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的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1999年11月14日古诗有句：“逝者一何速”（司马彪），“回头忽陈迹”（陆游）。自己从一九五三年二月进入中国科学院（一九七七年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到如今，足有半个多世纪。院科研局落实前院长李铁映的倡议、院务会议的决定，为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编选大型学术丛书；对此一举，衷心拥护，并祈盼能传承着使之成为定例。至于说及个人，虽自问尚未虚度年华，而就一些粗浅的成果说，试与上引句旨相比较，不能不自问：配吗？——不配；不能不以未能尽到自己该尽的职责而引为歉疚。自己一进经济研究所，即参

简介： 1956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前称）历史一所工作，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历史研究所学习与工作。回顾既往，非常惭愧。1956—1976年的二十年间是我人生的黄金年华时期，那时精力充沛，理应学有所成。为庆祝历史所创建五十周年（1954—2004），我在2003年写了篇短文《关爱与奋进》，其中提到历史所内和我年龄大抵近似的这一代，“除个别人在某方面有较深造诣者外，整体学术水平实难与前辈学者比肩，明显是跌入了低谷，真正改变中衰的学术劣势只能寄托于广大中青年大众了。五十年风风雨雨，诱惑与浮躁的社会大环境，短视使人们不能或不愿坐冷板凳，下苦功夫；乐于追风或是长期飘浮，造成了学术上的贫困”。我是常常跟不上变化多端的时代潮流，个人想治学而不可得，既无家学渊源，又无多少时光保证个人进行学习，跌跌撞撞五十年，感谢历史所几位学术前辈对我的提携，引导我缓慢步入学术殿堂，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治学有所进步。明确历史研究必须读原著，重思考，不能走马观花，要尊重前人成果，尽可能不使用间接资料，要有正确的理论依据和必要的实证探求。经过多年的摸索，我确定自己的研

简介： 1948年夏末，我结束了大学阶段学习之后，进入了设立在上海的中央水产实验所水产经济系，准备从事渔村经济的调查研究。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初，全国热气腾腾，百废待举。翌年3月，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当时社会所的科研方向和工作正作全面规划。我到所后便先后参加了河北天津和江苏无锡两工业城市工业企业的工资问题的调研工作。1957年，中央调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主持经济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不仅为全所同志树立学术民主的研究风范，而且及时地对全所研究力量进行了合理的调整。自兹以来，我得以全部心力投身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探索和研究。1961年，中宣部下达经济研究所编写中国近代经济通史（1840—1949年）的任务。经济所近代经济史研究组全体研究人员参加。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我所承担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过程这一专题的研究工作。经过多方思考和初步实践，我认识到：面对19世纪60年代以后，百余年错综复杂经济活动的历史实际，宜乎先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入手进行考察。严格根据史实，具体地而不是笼统地对各种体制的近代企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内在联系和变化进行尽可能详细的分析，整理出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进而探讨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反映的特点，分析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影响和历史作用。至于在流通领域则广泛考察，从全社会的经济营作中选取传统金融业如钱庄、票号等在参与国内外商业、贸易中的营运状况，考察它们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如何从职能的逐步变化导致性质上的变化。概括地说，五十余年来我所承担的科研任务大抵是在这两方面做了一点探赜索隐、拾遗补阙的努力。现在选录到本书中的一部分论文多半是这一时期的科研成果。而在编排上尽量以论文发表的先后为序。选录在本书中的论文，一律保留原来的结构和论点，只对个别文字误植上作了订正。如今重新翻阅，仍难免有敝帚自珍之嫌，不过聊以志一段数十年研究生涯雪泥鸿爪之迹而已。最后，感谢我院领导对本院高龄学者重要学术成果的关怀和科研局对《学者文选》组织工作的重视；同时铭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辛勤劳动。张国辉2002年2月

简介： 我在严老领导主持之下，工作了整整四十年。他治学的严谨，是有口皆碑的，我自己也有切身的感受。但我认为这里面最可宝贵的精华，是他对真理探讨的执著追求。他是一位坚持理论原则、执著追求真理的典范。他所坚持的理论原则，就是唯一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毕生研究实践使他越来越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好的史学方法，因此，对自己确认的原则，从来不轻易放弃。他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的确具有这一鲜明的特点。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当他认定自己的看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时，他对这个看法的坚持，可以达到不作任何让步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屡屡看到他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当他在理论原则指导之下，对问题的研究获得新的启示时，他又勇于进行自我修订，不断自我更新对问题的认识。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问题上，在洋务运动和闭关政策评价的问题上，都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坚持理论原则，执著追求真理，他才勇于在理论原则的指导下，不断更新认识，不断自我修订。正如他在一篇对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体会中所说：“科学的治学态度”，是“既要坚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又要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根据新材料，总结出新的结论”。他以此教育青年，自己也身体力行，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执著追求真理，贯穿于严老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战斗的一生。不断自我修订，这是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人类只能认识到问题的无限，即不能结束无限的问题。在真理的历史长卷中，会出现无限无穷的“问号”，但永远也不会出现一个“Full Stop”。在严老那里，“Full Stop”也是不存在的。而他勇于提出“问号”的精神，则给我们以无穷启迪的智慧，增加我们向前探索的力量。《严中平集》的出版，不但使严老这一中国经济史学奠基人的全部学术遗产，得以完整保存，并贡献于社会，传诸后世，而且也使得严老毕生的学术道路、研究历程、治学态度和科学贡献，都给后人留下了清晰的印象。这是很值得纪念的。汪敬虞1992年1月严老逝世周年前3日稿，2010年5月修改

