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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

ISBN:10190·042

出版日期:1982-05

页数:525

字数:389.0千字

丛书名:《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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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俄国作家、评论家论托尔斯泰》收集了托尔斯泰同时代人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评论,限于一个国家,一段历史时期。然而就是这个范围内的论著,其内容也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因为托尔斯泰经历了俄国解放运动的三个时期(贵族革命时期1825一1861,平民知识分子时期1861一1895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1895—1905),他的创作持续了近六十年之久,他的思想上和作品中充满矛盾。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根据不同的批评标准,各抒己见,不仅褒贬不一,甚至针锋相对,激烈论争。其中有些论点可能失之偏激,或者完全错误,但由于他们是作家的同时代人,或与作家交往密切,或为同一时代不同的政治观点、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从某一角度,依据某些事实进行评论,所以也不失为我们今天研究托尔斯泰的有用资料,帮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一八五二年,青年托尔斯泰在高加索部队时写成他的处女作《童年》,寄给《现代人》杂志,该刊主编、诗人涅克拉索夫读完来稿后,立即看出这位新作家具有独特的风格,并决定发表他的作品。此后,《少年》、战争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伐林》、《袭击》)以及《一个地主的早晨》等陆续问世,到五十年代中期,俄国文学界已公认托尔斯泰是后起之秀。涅克拉索夫在评论中开始把他与屠格涅夫(已发表《猎人笔记》和《罗亭》等名著)相提并论,说他是“俄国文学最美好的希望”。屠格涅夫也承认他是“一位具有第一流才华的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赞他是“真正的艺术家”、“才华卓越的诗人”。而作家皮谢姆斯基几乎带有妒意地宣称:“这个小军官会把我们大家都挤掉,简直不必再写了”。托尔斯泰就这样登上了、并震动了俄国文坛。

五十年代中期正是农奴制改革的酝酿时期,俄国思想界非常活跃,在如何进行改革的道路和方法等问题上,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阵营。前者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在文学中坚持现实主义方向,特别强调“果戈里传统”,主张文学的职责在于启迪人民觉悟,为反对专制农奴制而斗争。自由派以德鲁日宁为代表,提倡“纯艺术”,以“普希金传统”同“果戈里传统”相对立,主张写永恒主题“真、善、美、爱”的技艺论(ap Tистичеcкая Teоpия),反对以教育人为目的的所谓教诲论(дидактичeскаяTeория)。他们都承认托尔斯泰是有才华的作家,但两派评论根据不同的批评标准,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民主派如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首先肯定的是托尔斯泰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方法。涅克拉索夫指出作家扩大了俄国文学的题材,向读者展现了俄国士兵和军官的生活、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及整个军人阶层的习惯风尚,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指出作家对俄国农民的深刻认识:“不仅再现了农民生活的外部环境”,“而且再现了他们对待事物的见解”,他们的心理和观念。即使在自传体三部曲中,也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才华——他对周围生活的透彻的观察和清醒的剖析。为了驳斥德鲁日宁的论点,争取托尔斯泰靠近《现代人》杂志,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不损害真理”的前提下,较少涉及作家创作的思想弱点,而着重分析他的艺术特色。他概括托尔斯泰创作的特色是“独具一格的心理描写方法”和“道德感情的纯洁性”;这种心理描写的特点就是“心灵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方面的论述是俄国文学批评史上光辉的一页,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这是真正伟大的文学功勋”。

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和创作自由的德鲁日宁通过分析《暴风雪》和《两个骠骑兵》两部短篇小说,得出托尔斯泰是反 “自然派”(即“果戈里传统”)的先声,是“纯艺术派的不自觉代表”的结论。而“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托尔斯泰,终于脱离了《现代人》杂志,在五十年代末一度偏离现实主义道路,发生创作危机。

农奴制改革以后,在六、七十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一1877)。这两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过去的文学传统,题材、体裁都极为复杂、新颖,对俄国和世界小说发展作出了贡献。当时读者热烈欢迎每一期连载这些作品的杂志。而评论界则众说纷纭,显然不理解作品的伟大意义。

首先是对作品的体裁提出了异议。有些评论家说,《战争与和平》“这不是长篇小说,不是中篇小说,毋宁说是过去时代的军人-贵族编年史的某种尝试,有些地方引人入胜,有些地方枯燥无味”。或者说,“这不是编年史,也不是历史小说”。这类观点中最有份量的评论是自由主义者安年科夫的文章《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和美学问题》。尽管安年科夫肯定作家善于使历史的叙述与虚构人物的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出色地描绘了战争场景,但他认为在长篇小说中,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不能喧宾夺主,处于作品的中心。他根据欧洲传统历史小说的标准,以爱德华·司各特为楷模,指出《战争与和平》的弱点就是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往往使作品中虚构人物性格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就连屠格涅夫也不是一下子就理解《战争与和平》,直到八十年代,当他向法国出版界推荐托尔斯泰的著作时,才真正赏识作品的革新意义。这一切引起托尔斯泰写了序和跋,由自己来说明《战争与和平》的体裁。类似的情况要求托尔斯泰自己阐述《安娜·卡列尼娜》的多线索的结构特征。

