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内容共分为四篇。第一篇是关于绿色发展战略的思考，论述了我国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及相关思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中必须重视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及路径锁定问题，并对我国节能目标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进行了辩证分析。第二篇讨论了绿色发展的路径，包括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两大方面分析了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减缓途径，探讨了农业生产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中国低碳贸易发展路径、节水贸易发展模式、云南普洱市的绿色发展实践。第三篇讨论了制定绿色发展政策需要重视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包括环境价值评估、包含环境因素的效率（生产率）评价方法和国际通行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第四篇是关于我国绿色发展政策的整体回顾、展望与案例分析，包括总的绿色发展政策、水价调整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碳排放强度约束的结构效应和宏观效应、不同征税标准下碳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

简介： 吴承明这部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原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课题名称“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的一批著名史学家担任各卷主编，组织各单位的学者参加，殚心协力，惨淡经营了十多个寒暑。部分分卷曾先行问世，饮誉海内外。现在九卷已全部完成，应经济日报出版社之请，一次付梓，除保留各分卷的名称之外，全书统一称《中国经济通史》。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我受嘱写这篇总序，荣幸之余，首先是向各卷主编和作者祝贺，再就几个有关问题略抒管见。本书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夏、元、明、清九个分卷。自有文字的商代算起，亦跨越三十几个世纪。通古今之变，它是一部中国经济通史，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一部通史。经济史以研究过程为主，非如政治、军事史之着重事件，从编写体例说亦以通考长、中、短时段环境、社会和经济的演变为宜。本书采取断代形式，各卷主编和作者都多年从事相应断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各卷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有基本一致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并通过研讨，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总线索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有大体一致的认识。本书认为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嬗递，而以战国时期各国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作为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经济演变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制约，一般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一定的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的效果作为考察的主线。这样来看，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是曲折的，有进有退，但长期趋势是不断进步的。因而，本书不认为我国漫长的封建经济有个上升的阶段，以后就走下坡路，而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中，旧制度逐渐松解，新的因素于焉滋生。在总线索和总趋势大体一致的认识下，各断代即各分卷，以致一个分卷的各专题的撰写，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允许不同观点存在。这是本书强调的。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活动十分复杂，并受历代政治、军事、社会制度和时代思潮的制约，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个统一的写作规范；更是因为，任何历史都是人们对过去的认识，这种认识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深入、有所创新的。一部新的经济史，不是已有文献和著述的选择与综合，而应该在总体上和部分上，在资料、方法、观点上，都属新构，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本书就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把各分卷的撰写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其中许多都是作者埋首多年或倾力攻坚的课题；对于已有的结论，也参酌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有关学科的新进展，予以再考察。因而，每个分册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都有一系列的创新见解。这种发挥个人专长与集体智慧、允许不同观点并存的办法，国外也不乏先例，如《剑桥欧洲经济史》、《方坦纳欧洲经济史》等巨著都是这样，也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之作。本书各分卷各专题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实证主义作为基本原则的。“实证”原是“确实”的意思。历史研究首先是求实，无证不信，故实证主义可说是史学的第一原则。我国史学有实证的优良传统，并发展出优秀的考据之学。不过，乾嘉以前的考据常是以经证史，受微言大义的限制，囿于个别事物，未能用实证主义原则来考察历史发展的过程。今天，则是以经过考证的、自认可信的历史事实，包括长、中、短过程的历史事实，作为唯一的根据。这种历史事实，代表历史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用于治史真是再好不过。因为它同时排除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一度出现的教条主义史学。那种教条主义史学等于重蹈“以经证史”的覆辙，并且具有目的论、决定论的倾向。这都是不符合实证主义原则的。西方史学，自近代史学之父L．兰克以来，也是实证主义的，著名史学家T．蒙森·E．W．玫特兰等也都是考证大师。但是，自十九世纪末起，实证主义就不断受到批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并受到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攻击。西方史学界之批判实证主义，抛开在本体论上所受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不谈，其批判是集中在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相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我以为也应当承认人们对它的认识有相对性。我们也许不能“终极地”认识某些历史事实，但能不断地接近它，前面我用“自认可信的”和“不断地创新”，即指其相对性。西方批判者的有些见解，如B．克罗齐强调历史认识的时代性，R．G．柯林武德把历史看成是人的行为，强调认识是对前人思想的重演，这对增进我们的认识来说，也是有益的。事实上，西方史学迄今并未脱离实证主义，即使一个全部用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著作，仍然先要考察其所用资料尤其是数据的正确性。至于五六十年代进入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它要求从一个一般规律和所研问题的初始条件推导出演变的结果；这只能用于边界分明的狭隘命题，在美国也没有多大发展。并且，其结论往往是预言式的，并包含目的论、决定论倾向，对历史研究来说，是不可取的。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按其愿意，只是回答“是怎样”的问题，而不问所论事物或行为的是非善恶，即不作价值判断。孔德和斯宾塞都申明过这一点。这对于考察自然现象，亦可无碍。但用于史学，如果不作价值评判，怎能“以史为鉴”呢？不分析其利弊得失，怎能古为今用呢？历史学一向是有价值分析的，而在经济史中，价值分析比之一般历史道德伦理的规范分析，更有它的难处。