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委会学术顾问 陈占安 张志刚 卓新平 周燮藩金炳镐 陈章良 秦宣 贾东海编委会主任 金雅声（西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编委会副主任 赵德安（西北民族大学校长、教授）马景泉（西北民族大学常务副校长）王扎西（西北民族大学副书记）郭郁烈（西北民族大学副校长）李正元（西北民族大学副校长）主编 马福元副主编 徐志中 甄喜善 王向闻编委 王学俭 马福元 徐志中 甄喜善马成良 马毓新 康春英 敏文杰

简介： 本书通过对辩证法和谐诉求的历史考察和现实研究，重新审视了哲学史发展过程中辩证法理论在运思方式上所发生的不同转向，揭示了辩证法理论的实践根基和与时俱进的品格，从学理上说明了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性。并在全面分析现时代凸显辩证法和谐诉求的理论资源与现实要素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与和谐社会思想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对辩证法的和谐境界试探进行了框架建构和多维阐释。

简介：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回忆起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立的赫赫功勋，回顾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回想起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创的不朽历史功绩，不由让人心生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而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邓小平理论，在继承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邓小平理论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不仅是其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谱系中承前启后的重大理论成果。“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下，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遇到的困境和问题，诸如“理论研究热，民众反应冷”、“政府积极，民间漠然”、民主社会主义和宪政主义思潮时有抬头、不断增多的社会矛盾等，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成熟时期的历史情景，诸如不断扩散的“非毛化”观点、滋生蔓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时显山露水的左倾思想、民众对改革开放的种种疑虑和困惑等，何其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1世纪，当我们致力于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实现中国梦的千秋大业时，认真研究、总结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理论渊源、深刻内涵、体系构架、基本内容，考察它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然” 与“实然”间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的基本经验，深刻挖掘它对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和意义，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要。邓小平同志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史上，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无疑是承上启下、别具一格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水平、新境界。一方面，邓小平在中国面向何处去、走什么样的路、扛什么样的旗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思想战线和民众思想混乱、马克思主义备受争议的情境下，毅然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与“两个凡是”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创新智慧；另一方面，邓小平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观、列宁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和求真务实的实践智慧，积极寻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路向。请回顾以下历史情景：33年前，山东省平阴铝厂一干部写信建议中央尽快编辑《邓小平选集》，供全党同志学习强强：《建议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一人》，《党史文苑》2005年第11期。；30年前，电视镜头里只有1/125秒的“小平您好”的横幅虽转瞬即逝，却表述了当时绝大多数民众共同的心声；同一期间，安徽省芜湖县一群众手抄《邓小平文选》以示对党的理论政策表示支持和赞同；22年前，北京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学生来信表示衷心拥护南方谈话，感谢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20年前，全国大中城市掀起群众自发购买《邓小平文选》的热潮……这些，难道不是对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魅力展现的最好注解吗？从哲学视野看，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哲学思维范式，既不属于传统的本体论思维范式，也不属于传统认识论思维范式。传统的本体论范式由于对物质本体论的片面倚重，因而在理论上强化了客观性原则、规律性原则和决定性原则，其后果必然会强调马克思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绝对的科学性，而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大众化的追问，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何以是客观理性的探求，更忽视了大众的自主性、选择性、多样性。传统认识论范式虽然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了实践在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中的基础性地位。但是人依然是以“类”的形式呈现的，依然属于抽象的而非现实的、具体的、富有个性的个体。其后果必然导致忽视生活世界中的大众认知的有限性、断裂性，忽视非理性因素可能导致大众认知的偏差性，也忽视对大众何以能化马克思主义的究问，更忽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前两种思维范式相异，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维范式既是基于“问题意识”的现实考量,又是基于“理性精神”的理论构建，属于交往实践范式。他在反思以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解读模式中，看到了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终极真理，把大众单一化、同一化、对象化的重大缺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走进大众，并不是走向异己的存在，而是回归于自己的阿基米德点。大众走进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先验性的马克思主义教化的功绩，而是在发展变化中又不断回归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化的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神交”的结果。这一范式至少凸显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以“对话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以“尊重差异”为要旨的主体性向度,以“崇实尚行”为意旨的实践理性向度。其中，从内生性原则转向生存路向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理论理性着眼于事物“是如何”,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那么实践理性则着眼于事物的“应如何”，观念地将事物的“本来面目”改变成理想的状态。如果说理论理性揭示事物是怎样和为什么是这样的，力求解释事实存在的东西，那么实践理性则解答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自身的目的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如果说理论理性是从实践中来的认识(内化),那么实践理性则是要回到实践中去的认识(外化)。就此而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实践理性意蕴主要表现在从内在性原则到生存论路向的转变。内在性是指从自身出发的思维，其不承认僵死的外在性和权威，要求从自身出发判定一切。内在性原则所展示的是对理性的颠倒，将现实的矛盾，转化为思维内在的矛盾。他者的呈现也只不过是思维自我内在的分化和思维内在的和解，并不是现实矛盾和解的反映，相反，现实的和解只是他的镜像。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跳出了传统意识哲学的内在性原则，回到了生活世界，不再从抽象的主客体关系出发，而是更深层次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可能的前提，即人的在世和生存实践活动，从而开启了生存论路向。