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在我的这一专题研究进程中，也可以明显分为两个异质性的阶须：一是早期在传统哲学解释构架中以简单化的态度去批判和证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它主要表现为我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和前期写作以及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现在看来，在这个研究阶段中，我的学术平台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我既没有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也对现当代西方哲学了解甚浅，当我一口一个“错误”和“批判”的时候，其论断的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更重要的是，我手中并没有真正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二个新的研究阶段是在我完成了“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工程之后重新开始的，准确的时间应该是1998年。此时，我已经初步完成了“回到马克思”的历史性研究工作，并且我手中已经获得了文本学解读的方法。这也使得自己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步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

简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投融资研究中心年度重点研究项目成果。基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和表现特征，分析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深层矛盾，从历史演进和国际分析两大视角透视中国产业政策实施的内外部环境，探讨“十三五”时期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与战略机遇。按照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协调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改革，积极创新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大力提升金融业的市场化、综合化与国际化经营水平，有效统筹运用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和市场工具，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支持体系，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简介：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我们党走过了六十年光辉的战斗历程，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延安时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这一时期是我们党从幼年发展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并且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时期。研究和总结党的这一段历史，是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独创性的实践经验，批判和克服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倾向，对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这就是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使我们党真正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完整的统一，并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从而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延安整风，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我曾经说过：“延安整风是我的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是我的思想解放的老师。”这段历史，我至今仍缅怀难忘。同志们讲到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延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非常必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优良传统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践踏和破坏，我们有责任把党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恢复和发扬起来。延安精神是什么？我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和统一》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在延安时期，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等。这种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永放光芒的灯塔。它不仅照耀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道路，而且也将照耀我们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程。