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主编（Chief Editors）江畅（Jiang Chang） 戴茂堂（Dai Maotang）G.John M.Abbarno（阿巴尔诺） Thomas Magnell（麦格勒尔）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s）强以华（Qiang Yihua） 陈道德（Chen Daode）冯　军（Feng Jun） 高乐田（Gao Letian）周海春（Zhou Haichun）编委（Consulting editors）万俊人（Wan Junren） 马俊峰（Ma Junfeng）王玉樑（Wang Yuliang） 邓安庆（Deng Anqing）王泽应（Wang Zeying） 王海明（Wang Haiming）文　兵（Wen Bing） 冯　平（Feng Ping）甘绍平（Gan Shaoping） 卢　风（Lu Feng）朱葆伟（Zhu Baowei） 孙伟平（Sun Weiping）李德顺（Li Deshun） 张传有（Zhang Chuanyou）罗　炽（Luo Chi） 陈新汉（Chen Xinhan）杨耀坤（Yang Yaokun） 夏伟东（Xia Weidong）高

简介： 自20世纪70年代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式微和英美马克思主义兴起。在纷繁多样的英美马克思主义中，分析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分析马克思主义几乎引领和规约了整个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内容上看，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开辟了一些原本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重大论题，为整个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这种新活力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运用新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和“重建”，激发了英语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兴趣，“激活了”英语学术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另一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从英美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出发，提出许多有别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融入英美学术的主流话语。例如，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从道德方面而不是从历史必然性方面为社会主义所作的伦理辩护和对资本主义所作的道义批判，已经成为当代英美政治哲学在讨论正义问题时无法绕开的理论视角，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视阈。然而，正如“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名所显示的那样，对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方法。从方法上看，分析马克思主义主张拒斥辩证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析转向”。正是它在方法论上与所谓“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较量”，使它能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独树一帜，构成了英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将分析哲学的方法一般地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究，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理解和说明问题的进路。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分析思维为据，拒斥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化因素”，主张从方法论上摒除辩证法和整体主义及其相关方法论，主张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联合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奠定“微观基础”。必须肯定，当科亨首次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联合功能解释的方式，以辩护的态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阐释时，意义是重大的。这种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看似容易和偶然的结合，背后有着两种哲学传统之间长期的和并不偶然的理论纠葛。科亨的贡献在于，将如此重要的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纠葛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起来，使人们能够从一种长期忽视马克思思想的哲学传统的思维框架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具体分析，这种结合都不容忽视，因为它为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路径提供了一个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近些年来，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取得了重要进展，可谓成果丰硕。这些成果显示着国内学界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翻译渐多；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介绍渐深；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的研究渐精。但总的来说，国内学界，甚至在英美这样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原发地，都仍然缺乏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总体把握和深入分析。具体地说，国内外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问题上的研究大致存在着三方面的欠缺：第一，究竟怎样理解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这一问题上，人们通常是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主张作为依据。但是，既然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确证自己方法的优越性的，那么，如果没有与辩证法的比较，而是仅仅停留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本人所宣称的方法论的有效性，怎样能够真正理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论呢？