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家训与个体品德培育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0XZX009）成果一 选题缘由思想政治教育是特定的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机构用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对其成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教育和影响，使社会个体形成符合该特定社会所期望和要求的思想品德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在这一社会实践活动方面，我国古代确实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有效的个体道德品质培育机制，对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伦理道德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打开这一育人灰箱，了解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什么为个体品德培育目标的？厘清其针对个体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基于怎样的文化载体、通过哪些途径、凭借何种手段、采取什么方式方法实现着个体品德培育目标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意义十分重大。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认为，个体品德培育是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的过程，是一个以精神传播和精神再生产为活动内容的价值生成过程。要解析这一个体道德品质化育的社会活动过程，除了首先要回答和解决古代个体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具有普适性、共同性的道德原则和价

简介： 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演进历程及其社会结构，也决定了政治形态或政治模式的特殊性，即伦理政治。所谓伦理政治既不是伦理与政治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伦理与政治或政治与伦理之间的某种修饰，而是伦理与政治在历史和逻辑之中的相互整合、融通一体。以家为国或以国为家，家国同构性原理的重心在于家庭，国是家的放大和伸展，家是国的模本和价值定位。而始于家庭的血缘宗法关系既是伦理的，又是政治的。或者说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相互重合和一体化，正是伦理政治的内在依据。人们常将中国传统政治笼统地定性为伦理政治，从其发展趋向和基本形态上看，是不错的。然而，若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和政治理性的完善程度去科学地认识，事实上它伴随着社会的形态裂变，经历了历史的“正”、“反”、“合”。准确地说，伦理政治模式是适应汉代封建社会定型化的历史“合题”。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至殷周时期，更加圆熟，同时也是伦理与政治混合模式这一历史“正题”的典型化。从社会结构看，血缘氏族组织及其宗法关系是其基本架构，因而对血缘关系的尊重和维护就成为利益取舍的标准，尤其是政治行为之鹄的。宗法关系的“实体伦理”与政治权力构图混而合一，宗法制度也就直接被当成

简介： “德性”是20世纪后半期学术界比较热门的术语，在“德性”的光照之下，中西方都产生了德性伦理复兴的浪潮，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将中西的德性之学进行比较。本书就是在此感召之下重点分析了思孟学派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德性之旨和德性之用。认为双方都以德性为其伦理学的基础和依归，但前者具有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德性的先天性、内在性，情感的基础性，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一的主要特色；后者具有认知的形式思维，德性的后天性，德行的重要性，理性的主导性，以及在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分离基础上统一的主要特色。而这些特色源于双方的社会体制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简介： 本书初稿是作者夏素敏的博士学位论文“道义悖论研究”，由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张建军教授悉心指导。夏素敏于2006年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工作，成为我最年轻的同事。几年来，她在研究工作中踏实勤恳、孜孜不倦，奋力追踪国际逻辑研究的前沿，先后主持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参与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及一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看到这位最年轻同事的进步，我感到十分喜悦。更令人喜悦的是，她对原来的博士论文精益求精，进行修订，有望成为我国逻辑界第一部研究道义悖论的专著。在该书出版之际，我表示热烈祝贺！悖论问题一直是国际、国内逻辑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道义悖论并非严格的逻辑悖论，有人认为这是道义逻辑中产生的一种怪论，本书作者称它们是哲学悖论。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当代悖论方法论研究的最新成果，重新界定了“道义悖论”概念，具体界说和运用“悖论度”、“解悖度”等方法论工具，考察了四种道义悖论的结构和实质，明确了它们各自在“悖论度”序列中的定位，并通过梳理各种解悖方案的来龙去脉，评析了其问题与成就。在此过程中，揭示了哲学悖论向狭义逻辑悖论转化的途径和可能性，并探讨了当代道义悖论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道义悖论研究是广义悖论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本书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已经取得的悖论研究成果的宝库，对进一步深化广义悖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逻辑学者正在为全面实现逻辑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逻辑研究水平全面接轨的事业努力奋斗。本书的出版为这个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张家龙2011年9月2日

简介： 傣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耿马、孟连的河谷平坝地区以及金沙江沿岸的华坪、大姚、禄劝等地区，在云南的金平、元江、景东、景谷、普洱等30个县以及泰国、缅甸、老挝等国均有分布。傣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即傣语，根据语言学家的考证，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在我国云南，傣语主要有西双版纳和德宏两大方言。由于傣族属跨境而居的民族，且内部亦存在众多支系，本书将研究对象限于中国云南地区的傣族，并以分布在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的傣泐和傣那为主，兼及分布于新平、元江地区的傣雅（即花腰傣族）。（一）族源族称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傣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被冠以不同的族称。傣族先民最早见于史籍的称谓是“滇越”。《史记·大宛列传》说：“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怡通滇国。”《汉书·张骞传》也称傣族先民为“滇越”。《后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说：“自交趾至会稽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又说：“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

简介：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其核心理念——独断理性主义——是错误的，其制度受制于“资本的逻辑”，激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由生态学、复杂性理论、耗散结构论等科学理论可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是不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建设生态文明的硬任务是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如何解决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含物质财富增长达到生态极限时，进一步谋求经济增长的出路是：发展非物质经济。文化产业大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快速进步为发展非物质经济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技术条件。但仅有发达的文化产业和高水平的数字化技术并不意味着非物质经济的健康发展。仅当我们纠正了独断理性主义错误，超越了物质主义价值观，制度创新不再受制于“资本的逻辑”，才可能发展健康的非物质经济，大幅度地节能减排，卓有成效地建设生态文明。

