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江怡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做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在时代文化的多样变化中构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回应重要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充分的知识准备，更需要我们的思想智慧。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自觉的结果将改变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知道，这里的文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体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涵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更多的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环境中的人和事，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更重视整体和全局，而不是个体和局部。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智慧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个人认识活动是以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经验归纳的特征；而经验活动本身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体和全局，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又具有抽象普遍的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出自我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前人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表达的提炼升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我们理解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是我们通过不同哲学之间比较的结果。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自身哲学的重新认识，甚至是对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定位，激发了我们全面理解自身哲学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我们开始形成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首先，哲学的自觉意味着我们对思想的主动认识。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2994257思想正是在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哲学由此产生。因此，哲学的自觉本身就意味着思想。这里的思想并非完全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理解，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我们认识活动内容的抽象概括，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思想以概念的方式形成对我们所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们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在于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2994258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994259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理论能够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2994260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对以往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是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用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从概念的层次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本套丛书冠名《哲学与文化》，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因为文化是哲学的外在体现，而哲学则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将在本丛书中陆续出版国内具有影响的哲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著作，充分反映国内学者们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思考。本丛书得到国家“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大力资助，特此感谢！

简介： 本书在指出人的常、迷、悟这三种不同的生存状态、生命形态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个体生命由迷返常并进而转迷人悟的觉醒、行动的路径、契机和方法，尤其对生命之悟这一人生的最高境界的具体样态及其在人生的方方面面的体现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观照、透析。术书是作者历十年苦思，含泪、凝血、撕肉、倾心、聚魂而成之作，旨在启悟现代社会中的迷者，当然是那些有善根的迷者。在这里，作者用自己的虔诚、真心、挚爱、灵魂、血肉修筑了一条路，搭建了一座桥，让善良的迷者走向彼岸。这里不一定有令人艳羡的尊贵、财富和世俗的所谓幸福，也不一定给你提供人生的指南，破译生命的密码，但却可以帮你打开心灵的窗，让你活得明白、自尊，使你拥有灵魂，进入真意的境界。本书吸纳、涵容不同时空先哲的智慧、哲思、诗意，打通不同学科、领域的间隔，将其相渗互融，勾连交织，创造一个生气灌注的，让生命、灵魂浴火重生的有机整体。本书摆脱了学院式的机械呆板的理论构架、枯燥乏味的学术规范和千人一面的新八股式的文风的窠臼，根植于民间、现实的大地沃土，发源于现代人生、时代潮流的源头活水，将哲思的睿智和诗意的灵动结合起来，究风俗与制度，察人性与人心.启生命之感悟，发个人之感慨，成一家之言说，从而在启迪人生、化育人心、重塑灵魂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发生和成功开展，一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本身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先进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能够中国化的前提和理论价值之所在。二是中国社会和人民道德生活发展和建设的深刻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现实可能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道德生活实际中的创造性应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与中国道德生活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伦理思想优秀传统相结合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并形成了新的发展成果。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伦理道德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清理、改造、吸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理论品格表现在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认识路线，坚持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伦理建设思路，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和求真务实、和谐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在中国已经形成两大杰出理论成果体系，即毛泽东伦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如果说，毛泽东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第一大成果，那么包含邓小平伦理思想、“三个代表”伦理思想、科学发展伦理思想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伦理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改革开放新时期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伦理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集中表现，代表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刻思索和不懈创造。它既非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质的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科学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具有科学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本土性与世界性的交融互渗，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相互连通等特点，并因此创造出了中国经验，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文明发展道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新型道德文化；立足本土传统文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伦理文化；坚持世界眼光，吸收人类伦理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培育出了中国革命道德、社会主义建设道德等道德形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是中华民族迎接伟大复兴的理论武装和行为指南。

简介： 本书着重研究了斯宾诺沙、巴特勒、休谟、康德、西季威克等人的伦理学思想。不同于大多数伦理学史著作的地方是：本书并非用历史的、哲学的观点来研究这些伦理学家的著作，而是围绕着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来讨论，以期开拓出一种新的伦理学思路。因此，在讨论了这些伦理学家的思想之后，作者就伦理学的一些主要问题——伦理特性的分析、知识论问题、意志和动机问题、情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反映了作者的义务论直觉主义思想倾向。

