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为我们积淀了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古今中外，许多哲人都认为“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增广贤文》），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战国策·赵策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汉书·贾谊传》）。该书选取了古代的为政、民本，清正、廉洁，节操、品德，学习、修养，哲理、事理，选贤、任能六个方面的150个故事，并对其进行解释，提出对今人的启示。每个故事，按照四个层次来写，该书的具体写法是：先介绍故事原文，接着对原文的来源及作者进行介绍，然后对原文进行详细解释，并翻译成白话文，最后，进行点评，提出富有哲理的启示等。该书对于人们做人做事都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简介： 高校政治教育管理队伍建设，是指高校组织系统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目标和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任务，依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客观要求和人才成长规律，通过发挥科学管理手段的各种功能，有意识地运用高校系统内外的有效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队伍的群体结构和个体结构化的过程。

简介： “在历史的急转弯时刻、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苏联文学给人类的艺术文化开辟了发展的新阶段”4823145。对于世界文学的这个阶段来说，最重要的和具有特征意义的事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和新的特点，在于它同当代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牢不可破的联系，在于同社会主义的思想、理想和崇高精神的牢不可破的联系。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中，社会主义时代的本质特征是：前所未有的世界的诞生，建设这个世界的新的人的诞生，新与旧在生活中以及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观念、传统、习惯的束缚的人自己身上的尖锐冲突，都被极其鲜明地、真实地描绘出来。不消说，苏联文学的历史，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而且正是这个创作方法决定了它的主要的革新本质。社会主义革命为适应新的条件、新的世界观的创作探索开辟了广阔的领域，把以前被压制的力量全部予以解放，为文学同生活之间、作家同起了根本变化的社会之间崭新的相互作用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文学就得解决它从来没解决过的一些问题了。革命一胜利，许多作家（马雅可夫斯基、勃留索夫、勃洛克）就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虽然并不是人人都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有人是来不及，有人则是力不从心。勃留索夫把苏维埃时代称作“创作的时代”。“先前那些时期的诗歌，专制时代的诗歌，”他写道，“只知道提出强烈的抗议，不然就是离群索居，冥思苦想；现在诗人可得拿出创作劲头来了。从过去的时代是找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样的……诗歌必须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写出‘创造的抒情诗’。”社会主义革命，据勃留索夫看来，给诗歌打开了新的远景：“现在人跨上了新的一个梯级，从这里可以达到使整个人类都成为他的真正故乡的地步了。过去只是模糊地预感到的艺术上的可能性已经在望。诗人们应该学会讲他们的前辈没有讲过的事。”4823146现在不难看出诗人想法中的不确切的地方（特别在对“过去的文学”的评价方面），但是其中主要的一点：感觉到文学所面临的是空前未有的新任务，证明诗人的眼光是极为敏锐的。这一切：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崭新的创作任务，都是检验给革命时代作伴的那些不同文学流派和理论有多大生命力的决定性标准。当前，客观的观察家把苏联文学的作用比作洲际导弹的射程，强调“世界上没有一块地方是它所达不到的”（萨迦特·扎基尔语，印度）4823147。这里首先指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虽然并不是所有说这种话的作者都能透彻地认识这一点。这位印度作家接下去说：“苏联文学给社会主义现实描绘的图画，把它的光辉灿烂的面貌充分体现了出来，这使它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不仅仅在苏联国内，而且加强了全世界的进步运动。正因为这样，甚至苏联的敌人也不能无视苏联文学，而不断进行宣传反对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根本方法，而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也是最进步的、最有成效的流派之一，它从其他社会主义文学中以及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作的许多作家创作中亲近的现象得到鼓舞。在世界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其他友好的流派进行交流，跟敌对的流派作斗争。这一切对苏联文学的发展和世界文学的进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促使二十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活跃起来，投入积极的行动，这是不容置疑的。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学中，在库普林、蒲宁、魏列萨耶夫以及其他作家的创作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些作家都受到了高尔基天才的影响。十月革命后，一直到我们今天，在许多国家的作家（托马斯·曼、查理·斯诺、海明威等）的创作中也可以明确地看到类似的过程。尽管颓废的现代主义流派进行种种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巩固了现实主义的威信，巩固了同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艺术的威信。近几十年来，批判现实主义在西方又达到了新的繁荣（在西方，否定的精神占压倒优势的理由是太多了），自然，这反过来也不能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反影响。不仅仅上一个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且二十世纪的那些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在创作上获得很多成就，丰富了文学，对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是不能不屑一顾的。但是这个影响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不同，只在一定的界线之内，就是说，当那些弱点（促使高尔基和许多苏联作家寻求途径来把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美学基础加以革新的，就是这些弱点）随同那些优点一起，没有跨越这个界线的时候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各种各样的反现实主义流派积极活动起来，竭力保持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统治地位，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创作探索和读者的意识施加影响。这些流派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自己的主要敌人，不是没有根据的。批判现实主义对于这些流派的攻击，即使在它们尚未获得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支持而在蛊惑宣传中把戏也没耍得这么鬼的时候，也是招架不了的，尽管它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在玩这种鬼把戏了。只要指出这些流派给自己取了“现代派”、“先锋派”这样的名称就够了，它们取这些名称就是要表明，只有它们才能够起当代最新的、最先进的、最高的艺术的作用。我们也只能使用这些自我标榜的名称，但不是因为，例如，“现代派”这个名词“对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到我们这时代止，作为对现实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那些最新的文学现象的总和来说，是兼收并蓄的，也是最客观的”，从而要比“颓废派”这个名词好得多，因为后者“包含着贬抑的意味（‘没落’的时代）”4823148。不由得想问一下：显然是抬高身价的名词对科学有什么用处呢？事情很简单，我们是因为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名称才使用这个不确切的名词的。我们使用它，明明知道它是名不符实的。而且这也不单纯是名词之争。十分明显，自封在这些场合不仅仅是美学斗争的手段，还是进攻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C.柯年科夫提到了这一点，他是指现代主义的一个变种——抽象主义说的。“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抽象艺术。它也有自己的旗手。把斑斑点点毫无意义地堆在一起，原来并不是这么天真无邪的。”4823149肖洛霍夫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的讲演中也谈到了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斗争：“现在人们常常提到所谓文学先锋，意思指的是在形式方面所作的那些最时髦的试验。在我看来，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那决定我国人民生活特点的新内容揭示出来的作家才是真正的先锋。”4823150当代世界文学中卓越的长篇小说大师强调指出他指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扼要地但是明确地从这个讲台上（在这之前和之后，这个讲台对任何一个流派的艺术家都提供了方便，就是不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陈述了苏联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所遵循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原则和美学原则。但是当代真正先锋文学的这股强大的吸引力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却不择手段加以削弱，主要的矛头是针对第一个铺平了新的道路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近几年来，资本主义各国，首先是美国的各种各样的科研中心，对于苏联文学的情况特别感到兴趣，如果以为这不过是偶然现象，或者是“纯学院气”的表现，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一九六四年初，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开了好几次会研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情绪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弗斯·马修森，老牌“专家”之一，主张：“我们应该想尽办法来鼓励自由的（请读作：反苏的——本书作者）文学在俄国滋长，但是不能把这事跟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混为一谈。”