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探讨了自盛唐至清末民初的时段内，在词这种文体的创作与理论中存在的与古典诗歌领域类似的唐宋之辨问题。本书认为，词与诗一样，在唐宋文化转型的影响下，形成了“唐音”与“宋调”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词中的“唐音范式”奠基于晚唐西蜀的花间词人，在南唐及北宋进一步演变至成熟；词中的“宋调范式”由柳永发端，在北宋后期分化为革新性质的“东坡范式”与改良性质的“清真范式”，这两种“宋调范式”在南宋的辛弃疾与姜夔手中臻于完备，并各自成派。后来词史的理论与创作，基本上处于唐宋时期所确立的这几种审美范式的笼罩下，或“宗唐”，或“宗宋”，或兼容唐宋。本书运用大量相关材料，翔实、有力地论证和阐述了千余年中词体唐宋之辨的生成、演变与发展过程，构建了一部颇具特色的专题词史。

简介： 本书在价值论观照下，重新审视了文学翻译及文学翻译批评的性质与特征，深入探讨了文学翻译批评的主体、客体、类型、目的、原则和标准以及评价体系与方法等相关问题，对如何全面系统地评判文学翻译的各类价值作了详细解析。

简介： 本书立足江西本土文化的特色，着眼于陶瓷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等的分析提炼，把脉红土地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应江西作家的创作事实，结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分析，勾勒出新世纪江西文学的创作概貌。研究方法上，本书注重宏观把握和微观切入相结合，既有21世纪以来江西文学创作的宏观把握，对乡土文学、城市书写、脱贫攻坚等文学命题进行全面的扫描与综合考察，从整体上把握江西21世纪文学的创作得失，又有单个作家、作品微观层面的深入解读与思考，力图形成江西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谱系。

