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者将瞿秋白放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历史背景上，考察了他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着重探讨了瞿秋白的文化心理与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以及在“红色30年代”瞿秋白在有限的空间中对苏俄革命文学理论接受过程中的选择和转换，分析了瞿秋白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之间的错位性矛盾。对我们了解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提供了新颖和视角，是瞿秋白研究中又一新成果。

简介： 2017年第1期主 编 张江执行主编 丁国旗主编助理 贾洁在当代美学和文学研究的问题域内，以康德哲学和美学为基础的“审美论”并不是一个少女般纯洁的美学理论，它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一定的社会思潮是密切联系的，对此，特里·伊格尔顿在1990年出版的《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中已有很好的分析。把康德的“审美功利论”“纯粹的形式等于自由”“只有天才才能创作和理解真正的文学”等作为当代美学立论的基础和评价当代文学论争的理论基础，实在是学术观念的陈旧和理论上的幼稚。作为在欧洲启蒙时期美学上的代表性理论，康德的美学理论的确十分重要，它开启了从学理上认真研究美学问题的理论方向，为从启蒙主义美学至现代主义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理论范式。在康德哲学和美学的直接影响下，在欧洲和美洲发展起了英美“新批评”和“形式美学”的各种理论。但是，近30年来，随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康德哲学和美学的理论大厦已经瓦解，在“文化经济时代”和“审美资本主义”的文化模式中，康德在美学上论证的一系列“二律背反”均被现实的发展所冲垮。在一个全球化文化创意的时代，在全民创意性生产的时代，在“每

简介： 20世纪30年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1910—1966年)写过一部脍炙人口的《大众哲学》(最初书名为《哲学讲话》)。该书紧扣时代脉搏，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入浅出的笔法，贴近大众的语言，通俗而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大众哲学》像一盏明灯，启蒙了成千上万的人们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光阴如梭，《大众哲学》问世迄今已逾八十年。八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却经历着沧桑巨变!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汹涌澎湃，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势不可当，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演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每天都是新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实践的显著变化，呼唤新的哲学思考。以当年“大众哲学”的方式对现实作出世界观方法论的解答，写出适应时代的“新大众哲学”，既是艾思奇生前未竟的夙愿，更是实践的新需要、人民的新期待、党和国家的新要求。今天编写《新大众哲学》，要力图准确判断和反映时代的新变化，进行新的哲学的分析。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我们的时代是资本主义逐步走向灭亡、社会主义逐步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但旧制度的寿终正寝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试看当今世界，通过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持续抗争，资本主义不再那么明火执仗、赤裸裸地掠夺，而是进行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体制的局部调整，运用“巧实力”或金融手段实施统治。资本主义不仅没有马上“死亡”，反而表现出一定的活力，然而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导致的衰退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苏东剧变之后，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社会主义中国则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蓬勃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拓，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始出低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较量、博弈正以一种新的形式全面展开。时代的阶段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整个时代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人类历史的新的社会形态终将代替旧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引领时代潮流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实践的理性概括。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关系，给大众提供认识社会历史进程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新视野。《新大众哲学》要准确把握时代变化的实质，引领大众进行新的哲学认知。编写《新大众哲学》，要力图科学思考和回答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新问题，赋予新的哲学的概括。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全面、深刻地塑造着整个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令世界的面貌日新月异。现代资本主义几十年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甚至人类社会成千上万年生产力的总和。社会主义中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正在实现赶超式发展。尽管马克思曾经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世界历史理论”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但当今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包括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影响，仍然提出大量有待回答的哲学之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实践的思想结晶，需要对社会生产实践和科学发展实践提出的问题给予哲学的新解答。《新大众哲学》要科学总结高新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提供从总体上把握问题、解决问题的哲学智慧，进行新的哲学解读。编写《新大众哲学》，要力图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新经验，作出新的哲学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的一项“全新的事业”。改革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推进了经济社会的飞跃发展，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正视人民大众利益需求的重大变化，探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有效途径，研究妥善处理复杂的利益矛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新大众哲学》在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要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予以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哲学阐释。编写《新大众哲学》，还要力图回应当代国内外流行的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给予新的哲学的评判。哲学的发展离不开现成的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交锋中发展起来的。人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冲击下，常常感到迷惘、困惑，辨不清是非，找不到理想的追求和前行的方向。在这场“思想的盛宴”中，如何“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一切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文化充分涌流;同时，批判错误的哲学思潮，弘扬正确的哲学观，凝聚社会共识，让主流意识形态占领阵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容回避的历史任务。《新大众哲学》要在批判一切错误思想、吸取先进思想文明的基础上，担当起升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时代和时代性问题的变化，现实实践斗争的发展，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源泉，又不断地对其本身的发展提出急迫的需求。对于急剧变化和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没有亲身面对过，更没有专门深入阐述过。任何思想家都不可能超越他们生活的时代，宣布超时代的结论。列宁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但历史并不会因为理论的发展、理论的待建而停下自己的脚步。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充满期待，人们期待得到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哲学观念的指导。《新大众哲学》正是基于高度的使命感和理论自觉，努力高扬党的思想路线的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顺应时代潮流，深入思考和回答时代挑战与大众困惑。《新大众哲学》既不是哲学教科书，刻意追求体系的严密，也不是哲学专著，执着追求逻辑论证与理性推理;而是针对重大现实，以问题为中心，密切关注时代变化和形势发展，注重吸收人类思想新成果，进行哲学提升、理念创新，不拘泥于哲学体系的框架，以讲清哲学真理为准绳。在表达方式上，《新大众哲学》避免纯粹的抽象思辨和教科书式的照本宣科，以通俗化的群众语言来阐述，力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贴近广大读者的新要求，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中国老百姓的话”。《新大众哲学》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从总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七个方面围绕时代问题展开哲学诠释，力求将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加以分析与阐明，在回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进程中，力争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这是历史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新大众哲学》应当担当的历史重任和奋力实现的目标。或许，在这个信息爆炸、大众兴趣多样化的时代，这套丛书并不能解决大众所有的疑问和困惑，但《新大众哲学》愿与真诚的读者诸君一起求索，一道前行。以上所述只是《新大众哲学》追求的写作目的，然而，由于《新大众哲学》作者们的水平能力有限，可能难以达到预期。再者，《新大众哲学》分七部分，且独立成篇，必要的重复在所难免。同时，作者们的文字功底不够扎实，文字上亦有不尽完善的地方。故恳请读者们指教，供《新大众哲学》再版时修订。

