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出版本院老专家文集，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首当其选。刘大年先生非常重视这件事，他把它当作院里交给他的工作任务，认真准备文集的编选工作。非常遗憾地是，刘大年先生不幸已于1999年12月28日去世，他已经看不到这本文选的出版了。我受委托，就本书的编选事项做一点说明。一、这本选集的编辑方针是刘大年先生自己确定的。考虑到此前刘大年已经出版过：《中国近代史诸问题》（1965年，1978年重印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87年）、《抗日战争时代》（1996年）等三种文选，这次新编选集，应该有新的面貌。新的面貌不仅要求有新的内容，在编辑方法上也要体现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我想主要是指刘大年先生生平研究所追求的东西，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按照这种思想逻辑地编辑起来，而不是仅仅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按照这种思想，这本文选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所辑文章是讲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考的；第二部分称为历史关键（上），所辑文章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第三部分是历史关键（下），所辑文章是讲抗日战争研究及与此相关的思想理论问题，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关键；第四部分是思想文化（上），所辑文章是对中国近代传统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评论，其中大量评论了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学术功绩；第五部分是思想文化（下），是对近代经学做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这一部分只收了一篇文章：《评近代经学》，全文8万余字，可以说是刘大年先生最后一篇重要文章，是临终前在病床上定稿的；第六部分称外录，所收文章涉及几位外国学者和朋友，其中一篇题为《讲座元老西京大师》，是记述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的。井上清是日本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是近代史研究所的老朋友，是刘大年的老朋友。大年先生早就计划写一篇有关井上清教授的文章，一直未能如愿。此次编文集，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本文集，刘大年先生认为不可没有一篇有关井上清教授的文字。但是这时候，大年已经躺在病床上，不能捉笔，他便对随伺病床侧的子女口授了这篇不长的文字。念兹于兹，可见刘大年先生与井上清先生的情谊。1999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学术报告会”，刘大年作为老学者、老学部委员的代表在会上作报告。这篇报告稿，现在就作为本书的代前言，题目是重新拟定的。二、为了贯彻如上的编辑方针，在选取文章时，尽可能不与前已出版的三种文集重复，又能体现刘大年先生一贯的研究旨趣。所选文章，大部分都是在90年代内写作的，少部分是在80年代写的，除了个别篇章是在1979年写的以外，70年代以前写的文章没有收进来。所以，像《论康熙》、《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怎样评价？》等60年代写作的名篇，这次都没有收入。这本选集要尽可能体现作者一生的基本研究方向，又在说明作者在最近十年里作了哪些新的思考，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的发展，作者在学术研究中有哪些新的发展、前进。看了这本选集，读者大体上可以明了。但是，读者要想了解作者的全面思想、全部学术成就，这部选集限于篇幅，就难以满足，需要参看他的其他选集、著作，以及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文章。本书附有著作目录，可以给读者省去查找的麻烦。三、全书的编选，是在刘大年先生指导下，由他的女儿刘潞协助完成的。大部分篇章，大年先生都重新看过，不少文章上都留下了他亲自斟酌、修改的痕迹。刘大年先生总是希望用准确、洗练的文笔来表达他的思想。他是对读者负责的。我接到文稿后，对篇章的选取和排序等方面，作了一点技术性的工作，包括一些校订工作，并拟定了生平年表和著述要目。限于篇幅，删除了一些篇目。四、1999年11月某日，在北京协和医院601病房里，我曾在大年先生病床旁短暂逗留。在谈到选集时，大年先生提到把我过去写的一篇介绍他的小文章作为他的文集的附录。我没有说话，点头表示从命。这是文集的这篇附录的由来。也许，这篇附录对于读者了解刘大年先生一生经历和学术成就，会有一点帮助。五、刘大年先生是在八年抗战中，从太行山走下来的一位学者。他从1949年首次发表《美国侵华简史》，到1999年12月最后发表《评近代经学》，终身都在思考、探讨近代中国的历史。他曾经是抗日根据地一个拿枪的正规八路军战士，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思想理论战线工作，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是思想理论战线上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我把他概括为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我们从这本文集里，完全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特色。不管是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考，还是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他都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来由和去向，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说。他长于对政治史的探讨和分析，尤其长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他对于唯物史观有许多阐说，对历史研究中的方法、理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不同的、或者不一定正确的观点，他都能结合历史事实，结合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最新发现的资料，给与评论和解说，不自以为是，不强人所难，实事求是，循循善诱，平等讨论。读过这本文集以后，读者当会自己做出判断。张海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2月23日

简介： 20世纪初，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同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一合乎逻辑的“假定”。列宁这一著名的科学假说，包括了两条有内在联系的原理：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反映特性；物质的这一特性是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列宁关于一切物质都具有反映特性的思想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它既是对思想史上有关观念中的合理成分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当时有关的自然科学材料的概括和总结。在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原始人“对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自然界，只能“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原始人因其对于自然现象无能为力、不理解和恐惧，必然要对之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因此，在原始人的意识中，除有凭经验获得的唯物主义的成分之外，还包含有原始的灵物崇拜观念。这种观念的存在，是当时的人类作为认识主体而与自然物不能明确区分开来的表现。然而，正如西方的一些人种志学专家所认为的那样，这毕竟是“素朴的逻辑运算”，或抽象思维的开端。后来，生产力的某种发展和思维能力的一定提高，促使原始的灵物崇拜观念朝着唯心和唯物两个方向分化与发展。向唯心主义方