第二，当人们在谈论分析马克思主义所使用的方法时，仅仅是一般地将其等同于分析哲学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认识到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时的区别，进而也就未能发现它们之间在理论构建中的内在关联。第三，人们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关键问题——缘何反对辩证法和反对什么形式的辩证法——的研究有待于跳出惯常思维，需要另辟蹊径。齐艳红博士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一书可以说正是以上述思考为空间展开的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深入研究。这不是一本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列举式的方法论的类型学研究，而是一本以问题为线索将方法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方式的方法论的整体性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是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作者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在这一著作中，作者首先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并基于对方法论概念的一种独特分析给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三个层次：作为工具性的方法是具体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而作为理论形态层面的方法论则包括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分析思维下对辩证法和整体主义的拒斥，以及对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推崇，构成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致思路径。作者认为，上述三种意义上的方法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这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复杂性在于，方法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的确是有所区别的，但对于说明问题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发掘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具体关联。作者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这种关联体现在，作为工具性的分析哲学方法和作为根据的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相容和相互支撑的，它们以一种特别的联合方式构成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路径。我以为，这是齐艳红博士这部著作中最有见地的观点，而这也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正是这一观点为整部著作奠定了立论的基础，从而使这部著作在众多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能够独树一帜。依据这个立论，作者从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怎样进行方法论的批判和选择了怎样的方法论替代？作者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主要以拒斥辩证法和拒斥整体主义的方式批判了曾经有过的几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的致思路径，例如，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历史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阿克顿、普拉梅内兹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致思路径。进而，分析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替代。第二个问题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依据新的方法论方案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怎样的重建？作者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是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联合功能解释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致力于为历史唯物主义建立科学的基础和牢靠的地基。尽管功能解释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内部存在张力和争论，但它们一起反对黑格尔化的辩证法以及与这种辩证法相关的整体主义、结构主义。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亨、埃尔斯特看来，唯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概念清晰严密、理论逻辑严谨。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及理论工作进行合理的评判？在作者看来，要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工作作出评价，必须找准两个坐标。分析马克思主义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既有其特定的哲学史根源又有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的方法论根源。前一方面涉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分析哲学传统的关联；后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的合理关联。作者指出，只有以这两个具体“关联”为坐标，才能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给出一个“合理”的评判。齐艳红曾随我读博士。这部著作就是由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最近几年，在我的博士生中，有好几位是以分析马克思主义为对象进行论文写作的。我很早就想找一个学生来做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方面的论文，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深知这一题目所涉及问题之艰深与复杂。齐艳红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她不仅有较好的西方哲学功底，对分析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知识基础，而且有坚韧的求学精神，在读书和写作上从不懈怠。这个题目交给她也算是交给了一个有缘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她经常就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各个层次的问题与我探讨，也使我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算是教学相长吧。齐艳红扎实的专业功底，对于理论研究认真勤奋的态度，坚韧的意志，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此书稿完成之际，她向我表示，这部著作只是她研究的一个起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会继续沿着相关问题展开探索。我相信同时也祝愿齐艳红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王新生于南开园

