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晚清民初道德观念嬗变伴随中同传统社会近代化逐渐展开。此一嬗变源自时人积极应对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社会危机，谋求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憧憬道德理想的价值诉求。在此一理想追求过程中，传统大同理想、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等均被时人赋予一定近代色彩。为达此目的，他们努力挖掘利用传统“孝”“忠”“礼”“仁”“箸”“俭”等观念的积极价值以为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源泉。他们从近代人文精神出发，结合具体现实需要，努力清算传统观念的弊害，谋求建构中同近代的新道德，促进了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学理创建。

简介： 相较早、中期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如克吕西波（Chrysippus）等］的作品而言，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的三个主要人物塞涅卡（Seneca）、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著作基本上都被完整保留下来。这对于研究他们思想的现代学者来讲是件极其幸运的事。爱比克泰德大约生于公元55年，约五岁时被卖到罗马做埃帕弗罗第图斯（Epaphroditus）2625348的奴隶，其间随从穆梭留斯·罗夫斯（Musonius Rufus）2625349学习斯多葛派哲学。约公元89年他被释放，成为自由人。公元 89年，他被图密善（Domitian）皇帝驱逐到希腊的尼可波利（Nicopolis），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从事他的哲学活动。《哲学谈话录》（The Discourses of Epictetus）记载着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物去学校拜访、求教于他，我们从这一点可以获知他在当时已经获得良好的声望。事实上，他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位专业的斯多葛派教师。他的一生经历极其简单，只有前半生的奴隶生涯和后半生的教师生涯。不过他在《哲学谈话录》中所举的例子可以证明，他对那个时代主要的政治、道德等情形都非常了解，也比较关切。其学说集中关注德性、实践问题。尽管他的教学以早期斯多葛思想的三部分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为基础，但他几乎专注于伦理学。他于公元135年去世。现存的《哲学谈话录》由其学生阿里安（Flavius Arrian）于大约 104—107年记录整理。《手册》（The Handbook of Epictetus）则是阿里安从《哲学谈话录》中所作的摘要。2625350西方学者还从其他思想家著作中整理编订其《残篇》（Fragments）。《哲学谈话录》、《手册》和《残篇》这三部著作是研究爱比克泰德思想的文献依据。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从一开始就为人所重视、关注。他鼓励学生过一种哲学生活，也就是合乎自然、合乎理性的生活。其目的是幸福（eudaimonia）。他生动地刻画了一幅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境况人都要保持冷静（imperturbability）、远离激情（apatheia）的哲学图景。他认为一个人转变为哲人的关键是要区分“什么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懂得正确地使用表象。他深信天意（divine providence），认为人的理性是神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外部的事情可以真正伤害自我，甚至宙斯都不能。一个人，只有自身的判断才可以伤害自己。他所倡导的这种哲学的人生态度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另外他常常以诸神或宙斯的本性来阐释、描述人的理性本质上是不受阻碍的，自由的。这既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也是神人相同之处。遵从人的理性与顺应自然（神）是相同的。虽然爱比克泰德的神或宙斯的内涵与基督教的天主的内涵截然不同，但他的这种学说形式依然为基督教从事精神修炼和实现本土化提供了理论的便捷。3世纪初，柏拉图主义已经取代斯多葛主义成为主导性的哲学学派。据奥里金（Origen）在《驳斥塞尔斯》（Contra Celsum6.2）中记载，“当柏拉图在学者中享有声誉的时候，爱比克泰德却为老百姓所敬仰”2625351。爱比克泰德在他那个时代比柏拉图更受欢迎。据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2625352记载，马可·奥勒留的老师希罗德·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认为爱比克泰德是“最伟大的斯多葛主义者”2625353。新柏拉图主义者辛普利西乌斯（Simplicius）甚至为爱比克泰德的《手册》作注释。除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外，这在留存的古典文本中实属罕见。“早期基督教会的教父们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奥里金、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2625354对他的严格的理想主义很感兴趣。在中世纪的教会和修道院中，曾两次用他的《手册》作为灵修训练的指南。到了近代16、17世纪时，蒙田、帕斯卡尔等也很喜欢他。在19世纪的英国，他受到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2625355高度赞扬。在西欧、北美，他的《哲学谈话录》、《手册》曾多次被译为各种文字一再出版，为许多读者和思想家所喜爱。其中也包括一些著名人物，如腓特烈大帝。美国海军将领詹姆斯·斯托克代尔（James Stockdale）承认他在越南战争中被俘囚禁时，是爱比克泰德帮助了他，使他保持住了自己内在的刚毅力量。”