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从儒家哲学的角度，对安乐哲的主要论著和译著进行了系统梳理，概括出其哲学立场、理论来源和思想特点，并采取中西方哲学比较方法，对其提出的创造性、开放性、独特性哲学理论，如“孟子人性论”“儒家角色伦理学”“儒家民主主义”“礼仪与权利的辩证”等做出客观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指出安乐哲儒家哲学在中西方文明发展中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提出一些理论构想。本书是目前国内系统研究安乐哲儒学思想的第一部专著。

简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西方近代工业文化疾风劲吹，凭其摧枯拉朽之力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社会作用，推向自我检省的时代当口。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不能忽视同一个问题所造成的影响：面对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差异，对当时强劲迅猛的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和频现颓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如何进行评价与取舍。早期现代新儒家基于尊重中西历史和展望民族未来相结合的视角，虽认为中国脱离当前贫弱状态乃至进一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肯定离不开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创世价值，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盲目热衷和迷信这种价值。相反，他们理性认识和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弱肉强食新格局，重申以人文关怀的省察态度而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予以审慎考量。唯其如此，关于如何规避或减缓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早期现代新儒家则在顺应西化发展诉求的同时，又积极主张重释儒家文化的源头真谛而辨析其是非优劣，重新界定和明确儒家文化的治世价值。所以，早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迫切需要解除国家发展危难之际，形成了“亦中亦西”又“不中不西”的独特科学技术观。以求恢复儒家文化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的独特性，不是对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和儒家文化社会价值的折中或妥协，而是立足特定的国际和国内发展事实。这是辩证分析两种文化所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从而真正为中国的长远发展而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早期现代新儒家坚定地认为，科学和技术本质上是属于不同的认知领域，即使发展到近现代已经具有很多的交叉和融合，但互相所偏重思维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事实，决定了对它们的有关功能和作用的评断不能囫囵、含混，只有以有益于人类整体生存和长远利益为前提，才可以对二者的评断有所统一。研究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需要厘清他们相对分明的科学观和技术观，既明晰他们在吁求中国发展中积极肯定科学技术的西化态度，也着重反映他们主张不能忽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换句话说，早期现代新儒家理性分析西方国家引领的工业文明，强调这是社会未来发展不可否认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实现这种更高层级的文明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具有负面作用的冲击，甚至一些冲击已经构成了对人类整体生存的威胁，这就需要对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文明进行完善。早期现代新儒家为了避免中国的西化发展沦为对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简单重复，最终本质还是在征服与掠夺中实现一种粗暴的社会发展。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看来，这样的社会发展即使可以解决国家当下的问题，但无法真正实现民族的长远发展和复兴。为此，早期现代新儒家坚持，要通过重释儒家文化人文关怀源头真谛，以中西文化相济为用的取用方式，使解除中国当下危难与实现长久发展齐头并进，以走出一条真正适合民族发展的工业化之路。早期现代新儒家西化发展理念，是力求将中西文化相济为用作为引进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准绳，有其特定的现实条件和理论基础。首先，伴随西方科学技术创造人类工业文明的同时，对人类生存利益的负面作用也在日益凸显，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的肆意殖民侵略和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也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由敬畏改为征服的非理性态度。其次，以生命哲学为主的西方反思理性等诸多学术流派的思想，随同西学东渐而一并开始不断影响中国的思想界，这使早期现代新儒家对长于人文关怀的儒家文化有了重释的信心。早期现代新儒家认为，现代生命哲学与儒家文化都极其关注人的现实关怀，都擅长以直觉、顿悟等感性认识方式，注重社会能形成良性、和谐的生存关系，二者所折射出的人文关怀思想才真正符合人类长远生存的需要。