简介： 主 任　孙正聿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天成 王振林 王跃新 王福生元永浩 孙利天 李大强 李海峰张连良 张　盾 沈亚生 贺　来姚大志 葛鲁嘉 程　彪 韩志伟漆　思Andrew Irvine（加拿大）成中英（美国）David Mclellan（英国）Gerhard Zecha（奥地利）主 编　贺　来副　主　编　漆　思编辑部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　立 王庆丰 王福生 李大强李晓红 曲红梅 杨　晓 贺　来韩志伟 翟奎凤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哲学命题，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鲜明的针对性；同样，对于任何一个哲学命题的诘难和反驳，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感而发。倡言或批判“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命题就是如此。批判“哲学就是哲学史”，其针对性和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哲学研究应当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回应现实，从而形成具有时代感和创造性的思想，而不是钻进故纸堆中当“秦二世”；然而，被批判的“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否亦有其针对性和积极意义？这个命题的真实涵义和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具体言之，能否离开哲学史而专业地研究哲学？能否离开哲学史而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能否离开哲学史而实现哲学的理论创新？这是讨论这个命题的症结之

简介： 编辑本论丛，旨在加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承与发展。收入本论丛的书目，都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退休老教授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既有关于“史”的研究，又有关于“论”的研究；既有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又有关于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和内容非常广泛，为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这些成果是这些老教授长期研究的真实记录，是他们探索轨迹的生动描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绚丽画卷，为弘扬和发展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介： 主　任　孙正聿副主任　孙利天 贺　来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天成 王南湜 王振林 孙正聿孙利天 刘福森 吴晓明 邴　正杨魁森 姚大志 贺　来如果我们不考虑胡塞尔思想的前现象学时期，那么胡塞尔现象学可以划分为前期的静态现象学时期和后期的发生现象学时期。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发生”的概念与问题具有多重含义，而最重要的含义与他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密切相关。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并没有讨论“发生问题”，他认为，“发生问题不属于我们的任务范围”，到了《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期间，胡塞尔虽然也使用了“发生”概念，但此时的“发生”概念尚未超出静态构造分析的范围。也就是说此时的“发生”概念，依然是静态现象学的范畴，并没有进入发生现象学的领域。胡塞尔在1918年给纳托尔普的信中声称：“我自十多年来便已克服了静态的柏拉图主义阶段，并已将先验发生的观念看作是现象学的主要课题”。此时的胡塞尔已经开始着手构建一门发生现象学。因此，这里所说的发生概念似乎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生概念。但事态并非如此明确，因为胡塞尔并没有前后一致地坚持将原初时间构造称作“发生”。直到1920年前后，事情才彻底发生了

简介： 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理智地进行思维，把握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并将这些认识付诸自己的行动。因此，掌握知识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但是，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具有类型、深浅、全面与不全面、真实与虚构等之分，从而引起了怀疑论者的挑战。所以，何谓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真实可靠的知识，是几千年来困扰哲学家们的几个重要问题。可以这样说，几千年的哲学史，不仅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而且从认识论层面上来看，也是关于知识辩护的历史。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古希腊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对知识进行分类。他认为，人类认识可以区分为知识和意见。之所以区分为知识与意见，是因为人类认识能力具有高低之分，一般人只能认识到事物的个体，而无法把握事物背后的共相即理念，而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事物共相的把握。所以，人类认识具有两种能力：理智与感觉。感觉把握事物的表面，把握的是事物的个体。事物的表面和个体是变动不居的，这些可见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成为真正统一的知识，而只能是意见。而理智则不同，它所要把握的是永恒不变的共相，是摆脱了洞穴假象的真正的知识。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开创了逻辑理论，认为只有符合逻辑的从事实推导出来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归纳逻辑方法，这是人类最早的科学方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真正的人类知识是从观察的经验事实中归纳出解释性的理论，然后再从这些理论原则出发演绎出关于现象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对现象因果性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的杰出贡献是创立了他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三段论的逻辑学。