2625356面对现代社会的诸种问题，现代人依然能够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汲取生活灵感。这种影响虽然仅展示了爱比克泰德哲学的一个方面，但充分展示了其思想魅力弥久不衰。随着学界对斯多葛派越来越多的重视，爱比克泰德哲学亦愈益被人们关注。2001年，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政府（Larnaca）的赞助下，西方学者举办了一次以斯多葛主义为主题、专门讨论爱比克泰德哲学的大会。受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影响，斯多葛学派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包括爱比克泰德在内的晚期斯多葛学派更是被黑格尔认为缺乏原创性，大半采取一种修辞学的和劝谕的色彩，在哲学史里面是用不着提说的2625357。随着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黑格尔哲学史观所造成的影响逐渐厘清。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爱比克泰德等人的思想。其实，爱比克泰德对后世的影响一直绵延不绝，其中《手册》对爱比克泰德思想的传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爱比克泰德与圣·保罗、《新约圣经》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许多早期基督教著作家大多对他深表赞赏。英文世界很多研究集中在爱比克泰德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尤其是爱比克泰德与圣·保罗的比较研究。如：分别从整体上、文体风格、句法上研究爱比克泰德哲学与圣·保罗思想的关系；以圣·保罗的书信集和爱比克泰德的《哲学谈话录》为文本依据，探讨自我、上帝和他者的关系；考察爱比克泰德教义与基督教原理的关系；以及比较二者文本中的伦理动机、宗教动机和谦卑和顺从等观念。还有从四大福音书与爱比克泰德作品的特征予以比较研究。这是爱比克泰德在基督教世界受到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过，现代学者大体上认为爱比克泰德的思想虽然与使徒同时代，但至少他并未受到基督教思想的直接影响，是独立于基督教传统的。因此，仅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角度来解读他，还远远不够。爱比克泰德还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研究，这包括伦理学、心理学、认识论、教育学、修辞学和宗教，以及与近现代哲学家（斯宾诺莎、加缪）的比较等。学者已经陆续开始从这些方面予以关注，但还为数甚少。最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是朋霍费尔（Bönhoffer）的《爱比克泰德的伦理学研究》（1996年英译本）和朗格（A.A.Long）的《爱比克泰德——一种斯多葛派和苏格拉底式的人生指南》。国内馆藏的相关外文专著2625358甚少，故参考文献以单篇研究论文居多，略为遗憾。国内目前关于爱比克泰德的专门研究著述有：杨适的《爱比克泰德》（东大图书公司，2000年）、吴欲波的《爱比克泰德自由观的一个理论解析》（博士论文，2005年）和王文华的《逻各斯与自由：爱比克泰德人性论思想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入了解爱比克泰德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杨适先生以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恰当地将爱比克泰德的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些基本思想的差异予以呈现，这既有利于人们了解爱比克泰德，又能使人在阅读的同时反省中国传统哲学中思想上的利弊以进行更深层的思考。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二十五言》中利用他的思想来传播教义，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并未向世人说明爱比克泰德思想的那部分内容不属于基督教传统。事实上，爱比克泰德长期以来已经被置于基督教传统下来理解，并未重视其应有的独立性。然而，这种历史性的相遇恰好凸显出爱比克泰德在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特殊地位。这一点属于作者研究爱比克泰德思想的深层思考。在世界文化多元的时代，对于一名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人来讲，爱比克泰德的哲学不仅具有纯粹学理的意义，而且有着现实的观照。而这也正是爱比克泰德讲授哲学时的特点和魅力所在。本书所参考的爱比克泰德的文本情况如下：一、勒布丛书中欧发德（Oldfather）的希腊文和英文对照本两卷本（1925—1928），包括四卷本《哲学谈话录》、《手册》和《残篇》,《哲学谈话录》希腊文的主要版本是希恩克尔（Schenkl,1916）的。二、克里斯多弗·吉尔（Christopher Gill）编辑、芮宾·哈德（Ribin Hard）修订的英文全译本。三、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的《手册》英译本。四、乔治·朗格（George Long）的部分英译文本。五、英文全译本还有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1865）和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1807）两个版本。其中伊丽莎白·卡特的版本是最早的英文全译本，对后来人们全面了解爱比克泰德的学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因这两种译本年代久远，文章仅作参照使用。六、朗格（A.A.Long）在其专著《爱比克泰德——一种斯多葛派和苏格拉底式的人生指南》中除精辟解读爱比克泰德的哲学思想外，还提供了许多他本人的英文翻译，其相应段落论著也作为文本依据参考。七、普莱凯（H.W.Pleket）等人对爱比克泰德相关主题的文本辨析。八、吴欲波等的《哲学谈话录》、王文华的《爱比克泰德论说集》中译本。