简介：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敢于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国情；对中国的长期革命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同时，他还批判地继承了中国的文化遗产，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化的鲜明特色。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们把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一段称为早期。这一段是他个人思想发展的酝酿准备阶段。他那时曾经对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作过认真的钻研。他的早期哲学思想中包含了一些科学性的东西。实事求是地探讨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对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青少年时代，从强烈的爱国热情出发，决志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读过六年旧学，七年新学。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已从中西各家，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学说中，“挈其瑰宝而绝其缁磷”5521899，初步形成以探求“大本大源”为核心的早期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五四运动以后，他的哲学思想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革命实际。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间，他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转变过程中，早期思想并不是简单地被抛弃，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加以“扬弃”了。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说：第一，“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第二，“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第三，“每一原则在一定时间内都曾经是主导原则”。第四，“由此对于哲学史我们得到这样的见解，即：虽说它是历史，但它研究的却并不是已过去的东西。哲学史的内容是理性的科学成果。而科学的成果是不能消灭的东西。”5521900黑格尔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他这一段话却表述了对哲学发展规律的极为深刻的见解。当我们比较系统地分析毛泽东同志早期留下来的著作和思想材料时，还会发见，这种规律性同样贯串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之中。比如说，康有为和梁启超，胡适和陈独秀，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甚至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主导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导原则”一个一个被否定了，而其中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材料，却被改造和吸取到新的体系中来。这样，早期思想发展中辚辚相接的各个过渡阶段，就都为他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理论起着铺平道路的作用。社会实践是思想发展的基础和源泉。我们在探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发展时，还必须揭示它的发展与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比如说，清末以来的“新学”与“旧学”之争，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派与文化复古派之争，以及“新民学会”内部的“温和派”与“剧烈派”之争等等，归根结底都是阶级斗争的某种表现。因此，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时，不能离开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史的广阔背景，不能放松阶级分析的方法。特别是为了揭示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个人特色，还必须对他的家庭社会关系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实践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只有掌握了扎实可靠的材料，才能深刻地分析他思想发展中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因而要揭示它的规律性，就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当我们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时，才能更深刻地阐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演进及其转变过程。离开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就可能迷失方向。近年来，我们从搜集材料入手，研读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早期著作，并联系我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史，追本溯源，从哲学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草成《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一书，力求实事求是地探明其哲学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由于作者的水平不高，掌握的材料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望海内学者不吝指正。

