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关于物质及其构造的学说……应当写些文章，这是一剂良药，可以抵抗‘俄国的不定型的灵魂所吞服的毒素’。……这种毒素……应当把它称为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70页。关于范畴的问题，是任何科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范畴”（категория）这一术语来源于希腊语其字面意思是指“责难”、“揭露”。范畴曾被理解为供词、指示、陈述。后来人们开始用范畴这个词来表示整个系列的现实的对象和现象。现在范畴被理解为最一般、最广泛的科学概念。范畴和其他科学概念一样，表达存在的形式和现象同过程之间的关系。在给概念、范畴、科学规律下定义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实际事物及其性质和关系不依赖于认识的过程、概念、范畴等等并存在于它们之外，认为人的概念只是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性质和关系的映象和复写。唯心主义则把范畴看作是不依赖于客观世界而存在的纯粹的思维结构。例如在康德那里，范畴是先验的，即它们存在于任何经验之前，并且不以客观内容为转移。范畴是纯粹的形式，对于内容完全是外在的、不变的，无论与客体的历史或与对客体的认识史都是无关的。如果说概念、范畴不以客观世界作为自己的来源，那么科学就不具有任何实践的或认识的价值，并且它就不可能存在。承认科学的范畴和概念的客观来源，是马克思主义范畴学说的要点。范畴和概念是客观世界的映象、复写，是同样重要的原理。断言范畴和概念仅仅是符号、工作假设、约定的记号，断言这些范畴和概念从来都不能准确地反映世界，这是不可知论，并且通过不可知论，最终导致唯心主义。既然科学的范畴所反映的是现实世界的这个或那个方面及特性，或是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给范畴下定义的任务首先就在于，揭示什么是范畴的内容，即什么是这些范畴所确定的那些现实的方面、特性和关系。这就涉及给哲学范畴下定义的问题。哲学范畴和部门科学范畴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客观世界的映象、复写和反映。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的科学乃是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统一。在分析哲学范畴时，必须以这种统一作为出发点。揭示任何哲学范畴的实质——这就意味着给它下定义，指出实在事物的那些方面反映在定义中，从认识论的方面研究它，指出它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指出它对建立辩证逻辑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反映的是客观世界以及人类思维的最普遍的联系和关系。因此这些范畴对于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一切领域都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指导意义。物质范畴含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切范畴所固有的这些普遍特征，它反映的是现实的本质方面，即它的物质本性。物质范畴具有重要的认识论的意义，因为它反映认识的源泉，从而规定和指引着对认识论的所有其他问题的研究。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也是解决辩证逻辑问题的出发点。物质范畴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任何范畴所固有的普遍特征，与此同时，它还具有它之区别于其他范畴、以及规定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其他范畴中的内容、功能和地位的专门特性。哲学上制定物质范畴，是为了标志作为不依赖于人和整个人类意识并能在人的感觉和思维中得到反映的客观实在这种特性。这种客观实在的特性是最重要的，而且承认还是否定它们，决定着思想家们的哲学立场。物质范畴的特点也在于，它表达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实质，及其与唯心主义在基本点和主要点上的对立。物质范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其他一系列范畴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首先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表征为唯物主义的，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表征为唯物主义的，并且把它的社会发展理论表征为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在于承认外部世界第一性的原则，承认外部世界存在于人和整个人类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他们，不依赖于任何超自然的、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力量——诸如绝对精神、上帝等等，承认这个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一切唯心主义者在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时，都反对物质第一性的原理。而且正是这条原理把一切哲学家划分为两个阵营，划分为两个互相斗争、不可调和的哲学党派：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与此相关，要揭示物质范畴的内容就必须先研究哲学基本问题，先研究哲学之划分为两个阵营的问题，以及哲学的党性问题，等等。物质范畴既然反映世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的物质的本质，它便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紧密地联系着。列宁写道，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是存在于我们之外并且在认识论上被称为物质的那种客观实在。因此关于物质的问题，关于客观实在的问题，在二十世纪许多主导的自然科学理论中被提到了第一位。由于同时显露粒子性和波动性的微观粒子的客观存在问题，而在现代物理学中产生了客观实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纳入传统的观念。这个问题之复杂性还在于，现代物理学所研究的客体是不能直接被观察的原子和“基本粒子”。唯心主义利用所有这些事实作出断言，同时固有粒子性和波动性的基本粒子不可能是物质的，而只是思想构造物，现代物理学推翻了唯物主义及其基本概念——物质。这些断言并不新鲜，它们只是重复列宁在其经典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严厉批判过的马赫主义者的观点。在其他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中，围绕着客观实在的问题也进行着斗争。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现时代，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同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之间斗争的时代，是最尖锐的思想斗争的时代。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着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的进攻。这决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哲学立场的巩固及其影响的增长。