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革命とソ連の顧問たさ訳者　毛里和子　本荘比佐子凳行者　高桥通敏凳行所　财团法人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昭和52年3月31日　初版凳行这本书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单位编写，东方文献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原名《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著名苏联共产党员》，后经日本国际研究所的毛里和子和东洋文库的本庄比佐子译成日文，书名改为《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现在的译文是从日译本译出的。书中介绍了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起过重要影响的六个苏联活动家，他们是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加伦），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以及苏联东方问题专家马季亚尔。日译本加了大量的注释，并写了译后记。这些注释和译后记，或者提供了新资料，或者说明了原书未说清楚的问题，或者对原作者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评论，或者纠正了原作者的某些不正确的论断，篇幅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由于这种原因，这本书的翻译采用了日译本（校订时参看了俄文本）。中国革命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了解这种关系，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介： 我们生活在具有伟大成就的年代。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这一意义重大的纪念日前夕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巩固了在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关系方面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我国人民把新宪法誉为“共产主义建设时代的宣言”。这是有史以来最民主、最富人性的一部宪法。苏联人民的全部成就和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其中包括它最活跃的部分——苏联文学的发展，都闪耀着十月革命和伟大的列宁思想的光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揭开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篇章。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苏联文学也进入了一个质的新阶段。诚然，对多民族的苏联文学中各种形式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作一综合的评述，这是十分困难的。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苏联的多民族文学创作出大量的作品。当代苏联文学正在蓬勃发展，某些文学现象只是刚刚出现，还没有最终定型。在评论中经常遇见各种不同意见。但是，如同每一个历史阶段一样，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也有其起主导作用的基本倾向。对这些倾向，本书将着重加以阐述。十分清楚，不能把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文学，即近十年来的文学，同以前的文学发展割裂开来。作家在艺术探索中常常立

简介： 1982年2—4月期间，我们作为我驻苏大使的客人去苏联，考察了经济管理体制。经苏方安排，同苏经济学家和经济界人士进行了多次座谈，参观访问了一些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建筑组织、商业批发单位和物资技术供应组织。苏方人士在座谈中的讲话，我们整理了二十七份《纪要》，作为本书的第一部分。根据这次考察了解的情况和掌握到的资料，写出了《关于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考察报告》。该报告重点阐述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变和现状，没有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所以另请章良猷同志整理了《苏联经济学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的争论》一文，作为补充。以上是本书的第二部分。为了研究方便，我们还将苏联经济体制演变过程中的四个具有阶段性意义的重要决议文件搜集一起作为附录。现将考察报告和有关资料汇编成册出版，供研究参考。刘国光 柳随年 郑力一九八二年十月

简介： 中东地处欧、亚、非三洲的枢纽，是东西方交通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东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关系到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运。因此，长期以来，中东成为列强侵略和掠夺的对象。中东又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加上民族之间历史上形成的隔阂和冲突，使中东的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近些年来，中东又成为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个重点地区。因此，中东的政治局势更为错综复杂、动荡不安。苏联与中东有着特殊的关系，它的南部与中东的北部相毗邻，黑海海峡又是苏通向暖水海域的唯一出海口。而且，苏联境内还居住着5,000万名穆斯林少数民族。