质言之，我们是以历史上的价值观为准呢，还是以今天的价值观为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部经济史本来应当具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在作实证分析时，应该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虑。这就是说，要采取历史主义的原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贯彻历史主义的分析原则，即使不作任何价值判断，也能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说清楚，读者自会置评。而脱离历史条件，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评论，都是非历史的、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作规范分析时，则应当用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现在的价值观，作为分析的规范，或评论根据。这种分析不仅分析历史事物或行为对当时经济发展的作用，还包括它对后代以致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这也就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应该放在实证分析之后，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其实，今天我们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当我们后代人有了新的历史知识、新的价值观，我们的认识也就陷入历史局限性了。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晚期才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其所以分离出来，是因为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在我国这个分离过程更晚，大体在20世纪前期。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史是属于历史学系统呢，还是属于经济学系统呢？已问世的经济史著作，从其体例、论证方式以及文章风格看，有更近于历史著作的，有更近于经济著作的，大约以前者为多，本书似也属于前者。其实，这并不是原则问题，两种类型的经济史并存大有好处，可收互补之效。我以为，重要的是经济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史刚从历史学分离出来的时候，西方有人主张经济史应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如瑞典的赫克舍尔（E．F．Hcckscher），他并主张历代经济史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经济理论即供求理论之上。他的主要著作即《重商主义》，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但不是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样的。我曾多次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这些经济理论或学说，大都是经济学家根据过去的而主要是作者当代的经济实践总结或抽象出来的，目的在指导当时的经济实践；但时代过去，它就只具有方法论（思维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的意义了。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上某些经济现象的时代特征、边界条件和资料的可能性，选用某种经济学理论来进行分析，但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税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供给与需求固然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但究竟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历史上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萨伊定律曾经被奉为圭臬，但边际主义出来就发生动摇，到凯恩斯主义就根本被否定了。与经济史关系密切的经济增长理论变化尤大，并且任何一个增长模式都只能包括三四个增长因素，其余只好“假定不变”，或设一个代表“余值”的不定因素。J．A．熊彼特英明地把他那部繁洁而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并在“经济分析的技术”一章中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经济史学者对于所有经济学理论都应当这样看。另一方面，熊彼特把经济史作为经济分析即经济学四种基本学科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有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感”、“历史经验”云云有点抽象，但确实很重要。一部经济史不能像经济学那样只讲“纯经济的”现象（熊彼特语），而要求经济史家要有明确的历史观和整个历史学的修养，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习俗心态等各方面来考察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近年来，文化方面日益受到重视，认为经济演变不能脱离文化思想的制约，本书还特别把历代经济思潮列入课题。当前，经济学日益走向模型化和数学化，以致全部变成方程式解答。我们研究经济史也应注意定量分析，或根据资料显示，从经济学中吸取一些方法，如投入产出、回归分析等，但不宜轻易“建模”，限制史学思路，更不能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而是力求有更完整的经济史，给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总之，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藏，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以上拙见，谨借本书出版之，求教于读者。

简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和诘难。他们站在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阶级立场，从时代不同、模型不同、逻辑不同、规律不同、结论不同等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理论、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唯物史观、历史发展动力学说和国家学说等全面提出批评，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本书选取了米塞斯、熊彼特、凯恩斯、萨缪尔森、布坎南、罗斯托、波普尔、诺斯等八位经济学家，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入手，引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与发展，辨析二者的理论分歧，旨在挖掘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批驳中屹立不倒的科学内核，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简介：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世界经济的兴衰更替，往往也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过去四百年里，世界经济发展跌宕起伏，此消彼长，世界经济重心从英国、德国、美国一路转移，直到日本、亚洲四小龙，再到今天的中国乃至所谓的“金砖国家”经济体，这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如影相随。在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影响研究中，早期研究侧重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如对国内就业、出口贸易、产业结构、技术和国际收支等方面，这些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且主要是理论方面的研究。而近期研究则侧重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内部经济的具体影响，甚至细分到地域，而且研究内容更加实证化。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160亿美元，超过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中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在此背景下，本书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为题，力求就中国省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展开相关实证研究。本书是在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10XJY036）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团队合作、分步推进的方式。除本人外，其他人员撰稿分工如下：丁伟（研究生，现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北碚区支行）：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五章部分；高和（研究生，现任职于晋商银行晋阳分行）：第四章、第五章部分及第六章；姚山（博士生，现就读于四川大学）：第七章。另外，我所指导的研究生谭庆国（现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忠县支行）、扬琴等也参与了研究所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等工作，在此一并感谢。当然，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难免出现瑕疵，对于本书中可能存在的遗漏与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古广东2015年9月 于重庆大学城师大园