相反，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哲学立场的削弱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所引起的。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的力量的增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思想影响也在增长。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他们竭力企图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科学上的不合理性。唯心主义派别的活跃和它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公开进攻，促使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同时必须在概括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在概括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建设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进一步具体化，并加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紧密联系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紧迫需要，从革命运动的任务出发，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根本问题。他们遵循唯物主义的原理和辩证法的规律解决每个政治问题，并且从政治观点考察每个哲学问题。列宁写道：“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派别’有‘真正的现实的联系’,……”4834983。研究科学范畴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给它们下定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好象是一系列最重要的哲学科学原理的凝结，因此对于它们的定义来说，简短的释义是不够的，而需要完整地综合各种定义，这些定义揭示的是一定范畴所反映的对象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指出简短定义之不足，指出它们的某种有条件性和相对性。例如列宁指出，它们永远不可能包罗现象在其全部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联系。恩格斯写道，唯一切合实际的定义是对象本质自身的发展。恩格斯的这个指示特别适用于象物质这样的概念。物质概念不同于其他科学概念，例如不同于生活、帝国主义等等概念，因为它是广泛已极的哲学概念。不可能用逻辑上熟知的方法给它下定义，即不能通过与之最接近的属加种差给它下定义。列宁在谈到形式逻辑的这种定义时说：“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4834984对于物质概念则不可能采用这种定义方法，因为比物质更广泛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只能通过同与之对立的意识概念的关系，才能定义物质概念。辩证唯物主义的任何范畴的内容只有通过与其他范畴的比较才能揭示出来。给物质和意识这样的概念下定义，这就意味着回答什么是第一性的，什么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回答人周围的世界是否能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并反映到人的意识中来。以上原理正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围绕着这个问题哲学上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千五百多年的激烈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所提供的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定义，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部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形而上学斗争的全部历史的结果，以及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有着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列宁说，物质概念的制定已很久远，列宁并且把它同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联系起来。物质范畴的发展服从于认识的一般规律：即由外部到内部、由现象到本质、由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等等的运动；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由生动直观的具体到抽象，和由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规律；以及通过相对真理达到绝对真理的运动。无论是单个的人、还是整个人类的认识，都开始于直接的、外部的、表面的、常常是惹人注目的现象，并且总是由外部进入现象的本质。由于人脑对感性材料的抽象和概括活动，范畴是在认识的逻辑阶段形成的。它们是与实践相统一的间接的理性认识的结果。“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4834985之运动，即是列宁确定的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的这一经典公式也揭示了认识的历史过程。人的认识的历史不是开始于制定科学范畴，特别是哲学范畴。整个认识的历史和每门单独学科的历史证明，任何研究都开始于直接的材料。在概括现象的多样性时，认识的主体仿佛简化了个别中的这种多样性，并将它统一成一个概念。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援引黑格尔的原理，说逻辑的范畴是外部存在的无数局部性的简化。马克思指出，抽象概念“生产”的合理性在于，它抽出了普遍的东西，确定了它，并因而使我们避免重复。恩格斯说，象“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范畴和概念的主要的意义在于，它们反映事物和过程本质的联系和关系，反映它们的规律性。因此概念本质上不同于感觉，不同于我们在认识的感性阶段所获得的对于各种个别现象的知觉。无论是历史的、还是个人的认识过程，都是由外部的、个别的现象上升到一般的、普遍的本质。恩格斯指出，个别和特殊是认识向普遍和规律方向发展的阶段，而且这给关于运动本性的理论知识的发展提供了实例。“……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4834986。恩格斯的这条原理，涉及到象哲学范畴这类普遍概念的形成以及它们在认识史上的发生。须知，辩证唯物主义的任何范畴在自身中都包含某种包罗万象的等价于规律的定义，或者包含着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规律。因此，任何范畴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都遵循着由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的道路。研究辩证逻辑的任何范畴，都要注意到列宁的这样一条在方法论上极其重要的原理，即逻辑、以至于它的范畴、概念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4834987为了揭示物质范畴的深刻的哲学内容，必须考察这个概念的发展史，指明它怎样随着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丰富起来，怎样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而臻于成熟。