“专家”认为需要事先讲清楚，那些可以指望的作家在政治意义上说并不站在美国一边。“但是我们的利益是吻合的”4823151。这些利益的实质在于动摇苏维埃意识形态。同时美国和西欧的苏联文学“专家”确实“想尽办法”来歪曲过去和当今的苏联文学发展的性质和方向。瞧，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的Bc·谢契卡列夫的《俄国文学史》（什图特加特，196年）中对这个发展是怎么说的：“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俄国文学分成两股潮流，大约在一九三〇年以前这两股潮流是并行的，有时靠得近一些，有一个时期甚至快合并到一起了。从一九三〇年起，两者却越离越远。俄国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它的传统只有在国外被继承下来；至于一九三〇年以后，文学在苏联的遭遇已经同艺术没有多大关系，因此不能用美学标准加以衡量。”诸如此类的“学术研究”完全可以撇在一边，即使从起码要尊重事实的观点看，它也根本站不住脚的。但这类“著作”并不是供给研究苏联的专业人员用的，它们在西方层出不穷，跟“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手段一起干着欺骗蒙蔽的肮脏勾当。在这些“专家”的指导下，正在大力培植一大批搞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年轻专业人员。发表了各个等级的研究苏联文学史的学位论文，出版了几十部书。姑且提两种来看看：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的博士论文《一九一七——一九三四年间的苏联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和俄亥俄州的一个大学教授乔治·乌拉诺夫的博士论文《谢拉皮翁兄弟》（巴黎—海格，1966年）。这些东西的反苏倾向是一目了然的。但在最近几年中它不再采取不久以前那种赤膊上阵的作法了。显然，在美国国内顾客的口味也已经有所不同。何况这一项产品主要还是为了出口，其中包括供应国际修正主义的需要。不论哪一种场合，赤裸裸的反苏宣传是吃不开的了。需要讲点道理出来，至少要装作讲道理的样子。当前，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反苏“神话编造”的“风格”新标志是摆出一付学术研究的架势。例如，乌拉诺夫的那本《谢拉皮翁兄弟》书末开列的参考书目是多么长啊！初出茅庐的读者一看这张书单，谁还能不对作者科学的客观态度肃然起敬……但是尽管题目不同，这两种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著作”连起码的科学的客观态度都是没有的。形状不同的材料全都放进事先准备好的模子里挤压一遍。经过这样处理，材料的特点已经所剩无几：一般来说它们都是清一色的，为一个目的服务。什么目的？读者读了叶尔莫拉耶夫书中的序文就可以自己作出判断，在那序文中对于指导作者把学位论文改写成书的格列勃·司徒卢威教授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这个司徒卢威不是别人，就是专给外国反苏谰言写序文的那一个。乌拉诺夫的那本书也是在大名鼎鼎的形式主义卫士R·雅各布逊以及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谢契卡列夫的帮助下修改而成的。但是在这类“研究著作”中，人们印象最深的，也许还是美国政治情报委员会主席杰克逊将军所订原则的作用：“在对共产主义进行意识形态的战争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破坏行动”。破坏行动，在象苏联文学这样的领域中，当然不能采取不承认苏联存在着有才能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的作法。这样太愚蠢了，不会有成功希望的。“在苏维埃时代，俄语成了最活跃的国际语言之一。它在西方和东方各国，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各大洲广泛流传。”4823152现在青年男女学俄语的非常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是瞒不过他们的。这些研究文学的“苏联学家”们的主要目的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任何一种制度的国家都有优秀人材，这意思是说，应该受到怀疑的，不是苏联文学存在着优秀的作家，而是它那跟社会主义社会相联系因而受到了控制的思想和美学的方向，应该把苏联文学中被认为了不起的一切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才是。但要知道，最优秀的苏联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坚定地、热情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一点，研究文学的“苏联学家”也不想予以否定。而怀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也太笨了。但是那些“苏联学家”依旧振振有词地说，事情还不是一样：一个作家信仰什么可以随他的便……文学可是遵照自己的特殊规律和原则发展的。而“特殊规律”不知怎的，经过他们一解释，多半就跟社会主义世界观和社会生活的原则势不两立了。那么，优秀的作品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从那些已在十月革命前形成的传统中去找源头：找的不是旧现实主义的传统（这是更糟糕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发展前途）就是现代主义的传统，据这些文学“行家”说，后者更符合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探索，完全可以作为艺术发现的根源。这样，发了霉的老调子——说社会主义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高度艺术文化——又重新抬头了。把这个老调子刷一刷，重新抹上一点点油漆，至于抹些什么样的油漆，那就得看司徒卢威、雅各布逊、谢契卡列夫及其门徒们要说些什么，说的是谁而定了。叶尔莫拉耶夫的力量集中在直接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政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说成只是“苏联共产党政策的产物”。没有必要对这个狂热的反苏分子的谰言逐条加以驳斥。但是置之不理也不行：这些东西由于摆出学术研究的架势，甚至在不少同情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头脑里也引起了混乱。这个新得学位的“苏联学家”的“结论”，其武断的程度正跟毫无新奇之处相等：什么苏联文学的经验证明，新的艺术珍品也好，新的美学理论也好，都不可能产生。原因呢，还是在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标准。真该给苏联文学从其他源头去找标准了。从什么源头呢？哪儿去找呢？雅各布逊和谢契卡列夫也很关心这一点，他们又是自己写文章，又是以监护人的身分出来表演。例如，在他们指导下写出来的乌拉诺夫的书，主要目的就是要证明Bc·伊凡诺夫、K·费定、H·尼基丁、B.卡维林这些作家只有在他们参加“谢拉皮翁兄弟”这个组织时才作出了自己的新贡献。这本书为形式主义辩护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猖狂的攻击。作者不光是眉飞色舞地谈到Л.隆茨在二十年代初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争论（凡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加以庸俗化的人都被他归到马克思主义批评方面）；在他看来，苏联文学批评思想的整个发展到了B·波梁斯基（列别杰夫）、Б.阿尔瓦托夫、Г.戈尔巴乔夫就完结了。也许，这不过是一个落后了半个世纪的人罢了？无疑地是这样。但是当代世界文学研究的怪事之一，就在于半个世纪以前的、甚至还要早得多的美学原则和艺术流派被挖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这只是具有苏维埃思想意识的人看来才是咄咄怪事。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条件下（文学流派也被卷入了这个斗争），这可是精心策划的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透视它的实质，其实也不难。社会主义的敌人由于全世界对俄罗斯、对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学、对俄罗斯文学所反映的苏维埃生活方式的兴趣越来越大而寝食不安。单靠造谣毁谤是扑灭不了这种兴趣的。能不能设法把它从主要的现象转移到次要的现象——对苏维埃政权的创举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的甚至对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的那些次要现象上去呢？当然，这也是一条造谣的路，不过在这个场合，谣言可以用冠冕堂皇的学术研究装扮起来而冒充为真理。何况这也是俄罗斯文学呢。在由福特、卡内基等基金会作后台的那些“研究中心”，这种形式的谣言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意义。把注意力集中在二十年代的文学团体和流派，特别是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那些，司徒卢威、谢契卡列夫之流的门徒们抛出了一个标准的论调：这些流派的活动是被强制取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人为地强加于苏联文学的。V.埃尔里赫《俄国形式主义。历史和理论》（1955年）一书中的序言和许多章节都竭力使读者相信，形式主义在苏联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危险的一种学说而被消灭的。苏联文学史经过这部“学术著作”一研究，竟然变成了一份牺牲者名单。在形式主义受到埃尔里赫和谢契卡列夫追悼之后，就轮到那些从来没有受到他们中哪一个青睐的团体了。我的天，叶尔莫拉耶夫的“研究”中装进了多少“牺牲品”哪！“锻冶场”的诗人们成了苏联文学界的“牺牲品”：他们“心地太善良，想得太美，政治上太幼稚，在苏维埃环境中太不合时宜了”。“山隘”成了“拉普”的“牺牲品”，就因为尊重艺术、尊重创作过程的自发性、尊重作家的个性。接着威风凛凛的“拉普”自己也成了“牺牲品”，原因呢，据说是为了不愿意粉饰现状。总之，全部苏联文学史是按照中央情报局的旨意或者美国流行的那些描绘拐骗、凶杀、强奸、恐怖的侦探影片的公式炮制而成的。但是这些专门对苏联干破坏活动的伪造者们的勾当，要不是指望能得到某些美学家的响应和支持是不会那么成功的，这些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是排斥列宁的文艺方针，把颓废的现代主义流派当成先锋，却又认为现实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符合我们这个世纪的要求。罗杰·加罗迪、恩斯特·费歇尔怎样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根本原则，苏联读者是很清楚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一系列批评家干着类似的不值得尊敬的勾当，他们写的文章与其说是介绍苏联文学，倒不如说是反对苏联文学。《外国文学》杂志登了一篇南斯拉夫诗人拉多凡·佐高维奇访问记，对于这篇文章，读者是不可能不注意的。其中举了一些雄辩的例子，说明在模仿西方的影响下如何对苏联文学采取了不客观的态度。在被问到现代派在他的国家起着什么作用时，诗人回答，“现代主义依旧是主宰，即使不是思想的主宰，也是言论、编辑部、奖金、广告等等的主宰”。