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者详尽地描述了自然系统从混沌到有序的结构和功能这一自组织原理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原理，并从“人天同构”的思想出发力图把这种现代知识体系引入经济学，以革新经济学传统的分析方法。书中以经济系统的时间因素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相互作用为线索展开讨论以期为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从存在到演化，从实物经济到符号经济的描述提供一个统一的方法论框架。

简介： 粤港澳历来联系紧密，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开展对粤港澳经济史的研究，可以深化香港、澳门历史的研究，也可丰富中国近代史、广东地方史、华侨华人史的内容。本书收录的多篇论文分别从粤港澳华商的发展与近代世界、粤港澳对外贸易与国内外市场、重要历史人物与粤港澳地方经济社会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其中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做了全新的梳理，并取得了原创性的成果。本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论证充分，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本书既总结历史经验、探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亦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岭南区域史等领域的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

简介： 政府规制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规制的主要内容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的目的在于校正市场失灵、规范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行为；社会性规制的目的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维护信息劣势一方的合法利益。本书将政府规制的理论与我国的规制政策及案例进行有机的融合，以规制政策来解释规制理论，以案例来检验与分析规制政策的得失。

简介： 本书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标准和新型机制，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及差距变迁的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多维度考察，从理论上阐述了新的区域协调发展观，构建了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和判别标准，揭示了对外开放影响区域差异的机理、制度变迁对区域增长收敛的影响、专业化促进增长的实现机制以及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的形成机理，探讨了城市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区域节能潜力和公共服务效率差异，提出了差别化的区域减排机制设计和国家援助政策体系。

简介： 吴承明 这部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原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课题名称“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的一批著名史学家担任各卷主编，组织各单位的学者参加，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了十多个寒暑。部分分卷曾先行问世，饮誉海内外。现在九卷已全部完成，应经济日报出版社之请，一次付梓，除保留各分卷的名称之外，全书统一称《中国经济通史》。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我受嘱写这篇总序，荣幸之余，首先是向各卷主编和作者祝贺，再就几个有关问题略抒管见。本书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夏金、元、明、清九个分卷。自有文字的商代算起，亦跨越三十几个世纪。通古今之变，它是一部中国经济通史，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一部通史。经济史以研究过程为主，非如政治、军事史之着重事件，从编写体例说亦以通考长、中、短时段环境、社会和经济的演变为宜。本书采取断代形式，各卷主编和作者都是多年从事相应断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各卷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有基本一致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并通过研讨，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总线索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有大体一致的认识。本书认为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嬗递，而以战国时期各国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作为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经济演变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制约，一般可以以一定自然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一定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的效果作为考察的主线。这样看，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是曲折的，有进有退，但长期趋势是不断进步的。因而，本书不认为我国漫长的封建经济有个上升的阶段，以后就走下坡路，而是在生产力不断增长中，旧制度逐渐瓦解，新的因素于焉滋生。在总线索和总趋势大体一致的认识下，各断代即各分卷，以至一个分卷的各专题的撰写，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允许不同观点存在。这是本书强调的。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活动十分复杂，并受历代政治、军事、社会制度和时代思潮的制约，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个统一的写作规范；更是因为，任何历史都是人们对过去的认识，这种认识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深入，有所创新的。一部新的经济史，不是已有文献和著述的选择与综合，而应该在总体上和部分上，在资料、方法、观点上，都属新构，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本书就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把各分卷的撰写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其中许多都是作者埋首多年或倾力攻坚的课题；对于已有的结论，也参酌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有关学科的新进展，予以再考察。