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利用商会档案和报刊史志资料对以滇桂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近代商会治理的历史脉络和运行机制做了整体的探讨，从国家治理、组织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精英治理五个层面构建西南边疆地区近代商会的“五维”治理体系，初步探讨近代商会治理在西南地区呈现的多元样态，重点阐释国家与社会在西南边疆地区近代商会治理中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透视近代西南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社会与商会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出，在边疆治理体系中，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商会治理的制度设计者和资源提供者，同时也是商会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奠基者及维护者。

明清时期，山西传统社会的变革，乡村城市化初现端倪。同时，随着晋商经营活动与商业资本的注入，山西境内许多城镇的专业化特点开始出现。明代的潞安、泽州、高平等成为丝织业城镇。清代的阳城、凤台、荫城、交城等成为冶铁专业城镇。运城在作为盐务专城的同时，与绛州一同成为清代晋南商品集散地。平遥、祁县、太谷则在清中后期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大同、归化城、杀虎口等城镇成为中蒙贸易商品交易中心。黄河沿线的包头、碛口、河曲、蒲州、茅津渡等随着航运业的发展而成为航运城镇。晋商活动促使山西城镇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商业资本的注入推动城镇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直接影响到城镇的兴衰。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涌现出一批以“全球眼光”审视中国茶叶发展史的学者。他们站在中国视角，考察外国茶叶消费偏好、供给地变化与财税政策干预对中国茶叶贸易量与贸易额的影响。本书撷取19世纪的三本外文茶叶贸易史料《中国茶叶生产加工报告》《茶及茶叶贸易简史与中国茶区》《阿萨姆的茶土和茶肥》进行翻译和汇编。并基于三本外文史料，从世界茶叶需求的由来，世界茶叶市场的规模、结构和国家利益、世界茶叶供给区的变动及原因三方面，展现英国人视角下18-19世纪世界茶叶市场，以期为当前茶叶贸易研究提供一些新史料、新视角和新方向。

山西位于中国腹地，近代工业基础薄弱，辛亥革命之后，传统封闭的经济格局被打破，为更好地发展山西近代工业经济，山西省政府着手兴办了多家旨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等的对外贸易机构，斌记商行就是其中一家。本书通过对斌记商行的研究发现民国时期内地企业近代化不同于沿海发达地区的特征，在省营资本向官营资本的转化过程中，表现出不完全的私有化形态，交叉持股的权力构架，在维护地方利益，对企业提供相对应的保护的同时，也破坏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风险。透视出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体制，并不是按照西方轨迹完成的，而是在继承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近代管理体制因素，企业管理的近代化更多体现为西方近代企业管理的各要素对传统企业管理模式的修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内地企业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管理体制上的民主化的变迁过程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缩影。

本书是一部针对晋商重要分支泽潞商帮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本书借鉴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利用田野调查所得大批民间文献——它们以寺庙保存的各类碑刻为代表，对泽潞商人的发展史进行梳理。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探讨了泽潞商帮崛起过程中的若干可能因素，明代及清代泽潞商帮崛起面临的生存环境、煤、铁、丝绸等优势产品生产情况，明清两代的优势行当及变化，不同时期的商业联系区变迁，泽潞商帮的特点及在历史上的地位等话题。

本书以历史上的山西及山西商人在“西北-京津冀”商品通道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商人建立“西北-京津冀”市场体系的过程，具体对以会馆、票号、商业城镇这些“点”，以及商路网络等“线”进行分析，讨论近代“西北-京津冀”商品通道的形成及山西和晋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为当代山西省在连接丝路经济带和环渤海经济带发展过程中，由“商品通道”向“经济走廊”的战略升级提供借鉴。

电商是一种创新性商业模式。电商兴起和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农产品交易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效果和影响。本书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农产品销售、农业绿色生产、基层治理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影响程度和影响机理。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是：通过改变农产品流通中的空间和时间限制，降低了农产品滞销风险，从而提升了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收入；通过优质优价、监督检验和售后反馈等综合性机制，减少了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使用量，从而加快了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进程；通过优化农村干部队伍结构、激发村干部为农民服务的意愿、培育农民契约精神、改善农民家庭内部关系等途径，提升乡村善治水平。应充分认识电商赋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消除影响电商发展的限制因素。

本书基于国内外环境变化，剖析了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发展的机制，应答了贸易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产业政策对贸易发展的影响、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发展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证研究及国际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中国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发展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