简介： 这本经济论文选集，多少能反映出以往10年间我想过和说过的现实经济问题。在30年代，我本来是一个醉心于自然科学的青年工程技术人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鲸吞了东北三省之后，又处心积虑向华北五省步步进逼；而国民党政府却一味屈膝投降，对内则内战反共、残民以逞。亡国的危险，窒息的政治，驱使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地下工作中，实践的需要，使我在革命前辈的启迪下接触到了以哲学、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40年代，我在欧风美雨中观察到了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些经历，使我坚信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初衷是正确的。解放后，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我先后参加过工业管理、技术管理、设计管理、计划管理的业务。正是业务的变动，使我在工作中不得不随时学习。可是，“大跃进”的狂热和第一次“八字方针”的见效，我都身临其境，使我饱受教育。跟着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我领会到了若干路线问题之“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封建法西斯主义恰恰催生了到处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更看到了这种危害全社会的流毒要肃清实在不易。至于个人受到点侮辱和折磨当然就算不上什么。可是，我在多年实践中积累下的几箱资料与文稿，却在这场浩劫中竟被全部毁灭了。有时想起来，觉得没能及时总结点什么出来，实在太可惜了。“四人帮”被粉碎了两年左右，我才开始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对国民经济、工业经济、技术经济、建设经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环境经济陆续增加了些认识。多次访问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使我更多认识到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所从以起步的“零点基础”实在很低；在实践与理论中，有待于我们去观察与探索的问题实在太多。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过，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直到我亲自看到孙冶方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出牢监便奋不顾身地为政治经济学的真理而斗争，才启发我更加认识到发展部门经济学对于发展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就在我进入经济学界不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在一场思想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我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了解放。“万马齐喑”的岁月，确实早该结束了。80年代初期，冶方同志几次说过，经济建设千头万绪，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既说不准也不照着去做，就难免迷失社会主义的方向。他说，现在有的是“从概念到概念”，有的是“从实际到实际”，怎样积累实践经验、加以抽象和提高、探索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诸种科学规律来，实在不容易。即使有了一些新见解，也要看这些新见解能否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他一再鼓励我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探讨确实能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研究“建设经济”、“技术经济”等这些部门经济学；为此，也要联系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领域，如实考察更新与改革之道。他的话，当然对我、对经济学界所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一样都是巨大的鼓舞。我们诚然都应该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途径，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则，对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探索。我也尽可能利用有限的时间来向社会多做些调查研究，希望逐步能出些成果来。* * *现在，老同事萧颖同志帮我选编了自1978年底至1988年初的29篇经济论文（其中部分文章曾在国内报刊发表过），并将由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我很感激，一则可以免得散失；二则可以提供读者参考与批评指正。这本经济论文选集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三十多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回顾与对今后更新与改革的期望。在议论国民经济全局得失的几篇论文中，反映出过去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危害实在创巨痛深。在议论技术经济和生产力经济学的几篇论文中，反映出忽视工程技术而不经反复论证的决策只能重复导致损失与浪费。在议论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规划的几篇论文中，反映出对生产力布局与地区经济结构的深入研究确实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宏观工作基础。至于有些论文说到社会经济可以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系统工程方法来严肃对待才能透视多层次、争取多效益，已为近几年来在我国建立与开始运行的多种经济模式所证实。这些观点与议论，在发表的当时条件下，所发挥过的一些作用，有些已在题论中简要说明，现在也已成了历史资料了。对我国未来的展望，我议论过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尽管现阶段问题还多，在以改革统揽全局的政策指导下，相信一步一步总能得到解决的。这本选集的第二部分，则是几篇对上海、无锡、北京、西安等市和对江西、辽宁、贵州等省，所作区域经济的调查研究与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发言要点，多少也涉及些方法论。薛葆鼎1988年5月10日