这样就导致了“现代派诗歌的泛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老一辈作家、中年和青年一代的若干代表，恰恰就是创造真正的文学的这些人，实质上，他们不管非现实主义的时髦玩意儿多么流行，写出了现实主义的小说和诗歌。”4823153但是专事模仿的“小型流派”既然能广泛存在，这样的环境是无助于确立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质的正确概念的。对苏联文学全部经验的阐释也是用十分错误的观点进行的。南斯拉夫某些批评家认为，对那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有关的一切重新进行一次审查，乃是最“迫切的回顾”。这个“重新审查”在客观上是跟美国的“苏联学家”正在起劲地编造的神话相呼应的。当然，以共产党人自居的人们所制造的神话跟为了资产阶级宣传的需要而搞的“神话编造”是有某些不同的。但是他们所持的理由同我们早已熟悉的来自非社会主义阵营的说法如出一辙。然而这毫不足怪。这些作家怎么能够认清社会主义“自由化”的真正本质，看透拥护“自由的社会主义”的人们所提出的“民主自由”这个要求的真正本质呢。请看，П.布罗兹是怎么描绘苏联的文学艺术的：“苏联艺术，在二十年代，特别在列宁生前，以它那特别丰富的色彩、植根于社会主义的勇敢的先锋主义把整个文明世界迷住了，曾经贡献了一大批站在最高的文化水平上的难忘的名字，如：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皮里尼亚克、爱森斯坦、梅耶荷德、塔依罗夫、瓦赫坦戈夫、康定斯基、马列维奇、塔特林以及其他许多人，这个曾经以它的民主主义、崭新的风格和多样的形式引人入胜的艺术开始僵化了，市场上充斥着文学和音乐的破烂，泛滥着粗制滥造的绘画。辉煌的试验、革新、探索的时代结束了，平庸的文学的王国带着几乎普遍地向过时的陈旧风格倒退的普遍的返惰性一起来临了。”“陈旧的风格”，这当然是指现实主义。如果相信布罗兹的话，苏联文学胜利发展，一共不过五个年头，就是在先锋主义“欣欣向荣”的时期。到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之后，先锋主义“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这么光辉灿烂的”，它那自然的发展就被强迫“停止了好几十年”。试问，谁能把“马克思主义者”布罗兹的观点跟资产阶级学者谢契卡列夫的谰言区别开来呢。布罗兹当然知道，马雅可夫斯基、爱森斯坦、瓦赫坦戈夫以及他在文章中提到的其他若干人的名字，在我们这儿是极受尊敬的，尽管他们早期爱好现代主义，而且这倾向是表现得够明显的，“特别在列宁生前”。但是我们懂得，而且认为难能可贵，这些艺术家的创作越是紧密地同社会主义现实、同人民的需要相结合，那么它的意义就越大。而布罗兹就是不喜欢这一点。他跟着谢契卡列夫断言，我国十月革命后艺术中的一切“巨大成就”都得到国外去找归宿。一九二四年以后到“国外”找避难所，这是指哪些苏联艺术的“成就”而说的呢？当然，指的不会是苏联文学在全世界受到越来越大的欢迎，不会是苏联影片向世界银幕的胜利进军，也不会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或者我国芭蕾舞的世界声誉……要是相信布罗兹的话，这些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用来证实苏维埃国家在列宁逝世以后“失去了”艺术领域中的崇高地位这个荒唐谰言的，作者只限于引用一种说法，而且又是那个谢契卡列夫说的：俄国形式主义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批评家CB.鲁基奇则进一步“扩大了”苏联先锋派现象的范围。批评家在《革命和标准》一书中，后来又在同B.谢尔宾纳争论中谈到了俄国文学在二十年代所取得的特殊成绩。是哪位俄罗斯作家给人类造了这么大的福，而且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是流亡的作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批评家把我们这儿早已不用的词儿“国内的流亡者”又搬了出来，他需要这个用语是为了灌输一种思想：瞧，真正的艺术珍品只是远离社会主义，或者反对社会主义才创作出来的。不论是前一个场合还是后一个场合，都是同欧洲保持了接触或者紧紧跟着欧洲走的结果。鲁基奇写道：“……帕斯捷尔纳克和别雷所走的道路同西方小说一样。这就是唯智主义走的道路，它最光辉的代表就是普鲁斯特和乔依斯。列米佐夫和扎米亚金同样是走自己的路而跟‘黑色幽默’和幻想的文学相仿佛，这幻想在我们的时代产生了超现实主义、卡夫卡、贝克特，从另一方面它又派生了当代的历史小说”。4823154这样，十月革命后凡是用俄语写的优秀作品（当然，从这位批评家的观点来看），都是从西方来，又到西方去的。和布罗兹不同，这位作者表示愿意“容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要我们承认，培育它的不是“官方承认和表扬”的作家（即不是高尔基或肖洛霍夫等人）而是曾经被称作“同路人”的那一些。譬如说吧，皮里尼亚克。要知道，“官方承认”的作家是用“旧的古典手法”传达新的革命内容，而这些手法早已被乔依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以及欧洲现代派的其他偶象们所抛弃。但是既然“新的艺术在新的社会中诞生”，如作者所断言的那样，是靠了紧紧跟着普鲁斯特、乔依斯、卡夫卡走的那些作家，那么，“新的革命内容”（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觉悟）可以对艺术问题的处理起重要的影响这个思想本身就得很自然地抛在一边了。“欧洲主义”在这一场合不单纯地是有关拜倒在现代主义美学的脚下，而对独具一格的民族特色则不屑一顾的问题，这是灌输“合流论”思想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把艺术试验当作至高无上的东西来崇拜，结果就会导致，不管吹捧的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在思想上解除社会主义艺术的武装，因为“纯形式创造”这个观念是由一定的思想体系所产生，它也只为这个思想体系服务。在《波里亚报》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特刊中，苏联的文学艺术是由布罗兹所赞扬的那些名字来代表的，它把他们的活动跟二十年代，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联系起来。总算对高尔基作了些微的让步。这个特刊还登了好几篇长文章，都是象伊琳娜·苏波蒂契的《俄国先锋派的时代精神》、亚历山大·法拉凯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及其命运》一类的东西。顺便提到，布罗兹在说文明世界被俄国先锋派迷住了的时候，还捎带着暗示了这一现象同社会主义的联系，但在伊琳娜·苏波蒂契的吹捧文章中，社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了。她也没有抬出列宁的旗号，因为她完全清楚列宁对这种艺术的态度。她认为，对于今天的艺术来说，K.马列维奇的理论特别重要，她写道：“在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概念中具有特别迫切意义的是把面目可憎的现实一脚踢开的纯感觉至高无上论。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列维奇鼓吹反艺术……他把对象的描写一笔勾销。”今天具有迫切意义的原来是这样的“回顾”。俄国的也行，只是苏维埃现实越少越好。这种随心所欲的“重新评价”，当然不可能给苏联文学带来多大的损害，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被现代派的卫士们精心监护着不让接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那些文学受害可大了。上面提到了拉多凡·佐高维奇所谈的南斯拉夫诗歌的情况，这里还可以加上П.沃尔克提供的有关戏剧方面的材料。沃尔克说，先锋派戏剧遭到了危机，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回到现实。但是他强调说，“谁转向现实，就得拿出比我们所表现的要大得多的勇气——作为人的勇气和创作上的勇气，还得准备冒比我们所能承受的大得多的风险。”4823155由此可见，先锋派的试验多么勇敢的种种叫嚷，不过是虚张声势。原来，使艺术回到生活、回到现实中来，才需要真正的勇气。把现实撇在一边，这是轻视现实主义、寻找统一的“现代风格”——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一视同仁的统一的“现代风格”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臭名昭著的“合流论”所起的腐蚀作用有多大，再要找出比这更明显的例子，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在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除了竭力把艺术爱好者的注意力从真正的艺术发现转移到假冒的艺术品上去之外，还广泛地使用了分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优秀的大师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分开的手法。例如，作为创始人的高尔基和《静静的顿河》这部史诗的作者都被“排除”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范围之外。理由呢？就是为了他们创作的崇高的现实主义。忠实于过去的现实主义传统被说成是缺乏革新，是用“旧的方法”取得了成功。特别妙的是人们竭力把革命艺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那些世界公认的最重要成就记到了现代主义的账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们还毫不害臊地利用那些一度把自己的探索和期望同现代主义相联系的作家们的名声，这实质上也是我们早已领教过的手法，即不谈主要的，而突出次要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美国“诠释者”（R.雅各布逊、E.莫契尼克等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闭口不谈诗人在苏维埃时代所写的大部分作品，把他搞成了一个具有颓废的人生观而又发生了危机的人。这样的倾向性是很合乎许多以社会主义艺术活动家自居，实际却是卫护现代主义的人们的口味的。热爱马雅可夫斯基，把他的作品译成塞尔维亚文的上面已经提到的佐高维奇，在回答《外国文学》编辑部提出的问题“在目前情形下对马雅可夫斯基还有兴趣吗？”时说，“现代派即使在本意并非如此的时候，也干了不少事，使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和人们对他的创作的爱好受到了损害。在这方面，现代派（不仅仅是他们）使用了两种手法。其一，把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分成早期和晚期，抬高早期（“未来主义”时期）的价值，贬低后来的创作，甚至一笔加以抹煞，什么‘卖身投靠’、‘跟着指挥棒转’、‘阿谀奉承’、‘违心之言’等等。其二，宣称马雅可夫斯基，当然是未来主义者的马雅可夫斯基，是颓废派，是当时类似的文学的先驱。结果，在不明真相或稍明真相的读者的头脑里，就可能对诗人形成一种错误的印象，而目前的现代派所遭受到的命运——公众的冷淡或反感，就会等着诗人了。但是尽管如此，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还是有人读，而且还在文学晚会上朗诵。”4823156这个例子可淋漓尽致地证明，社会主义的敌人尽管嘴里把艺术抬上了天，实际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不择手段树立自己，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日益增长的威信使他们受到了威胁，他们这才拼命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流派是不存在的。苏联文艺学是依据列宁所教导的原则来研究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的。