与形而上学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是在运动中、在发展中考察事物及其在意识中的反映，亦即概念。列宁屡次指出，辩证法、认识论应当历史地研究自己的对象，必须按照科学的观点细心观察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以及该事物现在变成了什么。列宁说，研究一下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如何理解因果性的，“就会得出无可辩驳的确凿的认识论”4834988。对我们来说，就是需要把这个思想推广到物质范畴上去。研究物质范畴在哲学史上的发展，必将丰富我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念。为了研究在科学认识的每个重大阶段上物质概念是如何丰富的，是如何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所纳入到这个概念之中的本质的东西提炼出来的，就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制定的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的经典定义为出发点。因此，应当注意马克思的如下原理：“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4834989可以这样说，运用于认识的诸范畴，在唯物主义的发达的、最高级的形式中，即辩证唯物主义那里所获得的内容，使得有可能彻底研究和阐明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便由这种或那种哲学体系表达出来的、并在被改造过的形态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组成部分的合理成份。无论是在历史－哲学的叙述中，还是在揭示作为哲学范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观中，我们所依据的首先是：物质范畴不仅仅是认识论的范畴，也不仅仅是“本体论”的范畴。物质范畴是哲学的一切方面和部分的起始范畴。物质概念是科学世界观的中心的和主要的范畴，正如业已指出的，因为它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现实事物和过程的客观存在，以及人的思维有认识它们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和某些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观点正好相反。波兰哲学家叶·埃尔施坦断言，物质概念是物理存在的范畴，她还否认物质范畴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范畴，否认物质范畴不仅仅是物理存在的范畴，同时也是整个现实（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以及我们认识的范畴。4834990从列宁关于物质是为我们所感知的客观实在这一定义出发，我们来考察一下物质范畴同唯物主义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将各种哲学体系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关系，同哲学的党性原则之间的关系。在哲学史上和在自然科学中，唯物主义者曾和唯心主义者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并作了许多努力，以论证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及其在意识中的反映这个最根本的科学原理。不过，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物主义者往往把物质概念同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科学所建立的客观世界的具体图景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明确地回答了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同反映物质的这些或那些特性及其结构的概念之间的区别的问题，以及回答了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同有关物质的个别形态及其特性和结构的具体的自然科学观念之间的联系的问题。物质是科学的世界观起始的范畴，因为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最重要的方面和特性，它还是科学的认识论的范畴。在分析作为现实范畴的物质范畴时，还将考察关于物质同它的存在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的联系问题，考察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特征，和作为实体的物质的特征。物质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范畴，而且是我们的认识的范畴，物质标志着人类知识的源泉，是解决认识论的毫重要问、题的基础。从托马斯主义到实证主义的各个流派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代表人物，都进行着反对作为客观实在的物质概念的斗争。实证主义的各个流派讲究更精致的（与以前露骨的唯心主义相比较而言）方法，把物质当作“形而上学的实体”予以排除。近些年来，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托马斯主义者的著作中，更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歪曲地叙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的物质定义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诬蔑者和赝造者之中，耶稣会教徒古·维特尔占有显著的地位。他的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历史和它在苏联的体系》一书，较之同一类资产阶级出版物的特出的地方在于，该书作者在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诬蔑中更加矫揉造作，把这种诬蔑搞得不易为经验不足的读者所觉察。维特尔的同伙——出版了许多诽谤性小册子的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们，在这方面并不亚于他。在资产阶级知识界中颇为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另一个流派——新实证主义，其代表人物也不落后于新托马斯主义者，他们幻想将“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从哲学和科学中驱逐出去。在国际科学会议上，提出和讨论了有关现代物理学的客体的实在性问题，例如，在一九五四年的苏黎世哲学会议上，著名瑞士物理学家泡利作了《现象和物理实在》的报告，在一九五八年威尼斯哲学家会议上，菲·弗兰克作了《科学的现代作用》的报告。现代改良主义思想体系进一步向右发展，引起了公然拒绝唯物主义世界观。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总是特别轻视世界观的问题。列宁写道：“作为哲学的唯物主义，在他们那里处处遭到卑视。最稳健高明的机关报《Neue Zeit》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而在最近竟无条件地刊登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4834991在近几年被西欧的许多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所通过的新的纲领中，反映了现代右翼社会党运动的领导集团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在这些纲领中，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公然抛弃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转到唯心主义和宗教的立场上去。