于尝试”。后来茅盾更写长文畅谈中国叙事诗发展过程，结论是“长诗比小诗难写”，然而“有伟大的前途，当无疑义”。叙事诗难写，但要迎难而上，可说是当时的共识。从短诗到长诗，从抒情诗到叙事诗，成了诗坛此后的发展方向。正是此时，力扬发表了《射虎者及其家族》（《文艺阵地》1942年8月）。它为抗战时期长篇叙事诗创作提供了优秀的实绩。作为代表作，之后很长时期里，它和力扬几乎是同名的。长诗共8章，写一个家族四代人的生活命运，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农民长期的痛苦、困厄和仇恨。从一个家族的悲歌中呼唤着抗争、复仇的愿望，进而飞跃升华为对人生道路的探求和征服。仇恨和复仇的精神一直贯穿于力扬以前的诗作中，但到这长诗进入了更高境界，它有更多思索和跃升。作为长诗所写最后一代人的力扬，他放下了世代传承的弓弩和镰刀，拿起了“更好的复仇武器”——诗人的笔。长诗感情深厚、形象丰富，用朴素沉实的语言乃至强烈鲜明的画面，构建了这篇具有“连续画”特色的佳作。抗战胜利后，力扬主要从事民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实际工作，写诗较少。所作也多结合现实斗争需要。除几首讽刺诗外，很多具有战歌性质，如《我们反对这个》成为“一二·一”运动中民主青年的歌曲，以后的《我们的队伍来了》更为人传唱。此时较重要的作品是《星海悼歌》、《愤怒和火焰——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悼歌》和《祭陶行知先生》。它们是悼词，或沉稳如颂歌，或激昂如檄文，但它们又都是诗，能将豪情与诗意很好结合。力扬还写过不同形式的作品，如散文、杂文、通讯、旧诗及小说等。从中可以看到他投身现实斗争的不倦身影。尤其应该重视力扬所写的很多理论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诗歌理论和评论。他认为诗人应“理解政治”、“用艺术的形象去描写刻画……”认为“诗人底正确世界观的确立实是先决的条件”、“必须以主观的情感去温暖所写的题材，他的诗才有了生命”（《谈诗底形象和语言》，刊于1940年2月4日《新华日报》）。他主张建立诗歌民族形式，要继承“五四”传统、重视民间文学、继承优秀遗产，提出“要在工农士兵群中养育出多量的有才能的作家”，并倡导“现实主义”道路和“自由诗”形式（《关于诗的民族形式》，刊于《文学月刊》1卷3期）。发表于《诗创作》1942年10月的长文《我们底收获与耕耘》，更可说是阅读了毛泽东2月所作《反对党八股》一文后，对诗歌问题所作的一系列思考，提出反对形式主义等。文章还引用了大段原文，认为它也“扼住了诗风的要害”。这些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文字，不仅有助于了解力扬本人的诗作，它们在当时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论述、见解中，也是较为难得的。1947年8月，力扬随育才学校抵上海，冬天赴香港。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由香港搭轮船经平壤、安东（丹东）、大连至胶东；转赴晋察冀解放区。诗人终于来到了他渴念的“北国”，迎接到他久盼的“春天”。力扬创作、写作，至此已十五度寒暑，他为中国现代诗歌留下了一份可贵的业绩。人们感受到他诗人的灵感和画家的敏感，感受到他艺术的魅力和理论的说服力。同时，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正直真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向往自由、向往革命道路上那艰苦而乐观的心灵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力扬在马列学院学习、执教，于1953年调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时他依旧努力于创作和写作。诗作40余首，写的大多是新的生活和人物，激动着诗人以前创作中未见的诗情和变得年轻的心。它们清新感人，有的可称隽美，如《虹》、《布谷鸟》、《泉水是祖国母亲底乳浆》等。也有些诗呈现出生活感受与艺术酝酿尚欠缺的现象，而这正是力扬早已敏感和认识到的。此时诗论极为关注群众创作，他还与诗作者们一起生活、切磋，并给予帮助、鼓励，还写诗文为之呐喊。他对叙事诗的关注始终未衰，撰文论述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闻捷等。另外，他还以对诗歌的真知灼见，坦率地评论过当时一些名人的作品，可惜未能发表，但其观点与后来文艺界的普遍看法相一致。力扬正在酝酿着新的成熟，人们也在期待着他。可惜岁月不如人意，他于1964年56岁时过早谢世。力扬对待自己的创作、著作一向持平和低调的态度，对发表和出版都较为谨严。有些很好的作品仅见于手稿，有些作品在收集子时被舍弃，更有已编好集子而终未出版的。所以，多年来对力扬著作的整理出版，应说是不够理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计划收集出版力扬的文集，实在是让人欣慰的。承力扬家属信任，嘱我为此写个序言，我很高兴。今年又正值先生百年诞辰，我愿在此献上诚挚的纪念。吴子敏2008年4月初于北京

简介： 《李琮集》讲述了：理论研究贵在创新。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得出新结论。当然，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下功夫。我认为对于世界经济的研究来说，要做到创新，一是要紧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抓住世界经济的新动向、新趋势、新问题，集中力量，认真研究；二是重视西方学者们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分析地吸收他们的理论观点中有价值的成分，以丰富我们自己的理论；三是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孤立地去观察。就世界经济来说，就不能与世界政治、科技、文化相脱离；而世界经济中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局部的问题，也都要从它与其他有关方面的联系中去考察；最后，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大干世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中，仔细分辨、去伪存真，深入探究其实质，毕竟，只有求深，才能创新。我自以为是努力这样做了，但个人能力实在有限，深感不能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