它首先遵循的是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列宁写道，“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Y）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4823157这样的态度意味着：不能限于研究这一个或另一个文学现象发展的结果，必须研究它的发展过程本身及其固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对一些现象得到胜利、另一些则是很快消灭的规律得出正确的概念。在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如果是孤立地，不同其他现象相联系，简单地把它当作许多迹象的最后结果而无视那些探索、斗争的过程以及从不成熟的形式向比较成熟的形式的过渡，就不可能正确地透彻地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胜利的规律。另一方面，无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得到胜利而十月革命后文学中的其他流派，首先是现代派，不是昙花一现就是归于失败的规律（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概念中恰恰就是无视这一规律的），就会导致有关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反动的“神话编造”。从具体的历史经验来看，就容易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用语到了三十年代才流行，而这个用语所标志的方法早在本世纪初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生和被认识，在时间上是“脱了节”的（更准确地说，是方法本身和作为这个方法的标志的术语在产生的时间上不相符合，因为这个方法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侧面还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个脱节说明了什么呢？首先它说明了这个现象本身的局限性，也说明了它的复杂性。新的方法不是用抽象的议论宣告成立的。在它产生后的三十年中积累了许多事实，从而可以确定它的本质，勾画出进一步发展的趋向了。在艺术掌握现实生活上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已经不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概念所能容纳，至于它跟现代派的经验和原则的深刻区别就不用说了。现代主义的那些流派照例是用洋洋洒洒的宣言和声明来宣告自己的诞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不同，它是在生活中站稳了脚跟之后才有了名字，得到公认的。世界文学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个流派或派别是在它队伍中的一个大作家逝世之后才有了“名称”。“拜伦主观上不会接受、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是欧洲光辉灿烂的现实主义的真正鼻祖，但他们自己并没感觉到这一点，就象莫里哀笔下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并不认识到自己说的是散文一样”。4823158总之，这是极普通的事。但是在谈到过去的文学流派时谁也没有异议的事情，当涉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就在它的敌人的评价中变成罪该万死了。不过在研究苏联文学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中的胜利时应该考虑到，不仅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的时间和对它的历史作用、革新本质有所认识的时间之间，而且在它的前提出现的时间和它实际诞生的时间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人们把这个方法产生的时间定在二十世纪初，同高尔基的创作联系起来，是正确的。而它的前提，还在这之前很久就可以在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找到了。广义地说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苏联文学的最重要成就，是由全世界的艺术发展、还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的整个进程作了准备的。社会主义文化越是万紫千红，欣欣向荣，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来说，未来的天地也就更加广阔，而过去时代的艺术宝库的门也就开得越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具有不同才能的人们开辟了无限远大的前途，正如跟生活相联系的一切，其潜力是决不会枯竭的一样。苏联文学的经验证明，即使个别艺术家由于暂时的原因而在一个时期内离开了它的原则，艺术家本身果然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但是这些原则决没有因此而动摇。这就是苏联文学实际的自然的发展历程。敌人不喜欢它，妄图使事情倒退回去，他们忘了历史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要千方百计地证明，一切都是“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方法是“上面”强加给苏联作家的，因此，它在生活中并没有扎下根。这个现象——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里产生、但是深深地植根于世界艺术发展史中的这个现象的规律把他们吓坏了。历史规律这个概念对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凡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提出的苏联文学概念都带有武断的性质，把愿望当成了现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以文学史为依据，对这个艺术方法的那些已在文学发展的某个阶段上有所表现的特点、倾向，作了阐释，进行了总结。它并不拒绝预见或预测（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理论），但是把自己的预测建立在研究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规律性的基础上。这个理论本身，如我们将在下面用具体的例子表明的那样，是随着生活、随着丰富多采的艺术实践而发展的。

简介： 马洪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清算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所造成的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的种种恶劣影响，同时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就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的一条是认真学习、踏实工作。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号召大家下苦功夫，勤奋读书，努力掌握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使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成为比较系统的、有条理的理论的认识。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包括理论知识、实际知识、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等等。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学会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要不断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同时也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翻译出版一些国外经济管理名著，就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手段之一。为此，我们编译出版这套《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为了使读者对国外经济管理的经验和理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套丛书选题的范围比较广泛。从地区上讲，既包括美、法、德、日等国的著作，也包括苏联、东欧等国的著作；从时间上讲，由本世纪初开始，直到当代，而以当代著作为主；从内容上讲，既包括宏观范围的经济管理，又包括微观范围的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同时兼顾到各个学派和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这套丛书就是从上述范围选择的有代表性的名著，并将在今后随着国外经济管理的实际和理论的进展而不断加以补充。如美国于1981年4月出版的《Z理论》一书，得到各国管理学界的重视，是一种较有影响的新理论，我们已补入本丛书，并着手翻译。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经济需要，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对于各个学派的划分，各国的一些管理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关于管理的思想虽然由来已久，但在西方成为系统的管理理论，则公认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此后，从其发展的历史及内容来看，西方经济管理理论各学派的形成基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所谓“古典管理理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泰罗（Frederick W.Taylor,1856—1915）、法国的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德国的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古利克（Luther Gulick,1892—）和英国人厄威克（Lyndall Urwick,1891一）等人。古典管理理论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管理问题。如泰罗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主要探讨了在工厂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是很大的。于是他们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所谓标准的操作方法。用这种标准的操作方法对全体工人进行训练，并据以制定较高的定额。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为了使工人完成较高的工作定额，除了使工人掌握标准的操作方法以外，还必须把工人使用的工具、机器、材料以及作业环境加以标准化。这就是所谓标准化原理。为了鼓励工人完成工作定额，他们提倡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他们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取得雇主和工人两方面的合作。雇主关心的是低成本，工人关心的是高工资。