因而，每个分册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都有一系列的创新见解。这种发挥个人专长与集体智慧、允许不同观点并存的办法，国外也不乏先例，如《剑桥欧洲经济史》、《方坦纳欧洲经济史》等巨著都是这样，也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之作。本书各分卷各专题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实证主义作为基本原则的。“实证”原是“确实”的意思。历史研究首先是求实，无征不信，故实证主义可说是史学的第一原则。我国史学有实证的优良传统，并发展出优秀的考据之学。不过，乾嘉以前的考据常是以经证史，受微言大义的限制，囿于个别事物，未能用实证主义原则来考察历史发展的过程。今天，则是以经过考证的、自认可信的历史事实，包括长、中、短过程的历史事实，作为惟一的根据。这种历史事实，代表历史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句话用于治史真是再好不过。因为它同时排除了五六十年代在我国一度出现的教条主义史学。那种教条主义史学等于重蹈“以经证史”的覆辙，并且具有目的论、决定论的倾向。这都是不符合实证主义原则的。西方史学，自近代史学之父L.兰克以来，也是实证主义的。著名史学家T.蒙森、E.W.麦特兰等也都是考证大师。但是，自19世纪末起，实证主义就不断受到批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曾受到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攻击。西方史学界之批判实证主义，抛开在本体论上所受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不谈，其批判集中在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相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我以为也应当承认人们对它的认识有相对性。我们也许不能“终极地”认识某些历史事实，但能不断地接近它。前面我用“自认可信的”和“不断地创新”，即指其相对性。西方批判者的有些见解，如B.克罗齐强调历史认识的时代性，R.G.柯林武德把历史看成是人的行为、强调认识是对前人思想的重演，这对增进我们的认识来说，也是有益的。事实上，西方史学迄今并未脱离实证主义，即使一个全部用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著作，仍然先要考察其所用资料尤其是数据的正确性。至于五六十年代进入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它要求从一个一般规律和所研究问题的初始条件推导出演变的结果；这只能用于边界分明的狭隘命题，在美国也没有多大发展。并且，其结论往往是预言式的，并包含目的论、决定论倾向，对历史研究来说，是不可取的。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按其原意，只是回答“是怎样”的问题，而不问所论事物或行为的是非善恶，即不作价值判断。孔德和斯宾塞都申明过这一点。这对于考察自然现象，亦可无碍。但用于史学，如果不作价值评判，怎能“以史为鉴”呢？不分析其利弊得失，怎能古为今用呢？历史学一向是有价值分析的，而在经济史中，价值分析比之一般历史道德伦理的规范分析，更有它的难处。质言之，我们是以历史上的价值观为准呢，还是以今天的价值观为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部经济史本来应当具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在作实证分析时，应该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虑。这就是说要采取历史主义的原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贯彻历史主义的分析原则，即使不作任何价值判断，也能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说清楚，读者自会置评。而脱离历史条件，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评论，都是非历史的，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作规范分析时，则应当用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现在的价值观，作为分析的规范，或评论根据。这种分析不仅研究历史事物或行为对当时经济发展的作用，还包括它对后代以至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这也就是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应该放在实证分析之后，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其实今天我们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当我们后代人有了新的历史知识、新的价值观，我们的认识也就陷入历史局限性了。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晚期才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其所以分立出来，是因为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在我国这个分立过程更晚，大体在20世纪前期。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史是属于历史学系统呢，还是属于经济学系统呢？已问世的经济史著作，从其体例、论证方式以至文章风格看，有更近于历史著作的，有更近于经济著作的，大约以前者为多，本书似也属于前者。其实，这并不是原则问题，两种类型的经济史并存大有好处，可收互补之效。我以为，重要的是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史刚从历史学分立出来的时候，西方有人主张经济史应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如瑞典的赫克舍尔（E.F.Hcckscher），他主张历代经济史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经济理论即供求理论之上。他的主要著作即《重商主义》，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但不能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样。我曾多次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这些经济理论或学说，大都是经济学家根据过去的而主要是作者当代的经济实践总结或抽象出来的，目的在指导当时的经济实践；但时代过去，它就只具有方法论（思维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的意义了。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上某些经济现象的时代特征、边界条件和资料的可能性，选用某种经济学理论来进行分析，但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供给与需求固然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但究竟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历史上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萨伊定律曾经被奉为圭臬；但边际主义出来就发生动摇，到凯恩斯主义就根本被否定了。