对于苏联来说，中东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从沙皇彼得一世起，俄国就竭力推行向中东的扩张政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国家废除了沙皇政权、或沙皇政权与其它列强缔结的奴役或瓜分弱小民族的全部条约和协议，执行了支持东方各国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的外交政策，鼓舞了中东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矛盾以“冷战”的形式重新激化。苏联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力向中东渗透，扩大了它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当时，苏联在中东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和美国。到了七十年代，英国的军事力量从中东撤退，苏联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都有很大的发展，与美国势均力敌。当然，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但由于欧洲势力范围已经划定，双方争夺的主要地区是第三世界，特别是对中东地区的争夺最为激烈。但这里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双方进取的机会很多，因而这里的争夺是长期的，反复的。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国家独立自主的倾向在加强，许多事实说明，大国的争夺对中东局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那种唯某个大国马首是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对彼得一世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近三百年来沙皇俄国和苏联与中东的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和论述，目的在于向读者提供了解和研究苏联中东政策的演变过程和客观依据。我们希望，本书的问世对探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中东局势的发展，能够有所裨益。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力求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和分析问题，并尽力使资料充实。但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及缺点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韩德同志从内容核对和文字修饰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刘仁同志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本书还得到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同志们的帮助，特此一并表示感谢。一九八五年六月

简介： 这是依据历史经验，研究西方技术和企业管理与苏联经济增长关系的第二卷。1930至1945年间，通过外国商行和工程师作为媒介，不断地把西方的技术和工艺转移到苏联，这件事，只能说是令人惊奇的。通过彻底而系统的调查，只发现了两个主要项目—SK-B合成橡胶和拉姆津“单程”锅炉——以及为数不多的一些较次要的设计（几种飞机、一种机枪和一种无动力的联合收割机）可以准确地被看作是苏联的技术成果；其余则全是从西方转移而来。我必须再一次地向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使他们无需为我的错误承担责任。雷尔姆基金会（Relm Foundation）资助了研究基金，并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提供了一名研究员的补助金。此外，胡佛研究所也从它的特别基金中提供了资助研究的经费。在胡佛研究所中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中，我特别要提到胡佛研究所所长格伦坎贝尔博士（Dr.W.Glenn Campbell），他曾给了我不断的支持；负责行政的副所长艾伦·贝尔蒙特先生（Mr.Alan Belmont）对我碰到的各种问题都迅速地予以解决；还有卡罗林·康拉德小姐（Miss Carolyn Conrad），她很好地、认真地完成了研究工作和秘书工作.对于你们以及其他的人，我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友好的帮助，这项研究是不能完成的。我也要向国会议员约翰·E·莫斯（John E.Moss－圣克拉门托的民主党人）和他的工作人员致谢，他们协助我找到六百箱左右的租借法案物资清单和信件档案，这些东西曾一度被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放错了地方。最后，.我必须向桑塔莫尼卡市（Santa Monica）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现名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Douglas），克里夫兰（Cleveland）的沃纳和斯沃西公司（Warner&Swasey Co.）以及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卡恩郡地产公司（Kern County Land Co.—现在是坦尼公司TENNECO的一个分支）表示感谢。我还要向给了我各种形式的帮助的胡佛研究所的罗杰·弗里曼博士（Dr.Roger Freeman），塞缪尔F·克莱博上校（Col.Samuel F.Clabaugh）和约瑟夫·格威尔先生（MrJoseph Gwyer）——两位都在华盛顿——表示感谢，向伦敦G·格林（London G.Green）表示感谢，他以他惯有的熟练处理了编辑方面的工作。当然，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无需为我的错误，我的论点或我的结论负责。萨顿（A.C.S）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1968年11月28日