因此，对延安精神我们应当加以深入的研究，并且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把它发扬光大。中央研究院是延安整风和发扬优良传统的一个典型。当然不能说它集中了延安的一切优良传统。因为，延安有很多个方面，党政军民学，都各有其特点和优点，都有延安精神的共性和个性。毛泽东同志说过，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在中央研究院是有的。中央研究院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精神，由马列学院改组成立的。在毛泽东同志做这个报告以前，全党还没有完全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批评过，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言必称希腊”，还批评说，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甚至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现象，是经过整风运动才解决的。马列学院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对翻译马列原著有不小的功劳。但是，在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中，则存在着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学用脱节的现象。在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后，才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的时间很短，所做的工作也不多，尽管如此，它的研究工作的方向，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态度都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当时叫“自我解剖”，这就是自我批评。在一个集体里自我批评，包含着同志之间诚恳的、耐心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这就是批评。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革命队伍内部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作了“自我解剖”。刚才许多同志说我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受教育者，在中央研究院受到很深刻的教育。中央研究院在整风运动中出了一个《矢与的》墙报，开头几期登出了不少有错误观点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去看过。有人以为毛泽东同志去看，就是赞成，所以高兴得很。其实不是这样，他并不赞成。后来，毛泽东同志召开过一次高级干部会，我参加了。我在会上表示，我要介入到运动中去，也就是要“卷”到群众中去。当场有人反对，说，罗迈要“卷”到运动中去是错误的。可能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要“卷进去”就是同他们一样了。我的意思是到群众中去学习，以学习的态度“卷进去”，那时讲要“脱裤子，割尾巴”，就是说不要怕丑，不要怕痛，要敢于揭露和改正错误。我同大家一样“脱裤子，割尾巴”。整风运动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中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突出，在三月十八日的动员会上，群众选举产生了整风检查委员会，这实际上是整风的领导机关。院领导人中只有我和徐健生、艾思奇等少数几个人被选上，多数是研究员和研究生。我们几个人每星期都要开会。开会干什么呢？我们确定了两条：第一条，掌握运动的方向，对于运动的发展要有自己的主张，我们要对党负责；第二条，在整风检查委员会中我们是少数，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接受多数作出的决定，但我们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我们就是这样同大家“卷”在一起的。经过共同的学习，讨论，弄清是非，思想上便逐步取得了一致。一九四二年九月，我由中央研究院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临走前，在全院大会上，我作了一个《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报告，这时会议的气氛，同动员会上闹哄哄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报告完了全场鼓掌，大家情绪很高。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得到了大家的承认。这是我们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自我批评与民主集中制原则贯串到整风运动中的结果。刚才同志们还谈到了如何对待当代青年的问题。延安整风教育了整整两代人，也就是当时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当时，我是中年人，同志们中间大多数是青年人。在当时的延安，老年人不多，有所谓几“老”，就是董老（必武）、林老（伯渠）、谢老（觉哉）、吴老（玉章）、徐老（特立）等，其实他们当时才六十岁左右。那时候，在延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很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离别家庭，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但是很多事情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道理也不太懂，也不真正了解我们的党。究竟怎样对待这些青年人呢？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出来以后，我记得只有政治研究室的李宇超同志写了文章表示不赞成，多数人都赞成《矢与的》上的错误观点，这是一股潮流。对这个潮流怎么看，采取什么态度？党中央认为，这些青年人是革命的，是为了革命到延安来的。