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写道：“民主制的社会主义4834992……扎根于基督教的道德”。在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发源地是在基督教的学说之中。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对于宗教世界观的颂扬也毫不逊色，它宣称：“社会主义同作为爱的宗教的基督教十分亲近地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宗教不是互相排斥的”4834993。现代修正主义者尾随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宣布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的”进攻是为了批判性地、“创造性地”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声称哲学基本问题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概念仿佛已经过时了。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原理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列宁的物质观点，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发表了意见，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为了尽可能深刻地理解列宁的物质定义，并根据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思想斗争的最新资料使它具体化，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上列宁阶段的最重要的原理进行了讨论。一九五四年，法国进步杂志《思想》（《Pensée》）召集专门会议，纪念作为哲学家和学者的弗·伊·列宁。在这个会议上，从列宁的物质学说的立场研究了同量子力学有关的一些哲学问题。同年末，在波兰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讲座上，举行了关于物质概念问题的广泛的讨论。关于列宁的物质定义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联系问题，关于物质和它的存在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的关系问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许多讨论中都被提出来了。关于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的问题一直是苏联哲学家们注意的中心，他们曾发表了一些有争议的论点。我国曾经争辩过的、现在仍在讨论的问题中，需要注意两种物质概念的问题：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和自然科学中的物质概念。本书的目的在于，为揭示物质范畴的多方面的内容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简介： 本书作者B.B.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1904—1965）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就读于海参崴东方学院东方学系。1925年6月她三年级时，到中国来实习，参加了苏联顾问团的工作。她先在张家口顾问团任见习翻译，1926年2月南下广州，3月起在鲍罗廷办公室编译资料，并任口头翻译。1926年底随第二批国民政府委员北上武汉，在汉口继任鲍罗廷办公室翻译，兼文书工作。在这里，她和苏联军事顾问 B.M.阿基莫夫（西林）结婚。大革命失败前夕，她随部分军事顾问离华回国。本书原名为《革命中国两年记。1925—1927》，1965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第一版，1980年再版。1971年美国斯蒂文-利温把此书译成英文，书名为《苏俄顾问游记——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台湾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出版了节译本，书名为：《苏俄在华顾问回忆录》。本书是作者对于1925—1927年在中国任职期间的回忆。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原是她的丈夫阿基莫夫少校1956年离休后计划与她合写的回忆录。但由于他过早去世，只得由阿基莫娃独自完成。六十年代，苏联出版了一批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回忆录，目的是为了肯定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本书是其中之一。从1923年下半年起，共产国际和苏联应孙中山之请，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和各种专家，他们克服了经费不足、装备不良、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困难，援助了中国革命。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正如中共中央1943年5月26日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共产国际以它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1924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写的就是从国共合作形成后到北伐战争胜利，及至国共分裂的那个时期。然而，也应指出，就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右倾，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估计不足，对国民党估计过高，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派来援助中国革命的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全部是向国民党军队提供的。蒋介石、汪精卫勾结帝国主义背叛革命之后，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顾问也就站不住脚，人民群众奋勇斗争取得的革命成果大部付诸东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大革命的失败，客观上是因为阶级力量对比太悬殊，人民群众尚未能积聚足够的力量，主观上则是由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所造成，而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右倾也是主观因素之一。尽管如此，这本回忆录仍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资料。省港罢工、郭松龄倒戈、三·二〇事件、收回汉浔租界等重大事件，冯玉祥的国民军、广州黄埔军校等在书中都有反映。有些事件和重要会议，作者是目击者，所以她能向读者提供生动的材料。1926年3月以后，作者在鲍罗廷身边工作，因此她能将经常出入鲍公馆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陈友仁等作一番描述。而对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张太雷、陈延年等，作者则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了与之共同战斗的岁月。读者还可以看到宋庆龄为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努力奔走的情况。胡志明同志在异国土地上为祖国解放事业而辛勤工作的某些侧面也展现在读者面前。也许，以上种种情况乃是本书在苏联一版再版，在美国和台湾各有译本的原因。二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从人们的装束和习俗等琐事，烟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给人的印象，到广州、武汉政府时期的革命活动及重大政治举措，作者都作了较多的描写。如1926年广州庆祝十月革命九周年的盛况和关于放足运动的记述则把人们带到了近六十年前热烈的革命氛围之中。作者以感人的笔触传达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总之，这本书为我们研究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大革命的关系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史料。本书在个别事件的时间、引文方面有不够准确之处，文中只就比较重要者作了注释。本书的有些地方作了删节。杨云若一九八三年五月