简介： 推动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两个永恒主题，贸易与投资则是影响这两个主题的重要因素。贸易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同时也是影响环境变化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贸易与投资的活跃与增长，能够扩大一国经济活动的边界，改善资源配置，扩散环境友好型产品与技术，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环境的保护。但与此同时，也可能会因为贸易与投资的扩大，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产生过多的污染和排放，从而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最主要的贸易国和FDI引进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和FDI的流入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环境问题。尤其是作为中国参与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很高，中国是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由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并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如何解决贸易、投资与环境的冲突问题，在发展贸易与投资的同时合理利用资源、减轻环境污染、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张建中博士的最新学术成果《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机制研究——以CAFTA为例》，以CAFTA区域经济合作为切入点，运用历史演绎与比较分析方法、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法、博弈论分析法、多学科交叉分析法和协同分析法研究了贸易、投资与环境的关系以及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及其机制问题，旨在协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贸易、投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为中国解决贸易、投资与环境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以达到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双赢的目的。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 研究视角的创新。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频繁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备受人们关注，同时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通过贸易、投资方式在国际间转移，环境问题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中贸易、投资活动所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虽然现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采取多项措施治理贸易与投资活动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但仍没有达到预定目标。CAFTA自开始建设到开始运作，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制处理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的冲突问题。本书侧重探讨CAFTA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问题，并借鉴国际组织和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现有的相关机制，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的预警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设想与政策建议，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2. 研究框架的创新。国内外关于贸易、投资和环境问题研究的现有学术成果主要从贸易与环境、投资与环境两方面分别进行研究，而将贸易、投资和环境关系问题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并在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和方法的选择上存在诸多不确定之处。本书将贸易、投资与环境关系问题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试图有效弥补现有研究成果中对贸易、投资与环境问题单一研究的不足，丰富了经济和环境关系的理论体系。3. 研究方法的创新。本书构建了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测算方法，将为研究贸易、投资与环境关系问题提供新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从而拓展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从总体来看，本书立意独到，思路开阔，观点鲜明，分析细致，资料数据翔实，文字表达流畅，研究方法合理，研究结论可靠，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性著作。本书是在张建中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成果，既是张建中博士主持的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机制研究”（09YJC790055）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张建中博士主持的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形势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10XJY035）和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未来十年中国—东盟经贸格局演变与我国南海安全战略构建研究”（12＆ZD041）子课题“应对南海安全的中国—东盟经贸政策支持体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张建中作为苗族青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克服了许多困难，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研究成果丰富，在《国际贸易问题》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2篇。作为张建中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愿意推荐并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本书所展示的研究成果。也衷心希望张建中博士能够继续努力，在CAFTA以及贸易、投资与环境领域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取得更优秀的成果。是为序。