简介： 近代启蒙道德是在古代目的论伦理和中世纪神义论道德的崩溃下兴起的，是一种自由论的道德。启蒙道德哲学反对对人进行自然因果性的解释，认为人的行为不是出自自然的必然性，而是出自自由的意志决定，因此对道德的解释必须诉诸自由，自由是启蒙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前提。本著先行探讨了道德的现代性问题，接着考察了前启蒙的宗教和道德，以及近代哲学的自由本体论，然后基于自由的逻辑阐释了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法和幸福论道德，分析了休谟和卢梭的同情道德，百科全书派的功利主义道德，最后把康德自由自律的道德看作成形的启蒙道德形态。

简介： 康德是近代哲学的重镇，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入口。他常被人认为是开启了近代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有人说，在今天的西方，在几乎所有重要大学的哲学系里，差不多都有一个教授在专门研究康德，或至少有人曾长期研究过康德乃至有过专著。其他不专门研究康德的哲学家，也多认真研读过他的著作。要想进入近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康德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康德也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的道德哲学发展的一个宝贵资源。当代中国哲学界分别长期生活在我国台港和大陆的两位最有哲学思考力和影响力的两位：牟宗三和李泽厚，都有专门的厚重之作来研究康德。但康德的理论又是一个巨大的、著名“难啃”的思想之果。他横跨哲学的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乃至宗教、法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而你即便是研究其中一个领域，也不能不旁涉其他领域，尤其是其基本的哲学原理。而他的哲学不仅有一个异常宽广的维度，其纵深的根须也伸展得非常深远和隐秘，其中还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悖论或者说可以做多种分析和解读的观点。这就意味着，一个思想者要真正进入研究康德的领域，必须准备一段长期的时间，一段清冷，很可能是坐冷板凳的时间，必须下决心摈除许多事务性的工作，而专心致志于思想。康德又绝对是值得热爱思想与智慧的人们这样投入的。一个人如果有过一段专门研究康德的经历，他就可能不会太肤浅了，或者不会太自傲了。而康德的伦理学或者说道德哲学还尤其有意义。或许可以这样通俗地说，近代以来，我们在神学、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中所感受到的失望的火星，经由康德，在实践哲学和伦理学中又重新燃起，又重新化为希望。所以，兆国从事研究康德伦理学的工作，我以为是一件虽然艰巨，但很有意义的事情。兆国数年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访学，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些学术分享和交流的时光。他原来是研究孟子的，有很好的中国学问的功底和扎实的文献功夫，又不可遏制地被康德思想吸引，进入西方哲学的殿堂，在这后面，是有一种内在的理路和动力的。他以“明理”与“敬义”来概括和分析康德道德哲学作为一种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学和义务论的特征，也是相当中肯的。在康德那里，这种理性主义又不是僭越的，而是有限的。所以，“明理”即是明“理”的某种绝对性，也是明“理”的某种局限性。而“敬义”也是如此，这里的“义”从性质上说既有某种至高无上的意义而不能不“敬”，又有某种在内容上至为朴实基本的意义而不能不“重”。最近有英美学者对其道德哲学是否属于义务论也还有质疑，但我以为一个基本的对照还是存在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在他以前占主流的目的论，也和他以后特别流行的功利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所以，现代伦理学的义务论与目的论的分野，大致还是可以根据康德的伦理学和与之对峙的理论来作出区分的。当然，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目的论或结果论，都深刻反映，或也在某种程度上先导和推动了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的变化。从其思想资源来说，功利主义从一种精致的自我的快乐主义走向利益的可衡量的普遍化，义务论从过去包含在一种全面和崇高的自我完善论内部而现今走向了一种独立性和普遍化，除了其作为思想本身的意义和逻辑之外，也表征了时代社会向平等的变化，它们也都将多数人纳入了考虑，也就是说，面向了包括过去的少数和多数的所有社会成员。伦理学于此成为了一种真正全社会的伦理，而新的与旧的思想争论和选择也将在这一平台上发生或继续。对兆国的研究，我还难测其深。虽然我也曾专门研究过康德，甚至可以说，我后来形成的伦理学观点深受康德的影响。但我现在的确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专门做这种研究了。所以，我一直犹豫自己是否有资格写这篇序言，想找出一些时间来重新仔细阅读康德却又因紧迫的任务和精力的有限而一时无法措手，而有感于兆国的诚邀和信任，也不忍让兆国耐心的默默等待无休止地延续下去，最后就只是写了上面这样一些简单的感想性文字，惭愧。何怀宏2011年9月30日于褐石

简介：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公众的精神需求更为复杂。本书提出媒介幸福感是心理能量的理论想象，并根据传播学和心理学相关的认知及需要理论为出发点构建了媒介幸福感的理论。此外，根据媒介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探索了“媒介—主观幸福感”与“媒介一消极情绪体验”的转化模型，并从媒介养心的视野提出媒介对幸福感的培育途径及具体措施，及由此建立了媒介幸福感的测评体系及预警机制。通过对媒介幸福感的研究，深化了对弱势群体的认识，丰富了剥夺感、归因矫正、自我修正理论体系；建立了以媒介为核心、以政府为主导，以个体为纽带的个人自助与社会互助引导机制，为提升及促进社会幸福感这一世界广泛存在的社会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和思路。