归纳法认为，归纳使人们摆脱了感官的局限，通过归纳，我们将一些零乱的感觉资料、个别事件概括得出共同的性质与特征，个别事物即种——通过概括上升为关于这类事物的属。例如，乌鸦1具有性质黑色，乌鸦2具有性质黑色，乌鸦3具有性质黑色……通过概括，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所有的乌鸦都具有黑色的性质。这样，通过概括得到的结论则可以用作推理的前提，并使之成为一个解释现象的陈述。即：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里所有的鸟都是乌鸦∴所有这些鸟都是黑色的。同样，所有地球附近的物体都是能发光的物体所有的行星都是地球附近的物体∴所有的行星都是能发光的物体。在这些三段论的推理中，要想得到正确的结论，那么其前提必须是正确的，这一前提要么是我们已经得到的观察归纳得出的结论，要么是不证自明的原理。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亚里士多德之后，许多哲学家对之提出了反驳，特别是怀疑论和17世纪以后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直到现代科学主义中实在论和工具主义的争论，无不来自亚里士多德归纳法和演绎法之间的矛盾。古希腊后期的怀疑论认为，无论唯心主义抑或唯物主义所说的认识都是值得怀疑的，如同艾尔弗雷德在其《西洋哲学史》一书中所概括的，“（1）独断派哲学家，不能证明他们的出发点，因此，它只能是个假说；（2）我们对于事物，不能有一种客观的认识，我们知道，事物如何影响我们，至于它们脱离我们的智慧与感官时，究竟是些什么，那我们永不能知道；（3）因此，如欲得到幸福，我们只得把无益的思考抛弃，专心一意地，顺服自然的大法”2468720。由此怀疑论者认为，由于我们在认识时，意见主宰着所有事物，而要放弃意见，那我们就必须将它悬搁起来。如果我们要得到真正的知识，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到将意见悬搁起来，然后达到心灵的平静，即心灵不再被骚扰，避开了许多烦恼，从世俗的陷阱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理。而近代的怀疑论则建之于观念论的基础上，认为没有物体和没有精神本质都是独断的，休谟从观念论出发，把人的认识看作非常有限的知觉的产物，唯物主义经验论把人类认识看作对感觉概括，其实只不过是事物表面现象间的相似关系、先后关系和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先验的，是人们感觉世界时所产生的一种习惯而已。因此，我们以往的哲学理论、形而上学都是值得怀疑的。由于怀疑论的影响，我们对知识是什么的问题需要做出科学的解释，需要做出科学的论证，否则我们便无法解决知识的真假问题。进入20世纪后，西方认识论逐步形成了以知识辩护为主题的诸流派。首先，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进行辩护，其辩护的原则是“经验的证实”与逻辑分析，凡是能够得到经验证实或在逻辑上符合逻辑分析法则的科学理论，都是有意义的、合法的，凡是得不到经验证实或无法得到逻辑证明的科学理论则是非科学的、没有意义的。分析哲学家们认为，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别完全在于逻辑分析能否得出合理的结论，思想是世界的图画，思想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是由命题构成的，因此，我们只要分析清楚语言的状况，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世界是怎么样的，只要分析清楚语言的意义，我们就弄清楚了事物是怎么样的。语言命题有复杂与简单之分，复杂命题可以分析为简单命题，简单命题又可以分析为原子命题，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是相对应的，如果原子事实与原子命题相符合，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清晰意义的，一旦我们把所有的命题都分析清楚了，那么我们的语言就不至于陷入混乱，那些无法得到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的命题自然就作为形而上学命题，是一些无意义的命题，是我们应当抛弃的命题。至20世纪后半叶，知识论的研究便成为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热点领域，内在论与外在论的交锋贯穿着语境论和德性论，在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中，贯穿着社会的知识论。一方面，围绕着正确的知识应该是怎么样的问题展开讨论；另一方面，也围绕着影响人们认知的因素而展开争论。自然化的认识论作为分析哲学后期发展的产物，在科学哲学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并且随着自然化认识论的发展，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科学的结盟，成为多数科学哲学家们追求的梦想。一时间，心灵哲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的神经科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纷至沓来，汇集成一股新兴的科学研究之热潮。本书所讨论的知识辩护理论虽然属于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范畴，但与传统的知识论也有所区别。本书只讨论知识辩护问题，而一般的认识论所要探讨的则更广泛，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信念、真理、命题的语义和语用理解等，不仅包括认识的形成，而且也包括认识的发展规律，检验认识的正确性的标准等。而知识辩护理论则仅仅是通过某手段来说明知识的合法性。所以，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知识辩护的历史进程，并讨论知识辩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知识辩护过程中形成的与人工科学的关系，认知科学对人工智能科学发展的意义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本书将知识辩护理论纳入科学哲学的范畴予以讨论。由于该主题的文献浩如烟海，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研究团队，要对这些文献进行翻译与阅读是十分困难的。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方环非教授为我写了德性知识论这一章；我的研究生陈超超写了内在论与外在论的争论的初稿；任玮玮写了语境证据主义的初稿。在此，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成书过程中，我经常和方环非教授讨论一些问题，从中得到许多启发。在给研究生讲课中，也和研究生们一起讨论，也不断地涌现一些问题和思想。这在成书中均有所助益。但是，由于当代西方知识辩护理论方面的资料太多，一时来不及细细阅读，所以在阐述各个相关问题时也存在着挂一漏万的不足，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作者于浙江师范大学