简介：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毛泽东为我们党规定的基本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精髓。毛泽东所倡导的这些思想原则，是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智慧的结晶。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进行的，这里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在这里进行革命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題。比如，要进行革命，首先要解决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问題，也就是首先要明确敌、我、友。而在中国，由于社会性质和西欧各国不同，革命的性质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在这里，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革命的敌、我、友，就有着和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情况。再如，在中国，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中国的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的手里，因此，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引起革命高涨这种典型的西欧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就不适用。中国的革命就不能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另辟蹊径。在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題中，农民问題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題尤其突出。对农民怎么看，对农民在革命中所处的地位能否正确认识，关系到革命的成败。由于中国的封建压迫十分严重，不但农民中的雇农、贫农有反封建的积极性，就是中农也有这种积极性。因此，应当把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当作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应当同他们建立牢固的革命联盟，而决不能把他们当作消极、落后的力量，而排斥于革命的大门之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是一个尤其复杂的问題。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无产阶级有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又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同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同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它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有严重的动摇性。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它参加革命，但又要对它的动摇性保持高度警惕，要防止它扰乱革命的阵脚，尤其要防止它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以上这些问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也没有现成的外国经验可资借鉴。这就是说，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能靠躺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上过日子，而是要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自己去摸索中国的国情，去把握中国革命的逻辑，一句话，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或者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我们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哪本书上照抄照搬过来的，而是靠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我们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没有我们的正确的战略和战术，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題的唯一正确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一开始就遭到教条主义者的反对。教条主义者是思想懒汉，他们不去研究中国的国情，不去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而是把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认为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題的现成答案。教条主义者几乎把中国的革命引上了绝路。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经验主义者虽也给革命带来过损失，但教条主义所造成的危害时间最长，后果最严重。这不仅因为教条主义者曾先后占据过党的最高领导职位，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而且他们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当时是一种国际思潮，盛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毛泽东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来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他的不少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正是同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成果。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同时也是在我们党内大力倡导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无论在调查研究的实践方面，还是在调查研究的理论方面，毛泽东都是我们的楷模。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为了回答社会上的封建势力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到湖南省的湘潭、湘乡等五个县作了实地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文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为了深入了解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状况，多次进行调查研究，写下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报告。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全国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仍然坚持这种调查研究的实践。如果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实践方面有很大的贡献的话，那么他在调查研究的理论方面的贡献就尤其突出。早在1930年，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该文中他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响亮口号。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55217051931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5521706在延安整风前后，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调查研究对于制定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性。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題的最基础的知识。”5521707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号召全党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为了克服教条主义，他向全党提出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任务。他说：“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5521708他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5521709全国解放后，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仍然经常提醒各级领导要谦虚谨慎，要重视调查研究。六十年代初，他曾经谈到，过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的传统坚持得比较好。入城以后，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題，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很危险的。他指出那几年出的问題，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主观地决定问題，从而政策、方法、措施都不对头，使工作吃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他提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5521710但可惜的是，他自己在晚年恰恰也违背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因而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悲剧。毛泽东虽然未能把他倡导的调查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贯彻始终，但纵观他的一生，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调查研究的实践和理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当今，我国人民正沿着党的十二大指引的方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形成我们自己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独创性经验，并以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摆在我们党、我国理论界面前的一项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追溯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的实践，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的理论，提高我们把握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精髓的自觉性，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一书的出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将产生有益的效果。邢贲思一九八四年六月于北京

简介： 邓小平（1904～1997）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已经当之无愧地载入了史册。邓小平的智慧有着鲜明的实践性、现代性与国际性，质朴明白，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宝库。邓小平早年到法国留学，与周恩来并肩战斗，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之一。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历任中央秘书长、红七军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总前委书记、二野政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是继承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中央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他的思想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面，在总结实践经验方面，可以说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本书整理出四十个命题，以历史为经，以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人物、专题为纬，勾勒出一个基本框架，以期突出地表现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伟大建树。当然，本书疏漏也在所难免，特就正于广大读者与方家。编者北京双榆树三然书斋

简介：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谱写出重要的篇章，其关键性因素就在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教育工作方法科学而新颖，效果显著而深远。延安整风时期的理论教育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加强自身思想理论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光辉典范，而且它也为当前以及今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各项事业的科学开展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因此，《延安整风时期的理论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以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史实的分析和综合，简要梳理了延安整风时期理论教育的基本过程，明确阐发了延安整风时期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系统总结和归纳了延安整风时期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精神的基础上，对延安整风时期理论教育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地论述和探讨，以期说明延安整风时期理论教育的历史经验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依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力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和不断繁荣，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感染力和时效性，提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认同感探索一条科学化、合理化与规范化的思维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