与他者的遭遇不再是思维对自身的关注，而是与现实的、异己的存在的遭际。与他者的和解已不再是思维自身概念与逻辑的运动，而是现实的与他者的和解，而这种和解的力量不在于理性的颠倒，而在于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展现的力量，通过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利益的维护来达到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和融会。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突出的特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性的力量，并且乐观地相信:只要依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凭借大众知性就足以使大众信仰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掌握大众，解决我们面对的一切精神动力问题。而当如是的信念出现了实践效果上的偏差时,首先被反思的并不是被视为绝对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大众的思想觉悟与道德意志。事实上,这种把马克思主义能否大众化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思想道德水平乃至政治觉悟,而不是基于生存路向之上的实践活动,在理论上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背离,在实践上则是对理性的背弃。从历史维度看，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 是邓小平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贯之以恒的党风、文风和学风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晶。“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蕴含的人民主体性意识的体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它蕴含的人民利益至上意识的体现；坚持“群众观点”、“和人民商量办事”、“倾听人民的心声”、“要说服不要压服”是它的交往意识的体现；“发展才是硬道理”、“拿事实来说话”，是它的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意识的体现；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它的问题意识的体现；“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是它蕴含的“身教重于言教”的表率意识的体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是它蕴含的教育思想的体现；培养“四有新人”、 “同心同德振兴中华民族”，是它基本的价值旨趣。可以说，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是基于历史与现实、合乎理性的产物。倘若说在交往理性向度上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对话沟通，消除宣传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封闭性、先验性、玄奥性，使其富有开放性、生成性和通俗性，主体性向度的意义在于对价值客观性、普遍有效性神话、永恒价值真理的消解，那么实践理性向度的意义则主要是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基于“实践行动”之中，而非“主观意志”之上，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构筑于大众利益的诉求上、党的建设维度中，逐步使马克思主义“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 唯此，恰如邓小平所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将逐渐为大多数民众所趋附、所信仰。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绽放开来。但是，6年过去了，效果又如何呢？本书试图采取调查数据资料，运用SPSS统计软件最简约的功能，对大学生、农民和传统产业工人等不同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认知程度和他们在掌握、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剖析。并试图通过解析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当代价值，对消解现今中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提出基本主张和见解。如果从笔者调研结果看，则喜忧交织。喜的是，对党的领导地位、国家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和命运，大部分民众比较认同。忧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诸如花架子、假大空、短平快的现象以及不科学合理的“化”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依然固存。假若不考虑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其他因素，仅以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问题为例，从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算起，至今已经90多年了，按理说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了。可是，如果我们就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常识问题，如基本原理、基本原则，请教一下大众，包括党员干部，人们知道多少呢？如果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极为重要的道路、理论、制度等问题再次请教大众，结果也是让人很尴尬的。这也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共同的理想和思想基础，“中国梦”就真的成了同床异梦甚至梦中梦。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眼光看这大概不是什么新颖的问题。但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说只要人们掌握了几条基本原理，就可以由之出发或以之为基础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恩格斯就指出：“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页。假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被扭曲，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那么这种被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极其有害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如果只是被小众化，那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要旨。同时笔者也不是说，只要大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内容，马克思主义就可以转化为大众的信仰体系。从知识体系转化为信仰体系不仅需要大众的理论自信、自觉，还需要辅之以宣传、教育、引导，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切实凸显出其理论魅力、时代风采、实践价值和人本情怀，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与伦比的、令人信服的优越性。笔者认为，要消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存在的“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张力，改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状态，切实使马克思主义走近大众，进而走进大众，成为大多数民众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就须做到走马观花（宏大的全景式研究）和下马观花（分层式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统一；做到善于总结和借鉴以往基本经验和勇于创新大众化的理念、方式、方法和手段的统一；做到树立习近平倡导的“常”、“长”精神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基本理念的统一；做到“拿事实说话”的基本态度和群众路线的统一。特别应该牢记、体会邓小平“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这个党该抓了 ,不抓不行了”的警示。以目前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紧紧围绕“中国梦”——人民梦的主题，以改善民生为突破点，以习近平“8·19”讲话精神为指导，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齐头并进，与“中国梦”相融相洽，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唯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不是梦呓，而是可以逐渐趋近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远大理想。“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前景的基本写照。编者2013年冬