所以，早期现代新儒家形成科学技术观的重要支撑点，是西方生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在社会发展中要以人为本，并且，二者强调的人文关怀思想内容，也成为早期现代新儒家在贯通中西文化时的理论基础。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体现出既要吸收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创世价值，又要接续儒家文化而发挥其治世价值，由此深深影响了他们重释儒家文化中寻求不同的西化发展实践路径。虽然，早期现代新儒家关于中国西化发展的态度，及对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评价立场，在学术界很难被积极的西化派认可和接受；关于重释儒家文化内容而发挥其治世价值，在方法和路径上很难被传统保守派赞同，最终导致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学术界没有作为成熟的学术流派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早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的西化浪潮中探求中国未来发展之路而形成相近的思想内容与理论实践路径，反映出他们是要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态度，以关注中国长远发展与人类生存利益为研究目的，并通过一种科学技术观展现人文关怀主旨。他们的思想观点伴随科学技术深入发展而逐渐显示出其前瞻性与合理性，最终让他们被后来的学者普遍认定为现代新儒家学术流派的奠基者。事实上，透视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他们是致力于在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之间寻求双向、互逆的融合路径，不仅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后继学者奠定了研究基调与理论方向，也为思想界如何调和科学技术与人文两种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而且，这种科学技术观突破了儒家文化传统科学技术观，从对科学技术认识方面为儒家文化延续与发展找到新的生长增殖点，从而彰显出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超越时空的前瞻意义与历史价值。在中国追求西化发展中弘扬人文关怀，早期现代新儒家以有利于中国走出当下发展的进退维谷之境，乃至实现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在构建科学技术观的内容和投于具体实践时，形成“亦中亦西”又“不中不西”的独特特征。这不仅是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的立足点，也是他们后来具体践行中国如何西化及实现长久发展的标准。对早期现代新儒家各位代表在阐述这一思想主旨及具体付诸的实践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及实践操作，都是以追求西化发展中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作为前提：第一，正确认识西方为什么能够出现近代科学技术而率先实现人类的工业文明，这需要中国的学者能对其整个过程有充分的认识，了解西方的历史对实现工业文明所起的作用。第二，正视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几次接触并没有让中国在发展中引起足够的警醒，反而与西方的发展差距被越拉越大，这其中所出现的原因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时不难发现，他们并未表现出盲从西化的崇拜热潮，也未独断儒家文化精义而抱残守缺，而是采取“对于外来思想之输入与夫旧思想的如何消化、整理，也应该同时并重”的态度。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实质上是对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各自优劣的理性分析，是调适儒家文化以期能与科学技术文化和谐共存，使两种文化的结合真正有利于中国摆脱当时的窘境并有益于民族长久的进步。此外，早期现代新儒家鲜明的科学技术观，表明其在新时期肩负起重释儒家文化的重担，从儒家文化的内在延续上，接榫并弘扬儒家文化颠扑不破的人文关怀价值，打破了当时中西方以科学技术作为高下判断的唯一要素。他们既主张发挥科学技术的治世价值，也主张发扬儒家文化的治世价值，主张将二者结合，从而对中国的西化与民族长远复兴有所裨益。这种独特的科学技术观，与现代新儒家学派后来两代的科学技术观也有明显不同。本书的研究首先是受益于我的导师南京大学哲学系萧玲教授的鼓励和悉心教诲，让我能够明确方向和发现问题；其次是得到了南京晓庄学院市属重点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项目组、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项目组的支持。在此付梓之际，向我的导师和学院领导、相关同事表示最真挚的感谢！本书的完成也离不开三年攻读博士学位时，给予我精神鼓励和实际帮助的专业老师、同窗好友，还有硕士导师谈新敏和王国领教授的关心，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当然，本书能够最终完成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尤其女儿琬宸的出生，给我带来的喜悦让我充满了动力，帮助我在克服诸多困难的同时也更加执着学术研究的道路。我是完全属于半路进入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领域，对该论著所研究内容需要的哲学理论和传统文化知识，在基本功的支撑上都十分有限。但是，自己着实特别钟情清末民初那段科学思想史，尤其着迷当时学者们所持有的西方文化观和传统文化观的激荡与回应，其中仿佛在昭示一种思想力量和精神自信。我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方向，决定选择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希望能明了他们在当时坚守儒家文化的勇气和魄力；选择以科学技术观作为一种外在研究进路，希望能还原他们对儒家文化如何实现对本土文化承续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当然，每一次推敲自己研究的内容时，我总能清晰地感觉到因个人能力和科研水平的限制，存在太多地方需进一步的论证和打磨，甚至有些观点因没有扎实基础作为支撑极易釜底抽薪。所以，在这一段的研究即将结束之际，对书中肯定会存有诸多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恳请专家和同仁能予以批评、指正和包容。赵培军2016年秋于南京晓庄学院