简介： 本书从社会认识的概念入手，把认识论与社会历史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社会认识的四种历史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认识模式，分析了社会认识活动的基本过程、层次、向度，归纳出了科学的社会认识的方法论原则，建构了“社会认识论”这一新的哲学分支，为揭示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做了大胆尝试，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该书内容涉及广泛的知识领域，文中运用符号学、语言学、人类文化学、传播学、解释学、心理学、决策学等学科观点，结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诸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对“社会认识论”的本质、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

简介： 本书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把握西方和东亚公共哲学研究热潮兴起的问题意识与功能预设，在比较的视野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的当代价值是公共事物治理的基本规范。系统分析了西方和日韩公共哲学的理论途径和概念界定，借鉴中国学者关涉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的研究途径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公共性的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的特质。在马克思思想自身发展的途径上证明这一界定的合理性，以及以此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的逻辑理路。

简介： 《辩证法的效价》根据辩证法的三个阶段（黑格尔，马克思，以及最近一些后结构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攻击）对从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把它们置于商品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借鉴卢梭、卢卡奇、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和阿尔都塞等思想家的著作，通过论述辩证法从黑格尔到今天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通过论述“空间辩证法”的形成，对辩证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综合的看法，有力地驳斥了德勒兹、拉克劳和穆夫等人对辩证法的攻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自己认为，这本书是他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品。

简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是当前理论界面临的重要问题。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启示，也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总结经验，其目的是力求从不同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进步，概括说来就是研究范式实现了由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通过近年来的讨论，哲学界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讲，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唯物史观。这一探讨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恰恰是深相契合的。纵观长达上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实质乃是一个中国人不断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历史过程，也是不断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深入认识的过程。唯物史观的引进和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不是一个形式主义地吸收外来东西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民族形式和传统内在生成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主体长期探索的结果。清末史学革命为唯物史观的传入揭开了序幕。19世纪末由严复、梁启超掀起的史学革命是历史观的革命，它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前提。此后，围绕历史观的两大基本问题（是思想观念还是现实利益，是人民大众还是英雄豪杰，两者之中究竟哪一方面更具有历史意义）的争论，影响长达近一个世纪。从体系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上思考中国近百年发展的历程，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民族化是一条根本线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来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条主线。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实践的不同需要，形成了不同的形态。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是以人民解放为本位的群众史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不忘人民利益，所形成的是以人民利益为本的生产力史观；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唯物史观在不同历史阶段几种主要的具体历史形态。按照恩格斯所说，历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但是这个历史观要应用于各个民族国家，必须借助于辩证法；而辩证法，按照列宁所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以按照我的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都是它的支持系统和保护系统。