简介： 本书以“西方奥威尔批评”（Western Orwell Criticism）为研究对象。“西方奥威尔批评”即西方奥威尔研究的学术史研究，是研究之研究，也是西方奥威尔总体研究（Western Orwell Studies）的重要领域。与一般学术史研究课题不同的是，本书首先是将“西方奥威尔批评”这个学术史课题放置到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史语境之下；其次，本研究致力于在思想史语境之下对具体的西方奥威尔批评文本进行阐释，力图揭示其背后的政治诉求和思想史意义。具体而言，本书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30多位重要知识分子的“奥威尔批评”，首先是追溯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源头，考察文学批评大家与奥威尔的文学声望在西方确立的关系，然后分别论述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体在文学批评中，如何利用奥威尔的声望来表达自身的学术主张和政治诉求，揭示其对奥威尔进行政治和文化利用的本质特征。就思想史的研究视域而言，本书认为，文学可以当作思想史的一部分。以思想史切入外国文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经典文学文本，从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并结合历史语境考察其渊源、发展、流变和影响，挖掘这一人类智慧的价值，为当下的社会生活带来启示和借鉴。在“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总体研究路径方面，本书以西方奥威尔研究的主要盲点“奥威尔批评”为研究对象，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学术史课题，但是这个学术史课题必须要放置到思想史语境中才能得到有效和深入的阐释，这是由奥威尔和奥威尔批评在20世纪以降的思想史意义所决定的。因此，本书选择批评文本的基本原则是在考虑文本的学术史价值（比如批评的渊源、话语和策略等）基础之上，更加强调的是文本的思想史价值，即选择与20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论争有密切关系的文本。基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双重视角，本书在具体研究中首先对批评文本进行细读，并根据文本的论证逻辑归纳和分析批评的内容、策略、特征和意义，同时参照其他相关批评文本，然后从文本语境拓展至思想史语境，由内到外，层层“深挖”，以期揭示批评家对奥威尔声望利用的最深层次原因，从而在思想史语境中深刻理解其学术史价值。这是一个从学术史到思想史，再到学术史的阐释和认知过程。具体而言，本书主要坚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和“个案深挖提炼，以点、线、面逐层推进”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基于此，西方奥威尔批评将被放置于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史语境之中，主要以英美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体作为研究个案，层层深挖他们奥威尔批评的思想诉求，通过对知识分子个体研究这个“点”，带出知识分子团体思想演变这条“线”，并力图展现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史这个“面”，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在思想史语境中“同情之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以当今“批判之阅读”立场分析和审视他们的评论观点。本书具体的写作思路是从文本之内逐层拓展至文本之外：批评文本（具有思想史价值）→文本语境→批评家的思想语境（与奥威尔的思想冲突或认同）→知识分子团体的思想史语境→20世纪以降的思想史语境→思想史意义。在具体研究内容方面，本书由绪论、主体五章、结语和参考文献组成，主体各章都有前言和小结，以介绍背景和总结观点。绪论部分主要涉及“西方奥威尔批评”思想史视域提出的缘由、国内外奥威尔研究和西方奥威尔批评研究的文献综述，以及从思想史视域考察奥威尔学术史的路径和方法等。第一章主要讨论文学批评与奥威尔文学声望的确立。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批评大家的经典评价对奥威尔文学声望的确立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国的利维斯夫人（Q.D.Leavis）认为奥威尔“具有文学评论的才智”，普里切特（V.S.Pritchett）称其为“一代人冷峻的良心”和“圣人”，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身上找到“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一半”；美国的威尔逊（Edmund Wilson）称其为“最有才能、最有吸引力的作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称其为“有德性的人”。这些评论作为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源头构建了文学世界、现实世界和圣人世界的立体“声望”评价体系。本章详细分析早期重要批评文本，通过批评家与作家的交集和各自诗学、政治主张来阐明批评家作出经典评价的原因。第二章主要讨论英国左派的奥威尔批评。英国（老）左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思想激进左倾、积极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者，信仰“苏联共产主义”。由于后来英共政策的摇摆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部分左派认为这个“上帝”已失败而产生幻灭，但是也有始终坚守理想的英国共产党人等其他左派。本章讨论的奥威尔批评文本主要是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包括戈兰茨（Victor Gollancz）、拉斯基（Harold Laski）和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正统英国左派共产党，包括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左派文人知识分子代表“奥登诗人团体”，包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奥登（W.H.Auden）等。这三个知识团体的批评文本的时间跨度从30年代到60年代，涉及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兴衰、冷战两大阵营的思想交锋等重要思想史话题，这些评论反映英国左派从理想的形成，到理想的幻灭或坚守的思想史。第三章主要讨论英国新左派的奥威尔批评。新左派是部分幻灭的左派新开辟的政治斗争平台，不过他们以文化政治取代了激进政治。本章讨论英国第一代新左派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普森（E.P.Thompson）等的批评文本，同时论及第二代新左派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对奥威尔的态度。威廉斯首先建构一个“奥威尔”人物，然后分析其情感结构“流放者的悖论”，这种文化分析以及他对奥威尔“仰慕—质疑—批判”的态度变化表明的是他的新左派政治立场。汤普森以史学家身份批判奥威尔“置身鱼腹”的“冷漠消极”态度，但是他颠倒了奥威尔的真实意图，其文学批评担当的是“新左派宣言书”功能，积极宣扬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张。第二代新左派思想激进，倾心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因而对奥威尔严厉批判。第四章主要讨论纽约知识分子的奥威尔批评。纽约知识分子是具有“犹太性”的知识团体，对美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同英国左派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是激进主义者，但在50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在70年代投向（新）保守主义，而他们的奥威尔批评反映了这段思想史。本章讨论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拉夫（Philip Rahv）、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第二代欧文·豪（Irving Howe）和第三代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等的批评文本，涉及美国参加二战、新自由主义、美国越战和知识分子职责问题、新保守主义等重要思想史话题，同时论及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戴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的相关评论。第五章主要讨论当代西方奥威尔批评。本章讨论的时间跨度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中1984年和2003年前后是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出现了“奥威尔热”。这段时期的典型特点是延续围绕奥威尔的声望展开的意识形态之争这一思想史话题，但已呈现出从知识分子团体走向个体，公共走向专业的鲜明时代特征变化。本章论及以诺瑞斯（Christopher Norris）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以帕苔（Daphne Patai）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以罗蒂（Richard Rorty）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以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为代表的“正派反对者”（decent contrarian）知识分子个体，以及当代西方主要奥威尔研究专家戴维森（Peter Davison）、迈耶斯（Jeffrey Meyers）和罗登（John Rodden）等的批评文本。结语部分总结西方奥威尔批评的主要特征和思想史意义，揭示西方知识分子利用奥威尔声望表达自身学术主张和政治主张的深层次目的，并反思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本书作者从事奥威尔学术研究二十余载，作为“国际奥威尔学会”会员，曾在英国遍访奥威尔足迹，并与奥威尔养子Richard共同实地考察，如《一九八四》的创作之地朱拉岛、奥威尔故居和墓地等。同时，作者本人收集了齐备的奥威尔研究资料，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前列，这部专著是基于大量的第一手外文资料写就。本书是国内外首部以“西方奥威尔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不仅系统地梳理了西方奥威尔研究的学术史，而且从更为广阔的思想史视域对重要的西方奥威尔批评文本进行了细致的阐释，深入探讨了学术史背后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政治利用，揭示了其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和意义。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奥威尔批评的思想史语境阐释”的研究成果，鉴定专家给予高度评价，部分研究内容曾先期在《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受到学界关注。《思想史语境下的西方奥威尔批评阐释》这部专著可供国内奥威尔研究及外国作家学术史研究参考。同时，该研究成果也是本书作者期望以中国学者身份积极参与并推进国际奥威尔研究的一次尝试。