要使雇主和工人两方面认识到，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两者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泰罗等人认为，这就是雇主和工人双方“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但他们并没有象后来的“行为科学”学派那样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来考察企业中“人的关系”。此外，泰罗等人还对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划分、职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组织结构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进行了探讨。泰罗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1912年泰罗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泰罗制和其它工场管理制的听证会上的证词，也是研究科学管理的一篇重要文献。法约尔虽然同泰罗一样是个工程师，但两人有所不同。泰罗开始是作为普通工人进入工厂的，其后主要从事于工程技术工作。法约尔则从进入企业开始，就参加了企业的管理集团，以后又担任了一个大公司的最高领导，并在法国的多种机构中从事过管理方面的调查和教学工作。所以他的管理理论是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他认为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他的管理理论主要包含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不同于经营，只是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这六种职能活动，是企业组织中各级人员都多少不同地具有的，只不过由于职务高低和企业大小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至于管理活动，则又包含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对管理的五种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即：（一）分工；（二）权限与责任；（三）纪律；（四）命令的统一性；（五）指挥的统一性；（六）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七）报酬；（八）集权；（九）等级系列；（十）秩序；（十一）公平；（十二）保持人员稳定：（十三）首创精神；（十四）集体精神。法约尔还特别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进行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韦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方面，他的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韦伯主张，为了实现一个组织的目标，要把组织中的全部活动划分为各种基本的作业，作为公务分配给组织中的各个成员。各种公职和职位是按照职权的等级原则组织起来的，每一职位有明文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形成一个指挥体系或阶层体系。组织中，人员的任用完全根据职务上的要求，通过正式考试或教育训练来实行。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和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是一种“职业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规定的规则和纪律。这些规则和纪律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而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的关系。韦伯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它组织体系。泰罗、法约尔、韦伯等人倡导的古典管理理论，后来为许多人所研究和宣扬，其中较为系统地加以整理阐述的有厄威克和古利克。厄威克的著作有：《管理的要素》、《组织的科学原则》、《管理备要》等。他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八项原则：（一）目标原则，即所有的组织都应当表现出一个目标；（二）相符原则，即权力和组织必须相符；（三）职责原则，即上级对所属下级工作的职责是绝对的；（四）组织阶层原则；（五）控制广度原则，即每一个上级所管辖的相互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下级人员不应超过五人或六人；（六）专业化原则，即每个人的工作应限制为一种单一的职能；（七）协调原则；（八）明确性原则，即对于每项职务都要有明确的规定。古利克除了其它著作以外，最主要的是他和厄威克合编而于1937年出版的《管理科学论文集》一书。该书包含了反映当时在管理学上有不同意见的一系列论文。古利克在该论文集中，把古典管理学派有关管理职能的理论加以系统化而提出了有名的POSDCORB，即管理七职能论。POSDCORB就是取这些职能的英文词的首字母而组成。这七种职能是：（一）计划（Planning）。这是为了实现企业所设定的目标而制定出所要做的事情的纲要，以及如何做的方法。（二）组织（Organising）。为了实现企业所设定的目标，就必须建立权力的正式机构和组织体系，并规定各级的职责范围和协作关系。（三）人事（Staffing）。包括职工的选择、训练、培养和恰当安排等。（四）指挥（Directing）。包括对下属的领导、监督和激励。（五）协调（Coordinating）。这是为了使企业各部门之间工作和谐，步调一致，共同实现企业的目标。（六）报告（Reporting）。包括下级对上级的报告和上级对下级的考绩、调查和审核。（七）预算（Budgeting）。包括财务计划、会计、控制等。古利克提出的这七种管理职能，以后虽有人加以增减或修改，但基本上包括了古典管理学派到那时为止有关管理过程论述的各个方面，成为以后有关这类研究的出发点。古典管理学派从泰罗等人开始从事管理的实际试验和理论研究算起，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他们的理论不但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以后管理理论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原理和做法至今仍被许多国家参照采用。当代西方有些管理学者还提出“回到泰罗去”的口号，表示要对古典管理理论重新深入研究。西方管理理论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的理论。所谓行为科学，就是对工人在生产中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它研究的内容包括：人的本性和需要，行为的动机，尤其是生产中的人际关系（包括领导同工人的关系），所以，它在早期叫做人际关系论。行为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剧才应运而生的。泰罗以前的企业管理基本上把工人看做机器的配件、会说话的工具。这大大挫伤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泰罗用定额奖惩的办法，即大棒加胡萝卜的办法来刺激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当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人阶级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逐渐认清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套手法，因而用更多的罢工、怠工等各种形式来进行斗争。于是泰罗的所谓科学管理开始失灵了。这时，许多西方管理学者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危机，就把西方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引进企业管理的研究领域，提出用调节人际关系、改善劳动条件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行为科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原籍澳大利亚而后来移居美国的梅奥（Elton Mayo,1880—1949）和美国的罗特利斯伯格（Fritz J.Roethlisberger,1898—1974）。他们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进行了有名的霍桑工厂试验，并以实验的结果为依据，提出了以下几条原理：（一）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所以，工人不是单纯追求金钱收入，他们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重等。因此，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二）企业中除了“正式组织”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所谓正式组织就是具有一定的目标，并且由规章、制度、方针、政策等规定企业中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和职责范围的一定组织体系。所谓非正式组织就是企业成员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有自然形成的规范或惯例，其成员必须服从。古典管理理论所注意的只是正式组织的一面，而梅奥等人则认为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并强调它同正式组织是相互依存的，对生产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三）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通过对职工满足度的提高而激励职工的“士气”；从而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所谓满足度就是工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工人所要满足的需要中，金钱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感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梅奥等人通过在霍桑工厂的试验了解到，工人并不是把金钱当作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的“经济人”，而是在物质之外还有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的“社会人”。所以，新型的领导能力就是要在正式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人的非正式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平衡。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弥补古典管理理论的不足，解决劳资之间以至整个“工业文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提高生产率。他们的这些观点主要反映在以下的代表著作中：梅奥的《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罗特利斯伯格的《职工的生产率中的人的因素》等。梅奥等人奠定了行为科学的基础以后，西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大量出现。