简介： 本书是“生活儒学”及“中国正义论”研究的最新推进。“生活儒学”作为儒学的一种当代理论形态，突破中国哲学两千年来的“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重新发现“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让儒学能够有效地切入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中国正义论”是“生活儒学”系统中的形下学层级的一种展开，即作为一种制度伦理学的儒家正义论的建构。

简介： 安乐哲我认识郭沂博士并阅读他的著作已经十多年了。正是出于对他的著作的崇高敬意，我在这里满怀真挚的热忱向读者推荐他的新书。郭博士是一位世界级学者。他曾在孔子家乡的曲阜师范大学受到十年的儒学熏陶，又赴复旦大学接受中西哲学的全面训练。自从1993年博士毕业后，他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职。在这个职位上，他成长为新出土文献分析与诠释领域中卓越的和有影响力的学者，经常被当作中国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受到邀请，来介绍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最新动态。以这样的身份，他曾经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达慕思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首尔大学、科隆大学、慕尼黑大学、科克大学、威尼斯大学、苏黎世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作过主题演讲。2012年，他又被聘为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新近出土的考古文献要求我们回到过去并重新解释中国哲学奠基阶段的历史。在这方面，郭博士是一位领军人物，其他学者在从事自己的诠释的时候，往往是以郭博士对这个文献宝藏进行重新整理和详尽考察所形成的开创性研究为基础的。由于我在自己有关新近出土文献的好几种著作中和课堂上曾经频繁地引用郭博士关于郭店考古发现尤其是《老子》和《五行篇》的成果，所以我愿借这个机会表达我个人对郭博士的感谢之情。郭博士的一个鲜明风格是，能够很快地为他的理念发现下一个新的领域。因此，从历史研究转向现实关怀，从《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到《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也就顺理成章了。郭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更是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数千年来，中国学术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即知识分子要承担起勘探社会和政治地形，并为规划未来中国提供自己视角的责任。近年来，郭博士遵循这一传统，一直在以学术为平台，来展望儒学对未来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当前的历史关头，中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种摧枯拉朽的力量需要对未来中国从中成长的传统文化土壤进行深刻反省的引导。从这个方面看，郭博士是一个文化园丁，不仅在修剪历史的花园，而且在为中国耕耘未来的绿洲，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就充分体现了其士人情怀。该书第一篇《中国之路》从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中国的天下一体化以及中国的文字、思维、文化、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对中国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历史考察。第二篇《时代抉择》将目光转移到现代化、全球化、第二个轴心期、民主浪潮等当今世界性问题，并据此描绘出未来中国与人类的发展方向。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民族意识形态，而重建作为传统民族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其中的核心工作，所以《儒学重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三篇的题目。作者并不完全认同学术界有关儒学史分期的种种意见，认为尽管儒学经历了原始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现代新儒学五种学术形式，但其思想范式只有两个，即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当代儒学的使命是建构第三个儒学范式，即当代儒学范式。他提出，儒学范式由三大支柱构成，道统论是儒学范式的宗旨，核心经典系统是儒学范式的依据，而哲学体系是儒学范式的实际载体。在第四篇《哲学创构》中，作者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尤其儒道两家有关道的学说，纳入西方哲学的视角，扣紧当今世界的问题意识，创造性地提出了道哲学理念，为其进一步的哲学探索奠定了基础。郭博士从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出发，即作为一种传统，儒学是容纳百川的，来自外部的资源使它不断地得到重塑。第一波西方学术是佛学。