与经济史关系密切的经济增长理论变化尤大，并且任何一个增长模式都只能包括三四个增长因素，其余只好“假定不变”，或设一个代表“余值”的不定因素。J.A.熊彼特英明地把他那部繁浩而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并在“经济分析的技术”一章中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经济史学者对于所有经济学理论都应当这样看。另一方面，熊彼特把经济史作为经济分析即经济学四种基本学科的最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感”、“历史经验”云云有点抽象，但确是很重要的。一部经济史不能像经济学那样只讲“纯经济的”现象（也是熊彼特语），而要求经济史家要有明确的历史观和整个历史学的修养，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习俗心态等各方面来考察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近年来，文化方面日益受到重视，认为经济演变不能脱离文化思想的制约，本书还特别把历代经济思潮列入课题。当前，经济学日益走向模型化和数学化，以至全部变成方程式解答。我们经济史也应注意定量分析，或根据资料可能，从经济学中吸取一些方法，如投入产出以至回归分析等，但不宜轻易“建模”，限制史学思路，更不能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而是力求有更完整的经济史，给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总之，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藏，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以上拙见，谨借本书出版之际，求教于读者。

简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经济预测与经济政策评价”的研究成果。该项目组成员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构建、中国经济形势跟踪分析与预测、中国经济政策效应模拟与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近年来，撰写了《中国经济蓝皮书》系列主报告及其他大量的政策评价和分析报告，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本书汇集了项目组目前正在使用的各类主要宏观经济模型。这些模型力图反映国际上宏观经济建模技术的最新前沿，并紧密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使用中国的数据，构建了中国宏观经济模型，进行经济预测和分析，定量模拟和评价了若干重要经济政策的效应，可以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本书包括以下十个重要经济模型：中国宏观经济年度模型、中国宏观经济季度协整模型、中国宏观经济季度GVAR模型、全球GVAR模型、中国世代交叠CGE模型、中国微观模拟与CGE连接模型、中国经济DSGE模型、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数理模型、中国经济—能源—环境动态CGE模型（CN3EM）和中国3E—CGE模型。在经济预测与经济政策等评价方面，本书涉及的应用主要有：年度、季度及中长期经济预测；财税改革与收入分配政策效应模拟；货币政策效应模拟；经济冲击或经济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模拟；能源与环境政策效应模拟等。本书是集体研究成果，各章的作者如下：第一章，娄峰、沈利生；第二章，刘晓飞、张延群；第三章，张涛、巩书欣；第四章，张延群；第五章，王丽；第六章，万相昱；第七章，李雪松、王秀丽；第八章，李军；第九章，张友国；第十章，娄峰。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促进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及经济政策评价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化，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和改革决策的科学化贡献应有的力量。由于作者学识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各界读者批评指正。李雪松2016年3月于北京

简介： 以“增量调整”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是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转型时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性红利正逐步衰减，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也逐步显现。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矛盾正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蔡跃洲同志的新作《二元结构下的投资膨胀及要素驱动——收入分配视角的机制分析与实证》，契合了上述时代背景，以收入分配格局为切入点，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膨胀、投资结构重化及要素驱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蔡跃洲同志的这本著作首先从二元结构背景出发，结合现行制度性扭曲，分析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成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初次分配失衡及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对储蓄、投资及投资结构的影响；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对投资膨胀、投资结构重化及要素驱动的成因进行分析。作者还结合我国即将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对未来我国储蓄、投资及增长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情景模拟。根据本书的分析，二元结构起点及制度性扭曲是现行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源；而这种分配格局又导致了投资消费失衡、投资膨胀及投资结构重化，形成要素驱动增长的局面；未来人口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将改变我国高国民储蓄率的状况，并使得要素驱动模式失去基本前提和支撑。作者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去分析要素驱动的成因，选择的切入点非常准确也很独特；全书将投资消费失衡、收入分配差距，以及资源要素约束等问题之间的联系有机地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下，行文和分析自成体系，为解读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作者提出的多项主张也很有新意，比如，从资源要素配置环节和初次分配环节扭曲来解释所谓“再分配失灵”现象；从投资膨胀和重工业自循环角度来解释投资结构重化；未来宏观政策应引导投资向财富积累方向转移，等等。