简介： 为了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更好地贯彻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并对苏联的宗教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我们根据苏联现已出版的书籍以及其他材料，搜集了苏联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就宗教和教会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文件，编成了《苏联宗教政策》这本参考书。本书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包括苏联党和政府自1903年到1977年颁布的有关宗教和教会的决议、法令、指示、条例和通告。附录包括苏联报刊自1954年到1979年就宗教问题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文章。选入本书的材料绝大部分是新译的。对于转录的旧译文，均核对过原文并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参加本书编选和译校工作的有郑天星、乐峰、李莲馥、冯嘉芳和张雅平同志。由于材料来源有限，时间仓促，在选材、编译等方面，定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1979年10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的政治任务就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宪法应保证：一、建立人民专政制度，即国家整个最高权力掌握在立法会议手里，立法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它是单一的议院。二、无论选举立法会议或选举各级地方自治机关时，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女公民都有普遍、平等和

简介： 本书于1982年在莫斯科出版。全书分上下卷。上卷有六章，基本上是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下卷有十三章，主要是比较研究的调查报告。苏联社会学家十分重视研究由科技革命和经济改革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出现的若干新问题。青年问题、教育问题和生活方式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同样也是他们关注的课题。本书提供了近二十年来在这些问题研究中的新成果。通过本书可以看到，苏联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去解释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简介： 一苏联整个科学界，主要以苏联部长会议所属计委、科委、建委三个系统的科研教学机构为核心，再辅以群众性学术团体和组织等方面构成的（军界的除外）。据1975年的统计，苏联科研机构总数（包括高教机构）共5,327个，其中研究所和分所2,805个。苏联全部科学工作者总数（包括高校教研人员）,1976年为1,254,000人，1977年为130万人。在上述系统中，关于苏联社会科学的机构队伍情况，虽无完整的统计数字发表，但从1971年苏联科研人员按学科分类人数统计来看，粗略地计算，苏联社会科学队伍大体占科学队伍总人数一百万人的五分之一（20.6%），即20万人。如果按此比例推算，1977年苏联科学队伍总人数为130万人，则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当在25万人左右。即在苏联25,790万人口中每千人平均有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人。这个比例是不算小的，苏联的社会科学队伍无论按绝对量和按人口比例看，都可以说是相当庞大的一支力量。苏联1976年有高等学校859所，教师几十万人，其中颇大一部分是博士和副博士。近几年来，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人数都在70万人以上，如1977年为752,000人， 1977年的入学新生数已超过百万人。这是补充苏联科学队伍包括社会科学队伍的一个很大的来源。苏联科研和高教系统在培的研究生在1976年约为十万人（科研系统39,720人，高教系统55,937人），它每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人数在二万名以上，如1976年底为23,646人（科研系统9,701人，高教系统13,945人）。据1971年的统计，在研究生中社会科学部分的比重约占22%，如也以五分之一的比例推算，估计每年科研和高教系统培养的社会科学研究生人数当在五千人左右，加上其他来源，苏联社会科学队伍每年补充的规模当在万人左右。在苏联科学系统中，苏联科学院和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是一支重大的力量。1975年苏联科学院指导160个以上的研究所和250个其他科研机构（如学术委员会），拥有16万名人员，其中不计兼职的科研人员到1976年底为42,951人。苏联科学院下属的与四个总学部（其中之一为社会科学总学部）地位相埒的西伯利亚总分院，1976年就拥有35,000名人员（包括新西伯利亚科学中心的23,000人），其中16,000人是科研人员，大体占其总编制的48%。苏联科学院为配合开发东部地区所设不久的机构：远东科学中心和乌拉尔科学中心，在1976年分别有科研人员1,976人和1,779人（均不计兼职）。除苏联科学院之外，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的全体人员数少则二千人，多则数万人。按科研人员计，1976年土库曼科学院为883人（全体人员为2,035人），乌克兰科学院为12,500人。据不完全统计，1975年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的全体人员数当有十余万名，科研人员至少在四万名左右。在科学院系统中，社会科学部分究竟有多大规模，虽无完整的统计数字公布，但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仅以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总学部及其所属四个学部而论，1975年共有91个研究所和学术委员会（占科学院410个科研机构的22%）；其中研究所29个，学术委员会58个，其他4个。每个研究所和学术委员会的人数虽无从获悉，但以经济学部的非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总学部直属的世界文化史综合问题学术委员会为例，也可见其一斑。