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党有责任对他们进行教育。党中央当时这样看待青年人是正确的。我们也是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做的，效果是好的。现在青年人更多，他们的社会经验少，识别能力差，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对他们有许多消极影响。但作为青年一代是没有责任的，应当满腔热情地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人才。当然，青年中也有极少数人，例如“三种人”、刑事犯罪分子以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他们是有自己的责任的。只有这种态度才是对待青年的正确态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在延安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不是同有思想问题的青年人对立，而是到他们中间去，同大家在一起“脱裤子，割尾巴”。这样做对青年来说教育很大，对我们自己也是教育很深刻的。现在五、六十岁的同志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骨干，担当着承前启后的责任，也有责任培养青年一代，用我们自己怎样从旧“框框”跳出来，最后得到思想解放的切身体会来启发诱导当代的青年，作用会是很大的。因此，我有一个提议，希望大家就延安时期的亲身经历写点回忆录。我们都是经过延安整风纠正了缺点和错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获得了思想解放的。用事实告诉当代的青年人，我们有一个延安时代呀！有延安精神这个光荣传统呀！这样做，对青年是会有帮助的。希望召集这次会议的同志，想想办法，组织大家写一些宣传延安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革命回忆录，使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根据记录整理）

简介： 《新青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报刊之一。它从一九一五年创办到一九二六年停刊，前后十年，始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新思想宣传的主要阵地。它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它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它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整个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立下了伟大的功绩。《新青年》和陈独秀是分不开的。他不但是《新青年》的创办者，而且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陈独秀培植了《新青年》,《新青年》也造成了陈独秀的声誉，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新青年》的贡献和缺陷，变化和发展，都是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状况有关的。陈独秀后来成了历史的罪人，然而他在《新青年》时期的重大作用却无可否认，也无需否认。本文试图通过《新青年》，研究分析一下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发展，及其对《新青年》和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显然，这只能是一个尝试。一《新青年》是在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黑暗岁月中诞生的。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就连“民国”这块招牌也岌岌可危。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极力加强其反动统治，悍然

简介： （柏林，《迪茨》出版社，1977年，共411页）《马列主义社会学原理》一书是供大专院校教学用的教科书。该书第一次全面阐述在民主德国发展起来的马列主义社会学，它的目的是：指出了马列主义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特点；叙述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集中阐述对重要的、同进一步形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有关的社会过程，并论述同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进行争论的历史发展及原则。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马列主义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马列主义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结构；研究社会形态及其局部领域的发展和结构，以及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中的公共活动的社会动力”。读者将在第一章中不仅了解社会学研究的特点，而且也将了解“社会学就其对象而言，同其他的社会科学的界限不明显、不严格的”问题。在说明社会学研究的特点时，作者们特别探讨了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全部社会概念，他们研究由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构成的社会总体概念，并写道，这种观察方法对社会学的研究来说是典型的方法。这种观点在第二和第三章中也有更详细的论述和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本书的整个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第一章