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意见分歧更大,论争更为激烈。其中有些观点,显然出自政治需要和集团、阶层的偏见,今天已失去研究的意义,本书不予选收。其中官方评论,以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鲍罗金诺战役参加者A.C.诺罗夫为代表,愤怒谴责托尔斯泰丑化了“贵族沙龙”,对俄国将领们的功绩表现不足,说保古恰罗佛(保尔康斯基家族的庄园)的农民骚动是虚构出来的,并无事实依据。诺罗夫还断言一八一二年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沙皇为首的正派贵族,而作家揭露上流社会虚伪的“爱国主义”,赞扬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简直是不可宽恕的错误。又如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人物的后裔,象莫斯科大火时的城防司令拉斯托卜卿的儿子给杂志编辑部的信,则是由于其父辈的真实面貌被伟大艺术家揭示无遗而提出抗议。

另一种情况是利用或者夸大作品的思想弱点,作为同民主派进行斗争的武器,如有些御用文人5241508强调《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意义是描写安娜的爱情,从而为自己的反对妇女解放、美化上流社会生活的作品辩护。

比较复杂的现象是诸如斯特拉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格罗梅卡等人的评论。他们在政治上站在民主派的对立面,哲学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们对两部长篇小说的具体分析中,却不乏敏锐的文学鉴赏力和细致的观察。斯特拉霍夫在他的专论《战争与和平》的文章中指出作家“不是专门揭露的现实主义者,也不是摄影师般的现实主义者”,说他达到了当代艺术的最高要求,能以最完美的形式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斯特拉霍夫在这一杰作刚刚发表的时候,就充分认识了它的深远意义,说《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生活的一幅完整的图画,是当时俄国的一幅完整的图画,是历史和人民斗争的一幅完整的图画。”在这部长篇巨著中“包含着人们的幸福和伟大,痛苦和屈辱”。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评价《安娜·卡列尼娜》,称它是“当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可以与之媲美的作品”,作者对“人类的心灵”透彻入微。格罗梅卡非常细致、精确地剖析了安娜在生活各个阶段中的心理活动以及她悲剧的内在原因。这类评论值得我们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有利于我们认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

普拉东·卡拉达耶夫这个形象反映了作者对俄国宗法农民特性的认识和他世界观的矛盾。斯特拉霍夫和作者一样赞扬表现在这一形象中的“驯良的俄罗斯民族性”,并进一步发挥成两种英雄主义的理论,即“积极的”(如拉斯托卜卿类型)和“消极的”(如库图佐夫和彼埃尔·别素霍夫类型),他断言,只有“消极的”英雄主义才能最终战胜拿破仑。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在《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1875)一文中首次正确指出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形象中已酝酿着不以暴力抗恶思想的萌芽。而克鲁泡特金却用无政府主义理论阐述卡拉达耶夫精神,仿佛这种精神只反对暴力统治的政权,而不反对准备推翻政权的暴力,所以他认为,当彼埃尔·别素霍夫参加反沙皇政权的秘密组织时,这一行动并不违反卡拉达耶夫精神。

深为遗憾的是,在当时民主派评论的光辉已逐渐暗淡。自从一八六一年杜勃罗留波夫逝世,次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长期流放以后,一八六六年才获得释放的皮萨烈夫承担起民主派评论喉舌的角色。但他不善于象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既肯定作家出众的天才,远大的文学前程,又严肃批评其思想弱点(论托尔斯泰的教育观)。同时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民主派评论的态度一般都比较过于偏激。皮萨烈夫在《古老的贵族》一文中谴责了作家对贵族主人公们“自然流露出来的、不自觉的温情”。文章分析了追求名利的保理斯·德路别兹考和耽于幻想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形象,指出两个天赋较厚的性格,在”古老贵族”生活方式的薰陶下,逐渐变成既不善于从事劳动、又不善于从事严肃的思想活动的寄生者。文章结束时批评家虽允诺将对作品主要人物彼埃尔·别素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进行全面分析,但由于他不幸突然逝世而未能实现。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对《战争与和平》尚能一分为二,否定它的哲学思想,而称赞小说对上流社会的严厉批评。而当《安娜·卡列尼娜》发表后,御用文人从右的方面加以利用时,由于担心托尔斯泰被利用为“保守党”的“政治旗帜”,他和诗人涅克拉索夫都不满作家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态度,看出作品具有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相对立的倾向。这时,第一个发现并肯定托尔斯泰才华的涅克拉索夫甚至写了讽刺诗5241509嘲笑作家。