非洲所1976年有研究人员约四百人，下设14个研究室；世界文化史综合问题学术委员会有科研和领导人员79人，下设研究组和研究专题委员会。其他如远东研究所，其全体人员数至少在五百人以上，又如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包括一所庞大的基础图书馆），最保守的估计，全体工作人员约近千人。因此，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总学部的研究人员总数当在万人左右。此数还不包括西伯利亚总分院和苏联科学院地方分院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队伍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1975年西伯利亚总分院及其分院、苏联科学院地方分院共有社会科学机构32个（研究所13个，研究室10个，学术委员会9个）；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有社会科学机构148个（研究所75个，研究室8个，学术委员会46个，其他19个）。二者合计共180个，与苏联科学院91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合计共有271个研究所和学术委员会等。所以，仅以苏联科学院和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这一系统来看（不包括教育科学院、美术科学院等），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队伍至少有二、三万人。必须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发展社会科学部门，是为其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例如，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过去以研究历史、文化、语言为主，现在以研究现代非洲、特别是非洲的政治经济为主。新设的远东研究所更其如此，主要是针对我国，其次是日本。苏联社会科学队伍中，被认为最精粹的是取得苏联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称号的那部分学者（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也有自己的院士和通讯院士）。因此，在这一部分学者中，社会科学方面所占的比重具有战略性、表征性的特殊意义。苏联在列宁主义时代，对社会科学是极其重视，这反映在院士和通讯院士的总人数中社会科学方面的比重较大。1928年有院士85人，其中，社会科学院士40人，占42%。以后由于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的比重相对增加，所以，1917—1947年22次选举共选出的791人中，社会科学方面236人，占29.8%，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比例。自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社会科学的院士和通讯院士的比重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甚至绝对量也有减少。1917—1970年共选出1,512名院士和通讯院士，社会科学方面为367人，占24.3%;1971年1月1日共有院士和通讯院士693人，社会科学方面为121人，占17.5%;1977年1月1日共有院士和通讯院士733人，社会科学方面为113人，占15.4%。苏修叛徒集团实行法西斯统治，扼杀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使苏联的社会科学不仅在质上起了蜕变，而且在量上呈现相对萎缩的状态，由这一统计数字也可反映出来。当然，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比重急剧上升，与现代科技革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是，如果没有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苏联社会科学本来可以发展到更大的规模，何况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很多问题，尤其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大力研究不可。二苏联科学界有一套规模相当庞大的辅助性设施，这主要是指各种有关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这套设施当然绝大部分也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余荫，但是对于目前苏联社会科学来说，却起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技术基地的作用。苏联在1975年有各种图书馆359,600所，其中：公共图书馆127,000所，科技和专业图书馆58,000所，学校图书馆182,000所，儿童图书馆5,000所。最大的图书馆如莫斯科的国立列宁图书馆藏书2,700万册。每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首都至少有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如格鲁吉亚国立马克思公共图书馆藏书800万册。在偏远地区还设有流动图书馆。苏联科学院的每个学部和研究所，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都有自己大规模的图书馆。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藏书1,300万册，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藏书700万册。科学院中最小的土库曼科学院中心图书馆藏书也有50万册。全国约50所大学和800所以上的高等教育机构均有自己的科学图书馆，藏书在几百万册的并不罕见。如莫斯科大学图书馆藏书600万册以上，列宁格勒大学图书馆藏书472万册以上。截止1976年底，全苏公共图书馆已增至131,100所，藏书总量达157,570万册；共有博物馆（包括分馆）1,321所。这些图书馆正逐步在采用现代化的电子技术手段。苏联科学界也有一套相应的出版发行系统和一套可资利用的现代化宣传教育手段，如无线和电视广播网，电化教育网等。1976年苏联有202所出版社（其中，中央级56所，共和国和地方级146所，有些机关单位和学校也有自己的出版社）。