简介： 在英国文学史上，勃朗特三姐妹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她们既作为璀灿的星座而闪耀，又作为单独的巨星而发光，至少就夏洛蒂和艾米莉来说是如此。经过一百多年时间的考验，《简·爱》和《呼啸山庄》已经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安妮作为三星有机体的一员，也被带进了不朽者的行列。三姐妹发表的成熟作品只有七部小说，一本诗集。七部小说中，夏洛蒂占四部：《简·爱》、《雪莉》（中译本名《谢利》）、《维莱特》、《教师》。艾米莉只有一部：《呼啸山庄》。安妮则有两部：《艾格妮斯·格雷》和《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数量虽不多，成就却很可观。这些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世世代代的文学爱好者。她们同时代不少更显赫更多产的作家早已湮没无闻，而她们却迄今传诵不衰。自三姐妹署名“贝尔”的三部小说于一八四七年秋冬出版以来，直到今天，评论和研究她们作品的文章和书籍数以千计，同她们的寥寥数本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庞大，而且观点纷繁。“贝尔”们的作品的诞生，绝不是风平浪静的。《简·爱》刚一问世，就遇到评论界截然相反的反应：一方面是热烈的欢迎和赞誉，另一方面是恶意的诋毁和中伤。绝大多数评论对它评价很高，公正地指出了它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深刻”、“真实”、“新颖”、“独创”、“有力”、“感人”，肯定了作者卓越的才华，虽然也指出了写作技巧上的不够成熟、情节的不大可能、感情上的夸张等缺陷。但有极少数评论（如伊丽莎白·里格比和《基督教醒世报》上的评论）嗅出了这颗横扫世俗陈腐观念的彗星对现存秩序的危险性，不遗余力地对它肆意诋毁，斥之为“粗野”、“叛逆”、“反基督教”、“道德上的雅各宾主义”，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人数虽少，但代表了某些权势阶层，因而影响颇大。但是，无畏的夏洛蒂·勃朗特并未屈服。她在同出版者和一些评论者的通信中，义正词严地申述自己的立场，并在《简·爱》再版序中公开作答。她得到广大读者和大多数评论者的支持，而反动阶层和教会顽固势力的代言人对《简·爱》的责难，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这本书的进步意义。艾米莉和安妮的遭遇却很不相同。《呼啸山庄》出版后，遇到的是普遍的冷淡和少数几篇评论的严厉贬抑。这本小说中桀骜不驯的人物性格，异乎寻常的强烈的爱、恨和复仇意识，为时人所难容，被指摘为阴森可怖、病态心理、不道德和异教思想。这使得生性内向的艾米莉陷入更深的沉默，竟至郁郁以终。她死后两年，才出现了锡德尼·多贝尔那篇高度赞扬《呼啸山庄》的文章《柯勒·贝尔》。安妮被认为是三姐妹中才气较平的一个，她的《艾格妮斯·格雷》只受到有礼貌的接待，第二部小说《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虽获畅销，却因它如实地描绘了酗酒放荡的危害，受到猛烈抨击，被斥为感情不健康，低级趣味，题材不是妇女所应涉及的，等等。安妮悲愤之余，写了该书再版序，痛斥评论界对男女作家采用两种标准的不平等待遇。夏洛蒂的第二部小说《雪莉》，走出了描写个人的激情和内心生活的狭窄圈子，试图转向广阔的社会画面，处理工人运动和劳资冲突的重大题材。这是她在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发展，但这一点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评论界因这本小说在艺术上有缺点而表示失望。第三部小说《维莱特》则因回到写个人内心生活的题材，受到普遍欢迎，被誉为夏洛蒂最成熟的作品。这个时期的评论较初期深入一步，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综合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时候，卡尔·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把夏洛蒂·勃朗特同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和萨克雷并列，称为“当代杰出的英国小说家”。乔·亨·刘易斯，一位具有洞察力的作家，最早看出夏洛蒂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现实主义的因素。《普特南月刊》继而指出了她小说中的现实性和民主性（写普通人）两大特色。女作家玛格丽特·奥利方特欢呼夏洛蒂在妇女问题上先进的平等解放思想。具有激进思想的青年作家锡德尼·多贝尔则发现她在老派的外衣下面表现出“光荣的异端思想”，称赞她用想象力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另方面，由于夏洛蒂的三本小说都包含着批判宗教伪善和精神桎梏的激进内容，激怒了宗教界权威人士，再次招致《基督教醒世报》的抨击。一八五五年夏洛蒂的逝世，一八五七年盖斯凯尔夫人揭示三位女作家凄凉身世和卓绝才华的《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出版，掀起了勃朗特姐妹评论和研究的新高潮，并使之带上了作家研究中罕见的个人悼念的感情色彩。评论者们已不限于就书论书，而是结合三位作家的生平和背景，进行全面的考察。一八七七年夏洛蒂第二本传记（威姆斯·里德著）、一八八三年艾米莉第一本传记（玛丽·罗宾森著）的出版，标志着勃朗特评论的新阶段。英国著名诗人史文朋的《简论夏洛蒂·勃朗特》（1877）和《艾米莉·勃朗特》（1883）两篇著名文章，对两位女作家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把有才气的作家分为第一流的“天才”作家和次一等的“才智”作家两类，认为夏洛蒂·勃朗特堪称“天才”作家，而当时声誉已跃居夏洛蒂之上的乔治·艾略特只是“才智”作家。他把《呼啸山庄》同《李尔王》对比，称颂艾米莉为“悲剧天才”。他还比较了姐妹二人的艺术，认为二者的区别是：姐姐所有的作品都富有诗意，而妹妹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首诗。从他开始，此后数十年中勃朗特评论的特点是，艾米莉的声誉蒸蒸日上，而夏洛蒂的光辉却相对地显得有点黯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博学的女作家玛丽·沃德对勃朗特姐妹的文学成就作了五十年历程的回顾。