简介： 张闻天同志 遗像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隆重追悼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同志。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之下，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张闻天同志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强烈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他和沈泽民同志等一起参加了当时“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创作和翻译作品。张闻天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张闻天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党派往苏联学习，担任过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并曾积极地参加了反对陈独秀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李立三路线等的思想斗争。一九三〇年底，他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六月成立临时中央局，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简介：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处在危难时期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所锻造出来的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内心深处最尊敬最爱戴的人民领袖。周恩来就其才能、品德、气质、风范、业绩、贡献和影响，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级重量级历史伟人。他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杨尚昆同志认为，周恩来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历史形成的事实上辅佐毛泽东的副帅。这个评价恰如其分，令人信服。周恩来具有最全面的领导才能，是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建国以后又领导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外交工作，凡是他处理的问题都一顺百顺，卓有成效。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高尚品德，他把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集于一身，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人民、他人，而唯独没有自己。他的人格魅力，教育和熏陶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人民缅怀他，想念他。他的感染力之强，不仅使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人，甚至每一个知道他的事迹的人，每当想起“敬爱的周总理”，都会情不自禁地流泪。在人民的心目中，周恩来永远不会死，周恩来的事迹永远说不完，因而周恩来的研究也永无止境。一股“周恩来热”正在神州大地兴起，“周恩来学”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周恩来的思想宝库极其丰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思想武器。陈答才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他怀着对周恩来无比热爱和崇敬的心情，长期从事周恩来研究，并在这方面取得一系列可喜成果，其中包括专著《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论》和几十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在出版《周恩来研究论稿》，将陈答才关于周恩来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汇集成书。如果说，统一战线、经济建设、外交工作和对国情的认识是周恩来思想宝库中最有特色、最为精彩的几个方面，那么，陈答才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论稿》犹如一面镜子，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我和陈答才有过几次接触，《论稿》也粗略地看过。给我的印象是，陈答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朴实谦虚，对自己要求严格，历史知识较厚，理论功底扎实，对周恩来的研究下了功夫，有许多独到见解，在这个领域里很有贡献。他在做学问和做人两方面都好，发展比较全面，是我国中年学者中比较优秀的一位。我相信，《论稿》的出版，对于周恩来研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都会是一个推进，一定会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产生共鸣和良好的社会效应。赵曜2001年11月初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简介： 中苏论战是指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在意识形态和对内对外政策以及国家利益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而引起的争论。中苏两党的这场争论前后历时十年，在国际共运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分六个部分对中苏论战的过程、原因、内容、实质、历史影响和经验教训进行了评述和分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论述了中苏论战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中苏论战的历史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到1960年4月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这是两党分歧产生、扩大并在内部进行争论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到1963年3月中国发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七篇文章，这是不指名的论战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63年3月苏共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这是中苏两党指名论战阶段，双方的论战文章主要是在这一阶段发表的。第四个阶段，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到1966年3月苏共二十三大，这是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阶段，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两党关系中断。第二章论述和分析了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本章把中苏论战放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大背景下，提出论战是几种主要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综观中苏论战的全过程，意识形态分歧是一根主线，它既是中苏论战的原因之一，又是结果，有时互为因果；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论战初期为害不浅，在论战后期甚至是导致公开论战的祸根；对外战略的分歧和冲突对恶化两党关系起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分歧、领导人个性的差异也是导致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本章分别对这四个方面的原因进行了阐述。第三章对论战中两党主要观点的理论是非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从总体上看，双方的观点都有错误，没有一方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1）关于斯大林问题。苏共批判斯大林是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改革和冲破斯大林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应该肯定，但苏共认识的深度不够，批判的方式也不对；中共对苏共批判斯大林一开始采取有保留的支持态度，是正确的，但后来又予以全盘否定，回避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危害，结果重蹈了个人崇拜的覆辙。