简介：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在指导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为人类社会昭示出了新的发展前景。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一再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但当人类社会发展出现困境时，人们却不约而同地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寻求破解困境的灵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在遭遇挫折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摆脱过去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魔咒，也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无论是19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的努力，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西方世界的热销，无论是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现象，还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地被他的敌人所诋毁，无不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巨大的思想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思想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来自于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地直面时代发展变化的挑战，回答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提出的重大课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虽然资产阶级统治已经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正处在上升时期，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开始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日趋显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面临的时代课题，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为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理论论证。马克思正是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南和正确的方向。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呈现出新的特征，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以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新时代。面对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工人运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探讨了帝国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发展规律，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率先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伟大转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为后世提供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范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正值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亡关头，中国社会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封建社会的开明人士推行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也没有取得成功，洪秀全等人发动的旧式的农民起义失败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夭折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使正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找到了新的希望。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道路才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的命运才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但是，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从未遇到更不可能回答过的问题。这是历史和时代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的严峻课题。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面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和时代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又一崭新的课题。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其间有挫折、有教训，也有成功的喜悦。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就的根本保障。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向纵深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空前复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要深入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拨开各种强加于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迷雾，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坚决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也不是随意剪裁的“百宝箱”，如果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特定历史条件、特定情境讲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普遍真理，照抄照搬，显然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而如果凡事都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答案，按照主观需要裁剪马克思主义这个整体，随意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同样也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回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在真学、真信、真懂、真用上下功夫，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指导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较为深厚的学术积淀，其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马列主义教研室，1959年成立了政治教育系，开始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经过历代学人的辛勤耕耘，现已成为甘肃省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基地，学院设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甘肃省省级重点学科。学院拥有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结构合理、业务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近几年来编辑出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连续出版物。为了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升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学院组织中青年教师进行科研攻关，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问题研究”书系。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学科研人员和其他读者提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参考材料，也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简介： 荆学民我是国内较早研究信仰的人之一。1992年，我凭着一个青年学者的激情在我的《人类信仰论》中对人类的信仰进行了没有羁绊的几近于非理性式探游。那时就写下了至今仍沉淀于内心的几句话：“文明造就了自由，野蛮造就了苦难，自由孕育着理性，苦难酿造了信仰。”时隔几年后的1998年，我才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中对信仰做了沉静而理性的研究。又是十几年过去了，至今，由于持续性的“精神苦难”而努力渴望的“重建信仰”，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彻底终结，但却远远没有了那个年代的激情。