简介： 我已有三本文集：《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三者收入的大都是我20世纪80—90年代的作品。这本文集原想主要收录前三集未收的论文，但未能如愿。新中国建国前的论文我无存底，承刘兰兮同志查寻到一些，但主要是讨论战时经济的，今天已无何意义，因而只选录了资本集成的估计和工业资本的估计两篇。建国以后迄“文革”，我的论述是集中在外国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上，这三个专题都已有专著出版，并经再版，论文已无再现必要。因而本文集的选录仍以20世纪80—90年代的论述为多，这就不免与前三个集子重复，不过其中有些是经过修订改写的。另外，2000年以后的4篇则全属新作。本集收论文20篇，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关于资本集成和工业化问题。资本集成注重计量和结构分析，工业化注重传统经济中的积极因素，故将《论二元经济》选入，表明我的观点。又我认为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有篇《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因专业知识不够，经两次修订，仍不满意，故未收入。第二组是关于市场与现代化问题。我以为经济现代化过程实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也常在市场上反映出来。我又认为16世纪即明后期我国已出现现代化因素或萌芽，20世纪80年代曾分别发表分析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论文，收入本集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作，惟其中近代一篇尚未完成。第三组是关于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论问题。理论方面主要研究历史观和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的关系问题。方法论我主张“史无定法”，原有一篇总论，过长，收入本集的《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是其续作。有些历史观和方法论观点是在我为时贤著作的序文中，这里选了3篇。从本组文章可以看出，最近两年我更偏重在思想方面。谨向组织和主持这套学者文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同志致谢！向精心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的责任编辑致谢！向为筹划本文集付出辛勤劳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编刘兰兮同志致谢！吴承明2002年2月

简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1999年11月14日巫宝三（1905—1999）原名巫味苏，江苏省句容县人。1925年入吴淞政治大学。1927年入南京中央大学。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1932年毕业后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33年至1949年先后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任助理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及南京中央大学兼职教授等。其间于1936—1938年由中央研究院派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8—1939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1947—1948年受罗氏基金会资助，再度赴美，完成博士论文，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新中国建立后，

简介： 在王怀宁同志逝世两周年之际，《王怀宁集》与读者见面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同志委托我为文集作序，王怀宁同志的夫人李泽兰同志也希望我为文集写几句话，我作为怀宁同志近半个世纪的老战友，当责无旁贷，但惟恐寥寥数笔难以尽述怀宁同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怀宁同志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1956年，我们一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一同留校当教员。1970年“文革”期间，人民大学被迫停办，我们一同调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人大复校，我们又一同回到母校。以后，他调到社科院，虽同我不在一个单位，但由于我们专业相同，还是经常在一起开会，联系十分紧密。怀宁同志虽与我是同班同学，但他年长我6岁，1950年便参加了工作，政治上比我们成熟、老练。早在大学期间，他担任党支部书记时就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才能和协调能力。在业务上，他更是才华横溢，出类拔萃。毕业留校工作的最初几年，怀宁同志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便能洞察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在当时的学术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学术上已小有名气。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生不逢时，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有才气的知识分子能有何作为？被埋没的何止怀宁同志一个人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国家迎来了真正的科学春天。怀宁同志豪情满怀地投入到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从1978年到他去世时的2002年的24年中，他独立撰写了3本专著，主编或参与编写学术著作和教材30余本，撰写学术论文100余篇，共完成写作近300万字，学术成就卓著，他参与的学术著作多部获省部级优秀著作奖，并被出版社多次再版和重印，成为畅销书，如《世界经济史》、《资本主义兴衰史》等。他在80年代初出版的《国际金融与贸易》一书是国内同类作品中最早的著作之一，并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集的30篇论文是从怀宁同志的100多篇论文中选出来的，每篇文章都凝结着他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精神。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怀宁同志的学风和文风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世界经济》杂志每年都有一期“世界经济回顾与展望”特刊，对世界经济一年来的发展、变化进行权威性的评论。社科院人才云集，担任写作的大多为本领域的顶尖人物，而怀宁同志每次都承担总论部分的写作，每次他都是高屋建瓴，对世界经济作出深刻而全面的分析，令人折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2000年和2000—2001年《世界经济黄皮书》，总论部分的撰稿人都是怀宁同志。前者是概括20世纪10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后者是写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前后跨度200年，要总结前100年的历史发展规律并预测后100年的发展趋势，涉及到经济、政治、历史、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没有深厚的学术造诣，没有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深刻洞察力和透彻研究，是很难胜任这一工作的。应该说，怀宁同志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两篇论文表现了怀宁同志的胆识、勇气、智慧和力量，充分说明他是一位著名的世界经济和国际问题专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写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怀宁同志已经重病在身，正在同疾病进行积极的斗争，他以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如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是要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艰辛，可见怀宁同志是一位意志多么顽强的学者！做学问如同他做人一样，怀宁同志一生刚直不阿，敢作敢为，无论是我们国家顺利的时候，还是处于逆境之中，他都充满着乐观主义的必胜信心。王怀宁同志多年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为我国世界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兼职教授，他的品格和学识赢得学生的尊敬与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昔人已乘黄鹤去，作为生者谨以这本《文集》寄予我们对王怀宁同志的深深怀念！杜厚文2003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