她第一个从民族传统、文学渊源和比较文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她们的创作特点，指出夏洛蒂作品的特征是凯尔特民族性格、英格兰民族精神与法国浪漫主义因素（特别是乔治·桑和雨果的影响）的结合，而艾米莉则是同样的素质与德国浪漫主义因素（特别是霍夫曼的影响）的结合。但她断言夏洛蒂不是一个社会叛逆者，这个论点却未必中肯。夏洛蒂满怀激情地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陈规陋俗挑战，不论在对社会、宗教、妇女和爱情婚姻问题或文学艺术问题的态度上，都表现出鲜明的叛逆精神，虽则这种叛逆精神受到时代和社会以及她本人的出身、教养、环境等方面的局限，时常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二十世纪以来，评论界对夏洛蒂和艾米莉厚此薄彼的态度尤其明显。一些评论者对夏洛蒂那较为浅显的社会批判和思想内容不感兴趣或不合口味，而对《呼啸山庄》那谜一般的耐人寻味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则兴味无穷，涌现了形形色色的“索隐”，形成了“艾米莉热”或“《呼啸山庄》学”的潮流，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逆转，对夏洛蒂的兴趣重新抬头，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评论和传记作品。二十世纪的一些评论者，继续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来剖析夏洛蒂创作的特色。吉·凯·切斯特顿认为，她的巨大的贡献在于通过最低的现实主义（写中下层人的生活），达到最高的浪漫主义。凯思琳·蒂洛森详尽地追溯了夏洛蒂的创作道路，联系她的家庭和身世的背景探索她从幻想到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哈丽特·比约克从夏洛蒂的书信和作品中分析，她平行地提出了妇女问题和工人问题，她的女性的抗议同对艺术上的陈腐积习的叛逆精神相交织。帕特里莎·汤姆森联系乔治·桑和法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探讨了夏洛蒂在妇女及婚姻问题上力图挣脱封建桎梏和清教意识束缚的解放思想。罗伯特·海尔曼从夏洛蒂小说中的哥特因素，探讨她把旧哥特体改造成“新”哥特体的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戴维·洛奇认为，她通过尘世原素（火、气、水、土）的意象，把日常生活的世界和神话世界，社会生活的现实世界和自我意识的浪漫主义世界融为一体。苏联的研究者则重视她的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性质和意义。另一些评论者强调夏洛蒂小说中的主观主义因素。弗吉妮亚·伍尔夫认为她和哈代一样是一个主观主义作家，把她的创作主旨归纳为一个公式：“我爱，我恨，我痛苦。”勃朗特评论中影响颇大的戴维·塞西尔认为，她是第一个主观主义小说家，是普鲁斯特、詹姆斯·乔哀斯等个人意识小说家的鼻祖。他说，正如萨克雷在英国作家中第一个把小说当作有意识地批评生活的工具，夏·勃朗特则第一个把小说当作披露个人情怀的工具。他历数了她创作上的缺点（有些批评显然是过火的）后，认为她的成就和魅力只在于她独特的个性、强烈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她所创造的世界仅仅是她内心生活的世界。但他没有看到，夏洛蒂的灵魂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她偏重写内心生活和个人激情，其中却明确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思想，根本不同于那些远离现实生活、专写“纯”心理的“主观主义”作家。还有一些评论者，从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分析出发，对她的创作动机和作品涵义进行解释。著名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认为，勃朗特姐妹创作的动机是为满足受压抑的性饥渴。他在夏洛蒂的作品中看到赤裸裸的色欲。七十年代有些研究者进而把夏洛蒂的心理根源解释为对早亡的母亲的负罪感和恋父情结（罗伯特·基夫：《夏洛蒂·勃朗特的死亡世界》），甚至把夏洛蒂对弟弟的感情视为“心灵上的乱伦冲动”（海伦·莫格伦：《夏洛蒂·勃朗特：自我表现》）。对艾米莉和《呼啸山庄》的各种“新”解释更是层出不穷。有的说，艾米莉是个神秘主义者，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不是人间的爱，作者的经验是灵的经验（梅·辛克莱；莫里斯·梅特林克；戴维·塞西尔）；有的说，《呼啸山庄》的主题是“不道德的主题上升到道德的光辉境界”（马克·肖勒）。有的说，《呼啸山庄》是作者童年梦境的继续（玛格丽特·莱恩）。关于《呼啸山庄》有无社会意义的问题，存在着壁垒分明的分歧意见。马丁·特奈尔认为它是一本社会小说，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冲突，是对近代文明的控诉。阿诺德·凯特尔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认为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的感情的基础是受压迫者的阶级感情，她嫁给林顿是对希思克利夫的背叛，希思克利夫的复仇则是以压迫者的手段还报压迫者。与此相反，戴维·塞西尔认为《呼啸山庄》不是一本社会小说，它是艾米莉的自然哲学的象征性表露，其中的冲突不是人问善恶是非的冲突，而是宇宙间“风暴与宁静”两种力量的冲突。多萝西·凡·根特认为，《呼啸山庄》与人类社会伦理观念毫不相干，它表现了一种泛灵论的观念。乔治·英什则认为，《呼啸山庄》的意义在于人同大自然——荒原——的斗争。弗洛依德学说应用在艾米莉身上也同样离奇。萨默塞特·毛姆认为，艾米莉创造了一对狂暴地相恋的男女主人公，是受淫虐狂的驱使，而她一生最大的精神创伤则可能是一次遭到拒绝的同性恋。还有人解释说，《呼啸山庄》暗示了乱伦的冲动和禁忌，因为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很可能是同父异母兄妹。这就近乎穿凿附会的猜谜游戏了。有的评论则流于烦琐考证，例如，被誉为艾米莉评论的一个里程碑而多次重印的C·P·桑格的《＜呼啸山庄＞的结构》一文，对故事中各个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进行推算，排出时间表，并用当时的法律来说明两个家族的继承权问题。