如今，人们每每慷慨激昂地谈论这个社会的信仰的时候，我是一句话也不说，没什么可说。研究信仰的激情可能传染给了学生林雪原。她师从我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学位（我已经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搞政治传播研究了，但还在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导师），本身又是高校思政课的老师。她选了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这个问题来研究。在我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教育，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是远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一般理论”尚且没有教育好。所以，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的时候，就既不知道如何按照一种信仰去对待，更不知道如何通过一种有效的教育去培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个方面，对于青年大学生来说，高校责任重大。从这个意义上，林雪原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试图想探索一下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问题，就显示出了其现实的和理论的意义，这是她所从事的职业和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使然。能从中多少汲取一些一般性层面的理论营养是我对读者的期望，仅此足矣。这样的一个理由，多少能给我给她这本关于信仰研究的著作写序提供根据。那就写下这些话，是为序。2013年6月于北京东湖湾寓所

简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并逐渐成为人民大众自觉的行动。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掀起传播热潮，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此基础上先进的中国工人阶级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理论，更是实践的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因此，自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有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进入群众、进入百姓生活中，如何使大众掌握并运用这一理论武器的问题--这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纵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画卷，饱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篇章，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个历史画卷所描绘和镌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在“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同时也在大众化和化大众，并在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共生共长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是一个有机整体，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孤立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可能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首先，马克思主义有别于其他一般学说和理论，它具有世界意义而不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理论，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且这种普遍规律就寓于各个国家、民族、地域发展的特殊规律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体现的这种普通规律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显示其民族特色、本土化特点。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世界各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达到一般和特殊的统一，才能在实际生活中使“普遍”得以彰显，使“一般”得到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一般与特殊完美结合的产物，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化。再次，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科学的、实践的理论，都是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而应生的，这种理论的特性，就必然使理论本身要为大众所熟悉、所掌握和运用，并成为大众精神家园的共享产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民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再仅仅限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而且还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为群众所掌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领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空间，从而现实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高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起点，高校是知识分子和知识的集聚地，是信息的集散中心，这就决定了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引进来并迅速传播，起始于大学、大学的学者教授和大学的广大青年学子。大学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传播的基地，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摇篮。大学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培养出了大批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许德珩、艾思奇、胡绳、周扬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无不是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并还将证明，高校将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和主导性力量。民族高校是我国高校和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民族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民族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民族高校的性质、办学宗旨、特殊条件所要求的。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立民族高校以来，迄今已走过60多年的历程，民族高校一以贯之地肩负着民族团结教育和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以及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民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宣传的阵地。民族高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探索了多种途径，采取了多种形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比如，一是通过专业设置、课程教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民族高校，几乎都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硕士点，有相关的本科专业，也无一例外地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通过学科、专业、课程进行立体化、制度化、常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二是通过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高校一般都承担了民族干部培训的职能，通过干训班，对少数民族干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来提高民族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通过这些民族干部的传播作用，达到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和效果。