从2世纪佛学就开始导致儒学的转型，并且成为宋明理学形成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力量。16世纪晚期，先是耶稣会士，然后是新教传教士，开启了第二波西方学术。在上两个世纪中，他们对儒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正是20世纪的第三波西方学术，向现代新儒学提供了需要更彻底理解的关于发展和批评的资源。郭博士又是一位展望中国文化在新时代将对世界价值发生影响的有远见的学者。他分别从《周易》、道家、儒家、佛教四个最能反映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提炼出太和、自然、仁义、慈悲四个范畴作为中华普世价值，以弥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的缺陷，这对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我们不能过高地估价财富的重要性。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固然首先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已经浮现出来；但最近通过软外交，中国又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呈现出来；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中国将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会很快地积累影响。奥林匹克运动会曾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平台，数百所合办的孔子学院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对中国语言的兴趣正在全球迅猛提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对儒学作为一种仍然活着的传统进行细致入微的理解。在正处于变化之中的世界秩序里，郭博士不管在学识上，还是在创造力上，都有资格成为这一新方向的发言人。因此，我郑重向读者推荐郭沂博士和他的新书。安乐哲2013年1月2日于夏威夷大学哲学系

简介： 本书对宋明时期江西儒学的研究，包括宋代和明代两个部分。宋代部分对欧阳修、杨万里、李觏、王安石、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文天祥的儒学思想做了较系统的研究，结合时代思潮及社会历史论述了宋代江西儒学家关于天道性命、心学创见、礼制行政、家族教育等思想文化主题，并阐发了其现代意义。明代部分有选择性地对明中前期理学家胡居仁、罗钦顺和明中后期阳明后学陈九川、罗汝芳的儒学思想做了较具体的研究，论述了理气关系、心性关系、居敬涵养等理学主题，及良知本体、心学工夫、心学境界等心学主题，力求客观呈现明代部分理学家和心学家的思想学说。

简介： 北宋后期的中国因特殊的政治、民族问题，文化中心逐渐南移，至南宋偏安，长江中下游流域更成为当时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随着元朝大一统帝国的再次建立，南宋理学通过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向北中国及整个东北亚推进。有明一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重心仍在长江流域，并通过长江流域向岭南珠江流域、向南中国及东南亚推进。明代王阳明及其后学成为主潮。明末清初最有活力的儒家学者亦是生于斯长于斯。及至清代，中国文化中心才逐移到北方。宋元明时期的儒学，特别是理学，就地域而言，最盛的当然是长江流域，且这一地区由于是地处中国联结南北地区的枢纽地带，遂成为沟通北方与南方的文化信息的平台。 北宋以降，尤其南渡之后，江西与两湖地区率先成为当时人文荟萃之地。长江中游儒学群体因而崛起。究其崛起，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其中，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内在缘由。本课题成员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段与地域具有原创性的学者、学派，特别是他们在互动之中，在宋明理学基本范畴、思想框架的营造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是其理论中心。因此这一地区学者的道德实践论最具有鲜明的性格。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宋元明理学的研究，偏重于“洛学”

简介： 本书对《论语》思想的解读，既突破了传统学者对字、词、句义的繁琐注疏考证，又突破了千篇一律的“原文+注释+译文”的机械分列式的现代教学模式，同时打破了《论语》篇章内容的自然顺序；而以专题思想介绍为总纲，以义理阐释为主体，注重对孔子师徒言论所针对的历史语境和问题情境的还原，注重对孔子真实心路历程的再现，凸显孔子思想的实践性、体验性、鲜活性的品格特征。全书将孔子思想概括为15章70多个节次，各章各节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前后相续、环环相扣，是对孔子思想全面而体系化构建的一次尝试。该书的目的：一是期望现代普通读者既能轻松愉快地走进《论语》，通俗流畅地阅读《论语》，又能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孔门儒学的原始风貌。二是以《论语》教学研究为例，探索同学经典现代教学更有效的方法、途径，实现国学经典教学与现代学科教学的有效接轨。