简介： 主编（Chief Editors）江畅（Jiang Chang） 戴茂堂（Dai Maotang）G.John M.Abbarno（阿巴尔诺） Thomas Magnell（麦格勒尔）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s）强以华（Qiang Yihua） 陈道德（Chen Daode）冯　军（Feng Jun） 高乐田（Gao Letian）周海春（Zhou Haichun）编委（Consulting editors）万俊人（Wan Junren） 马俊峰（Ma Junfeng）王玉樑（Wang Yuliang） 邓安庆（Deng Anqing）王泽应（Wang Zeying） 王海明（Wang Haiming）文　兵（Wen Bing） 冯　平（Feng Ping）甘绍平（Gan Shaoping） 卢　风（Lu Feng）朱葆伟（Zhu Baowei） 孙伟平（Sun Weiping）李德顺（Li Deshun） 张传有（Zhang Chuanyou）罗　炽（Luo Chi） 陈新汉（Chen Xinhan）杨耀坤（Yang Yaokun） 夏伟东（Xia Weidong）高

简介： 本书以探讨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合理性危机为逻辑起点，对后现代伦理学在西方的发展脉络、所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主要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家的伦理思想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本书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专著，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后现代西方伦理学中的道德”、“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幸福观”、“当代美国哲学家的正义理论”、“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伦理观”、“西方应用伦理学的应用性”等内容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简介： 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由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萧昆焘教授、王育殊教授创立,90年代初开始组建一支由青年博士构成的年轻的学科梯队,至90年代中期,这个团队基本上实现了博士化。在学界前辈和各界朋友的关爱与支持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自20世纪末以来,我本人和我们团队的同仁一直思考和探索着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团队应当和可能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换言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应当形成和建立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十分明白,没有特色的学术,其贡献总是有限的。2005年,我们的伦理学科被批准为“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个历史性的跃进推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过认真讨论并向学界前辈和同仁求教,我们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术贡献点定位于三个方面: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以道德哲学为第一建设方向的定位基于这样的认识:伦理学在一级学科上属于哲学,其研究及其成果必须具有充分的哲学基础和足够的哲学含量;当今中国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必须在道德哲学的层面加以探讨和解决。道德哲学研究立志并致力于道德哲学的一些重大乃至尖端性的理论课题的探讨。在这个被称为“后哲学”的时代,伦理学研究中这种对哲学的执著、眷念和回归,着实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但我们坚信,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努力。科技伦理的定位是依据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传统、东南大学的学科生态,以及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前沿而作出的判断和谋划。东南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就是“科学伦理学”,当年我本人就在这个方向下学习和研究;而东南大学以科学技术为主体、文管艺医综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也使我们这些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次认识到,选择科技伦理为学科生长点是明智之举。如果说,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定位与我们的学科传统有关,那么,重大应用的定位就是基于对伦理学的现实本性以及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愿望和抱负而作出的选择。定位“重大应用”而不是一般的“应用伦理学”,昭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只是试图在伦理学应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领域进行我们的努力。基于以上定位,在“985工程”建设中,我们决定进行系列研究并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严肃而审慎地推出以“东大伦理”为标识的学术成果。