三是通过校园文化活动、第二课堂、网络、媒体、实践活动等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生动、活泼、直观的表现形式来展现，十分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需要认真总结，这对于继续推进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教育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们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和宣传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好的做法，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把这些研究心得和实践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这部研究著作。应该说，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民族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著。当前，马克思主义“三化”研究如火如荼，研究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章、研究报告也很多，教育部专门设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专项课题，教育部社科研究中心每年组编出版一部《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报告》，但专门、系统地研究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著作还不是很多。本书则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视角，分析了民族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的对象、必要性、内容体系、队伍建设、实践方式、工作平台、制度机制、典型案例等一系列问题，初步形成了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这部著作有许多地方还不够成熟，其中有的观点也未必能够得到大家的完全认同，有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验证，但无论如何本书的编写对我们研究高校尤其是民族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是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总之，本书整体上是一部相对比较全面、完整的关于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著作，由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理论研究和实践对接还有个转换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和环境的特殊性，其理论研究和实践方式对策，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完整性，但无论如何，这种大胆、用心、努力对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和研究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徐柏才中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12月

简介： 陈振濂李小汾博士的学位论文答辩顺利通过5年后，经修改补充即将面世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我深感欣慰并表示热诚祝贺。20世纪中国绘画（美术）史学史研究，一直是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学术品牌项目。从研究所成立时起，我们就为自己的发展划出了几个学术基点：（一）是西泠印社史，正逢西泠印社百年社庆，全研究所的博硕士生们都投入到《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编撰中来，试图为百年社庆贡献一份来自大学学子的丰厚研究成果。在当时，这部厚达千页的《史料长编》可谓是史无前例。（二）是近代中国绘画（美术）史学史，主要关注20世纪学术转型时期中国书法绘画史撰述方法从古代文言札记形式到近代白话文学术论文形式再到现代学科与专题研究形式的各种表现。（三）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举凡社团、刊物、新闻、市场交易、润格、师承，甚至欧美对中国书画研究的研究……都构成一个个博士论文的课题，出了一批成果。（四）是鉴定收藏史，鉴于目前鉴定收藏界缺少高端成果，辗转传抄内容重复的占绝大比例。浙江大学又有专业机构“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还率先提出“高科技”+“人文”+“艺术”的鉴定新观念。目前也已经有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问世。（五）是宋代书画史。这是借了浙江大学编撰《宋画全集》的机缘，引导我们的博士生们关注宋代课题并鼓励有兴趣的博士生们投入。已经有三部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当然，不限于以上，有任何研究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在我们研究所获得同样的尊重。学术民主，不搞教授一言堂，是十几年来我们信奉的不二法则。李小汾博士研究的“苏联模式”，就是这一学术格局中的重要成果。近代中国绘画（美术）史学史在百年中，除了由古典学问到现代学术学科的转型亦即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之外，在研究方法上也经历了几波隐含中西文化交流含义的外来影响。我把它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接受同文同种又先行于我们的日本学术研究的影响。陈师曾、傅抱石、潘天寿等所著的《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年表》，皆是其中代表，甚至中国文学史著述领域，也都是同一取向。我在拙著《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版社）中，以专著的形式已经对它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个成果群。第二个阶段，是接受了德国思辨学派的影响，以滕固《中国美术史》、《唐宋绘画史》为标志。我们研究所的沈玉博士对它进行了研究。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一直横贯到80年代的接受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影响，政治与学术混交，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应用成果多达百种，不胜枚举。但作为一种方法论研究，则一直没有象样的、清晰的成果。李小汾的博士学位论文，正是针对这个难度极大的课题而有收获的。在博士论文中，作者从民国时期学术界对“苏联模式”的研究兴趣与纯粹现象引进入手，伸延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以政治立场介入学术从而大力倡导“苏联模式”并逐渐使之从个人的自由学术选择转换为一种体制的刚性构建，从而导致“苏联模式”逐渐从鲜活的研究特色倾向变异为僵硬的教条，并提取出中国美术史学史中“苏联模式”的生态抛物线，指出“苏联模式”在上升阶段对史学的积极推动作用与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翻译便利原因走向僵化教条对史学产生的阻碍作用，等等，以及其中仍然暗含的合理存在因素。立论客观、文献引用详实，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我作为导师对这篇博士论文的质量预期。至此，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在中国绘画（美术）史学史研究方向上，基本完成了绘画（美术）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日本模式”、“德国模式”、“苏联模式”这三大模式的系统研究。虽然20世纪英美、法国的学者也有一些中国绘画（美术）史研究著作，但一则作者为欧美人士，方法以资料汇集为多；构不成一种清晰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模式”，不成系统，故尔无法进入我们的选题视野。我最感兴趣的，是本书所列举的百年中国美术史学史中“苏联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和美学等驾轻就熟的吸收与引用，以及李小汾对之展开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我认为过去可能是政治高压所导致的倾向的原因；但在今天没有明显的政治影响与干预的情况下，可能仍然以各种方式在今天的学者著述中反映与表现出来。因此，李小汾的这个课题，其实也还只是个开始。在今后，依靠同样循序渐进的思维展开，我们也许会找到更多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模式”的作用力，寻找到更多的学术真理。这才是李小汾这篇博士论文的价值所在——能通过一项成果，打开一个思维通道，走向一片新世界，这样有生发力的著作，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李小汾博士学习刻苦，勤勉劬劳，在她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之时，谨以芜文奉序，以张其能力，以显其辛劳，以见其对学术的忠诚，是为序。2014年10月26日于西泠印社甲午秋季雅集顺利结束后一日

简介： 本书所谓的方法论是广义的，贯穿了逻辑、研究法、方法论、科学哲学、认识论以及本体论。马克思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科学当然不是多余的，且对事物本体有所预设。本书的背景和旨趣是对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反思及批判，试图摆脱实证主义的阴影，走出另类的方法论的途径，所以本书的副标题应该是“迈向后实证主义和后经验主义”。安东尼·吉登斯曾说：“实证主义者要等待他们的牛顿和爱因斯坦，不过恐怕他们等错车站了。”然而适合这个时代高度的方法论并非一味反对实证主义的，而必然是辩证地综合的，诚如理查德·伯恩斯坦说的，“一套恰当的社会政治理论必须是经验性的、解释性的，以及批判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