（2）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中苏两党对于当时世界所处时代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两党对世界主要矛盾及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有相当大的分歧。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双方的侧重点不同。作者认为，对于时代，中苏两党都过高地估计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苏共的观点比较接近实际，但苏共只是把和平共处看作对抗资本主义的手段，后来又表现出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中共则过于强调战争的危险性，结果直接影响了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战略。（3）关于“三和”问题。苏共提出“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有其积极的一面，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原则，并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犯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中共在批驳苏共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否认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存在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是不正确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选择和普遍规律，未免失之片面，而且“和平过渡”还只是一种预测，缺乏有力的实例。中共强调暴力革命的绝对性也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作者提出，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的途径，可以是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可以是和平的方式，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归根结底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探索，不应以某国的历史经验为模式，也不应由别国别党来设计。（4）关于“两全”问题。中共对苏共的批判本身从整体上讲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中共没有看清苏共“两全”的实质：苏共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表面上是右的，实质上是和其“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相联系的，是其“左”的表现。苏共提出“全民党”，不是要改变党的性质，不是故意抹杀党的阶级性，取消党的先进性，而是苏共在对苏联发展阶段“左”的估计基础上为继续保持党包揽一切的地位所寻找的一个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讲，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不会出现什么“全民国家”，将来也不会存在什么“全民党”。（5）关于修正主义问题。中共对赫鲁晓夫的批判是建立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夺权的基础之上的，中苏论战的核心是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作者提出，赫鲁晓夫搞的不是修正主义，其探索和改革有不少积极的成分，但赫鲁晓夫的主要表现并非是右的，更多显示出来的是“左”的教条主义。尽管苏共领导人攻击中共是“教条主义”，似乎苏共考虑到世界的新变化了，但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新变化”不过是对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过分夸张，并没有真正对战后世界新变化有了什么认真深入的研究。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模糊了自己的视线，没有看到赫鲁晓夫路线的实质，是以自己的“左”反对赫鲁晓夫的教条主义，结果使党走向了极“左”。第四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苏论战的实质。作者提出，中苏两党所以会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并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说明旧的国际共运模式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了。同时，中苏论战主要是以意识形态争论的方式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本身也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待分歧和处理分歧的做法问题，二是分歧本身的是非问题。对前一个问题，苏共超出意识形态争论搞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使中共没有后退的余地，被迫与其论战；对后一个问题，没有一方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中苏论战的实质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是国际共运传统模式发生危机的一种反应，从中苏两党关系来看是中共反对苏共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一场斗争，从争论的内容来看是中苏两党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第五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苏论战的历史影响。就中共和中国而言，中苏论战对中共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产生消极影响，加剧了中共的“左”倾错误和教条主义倾向，并成为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对苏共和苏联来说，中苏论战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构筑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消耗了苏联的国力，与中国的论战和对抗强化了苏联的经济军事化发展模式。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动荡、分裂和曲折，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论战打破了苏共长期以来对国际共运一统天下的局面，解放了各国党的思想，对于各国党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积极意义。中苏论战对国际政治格局也带来了深远影响：中苏分裂标志着中国“一边倒”的终结，中苏从盟友变成了敌人；中苏分裂之后，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向两极格局提出挑战，国际政治开始出现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第六章从四个方面总结了中苏论战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鉴于论战中两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曲解和误解，作者提出，必须根据实践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作者提出，必须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不根据本国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别国的是非，不能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取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分歧，作者提出，坚决不搞争论，尊重各国党对社会主义多样性的探索，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对于如何科学制定中国的对外战略，作者提出，中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决不当头，但要有所作为。本书对中苏论战有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对论战原因的分析、对论战主要问题理论是非的评价、对论战实质的论述具有创新意义。