这显然已越出文学批评范围。总的来说，二十世纪的勃朗特评论脱离了空泛的一般性毁誉，转入细致具体的分折，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作品的主旨、艺术技巧、手法和特色进行探讨，出现了不少有份量的和富于启发性的论著。但随着各种现代批评流派的兴起，也出现了一种脱离作家和作品的实际、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或臆测的倾向，以及一种离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联系而孤立地谈论艺术或纯技巧的形式主义倾向。对三姐妹的生平和创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而做出重大贡献的，要数英国勃朗特学家温妮弗莱德·盖林于六十年代前后出版的四本翔实的传记。勃朗特评论和研究论著数量如此庞大，内容如此驳杂，那怕作一简略的介绍，也非编者所能企及，更不用说加以述评，以上聊作盲人摸象之举，以见一斑而已。就选材来说，要从数以千计的文献资料中撷取精华，萃为一编，原本十分困难，何况又受到两种互相矛盾的条件的限制：一是编者关于材料不够熟悉，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来源不多；一是本资料集的篇幅有限。前者造成取材的偶然性和盲目性，使许多理应收入的重要资料暂付缺如；后者又迫使一些既得材料不得不加以删节，甚且全部割爱。因此，辑选的资料在各个方面存在着不平衡和代表性的不足。例如，早期的评论几乎完全是有关夏洛蒂的，后期的评论也以她所占比重最大，未能反映二十世纪艾米莉评论的盛况；缺乏有关三姐妹诗作的评论；现代的评论未能全面反映各种批评流派的面貌；英国以外国家的评论较少；等等。加之编者水平有限，其他方面的错误缺点也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本资料分为自述、评论、生平资料三部分。自述部分系采用勃朗特姐妹自撰的序言以及书信中有关文学和创作的论述。除安妮的一篇序言外，其余均为夏洛蒂所写，因为只有她留下了这两方面的大量文献。评论部分由于材料的不平衡，不便分类，均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但米丽亚姆·阿洛特的一篇则因涉及勃朗特评论的历史沿革，特列为第一篇。本资料中各篇，凡未署译者姓名者，均为编者所译。所加注释，除注明为作者原注或译者注外，均为编者所加。本书中有些资料，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刘君若教授、威尔奇先生和夫人（Mr.Michael E.Welch and Mrs.Alice Welch）、罗德爱兰州立大学沈法淳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刘致学教授所提供，对他们的热情支持，谨致谢忱。杨静远1981.11.19

简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我们在积极参与哲学体系改革研究的过程中，曾提出了一个试图将实践观点贯彻到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这在当时及稍后出版的几部专著和一些论文中有所体现。但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的建构只是一种前提性、预备性的工作。近年来我们的工作是试图从哲学范式发展的视角进一步发掘和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亦即从哲学范式的发展上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是一种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实践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诸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辩证法与实践智慧、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等问题，进行一种实践哲学的阐释。为了深化这种研究，还有必要将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释拓展到对从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进路的梳理，比较不同阐释进路理论上的得失。此外，对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的反思，也是实践哲学阐释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即从哲学思维范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实践类型的匹配性关系中，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当是构成我们这一系列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或可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范式这一深层上的亲合性，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中国化的可能方式。以丛书的形式将我们近年来在上述问题上的一些思考公之于众，其目的是抛砖引玉，与学界同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陈晏清 王南湜2006年10月

简介：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价值论作指导，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和党的建设活动的特点，从科学实践观、唯物史观、世界史观与科学价值论相统一的视角，重点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价值和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建设党的价值观等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