行为科学在后一阶段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有关人的需要、动机和激励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美国的马斯洛（Abraham H.Maslow,1908—1970）的“人类需要层次论”，他在《人类动机的理论》、《激励与个人》等著作中，把人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发生的先后次序排成以下的五个层次：第一层，生理上的需要，包括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质上的需要，如衣食、住房、医药等。第二层，安全上的需要，如生活有保障、不会失业、生病或老年有所依靠等。第三层，感情和归属上的需要。第四层，地位和受人尊敬的需要。第五层，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事业心。马斯洛认为，人们一般按照这个层次来追求各项需要的满足，以此来解释人们行为的动机。（2）美国的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他在《工作的推动力》、《工作与人性》等书中提出，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方面的因素是保健因素。所谓保健因素是指，对职工满足的效果，类似卫生保健对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一样。卫生保健不能直接提高健康状况，但有预防作用。同样的，保健因素不能直接起激励职工的作用，但能预防职工产生不满。属于保健因素的有：公司政策和管理、监督、工资、同事关系、工作条件等。至于使职工产生满意作用的因素，只有激励因素，即属于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方面的因素，如成就、上级赏识、工作本身、责任、进步等。（3）斯金纳（B.F.Skinner,1904—）的“强化理论”。这是以学习的强化原则为基础的对理解和修正人们行为的一种探讨。从其最基本的形式来讲，强化指的是对一种行为的肯定或否定的后果（报酬或惩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这种行为是否重复。（4）弗鲁姆（Victor H.Vroom）的“期望机率模式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选择性行动成果的强度（即职工对某一行动成果的评价）和期望机率（即职工认为某一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程度）两者决定激励力的大小，激励力促使行动，行动取得成果，通过成果职工得到满足。（二）同企业管理有关的所谓“人性”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1906—1964）的“X理论—Y理论”。他在研究企业管理时，发现企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不少是由于管理人员对工人的片面认识，即认为工人劳动效率不高，是由于“工人的本性不诚实、懒惰、愚蠢、不负责任等等造成的”，这就是“X理论”。与此相反，认为人不是被动的，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只要给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就会努力工作，达到确定的目标，希望自己的工作取得成就。从这个认识出发，如果工人的工作没干好，就得从管理本身去找妨碍劳动者发挥积极性的因素了。这就是“Y理论”。显然，“Y理论”比“X理论”是大大地前进了。麦格雷戈在《企业的人事方面》等著作中，把传统的管理观点叫做“X理论”，那是以对工人的管束和强制为主的。他主张以诱导的办法，鼓励职工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他把这种管理观点，叫做“Y理论”。麦格雷戈认为，只有“Y理论”才能在管理上取得成功。（2）美国的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的“不成熟—成熟理论”。他在《个性和组织》等著作中提出，在人的个性发展方面，如同婴儿成长为成人一样，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连续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被动到主动、从依赖到独立、从缺乏自觉到自觉和自制。一个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就体现他自我实现的程度。而正式组织的基本性质使个人保持在“不成熟”阶段，并妨碍他自我实现。消除个性和组织之间的不调和并使之调和起来的办法是：扩大职工的工作范围；采用参与式的、以职工为中心的领导方式；使职工有从事多种工作的经验；加重职工的责任；更多地依靠职工的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等等。（三）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原籍德国、后来移居美国的卢因（Kurt Lewin,1890—1947）的“团体力学理论”。这个理论主要论述了作为非正式组织的团体的要素、目标、内聚力、规范、结构、领导方式、参与者、行为分类、规模、对变动的反应等。（2）美国人布雷德福（Leland Bradford）的“敏感性训练”。敏感性训练的目的是通过受训者在团体学习环境中的相互影响，提高受训者对自己的感情和情绪、自己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自己同别人的相互影响关系的敏感性，进而改变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满足个人需求的目标。（四）企业中领导方式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美国的坦南鲍姆（Robert Tannenbaum）和施米特（Warrou H.Schmidt）的“领导方式连续统一体理论”。他们认为，在企业的领导方式中，从专权式的、以上司为中心的领导方式到极为民主的、以职工为中心的领导方式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领导方式，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至于到底应选择哪一种领导方式，不能一概而论，要考虑经理、职工、形势、长期战略等方面的因素，才能在这个连续统一体中选择一个当时当地最合适的领导模式。（2）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利克特（Rensis Likert,1903—）的“支持关系理论”。他在《管理的新模式》等著作中指出，职工必须认识到他们在工作中的经验和接触是有助于他们个人价值和重要性的感觉的。这种关系就叫做支持关系。他还指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在管理中如果以职工为中心，较多关心职工的需要和愿望等，则该企业的生产率就较高；同职工接触时间较多者，领导方式愈是民主、合理者，其生产率亦愈高。（3）美国俄亥俄大学的斯托格第（Ralph M.Stogdill）和沙特尔（Carroll L.Shartle）等人的“双因素模式”。他们认为，组织中的领导行为包含两个因素：主动结构（以工作为中心）和体谅（以人际关系为中心）。这两种因素不是互相排斥的，应该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效率高的领导。而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可以有多种情况。（4）美国的布莱克（Robert R.Blake）和穆顿（Jane S.Mouton）两人的“管理方格法”。他们在《新管理方格》等著作中提出，为了避免企业领导工作中趋于极端的方式，即或者是科学管理，或者是人群关系；或者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职工为中心；或者采取X理论，或者采取Y理论；应采取各种不同的综合的领导方式。他们以对生产的关心为横轴，对职工的关心为纵轴，每根轴线分为九小格，共分成八十一个小方格，代表各种不同结合的领导方式。他们认为，把对生产的高度关心同对职工的高度关心结合起来的领导方式是效率最高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行为科学的后期发展中，有一种把行为科学同古典管理理论调和起来的倾向。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行为科学那一套所能解决的。但是，行为科学的许多主张和做法非但没有被当代西方的管理学者所抛弃，而是被更多的管理学者研究和应用。第三个阶段，是在古典学派和行为学派出现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当代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些学派。主要有：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和管理科学学派等等。这些学派之所以产生，是同当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日益提高相联系的。社会系统学派以美国的巴纳德（C.I.Barnard,1886—1961）为首。巴纳德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即由相互进行协作的各个人组成的系统。这些协作系统是正式组织，都包含有三个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信息联系。非正式组织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同正式组织互相创造条件，在某些方面对正式组织产生积极的影响。至于组织中经理人员的作用，就是在协作系统中作为相互联系的中心，并对协作的努力进行协调，以便组织能够维持运转。巴纳德的代表作是1938年出版的《经理的职能》一书。决策理论学派是从社会系统学派中发展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西蒙（H.A.Simon,1916—）、马奇（J.G.March）等人。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理论、运筹学和计算机程序等学科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西蒙由于在决策理论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曾获得197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等人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组织是由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他们并对决策的过程、决策的准则、程序化的决策和非程序化的决策、组织机构的建立同决策过程的联系等作了分析。他们的代表作是《组织》及《管理决策新科学》等。系统管理学派同社会系统学派也有密切的关系，而各有不同的侧重方面。其代表人物有卡斯特（F.E.Kast）、罗森茨韦克（J.E.Rosenzweig）等人。他们两人的代表作有《系统理论和管理》、《组织与管理：系统与权变的方法》等书。系统管理学派认为，从系统的观点来考察和管理企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使各个系统和有关部门的相互联系网络更清楚，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总目标。系统管理学派在六十年代最为盛行。其后，由于它不能满足各方面的期望而稍有减弱，但仍有相当多的人继续从事研究。而且，系统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内容有助于自动化、控制论、管理情报系统、权变理论的发展。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德鲁克（Peter Drucker，有人译为杜拉克，1909—）、戴尔（E.Dale）等人。德鲁克的代表作有《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管理实践》、《有效的管理者》等；戴尔的代表作有《伟大的组织者》、《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等。