张建民2012年12月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简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温特尔主义国际分工背景下，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入僵局的情况下，国际经济区域合作迅猛发展起来，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竞争的主要形式，国际经济发展中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集聚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产业组织形式。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大报告中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做出深入发展的部署。具有独特发展历程的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国际大国在中国周边布满势力，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充满艰辛与挑战。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突破性的、符合现实需要的选择。通过粤港澳增长三角经济增长极香港、澳门、广州辐射带动小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快速形成像深圳、珠海、东莞等新型经济增长极。小珠三角地区在粤港澳经济合作过程中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增长极，成为中国经济对外交往的甬道，辐射带动华南、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整体跃迁的前提与基础。本书以开放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为思想指导，基于当前温特尔国际分工背景，以边界效应转变为线索，基于国际经济学、区域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深入探讨，通过静态、动态经济效应两个维度探讨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总结其可供借鉴的经验。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发展经验不仅丰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中国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发展、区域合作都具有现实参考价值。本书主体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前三章内容，主要是对研究的国际分工背景、本书思想渊源、前人研究基础进行梳理总结，为后面的研究打下理论根基。第二部分包含第四章、第五章内容，第四章主要基于国际经济生产制造区位选择理论对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香港、澳门、中国华南乃至大陆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第五章主要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相关理论、以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程边界效应转化程度为线索，分阶段定性分析了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店后厂”模式的形成、发展演变升级，分析了合作对华南区域外向型经济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带动的城镇化运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CEPA签订以来粤港澳增长三角制度化下经济发展、意义以及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第三部分主要基于相关理论构建模型对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包含第六章、第七章内容。第六章利用经济增长收敛测度出粤港澳增长三角模式对“后厂”地区经济发展效应及其大小、走势，作为对粤港澳增长三角促进经济发展运行机理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的分析前提；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对引力模型核心方程引入新的变量，对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边界效应的转化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区位熵对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产业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实证研究、机理探讨；基于前面实证分析本章落脚在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后厂”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上，在引力模型理念指导下，基于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进行了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广东省在一体化过程中借助港澳投资快速形成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第七章分别对广东省与香港、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成本进行测度，并对其走势进行分析解读。第四部分是在前面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对本书进行总结的第八章，通过与五个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比较、评析，得出粤港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的一般性参考意义；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今后发展的可供借鉴的经验、特征。关键词：粤港澳增长三角模式，边界效应，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发展

简介： 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保障国家根本经济利益的必然选择和要求。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资产并购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但也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本书在理论上尝试建立跨国公司投资、资产并购与中国经济安全的分析框架和基本命题；在实践上，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和资产并购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贸易结构的影响、金融安全的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效应等方面，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进行评价与反思，并提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有效途径。

简介： 本书通过对广东与港澳地区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分析，讨论了新时期奥港澳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运行路径及未来发展态势。本书着重对奥港澳合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功能作用进行了考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以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格局的理念，总结奥港澳经济合作的成效与不足，根据区域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对奥港澳特殊区域的作用机理，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对奥港澳在我国新时期整体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任务和作用，奥港澳本身现有基础和未来发展潜力，特别是对今后加快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全面协调珠三角与东、西、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奥港澳区域趋向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走向，以及这一发展趋势如何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殊规律，提出了新的判断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