“东大伦理”取名于两种考虑:这些系列成果的作者主要是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的成员,有的系列也包括东南大学培养的伦理学博士生的优秀博士论文;更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并努力使这些成果具有某种特色,以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东大伦理”由五个系列构成:道德哲学研究系列;科技伦理研究系列;重大应用研究系列;与以上三个结构相关的译著系列;还有以丛刊形式出现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创刊的《伦理研究》专辑系列,该丛刊同样围绕这三大定位组稿和出版。“道德哲学系列”的基本结构是“两史一论”。即道德哲学基本理论;中国道德哲学;西方道德哲学。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基础,不仅在概念上将“伦理”与“道德”相区分,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将伦理学、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相区分。这些区分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上,但它更深刻地与中国道德哲学传统相契合。在这个被宣布“哲学终结”的时代,深入而细致、精致而宏大的哲学研究反倒是必需而稀缺的,虽然那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熹气象”在中国几乎已经一去不返,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的学术已经不再需要深刻、精致和宏大气魄。中国道德哲学史、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理念基础,是将道德哲学史当作“哲学的历史”,而不只是道德哲学“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它致力于探索和发现中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那些具有“永远的现实性”的精神内涵,并在哲学的层面进行中西方道德传统的对话与互释。专门史与通史,将是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其灵魂与方法。“科技伦理系列”的学术风格与“道德哲学系列”相接并一致,它同样包括两个研究结构。第一个研究结构是科技道德哲学研究,它不是一般的科技伦理学,而是从哲学的层面、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科技伦理的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故名之“科技道德哲学”而不是“科技伦理学”;第二个研究结构是当代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研究,如基因伦理研究、网络伦理研究、生命伦理研究等。第一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理论建构,第二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问题探讨,由此形成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的互补与互动。“重大应用系列”以目前我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为起步,以调查研究和对策研究为重点。目前我们正组织四个方面的大调查,即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大调查;道德生活大调查;伦理—道德素质大调查;伦理—道德发展状况及其趋向大调查。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努力了解和把握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推进和理论创新,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提出具有战略意义和创新意义的对策思路。这就是我们对“重大应用”的诠释和理解,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并贡献出团队和个人的研究成果。“译著系列”、《伦理研究》丛刊,将围绕以上三个结构展开。我们试图进行的努力是:这两个系列将以学术交流,包括团队成员对国外著名大学、著名学术机构、著名学者的访问,以及高层次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为基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主题和主线,由此凝聚自己的资源和努力。马克思说过,历史只能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因为任务的提出表明完成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也许,我们提出的是一个自己难以完成或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条件尤其是我本人和我们这支团队学术资质方面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我们期冀通过漫漫兮求索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建立形成以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为三元色的“东大伦理”的学术标识。这个计划所展示的,与其说是某些学术成果,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为中国伦理学事业贡献自己努力的抱负和愿望。我们无法预测结果,因为哲人罗素早就告诫道,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无法预料的,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展望未来,我们唯一可以昭告和承诺的是:我们正在努力!我们将永远努力!樊浩谨识于东南大学“舌在谷”2007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