简介： 主任：王新生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南湜 乔清举 任晓明严　正 李国山 李　娜陈建洪 陈晏清 薛富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中，阿尔都塞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一方面，他继承法国结构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路线，通过确立一整套“概念工具群体”，对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展开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与葛兰西一道，被拉克劳、墨菲等开启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尊为“先驱”，并直接影响了阿兰·巴迪欧等的理论路向。正由于此，自1965年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与《读〈资本论〉》出版至今，关于阿尔都塞的理论特征及其演变逻辑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界的热点。具体来说，国外学者，特别是英语国家的学者对阿尔都塞的研究路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或者是将其放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部，或者是将其置于现代法国哲学乃至欧洲哲学的发展的背景中去把握其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如马丁·杰伊在《马克思主义与整体性》中，将阿尔都塞纳入他所提炼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演变逻辑中；柯林尼可斯在《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中，将阿尔都塞置于恩格斯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背景中，探讨了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概念工具群体的

简介： 吴根友四百多年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采取了“适应”的策略，蓄胡须，穿儒服，主张基督徒要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尊孔的传统，一度曾使基督教顺利地进入中国社会。利玛窦的这一做法后来被康熙皇帝称之为“利玛窦规矩”。在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全球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的今天，我们回顾四百多年前的中西文明对话先驱人物——利玛窦及其前贤与后继者，反省他们在文明对话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他们在对话过程中的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更大规模的文明对话活动来说，将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利玛窦采取“适应”的策略，在文明对话中关注并寻找基础与根基上的相同性，不纠缠于各大文明中具体的细节差异，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明对话来说，仍然是有效的。文明之间的对话，既要保持住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又不与当地富有传统与历史的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这是需要智慧的，也是需要仁心与信心的。没有对文化上的他者的尊重这样一颗仁心，没有对本民族文化优秀精神的坚定不移的信心，就无法在文明对话中实现“和而不同”的目标。“文明对话”不是文明之间的战争，因而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非要消灭对方不可。亨廷顿看到差异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夸大了文明冲突的结果，认为文明冲突会导致战争，这就更不恰当了。如果仅仅是因为文明的冲突，而不是巨大利益的冲突，在现代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是很难导致战争的。现代文明已经超越了因宗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而导致战争的时代。当然会有一些巨大的利益集团利用文明之间的差异、宗教信仰人群之间的矛盾而发动战争，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一再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规模重演。但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现代人类，应该深刻地意识到，用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资源的方式，对于战争的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得不偿失的错误行为。人类只有运用和平的文明对话方式，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以和平的方式从事经济与文化上的互利互惠的往来，才是人类之间唯一合乎正道的选择。文明对话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类精神的多元发展，促进人类美好的生存，而不是相反。文明之间的对话要展现的是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并要在对话中始终坚持并维护这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在尊重人、为了人，尤其是为了人的更加积极、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的目标下，我们展开对话。因此，一种文化要跨越自己固有的边界，进入陌生的文化领域时，就不能以一种反客为主的强硬方式取代、甚至消灭当地文化，而应当是以一种客人的、谦逊的态度适应当地文化，然后丰富当地文化。这对于人文性的文化类型而言，尤其应当如此。否则，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冲突，进而引发战争，那就完全失去了文明对话、交流的积极意义。因此，从“利玛窦规矩”中我们学习到的应当是文明对话过程中保持对“文化他者”的尊重与“谦逊”。不过，当代技术文明的兴起与传播，已经在悄悄地改变着文明对话的模式。技术以贿赂人的感官需求、满足普通大众喜欢便利的浅层次的欲望与消费心理为目标，以普遍化的方式在改变着文明对话的模式，在悄悄地消灭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当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利用近代西方的技术成果为天主福音的传播铺设道路的方式，似乎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像苹果电脑、手机这一类高科技日用产品似乎本身就已经成为天主的福音了。新技术层出不穷，人文性的知识、理念、深层次的价值理想，如何在技术的时代获得自己有效的、和平的传播效果，似乎需要更多的人文学者做出积极的回应。希望我们人文学者在更多地关注历史的同时，也稍微地关注现实，在古今中西的纵横视野里，在新的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深入探索我们时代的文明对话及其有效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