全书的组织结构，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写作和论证过程中，蔡跃洲同志充分发挥了其作为数量经济学博士的专业特长，综合运用了数理建模、计量检验、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 模拟等数量经济学方法，对相关的论点均给出了全面细致的论述，体现了作者扎实的数量经济学功底和对各种方法工具娴熟的驾驭能力。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济用”。运用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工具剖析解读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和支撑，是经济学人的光荣责任和使命。而转型中国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也为中国经济学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舞台。新一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有着更为系统和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关注现实、静心思考、大胆创新，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愿与作者、读者共勉！是为序！汪同三2012年1月31日

简介： 吴承明这部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原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课题名称“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的一批著名史学家担任各卷主编，组织各单位的学者参加，殚心协力，惨淡经营了十多个寒暑。部分分卷曾先行问世，饮誉海内外。现在九卷已全部完成，应经济日报出版社之请，一次付梓，除保留各分卷的名称之外，全书统一称《中国经济通史》。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我受嘱写这篇总序，荣幸之余，首先是向各卷主编和作者祝贺，再就几个有关问题略抒管见。本书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夏、元、明、清九个分卷。自有文字的商代算起，亦跨越三十几个世纪。通古今之变，它是一部中国经济通史，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一部通史。经济史以研究过程为主，非如政治、军事史之着重事件，从编写体例说亦以通考长、中、短时段环境、社会和经济的演变为宜。本书采取断代形式，各卷主编和作者都多年从事相应断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各卷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有基本一致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并通过研讨，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总线索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有大体一致的认识。本书认为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嬗递，而以战国时期各国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作为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经济演变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制约，一般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一定的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的效果作为考察的主线。这样来看，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是曲折的，有进有退，但长期趋势是不断进步的。因而，本书不认为我国漫长的封建经济有个上升的阶段，以后就走下坡路，而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中，旧制度逐渐松解，新的因素于焉滋生。在总线索和总趋势大体一致的认识下，各断代即各分卷，以致一个分卷的各专题的撰写，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允许不同观点存在。这是本书强调的。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活动十分复杂，并受历代政治、军事、社会制度和时代思潮的制约，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个统一的写作规范；更是因为，任何历史都是人们对过去的认识，这种认识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深入、有所创新的。一部新的经济史，不是已有文献和著述的选择与综合，而应该在总体上和部分上，在资料、方法、观点上，都属新构，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本书就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把各分卷的撰写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其中许多都是作者埋首多年或倾力攻坚的课题；对于已有的结论，也参酌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有关学科的新进展，予以再考察。因而，每个分册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都有一系列的创新见解。这种发挥个人专长与集体智慧、允许不同观点并存的办法，国外也不乏先例，如《剑桥欧洲经济史》、《方坦纳欧洲经济史》等巨著都是这样，也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之作。本书各分卷各专题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实证主义作为基本原则的。“实证”原是“确实”的意思。历史研究首先是求实，无证不信，故实证主义可说是史学的第一原则。我国史学有实证的优良传统，并发展出优秀的考据之学。不过，乾嘉以前的考据常是以经证史，受微言大义的限制，囿于个别事物，未能用实证主义原则来考察历史发展的过程。今天，则是以经过考证的、自认可信的历史事实，包括长、中、短过程的历史事实，作为唯一的根据。这种历史事实，代表历史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用于治史真是再好不过。因为它同时排除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一度出现的教条主义史学。那种教条主义史学等于重蹈“以经证史”的覆辙，并且具有目的论、决定论的倾向。这都是不符合实证主义原则的。西方史学，自近代史学之父L．兰克以来，也是实证主义的，著名史学家T．蒙森·E．W．玫特兰等也都是考证大师。但是，自十九世纪末起，实证主义就不断受到批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并受到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攻击。西方史学界之批判实证主义，抛开在本体论上所受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不谈，其批判是集中在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相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我以为也应当承认人们对它的认识有相对性。