他们认为，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概括和理论化，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权变理论学派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这个学派于七十年代在美国等地风行一时。这是由于科技、经济、政治上的剧烈变动和职工队伍构成及文化技术水平的改变，使得权变理论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伯法（E.S.Buffa）等人。他们认为，管理就是用数学模式与程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出最优的解答，以达到企业的目标。管理科学就是制定用于管理决策的数学模式与程序的系统，并把它们通过电子计算机应用于企业管理，伯法的代表作有《生产管理基础》等。此外，美国管理学者孔茨（Harold Koontz）在1980年发表的《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中认为目前至少已发展到有十一个学派，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以外，还有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理论学派等。以上是西方经济管理理论的一些主要学派。至于苏联、东欧等国的经济管理理论、特别是宏观经济的管理理论，由于其历史发展和现实经济情况的不同，同西方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我们也将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予以介绍。我们借鉴国外经济管理的经验和理论，为的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工作搞好。我们知道，经济管理既包含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组织方面的问题，也包含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经济管理，其根本目的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4822162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则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经济管理中体现出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不同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同广大职工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不论他们用什么“协作两利”、“行为科学”的美丽词句，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事实；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干部、技术人员，同工人是同志的平等协作的关系。这些，都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经济管理中的反映。然而，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经济管理，也存在着共同的方面，比如资本主义大企业和社会主义大企业，由于都是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在管理上就必然存在着某些反映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共同性的东西。所以，对国外的经济管理，我们要看到这种两重性。就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来讲，“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不能“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4822163同样，作为其经验概括的国外经济管理著作，也有两重性。正如列宁在对“泰罗制”进行科学分析时所指出的，一方面，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榨取工人血汗的“科学”制度；另一方面，它又包含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对于国外经济管理著作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东西，我们必须予以批判，决不能盲目引进。而对反映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共同规律的东西，则必须予以研究，以便借鉴。如果把反映现代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排斥，那是错误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4822164列宁在讲到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组织形式的托拉斯时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末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4822165毛泽东也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4822166当然，即使对国外经济管理中可资借鉴的地方，我们也不能盲目照搬，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经过我们的分析和消化，为我所用，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的科学制度。我国经济管理的最主要的特点和优点，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进行的管理，它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大生产必须进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目的性，管理必须有权威，社会主义制度下簿记的重要性，节约社会劳动，按劳分配等方面的论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向资产阶级学习管理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和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行经济核算，培养管理人才等方面的论述；毛泽东关于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的“三结合”的群众路线的民主管理制度，产品好、成本低、推销快是企业行政、党组织、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都要有相当精密的计划，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要勤俭办工厂、建立核算制、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遵守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把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坚持做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等方面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这些论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财富，是我们长期以来对经济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保证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胜利前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不能否认，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还比较短，经营管理经验也不够丰富。以我国来说，建国才三十二年，其中，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捣乱就耽误了十几年，认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时间，只不过十几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不可能积累起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经验。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高，缺乏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经验，缺乏对这些经验的科学总结，就难以提出深刻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我们除了努力实践、不断总结我国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经验以外，还有必要认真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汲取他们那些合乎科学的东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早日成功。这就是我们编译出版这套《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的目的。1980年9月

简介： 苏共二十四大曾经强调指出，干部的经济学知识素养具有愈来愈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知识素养，在现代条件下，对于提高经济管理的科学水平，对于增强劳动人民管理生产和实现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规划的主动精神和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高等学校里，教学过程的组织工作面临着新的要求，教学过程正日趋精密和细致。在高等经济院校和经济系科里，包括正在全国各个高等院校讲授的经济利益问题这一课程在内的一些专业课，已经成为传统的课程。推荐给读者的这本书，经鉴定是有助于大学生研究这一问题的。同时，这本教材同整个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许多课题都有密切的关系。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大大扩展了它的范围，除了它的某些方面应由其他课题来阐明以外，其中就规定要研究经济利益问题。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人们之间作为生产力发展形式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特有的经济规律。恩格斯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4821342事实上，封建贵族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难道不是象恩格斯所说的，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吗？马克思当年曾经批判过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认为，物质利益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占统治地位；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利益，而是天主教，在古代的雅典和罗马，则是政治。