尽管如此,托尔斯泰的著作却广为流传。八十年代初作家思想发生激变,在艺术创作之外,还写了大量宗教-伦理、哲学思想方面的论文,宣扬“托尔斯泰主义”,于是不仅艺术家托尔斯泰,而且思想家、说教者托尔斯泰也为西方读者所熟知。这里选收的长期侨居欧美的俄国评论家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和克鲁泡特金的论述,是为了解答欧美读者的问题,针对西方的文学趣味而写的。从这里可见作家世界影响之一斑。

本世纪初,特别是一九〇八年托尔斯泰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后,托尔斯泰评论有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民主主义的评论水平也有所提高。以作家柯罗连科、魏烈萨耶夫和心理学派文学史家、著名教授奥夫夏尼科-库立柯夫斯基为代表的论著,都能较全面地对作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有充分论据的见解,成为一派之说。柯罗连科对俄国农民较为了解,与托尔斯泰本人有交往,把托尔斯泰思想上的矛盾精辟地概括为“扶过耕犁的天才艺术家”和“穿过农夫粗布衣裳的俄罗斯伯爵”的形象。他的关于艺术家是“一面活的镜子”、关于艺术家创作过程中形象思维特点的论述是极为出色的。

奥夫夏尼科-库立柯夫斯基所代表的心理学派认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心理和精神方面,尤其是作者的精神生活。文学作品是作者心理的反映,作品之间的差别都可以从作者的心理和感受的不同得到解释。这在理论上是唯心的,但是在具体分析以心理描写为特征的托尔斯泰的作品时,却往往符合作品的实际,并且在有些分析中突破了自己的理论,认为托尔斯泰从自我剖析开始,最后“再现的已经不局限于个人,而是自己的家庭、环境、阶级,它们的特征已溶化为他的心理,而且再现的与其说是个人,还不如说是这一圈子的一个代表人物”。

魏烈萨耶夫以“活跃的生命”概括了托尔斯泰的基本创作思想。他认为:《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正面主人公都充满活跃的生命;与此相反,凡是缺乏活跃的生命,或者压抑、扼杀活跃的生命的人物,都构成作品的否定形象。同时魏烈萨耶夫也分析了作家的矛盾:说教者托尔斯泰通过索尼亚、瓦连卡等人物极力宣扬“善!爱!自我牺牲!”,而艺术家托尔斯泰又以娜塔莎·罗斯托娃、安娜·卡列尼娜等生动形象反驳说:“生命!生命!生命!”魏烈萨耶夫的专论强调了生命的意义和乐观精神,其基调与当时颓废派利用托尔斯泰作品宣扬反动的宗教思想和悲观主义相对立。固然,他的论述的哲学基础却是柏格森的唯心的“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从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到卢那察尔斯基等,是我们所熟悉的,经常作为我们研究托尔斯泰的指导思想。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是托尔斯泰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不久前苏联发表的关于此文写作的背景材料,使我们了解到,列宁的文章不仅是针对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自由派,驳斥他们把托尔斯泰当作“人类的良心”、“生活的导师”的虚伪论调,同时还批评了党内的偏激思想。当时,有些人由于深感托尔斯泰主义的危害性,不是谴责托尔斯泰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是“大、中地方贵族的思想家”(列别杰夫-波良斯基);便是说他“从懂事的时候起直到今天,在他最新创作中所反映的内心深处来看都始终是一个贵族”,否定作家世界观发生过激变(托洛茨基);有的则把艺术家托尔斯泰和思想家托尔斯泰完全对立起来,宣称托尔斯泰“是天才的艺术家和极低能的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等等。

正是针对着这些“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列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观点出发,开宗明义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指出:“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列宁第一次提出必须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分析托尔斯泰的创作和思想,从而在作家研究的方法论上指明了新的方向。在以后的几篇文章中列宁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基本观点,提出托尔斯泰创作和活动的历史时代(1861—1904)、托尔斯泰思想发展的道路,以及托尔斯泰主义产生的历史时代、它的内含和危害性;同时,他对托尔斯泰的文学贡献给予最高评价:“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

最后一部分资料是作家的夫人,儿子,秘书,医生以及友人所写的回忆录、日记和文学写照。这些材料最生动地记载了作家的生活、思想和各种感受,有助于我们了解作家和他的作品。

这本集子的篇目,基本上按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为求译名统一,我们对原有译本中的某些译名按目前通用译法作了更改。

为了读者查阅的方便,我们编译了托尔斯泰生平和创作的简略年表,作为本书附录。

托尔斯泰的作品问世以来不过一百多年,但有关他的思想和作品的论著,可以称得上浩如烟海。就这本集子所选范围而言,材料也非常丰富。我们虽然力求选出代表性的著作,但限于水平和资料,可能挂一漏万或选择不当,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专家读者提出批评和宝贵意见。

在编选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燊同志的帮助;有些同志提供了译文,在此一并致谢。

倪蕊琴 1980年5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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