我们也许不能“终极地”认识某些历史事实，但能不断地接近它，前面我用“自认可信的”和“不断地创新”，即指其相对性。西方批判者的有些见解，如B．克罗齐强调历史认识的时代性，R．G．柯林武德把历史看成是人的行为，强调认识是对前人思想的重演，这对增进我们的认识来说，也是有益的。事实上，西方史学迄今并未脱离实证主义，即使一个全部用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著作，仍然先要考察其所用资料尤其是数据的正确性。至于五六十年代进入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它要求从一个一般规律和所研问题的初始条件推导出演变的结果；这只能用于边界分明的狭隘命题，在美国也没有多大发展。并且，其结论往往是预言式的，并包含目的论、决定论倾向，对历史研究来说，是不可取的。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按其愿意，只是回答“是怎样”的问题，而不问所论事物或行为的是非善恶，即不作价值判断。孔德和斯宾塞都申明过这一点。这对于考察自然现象，亦可无碍。但用于史学，如果不作价值评判，怎能“以史为鉴”呢？不分析其利弊得失，怎能古为今用呢？历史学一向是有价值分析的，而在经济史中，价值分析比之一般历史道德伦理的规范分析，更有它的难处。质言之，我们是以历史上的价值观为准呢，还是以今天的价值观为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部经济史本来应当具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在作实证分析时，应该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虑。这就是说，要采取历史主义的原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贯彻历史主义的分析原则，即使不作任何价值判断，也能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说清楚，读者自会置评。而脱离历史条件，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评论，都是非历史的、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作规范分析时，则应当用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现在的价值观，作为分析的规范，或评论根据。这种分析不仅分析历史事物或行为对当时经济发展的作用，还包括它对后代以致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这也就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应该放在实证分析之后，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其实，今天我们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当我们后代人有了新的历史知识、新的价值观，我们的认识也就陷入历史局限性了。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晚期才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其所以分离出来，是因为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在我国这个分离过程更晚，大体在20世纪前期。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史是属于历史学系统呢，还是属于经济学系统呢？已问世的经济史著作，从其体例、论证方式以及文章风格看，有更近于历史著作的，有更近于经济著作的，大约以前者为多，本书似也属于前者。其实，这并不是原则问题，两种类型的经济史并存大有好处，可收互补之效。我以为，重要的是经济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史刚从历史学分离出来的时候，西方有人主张经济史应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如瑞典的赫克舍尔（E．F．Hcckscher），他并主张历代经济史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经济理论即供求理论之上。他的主要著作即《重商主义》，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但不是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样的。我曾多次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这些经济理论或学说，大都是经济学家根据过去的而主要是作者当代的经济实践总结或抽象出来的，目的在指导当时的经济实践；但时代过去，它就只具有方法论（思维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的意义了。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上某些经济现象的时代特征、边界条件和资料的可能性，选用某种经济学理论来进行分析，但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税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供给与需求固然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但究竟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历史上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萨伊定律曾经被奉为圭臬，但边际主义出来就发生动摇，到凯恩斯主义就根本被否定了。与经济史关系密切的经济增长理论变化尤大，并且任何一个增长模式都只能包括三四个增长因素，其余只好“假定不变”，或设一个代表“余值”的不定因素。J．A．熊彼特英明地把他那部繁洁而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并在“经济分析的技术”一章中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经济史学者对于所有经济学理论都应当这样看。另一方面，熊彼特把经济史作为经济分析即经济学四种基本学科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有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感”、“历史经验”云云有点抽象，但确实很重要。一部经济史不能像经济学那样只讲“纯经济的”现象（熊彼特语），而要求经济史家要有明确的历史观和整个历史学的修养，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习俗心态等各方面来考察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近年来，文化方面日益受到重视，认为经济演变不能脱离文化思想的制约，本书还特别把历代经济思潮列入课题。当前，经济学日益走向模型化和数学化，以致全部变成方程式解答。我们研究经济史也应注意定量分析，或根据资料显示，从经济学中吸取一些方法，如投入产出、回归分析等，但不宜轻易“建模”，限制史学思路，更不能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而是力求有更完整的经济史，给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总之，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藏，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以上拙见，谨借本书出版之，求教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