简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我们在积极参与哲学体系改革研究的过程中，曾提出了一个试图将实践观点贯彻到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这在当时及稍后出版的几部专著和一些论文中有所体现。但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的建构只是一种前提性、预备性的工作。近年来我们的工作是试图从哲学范式发展的视角进一步发掘和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亦即从哲学范式的发展上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是一种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实践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诸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辩证法与实践智慧、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等问题，进行一种实践哲学的阐释。为了深化这种研究，还有必要将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释拓展到对从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进路的梳理，比较不同阐释进路理论上的得失。此外，对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的反思，也是实践哲学阐释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即从哲学思维范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实践类型的匹配性关系中，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当是构成我们这一系列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或可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范式这一深层上的亲合性，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中国化的可能方式。以丛书的形式将我们近年来在上述问题上的一些思考公之于众，其目的是抛砖引玉，与学界同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陈晏清 王南湜2006年10月

简介： 本书围绕现代新闻思想发展的学术特征，首先梳理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演变规律，勾勒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演变进程，在对中国现代新闻思想进行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具体研究了采访、编辑、媒介经营与管理、自由、报刊舆论、伦理、教育、学术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内容与特征，从八个侧面分别透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发展特点与规律，实现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研究的宏观概括与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概括了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1896至1898年问，各地维新志士组织的学会有40多个，创办的报刊有70多家，形成近代新闻史上中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潮与国人研究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第一次高潮。其研究特点是：受西方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影响，以理想化了的英国《泰晤士报》为报纸的楷模，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改革政治、变法维新；突出政论作用，重视宣传艺术，特别重视报纸功能的研究；在办报实践基础上，也提出一些办报理论。第二次高潮：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为开端，至1927年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为结束。这是我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创建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新闻学术研究团体的兴起与新闻教育的创办，大众化商业新闻学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研究的主流。第三次高潮：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由于蒋介石对全国新闻界实行法西斯统治，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新闻自由成为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研究的深入阶段，新闻学术团体与新闻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新闻理论，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派的批判，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下，一些爱国的民主主义新闻学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转变。《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还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传人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形成过程，李大钊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新闻现象。张友渔则是我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学者。20世纪40年代，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全面形成与成熟的重要时期，也是无产阶级新闻学战胜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关键岁月。从1922年2月12日李女钊发表《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开始，到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最终形成。

简介： 井冈山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井冈山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武装斗争的经验，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回顾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重温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功绩。（一）马列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谁要否认这一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谁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各国的情况不同，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这一任务呢？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必须看到你们那里的特点，你们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列宁强调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显然，马列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