我认为应当从历史观角度来重新理解、思考这些问题，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如果我们把历史观作为实质性系统的话，后面几个方面就是它的形式系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从事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从各个层面，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知识结构来研究。无论是版本研究还是概念研究，原理研究或者马哲史研究，都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10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给我们的启示。要使自己的成果有生命力，就要自觉地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进程，参与我们党解决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为世界或者全球化提供新的理念的进程。从我国当前理论界的研究来看，虽然看上去似乎也很繁荣，但是真正既具有理论的创新意义又具有时代和现实价值的成果却是凤毛麟角。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方面拘泥于旧的思维范式和意识形态禁锢，不能自觉吸纳和接受外来思想，而满足于在自己的学术圈子内自说自话，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裹足不前；另一方面，一些中青年学者在立足学术拒斥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下，转向纯粹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尽管有不少的论文和专著问世，但却自觉不自觉地规避了现实问题，对中国当代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视而不见，也难有真正的理论建树。由此我想到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学术大家，无论是王国维、陈寅恪等，还是金岳霖、冯友兰等，他们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寻找思想基础。只有这样，他们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既具有理论的意义，又具有现实价值。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该学习这些学术前辈的精神，才能有所建树。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时代状况和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生命力究竟何在？我们应该如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来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不断回到马克思那里，不断反复阅读且深入理解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理解马克思真正的思想，仍然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客观地说，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深了，而是太浅了。如果不能深入阅读和体悟马克思的著作，就无法对当今世界国内外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种种理论思潮作出具有深度的回应。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既不应该厚古薄今，也不应该厚今薄古，而应该把每一种思想、每一个人物都置于其历史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去理解和研究，并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时代维度中予以客观评价，尤其不能抛开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而仅仅热衷于对当代种种思潮流派作实证主义的、缺乏批判的理论研究。就此而言，我认为，李西祥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研究》这本专著，是重新解读和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西祥是我的博士生，他读书非常刻苦勤奋，对问题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基本思路是从辩证法的维度来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即试图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结合起来，把马克思哲学阐释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为一体的哲学。我认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这种阐释，确实是立足于当代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之后对马克思哲学的探讨基础上，在对马克思哲学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推进。这一阐释，既凸显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辩证法维度，使我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从辩证法的维度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一个深度推进，特别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把辩证法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予以理解的一个理论反拨。这一理解是切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的，也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西祥从四个方面即理论和思想渊源、发展历程、基本内涵和基本维度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从一个重要的维度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新的阐释和理解，对于突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范式，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西祥留在哲学所工作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早期西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有所涉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也有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他的思想的理论根基和学术旨趣仍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意图在于拓宽学术视野，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也是当前学界的热点，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吸收理论资源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支撑，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希望他能够在这一道路上有所收获。李景源2012年9月