简介： 本书一方面将宋明儒学感应思想与先秦两汉的感应思想作纵向比较，另一方面将其与西方近代哲学一科学以因果关系为核心的世界图式作横向比较，确立了宋明儒学感应思想的大致坐标。在此基础上对宋明儒学主要思想家的感应思想进行梳理、归类，按照感应思想自身发展的理路，从气之感应、心之感应以及良知感应三个大的方面展开。在以三大板块来对感应思想作“共性”分析的同时，也极力考察不同思想家关于感应思想的“个性”认识，显示感应思想在宋明儒学内部的发展和演变。

简介： 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1916—2003年）是20世纪首位大量译介中国古诗的美国专业汉学家。目前，国内外尚无对其古诗英译的系统研究，与其学术地位极不相称。本书在全面搜集整理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海外昆曲社”、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康达维所藏档案文献和国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傅汉思古诗英译的准备工作、选材、特色、影响和地位。研究发现，傅汉思古诗歌英译的最大题材是“梅”，最大特点是在兼顾译诗诗性的前提下充分再现原诗的诗性。傅汉思开启了西方对乐府诗的专题译介，影响了宇文所安、康达维等汉学名家的翻译与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古诗英译和中国文学研究在美国走向繁荣。

简介： 我们已经依次从理论神话学的经典概念“神话”的理论定义与“实践命名”“混血”“混合”（故事题材内容质料规定性+信仰体裁形式规定性）式“格林定义”，首先还原出同样是理论神话学建立在主体（个体—共同体）信仰心理意向形式基础上的神话“宪章”，进而间接通过“分析范畴”（巴斯科姆）过渡到直接使用现象学主观性观念直观方法反思地还原的共同体实践理性信仰意向形式任意约定的主观相对性、比较普遍性“实践命名”的“本族体裁分类体系”，并最终使用先验论客观性理念演绎方法还原出内在于所有叙事、表演、实践的主观准则的普遍逻辑形式即客观法则亦即道德法则（道德法则的客观存在）以及内在于任何叙事者、表演者、实践者主观观念的客观理念即有效交流的责任意向形式（对道德法则的主观意识）的纯粹实践理性信仰——理性基于道德法则先验综合地规定任意（纯粹实践理性信仰事实的客观类型）+任意出于敬重情感而超验综合地反思纯粹理性（纯粹实践理性信仰事实的主观类型）——的双向逻辑—意向形式。我们暂时称这一双向逻辑—意向形式为人的本原性（实践的道德神圣性）、本真性（信仰的超验真实性）存在方式的“神话原型”即“神话本体”或“神话本身”“神话自身”。认