1976年一年出版书籍和小册子84,132种，印数1,698,917,000册，计18,180,175,000印张，平均每百人659册。1976年一年出版刊物4,860种，共52,243期，一次印数187,572,000份，全年印数3,107,085,000份，计16,040,187,000印张，平均每百人73份。1976年一年出版报纸7,844种，共878,804期，一次印数168,994,000份，全年印数38,457,593,000份，平均每百人66份。苏联科学院直属的“科学”出版社，有工作人员5,000人，1976年出版2,200种书籍，1,300期刊物。总印数达55,500印张。实际上，苏联科学院各研究单位的书籍论文，远不是全部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从1960年以来，它每年平均就要发表30种专著，与他所合出月刊两种。苏联科学院和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每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出版物当以千计。必须指出，由于全世界科学文献的数量剧增，以社会科学文献而论，全世界每年出版的书籍和文章等，数以几十万计。因此，建立和改进社会科学情报业务，成为十分尖锐迫切的问题，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把情报工作分出自成一个新的独立的方面，形成新的独立的系统，已成为今天社会科学本身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成立于1969年，现在已发展为有近千名工作人员的全苏社会科学情报系统的中心。它除编内人员外，有720名教授和教师作为该所编外的文摘人员参加情报缩编工作，还有数十名最著名的社会科学专家参加文摘编委的工作。近几年来，以该所为基础纠集保捷等七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情报中心开始建立所谓的国际社会科学情报系统，同时积极扩大与资本主义各国情报中心的联系。1976年该所已开始建立完整的自动化系统，广泛利用了电子计算机，现代复印设备和微型情报手段。目前，它的情报出版物有：28种图书通报刊物，反映25万到27万份世界各地的书籍和文章；16种文摘书摘杂志，对全世界三十多种文字的社会科学重要论著进行扼要的客观述介；除此之外，还有为数甚多的比较更高级的专题性概括性的情报资料出版物。所有这些情报出版物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报出版物系统，对口大量发行，为社会科学界包括高教系统的教研人员服务。三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外国社会科学界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和出版物数量迅速增长，有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现有188个，日本有126个，苏联研究中国的机构比较重要的约二十多个，英国23个，法国17个，西德14个。在人员方面，美国研究中国的专家约有四千人，仅亚洲研究协会4,758名会员中专门研究中国的会员即达1,135人，《美国男女科学家》一书收录的华裔美籍中国研究者即达千人。日本研究中国的专家在副教授以上指名可数的目前至少有1,067人。苏联自己透露， 1972年有800名中国问题专家，甚至其中有200名是专搞我国台湾省问题的，这800人中有博士50名，副博士数百名。目前来看其总人数当已超过千人。在出版物方面，从1644—1973年，共出版12,500种西文著作，其中英文9,000种，俄文1,300种，法文1,200种，德文1,000种。日本从1953年以来研究中国的重要著作即达一千多种。据威尔金森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史学家继续对中国历史进行的研究，就其质量和真正详细的研究范围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中国本身大量的研究，更超过了其他地方所进行的全部工作。”从1945—1970年21年研究中国的西文博士论文共2,217篇，其中美国1,401篇，苏联209篇。沙俄18世纪出过120种书籍研究中国，苏联1917—1965年约五十年共出专著约1,100种，1965—1975年十年至少出三百种左右。估计从1917年迄今当在二千种左右。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苏修御用学者们近几年来对我国现实进行全面恶毒的攻击，对我国历史进行肆意的歪曲。他们扬言，“要从真正科学的马列主义立场出发详尽地研究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而且自吹自擂，说对于“世界上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形成以来的各个时期，无例外地进行了研究。对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中的多数关键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编写了许多教科书和综述整个历史时期的著作。……一些集体编写的巨著……的问世，证明苏联中国学家—历史学家的宏大队伍已经进入创作上的成熟阶段。”为了知己知彼，我们不仅要研究苏联的一般情况，也要认真了解苏修对我国研究的状况。四本书是从英国《学术界1976—1977》中选译的，共收录苏联社会科学机构（包括有关的教育、文化机构）约一千个。此外，附有苏联科教系统的若干统计数字和资料，主要是从《苏联1975年统计数字要览》（苏联中央统计局编， 1976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年鉴。1977》（1977年版）、《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1977年版）、苏联《国际生活》（1974年第5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季刊《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73年第3期）、《苏联科学院通报》（1977年）、苏联《共产党人》（1977年第10期）、法国《东西方比较研究杂志》（1977年第1期）、苏联《社会科学》（1976年第1期英文版）、苏联《远东问题》（1972—77年）、美国《亚洲研究杂志》（1974年11月号）、苏联《亚非人民》（1976年第6期）等书刊中选译的。供内部参考。本书由孙越生同志负责编译。情报研究所基础资料组197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