简介： 长期以来，海内外学界的新儒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第一代与第二代新儒家的观点的阐述，诸如对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表彰与发挥。我最近注意到，有大陆学者开拓了对方东美先生的研究。事实上，方东美先生是新儒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因为只有在方东美先生的著作中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今中西文化对照的宏观架构，凸显了儒家哲学重要的哲学与历史地位。在此点上，唐君毅无疑接受了方东美的影响。至于学术界对于第三代新儒家的研究文献，近十年来还是比较少见的，而专门以第三代新儒家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更是没有，有之，则自奚刘琴始。因此，能够看到这样一本以新儒家第三代为主题的研究专著，心中感到亲切与高兴。这本书重要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作者对于第三代新儒家进行了相当广泛和深刻的理解、分析和评价。在尽力掌握第三代新儒家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分析了他们的思想，并对他们进行了专论、比较和总结。本书尤其彰显了作为新儒学发展阶段的第三代新儒家重要的内涵以及他们与前代新儒家的关联与区别。但对他们思想内在的结构与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与比较，虽在此书中未能得到完全的解说，却已或多或少地作为问题呈现出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粗具规模的解析方式。其次，作者对于四位新儒学代表者的选择值得一提。作者所选择的四位学者，正是新儒学在现时代发展的代表人物。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注意到四位代表者的学思历程对其思想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均有亲炙于第二代新儒家学者的经历。因之，他们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台港的第二代新儒家的影响。另一方面，第三代新儒家又具有了与第二代新儒家不同的发展方向。本书所选的四位学者，除了蔡仁厚外，其他三位都有长期留学并执教于海外、代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与对话的经历，反映出此一时代的特色。蔡仁厚虽然缺少了相似的经历，表现为一种传承宋明儒学的保守心态，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此一时代另一面的写真。当然，作者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四位学者思想上与方法上的重大分野，以及形成相异的深层原因。毕竟我们要认识到：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对纯粹哲学的创思有性质与视野的差异；对当代多元文化的比较探索与对古代传统儒学的重新了解，也有层次与目的上的区分。当然，我想这本书最终的目的是要说明，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基于他们的学术背景，各自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因此也彰显了新儒学的基本内涵。但应该另行指出的是：本书只是反映了时下对第三代新儒家的认知问题或其先后发展问题的一个未经检验的看法，其中并没有谁是领军者的问题，而只有谁在哪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问题。刘述先教授在其著作中已清晰地说明第三代新儒家的历史统绪应为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本书可能把余英时看做历史学家，未加考虑，而以蔡仁厚补充之，是否确当还可以研究，但至少可说是一特色。再次，作者从儒学宗教性、心性论、道德哲学以及知识论四个方向来考虑现代儒学的内涵，既凸显了儒学本身的丰富性，也凸显了第三代新儒家关注的重点。我很高兴看到的是作者注意到了我作为第三代新儒家对于儒家知识论的深度重视与积极发展，并对此表示认同。事实上，儒学想要获得与注重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平等的对话地位，必须在此方面持续着力。作者也注意到了我的思想当中强调知识与价值互基与互动的理论特点，可以说把握到了我在此领域中的重要贡献与主要精神，以及为新儒学提出的一个必须发展的方向。我对此持赞赏的态度。但我仍要指出的是：作者应可开发或加强一项对本体论哲学或者本体宇宙哲学的关注。第一代新儒家，以熊十力为例，十分重视《易》学，注重对宇宙论或本体论的思考；第二代新儒家，则普遍重视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或者文化哲学，尽管牟宗三早期对宇宙论或本体论有所关注，但后来却转向了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而第三代新儒家，显然大多重视道德哲学、心性哲学与文化哲学问题。然而就我的体系而言，应是十分突出了对宇宙论和本体学的关注与发挥，并基于易学转化为认知论与诠释学的探索，与儒学的根本性的问题相呼应。最后，作者还重点分析了第三代新儒家重视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重视中西文化会通与儒学世界化的问题。作者在这两个方面的关注，既是第三代新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充分体现了第三代新儒家与前代新儒家的重要区别。虽然在许多方面这两个问题还可以进行更多的说明，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本书所做的相关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去年暑期我认识了执教于淮阴师范学院的奚刘琴博士。奚刘琴给我一种治学认真、谦虚谨慎的深刻印象。更为难得的是，她还有一份探索真理、追求价值的高度热情。这在现在的青年学者之中是不多见的。假以时日，无疑她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她为了等候我的这篇序言，推迟出版计划半年之久，让我非常感动。但这也让我有时间对她的这本书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是对于第三代新儒家的回顾与总结，提出了创新的见解，而且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与探索空间，表达了对未来儒学发展的诚挚展望。是为序。成中英序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