简介： 回顾已往，神话学已经成为一门经验论—实证论的理论认识科学。瞻望未来，神话学是否还应该作为一门现象学—先验论的“实践认识”或“实践研究”9288247“严格的科学”?9288248自康德以来，就一直是摆在神话学家们面前的一个问题。但是，面对康德必然可能（尽管并非现实）的提问，现代以来，职业神话学家们少有人理会。9288249本书从理论神话学“神话”概念的经典定义即“格林定义”入手，指出，理论神话学“神话”定义的双重标准，即故事题材内容质料规定性与信仰叙事体裁形式界限规定性——马林诺夫斯基称之为人类学关于神话的“最后见解”（李安宅译法，马林诺夫斯基的原文是a nutshell）——因理论地规定神话实践现象（并非因为非普遍性的西方理论对特殊性的非西方经验的遮蔽）而产生的理性二论背反的自相矛盾、自我冲突，最终导致“神话”定义在神话学家们（博尔尼、博厄斯、鲁迅、顾颉刚、马伯乐、茅盾、马林诺夫斯基、普罗普、列维-斯特劳斯、汤普森、袁珂、巴斯科姆、阿默思、鲍曼……）手中自行瓦解。当然，神话学家们在解构“神话”概念的理论定义的同时，也揭示了神话学作为一门用主观性观念直观和客观性理念演绎的现象学—先验论还原方法实践地研究纯粹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的超验综合反思性与纯粹实践理性情感神圣意志先验综合规定性双向逻辑—意向形式——及其自我“补充”9288250而“先天所与”9288251的先验意向相关对象——人作为自由主体—道德本体的本原性（实践的道德神圣性）、本真性（信仰的超验真实性）神话原型存在方式为认识目的的“严格的科学”的必然可能性。这样，在理论神话学与实践神话学的目的论与方法论的双重视野下，神话就呈现为神话现象与神话本体（或神话本身、神话自身）即神话原型这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人的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的双重表象。神话学的实践认识、实践研究通过对神话经验性现象的超验条件即神话本体、神话原型的现象学—先验论还原，直观并且演绎地阐明了人作为自由主体—道德本体的本原性、本真性神话原型存在方式。9288252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作为人自身、人本身而本原、本真地存在，端赖于人的双向逻辑—意向形式的形而上学结构的神话原型存在方式。9288253而人的神话原型存在方式，作为人的经验性现象的存在方式的超验条件，9288254不是建立在人的非理性信仰情绪（现象）甚至一般理性信仰心理（现象）的偶然或或然现实性条件之上，而是奠基于人的纯粹理性善良意志和纯粹理性情感神圣意志的超验综合反思与先验综合规定的双向逻辑—意向形式的必然可能性条件，后者构成了人以及人类社会（空间）、历史（时间）中文化生活的历时性主观准则（特殊文化规则）的共时性客观法则（普遍道德原则）的自由前提和自律基础。由此，以神话本体（原型）为无条件条件的神话现象（摹本）才必然可能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文化生活中被现实地用作主体（个体）以及主体之间（共同体）的（先验或准先验）神话“宪章”。9288255由于以自由、自律为“存在理由”9288256（发生条件）的神话原型既表象了人的善良意志和任意对道德法则所从出的神圣意志在主观上出于敬重情感而超验综合地反思的纯粹理性信仰，9288257也表象了神圣意志在客观上通过道德法则而先验综合地规定善良意志和任意的纯粹理性情感“实际的、实践的善意”,9288258实践神话学有理由称神话本体、神话原型为一个康德式的“纯粹实践理性情感信仰的事实”9288259——纯粹理性情感神圣意志强制人的纯粹理性善良意志和任意的必然可能性经验事实的客观类型，以及人的纯粹理性善良意志和任意出于敬重情感理性地信仰纯粹理性情感神圣意志的必然可能性经验事实的主观类型——这样，以神话原型为判断标准，因主体（个体）理性的任意决定以及主体之间（共同体）理性的任意约定而被用作文化宪章的神话现象，可能是逻辑上自洽（出于或合于法则）的道德神话，也可能是逻辑上不自洽（悖于法则）的自然神话。9288260但是，由于神话原型作为必然可能的经验事实既是人的道德实践（普遍逻辑形式）的客观必然性动力（作为法则的动因），同时也是人的道德实践（意向形式）的主观必然可能性动力（作为准则的动机）,9288261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文化生活中在逻辑上不自洽的自然神话现象应自觉地承担起向逻辑上自洽的道德神话现象发展的信仰义务，也就是神话现象应自觉地承担起向神话原型还原的宗教职责；相应地，神话学和神话学史也就应自觉地自我建构成一门能够承担起让神话现象还原为神话原型的道德责任的实践科学和实践科学学术史。当且仅当神话学家们把神话学和神话学史建构成道德目的论—实践认识方法论的神话学和神话学史，神话学家们才必然可能以实践神话学的学科身份和学术方式，“站在未来的立场上”9288262运用“道德性实践”的道德目的论—实践认识方法论范畴而不是“技术性实践”的功利结果论—理论认识方法论概念，广泛而深刻地介入人的当下神话生活——而不是“当神话与现实生活之间产生距离”——的“活的实体”（live actuality）9288263当中，参与个人的此在以及人类存在的多元文化价值或意义的无条件条件——先验自由与自律实践的道德性即神话原型（反思的信仰和良知的宗教）的存在方式——的理想重建。2019年3月，2020年6月，2021年5月，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