简介： 《历史题材作品对受众价值观影响的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度国情调研重点项目的调研成果。课题组在调研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以一手资料为依据，以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为手段，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了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对策性建议。本报告由1个总报告，6个分报告和5个附录构成。《历史题材作品对受众价值观影响的调查》这一总报告介绍了本次调研的目的和方法，概括了近年来历史题材作品对受众价值观影响的状况和特点（如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占据主流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受众的高度认同；但历史题材作品的价值取向呈多元化，受众对传统价值的认同日趋明显；历史题材作品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格局已经形成，但历史教科书依然是青年学生接受历史价值观的主渠道，等等），并提出了关于加强历史题材作品的正确导向性作用的若干建议。与此同时，总报告还揭示了近年来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教学以及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建议。本报告的主体由6个分报告构成。《历史题材作品的社会影响》对近年来我国各类历史题材作品的影响、对各类历史题材作品拥有大量受众群体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予以概括揭示。《历史题材作品对受众价值观影响的调查问卷及数据说明》基于3000份有效问卷所提供的数据，对调查问卷的14个问题逐一分析。借助受众身份数据与问题的交叉分析，客观地呈现历史题材作品对受众价值观的影响。《历史题材作品对受众价值观影响的渠道分析》基于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及国情调研座谈纪要的内容，阐述了受众获取历史知识的渠道（教材教科书、影视广播作品、报纸图书杂志、网络等）的整体趋势及反映的问题；《受众社会历史价值观变化分析》则借助对调查问卷设计的初衷与实际调查问卷反馈信息的对比，揭示在历史题材作品的影响下受众社会历史观、价值观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基于上述分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加强历史题材作品的价值观导向作用的建议》这一份报告给出了具体的对策性建议。此外，为了促进学科建设，课题组还在国情调研的过程中，对高校国际共运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进行了学科调研，此部分内容在《高校师生关于历史题材作品和共运学科现状的看法》中呈现给读者。最后，课题组将本次调研的调查问卷、三所高校的国情调研纪要（聊城大学国情调研座谈纪要、陕西师范大学国情调研座谈纪要、山东大学国情调研座谈纪要）、两个学科座谈纪要（聊城大学学科调研座谈会纪要、山东大学学科调研座谈会纪要）放在附录部分，以便于读者切实感受本次调研的进程。

简介：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的物质财富获得了持续高速的增长，但人类的幸福感却没有获得与之同步的增进，这一现象有悖于人们对财富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经验认识，被学界称为“幸福悖论”(happines paradox)。本书从对“幸福”概念的理论分析入手，提出通过实施“幸福转型”促进幸福结构的优化升级，以解决“幸福悖论”问题的新思路，进而列“幸福转型”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论建构，并探索了幸福转型的现实路径。

简介： “中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及中国人权保护”项目是丹麦人权研究所与中国的四家合作单位之间的合作研究项目，旨在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行深入研究并促进刑事诉讼领域的人权保护，进而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法典化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该项目第一阶段于 2006年1月1日开始，至2008年12月31日结束。《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以被指控人的权利保护为核心》一书是项目第一阶段的最终研究成果，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项目第一阶段我国参加合作研究的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和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项目第一阶段选择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密切相关的权利告知、辩护权保障、禁止刑讯逼供、取保候审与羁押正当性、检察官起诉裁量权、未成年人案件暂缓起诉、证人出庭作证、死刑案件二审程序八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研究。上述问题是中国目前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较为急迫、有待加以解决的问题。该项目第二阶段于 2009年1月1日开始，至 2010年12月31日结束。中国的四家合作单位调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检察官协会、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和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结合项目第一阶段的经验和教训，项目的合作方式有所改变，在立法研究方面，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中国检察官协会拟定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并进行论证，提供给立法机关作为修订刑事诉讼法时的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作为国家级的法学研究机构，承担着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意见的职能，其特点在于研究立场相对中立，能够在综合考虑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法治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现有研究、司法实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方案。鉴于项目的连续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项目第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将研究重点放在刑事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上。结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我们在项目第二阶段选择了以下四个研究议题2691138：《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搜查和扣押的法治化、被告人上诉权的保障和再审程序的完善（涉及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确立）。中国检察官协会则结合检察工作的实际，重点对刑事强制措施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不起诉制度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沿袭项目第一阶段的模式，主要采取比较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首先是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的相关要求进行梳理，其次是比较若干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借鉴意义的规定，再次是总结中国刑事诉讼法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最后是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集体讨论、案卷分析等方法收集第一手的实证研究数据，并结合相关的统计资料，提出我们的立法建议。在此基础上，对所涉及的条文进行具体的阐释和说明。除了提供立法建议稿之外，项目第二阶段还通过对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的培训，提高法律职业者的人权保障意识；通过对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刑事辩护技巧；通过举办国际国内研讨会，深化对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认识；通过网络和媒体宣传，及时传播该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的五个合作方将通力合作，做到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宣传相结合，力求项目的运作取得良好的效果。本项目由丹麦王国外交部提供资金支持，但并不因此而影响项目组成员在参照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和若干法治发达国家有借鉴意义的立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实践状况，独立地提出我们的观点，并进行相应的分析和论证。本书付梓之际，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特收录于书后，供参考。

简介： 本书对墨家伦理做了正、反、合三个向度的审视。正向的原典研究确证了墨学的功利论立场，对墨家伦理的结构、生成特点、核心范畴、最高原则及其中衰的根源进行了新探讨。反向的以中西文化为背景的比较研究，使墨家伦理的特色更加明晰，以墨家的核心话语“爱”、“利”为经纬对先秦儒墨道法的解构，是“以经解经，以墨解墨”的思路。于墨家伦理的实践上主要总结了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的应用，体现了墨学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