简介： 本书在简要概述我国教科书等关于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权威观点的同时，以于光远先生相关观点为例，阐述了重新审视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必要性，本书以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原文为根据，分析说明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命题，是一个引证他者——即全部哲学家问题的命题。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起源于远古时代愚味无知的论断，是从根源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否定性的说明。他关于本原问题、两大阵营以及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论述，都是对他人的问题、他人的学说本身的引证、客观叙述，并不直接等同于恩格斯本人的问题和学说。恩格斯关于“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重要的内容，暗含着哲学基本问题本身和哲学体系思想这个命题暗含了马克思哲学观、历史观与全部哲学的根本对立，暗含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观上、哲学观、历史观上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命题对于我们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对于纠正我国传统观点的误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书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既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专著，也适合于干部、学生阅读和参考。

简介： 该书作者，其主旨是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本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的认知研究领域，并以此为指导，从中微观的视域系统考察实践认知的心理基础和心理机制，以及身体认知的特点和基本规律等问题。应当说，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首先，该课题涉及学科多，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分析哲学、现象学、实验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其次，学界尝试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鲜有。在该书中，作者阐明了身心可塑性和认知可塑性，提出“实践身体”“实践世界”和“实践世界阶梯性”“实践认识阶梯性”等范畴，认为，虽然“实践身体”“实践世界”等范畴所包含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有所论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有所关注，但是，由于时代局限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没有进一步展开，当然也没有明确提出上述范畴。该书成果是具有开拓的意义的。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和认知思想系统化，并创新性地阐述“实践身体”“实践世界”和“实践世界阶梯性”“实践认识阶梯性”等范畴，用认知科学、心理学的相关成果丰富和发展了这些范畴；其二，基于对上述范畴的丰富和发展，初步构建了“实践唯物主义认知观”的框架，并且通过改造“丰富环境”“标准环境”和“贫瘠环境”等概念，系统地论述了身体认知功能及其可塑性，认为，身体及其认知不仅是血肉之躯，而且具有文化历史性的内容；最后，据此，系统论述了身体认知功能和心理认知功能在实践活动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实践是身体认知和心理认知产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这两者交互作用的场域。当然，作者和学界其他相关学者，还可以在该书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展开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作者提出了关于实践世界阶梯性和实践认识阶梯性的论说，认为不同阶梯的实践世界是以不同实践方式开展活动的。这一论说不仅深化了对实践认知哲学的研究，而且也为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实践认知哲学的基础，有助于诠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知的阶梯性，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分阶段进行、阶梯性发展的合理性。不过，这方面的问题该书涉及的不多，所以，作者和学界相关学者需要今后进一步推进这方面问题的研究。第二，以实践世界阶梯性和实践认识阶梯性为基石，汲取当今涉身认知科学的新成果，把中国心学融入当代心灵哲学。中国心学内容丰富，王阳明对其系统化，但此后没有获得批判性的发展。当今西方心灵哲学逐渐和认知科学相互融合，互动频繁，由此形成了许多理论框架，这就为中国心学现代化提供了契机。如果能够以实践世界阶梯性和实践认识阶梯性论说为基石，从身心统一观出发，必然能够推动中国心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化，促进其与当代心灵哲学的融合。第三，作者把实践作为认知活动的基础，把吃、喝、住、穿等作为身体实践活动的基本方式，并将它们视为人认知活动的始发点。这也有助于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哈耶克经过“社会主义大论战”后，继承了马赫（《感觉的分析》）衣钵，撰写了《感觉秩序》，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心智认识论基础。列宁曾与马赫针锋相对，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推进到感觉认识领域，论述了感知的基本特性，批判了马赫的唯心主义感觉理论，但是，由于研究的侧重点和内容的不同，他的这种批判还不能直接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抗衡自由主义经济学心智认识论基础提供方法论指导，虽然它给予我们许多重要启示。因此，只有把实践身体和实践世界认知置于基础的地位，完善实践身体认识论，才能展开对马赫-哈耶克的心智认识论——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认识论基础的批判，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当然，在这方面，包括作者在内的学界相关学者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祈望作者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下去，在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科学技术哲学的认知研究领域方面获得更大的丰收。叶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