列宁就曾讲过，马克思主义者，要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要把它们归结到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482134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经济利益，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阶级的经济利益，其形成过程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发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精辟分析，同时就是对相应的经济利益发展的分析。这些利益都应该在阐明这一生产方式的一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循序渐进地阐述出来。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走向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这一转折点开始，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著作中，对这些变化的实质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主要阶级的经济利益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金融寡头使自己的私利同整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对立起来。现代帝国主义是适应两大体系斗争条件和科学技术革命要求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的经济利益的特点，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历次国际会议的文件中，在苏共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以及其他兄弟党代表大会的文件中，都被揭露出来。这一切就构成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中阐述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特点的一些课题的研究对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中考察经济利益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就为分析这些关系的起源，即它们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提供了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基础的产生和形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都正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发生的。不同的阶级力量之间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斗争；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同垂死的但还未被战败的资本主义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正在进行。在研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和社会主义企业的两种类型的时候，重要的是要了解：这种现实情况以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特点，一般地决定了在存在社会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存在集体经济利益。对社会需要（需要——这是经济利益的物质基础）的考虑，是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的基础。因此，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这个题目的时候，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经济利益问题的相应原理是适宜的。对于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以及它们特有的交叉和相互渗透，在研究诸如商品、价格、经济核算和利润等等这类要由政治经济学课程有关题目来阐明的经济范畴时，都应该进行透彻的考察。经济利益的实现，不仅是在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而且也是在分配、管理以及对集体和个人进行刺激的过程中完成的。而且，这种刺激是在按劳分配的条件下，从社会消费基金中，以实物形式和货币形式实现的。在研究有关阐述流通领域、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的特点的课题时，揭示经济利益在各该领域的实现过程中的特点是适宜的。在“社会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经济规律”这个题目中，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共同特点及其各自的特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特有的经济规律；经济利益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它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变化，即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就象苏共纲领强调指出的那样）。最后，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经济规律”这个题目中，重要的是说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目标的共同性，说明他们之间经济关系方面的民族利益同国际利益的结合。由此可见，经济利益及其实现问题，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几乎每一个题目都有最直接的联系。在被推荐的这本教材中，作者并不力求考察经济利益这个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问题的一切方面，就象上面所列举的那样。作者给自己提出的目标要简单得多，即只考察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利益。这就要求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利益的发展。至于作者的意图实现了多少，这就要由读者来判断了。作者将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对本书提出的改进意见和要求。

简介： ЛЕHИHСКАЯ ТЕОРИЯИМПЕРИИAЛИЗМА И CОВРЕМЕHHОСTЪПОД PЕДAКЦИЕЙ АКAД.ИИНО3ЕMЦЕBА H.H.И3ДATЕЛЪСTВО《МЫСЛЪ》，MОCКВA 1977.（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这是一部专门论述现代资本帝国主义的书，由二十几名苏联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集体编著，主编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H.H.伊诺泽姆采夫。本书内容比较广泛，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者试图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结合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着重探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自本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同时，对于美国、西欧各国和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作了一定的分析。书中搜集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苏联领导集团的观点，在不少章节中突出宣传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作用，大量引用他的讲话；忠实地宣扬苏联的现行对外政策；在个别地方还对我国的对外政策和领导人进行指责和攻击。希望读者在

简介： 这是一本论述物质结构观的著作。书中着重对传统的“物质结构无限可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观点并不是辩证法。作者从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结合对自然科学新成就的理解，从哲学史和科学史的角度对物质结构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指出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已揭示了旧物质结构观的局限性，一种新的物质结构现正在孕育中。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作者的探索无疑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简介：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自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以来，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有组织斗争力量的增长，从总的趋势看，工人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的改善和提高；无产阶级贫困增长的趋势和工人生活水平一定程度提高的趋势，互相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不断引起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研究和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争论。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工人阶级依然处于受剥削和从属于资本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局部的调整，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力量显著增长，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些情况，使贫困化理论遇到新的挑战。我们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的情况，把理论科学不断向前推进。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和理论教育界又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世界经济》编辑部收到了许多有关这一方面的稿件。我们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选择一部分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