简介： 原则（principle)或“源则”,或“愿则”,或“元”则,是制定行为规划和行动的判断与指导标准,根据自然或生态运行准则以及社会进化规律建立的最核心的规制体系。它必须依据道德原理,逐渐形成一种人们自觉敬拜的“神律”,由此才会克服一切。即使是痛苦不堪的强化规制,我们也可以接受或必须服从;原则源于对事物本质的赞许和尊重,因此作为事物的原生规则或可被理解为天赋的、显见的、自然的律令。原则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则。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往往会受到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原则会因为各种形式的因素的干预,而进行法律上、世俗社会以至于政治的变通和异化,但离开了道德的训令和客观的“善”的品质,就不能作为原则。在权力或暴力的制约下,“原则”会堕化为“圆则”,这时它就不能说是“元则”和“源则”了! 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只有正确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原则才是正确的。对事物的是非分明,且严格遵守公认的正确事物,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必须做到的。“原则”并非一些深奥玄妙的宗教哲理,也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宗教或信仰,“原则”其实是人类社会颠扑不破、历久弥新、不言自明的真理。“原则”是人类行为的准则,

简介： 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由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萧昆焘教授、王育殊教授创立，90年代初开始组建一支由青年博士构成的年轻的学科梯队，至90年代中期，这个团队基本实现了博士化。在学界前辈和各界朋友的关爱与支持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自20世纪末以来，我本人和我们团队的同仁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团队应当和可能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换言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应当形成和建立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很明白，没有特色的学术，其贡献总是有限的。2005年，我们的伦理学科被批准为“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个历史性的跃进推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过认真讨论并向学界前辈和同仁求教，我们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术贡献点定位于三个方面：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以道德哲学为第一建设方向的定位基于这样的认识：伦理学在一级学科上属于哲学，其研究及其成果必须具有充分的哲学基础和足够的哲学含量；当今中国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必须在道德哲学的层面探讨和解决。道德哲学研究立志并致力于道德哲学的一些重大乃至尖端性的理论课题的探讨。在这个被称为“后哲学”的时代，伦理学研究中这种对哲学的执著、眷念和回归，着实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但我们坚信，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努力。科技伦理的定位是依据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传统、东南大学的学科生态，以及对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前沿而作出的判断和谋划。东南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就是“科学伦理学”，当年我本人就在这个方向下学习和研究；而东南大学以科学技术为主体、文管艺医综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也使我们这些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次认识到，选择科技伦理为学科生长点是明智之举。如果说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定位与我们的学科传统有关，那么，重大应用的定位就是基于对伦理学的现实本性以及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愿望和抱负而作出的选择。定位“重大应用”而不是一般的“应用伦理学”，昭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只是试图在伦理学应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领域进行我们的努力。基于以上定位，在“985工程”建设中，我们决定进行系列研究并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严肃而审慎地推出以“东大伦理”为标识的学术成果。“东大伦理”取名于两种考虑：这些系列成果的作者主要是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的成员，有的系列也包括东南大学培养的伦理学博士生的优秀博士论文；更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并努力使这些成果具有某种特色，以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东大伦理”由五个系列构成：道德哲学研究系列；科技伦理研究系列；重大应用研究系列；与以上三个结构相关的译著系列；还有以丛刊形式出现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创刊的《伦理研究》专辑系列，该丛刊同样围绕三大定位组稿和出版。“道德哲学系列”的基本结构是“两史一论”。即道德哲学基本理论；中国道德哲学；西方道德哲学。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基础，不仅在概念上将“伦理”与“道德”相区分，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将伦理学、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相区分。这些区分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但它更深刻地与中国道德哲学传统相契合。在这个被宣布“哲学终结”的时代，深入而细致、精致而宏大的哲学研究反倒是必须而稀缺的，虽然那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熹气象”在中国几乎已经一去不返，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的学术已经不再需要深刻、精致和宏大气魄。中国道德哲学史、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理念基础，是将道德哲学史当作“哲学的历史”，而不只是道德哲学“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它致力探索和发现中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那些具有“永远的现实性”的精神内涵，并在哲学的层面进行中西方道德传统的对话与互释。专门史与通史，将是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纬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其灵魂与方法。“科技伦理系列”的学术风格与“道德哲学系列”相接并一致，它同样包括两个研究结构。第一个研究结构是科技道德哲学研究，它不是一般的科技伦理学，而是从哲学的层面、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科技伦理的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故名之“科技道德哲学”而不是“科技伦理学”；第二个研究结构是当代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研究，如基因伦理研究、网络伦理研究、生命伦理研究等等。第一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理论建构，第二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问题探讨，由此形成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的互补与互动。“重大应用系列”以目前我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为起步，以调查研究和对策研究为重点。目前我们正组织四个方面的大调查，即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大调查；道德生活大调查；伦理—道德素质大调查；伦理—道德发展状况及其趋向大调查。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努力了解和把握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推进和理论创新，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提出具有战略意义和创新意义的对策思路。这就是我们对“重大应用”的诠释和理解，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并贡献出团队和个人的研究成果。“译著系列”、《伦理研究》丛刊，将围绕以上三个结构展开。我们试图进行的努力是：这两个系列将以学术交流，包括团队成员对国外著名大学、著名学术机构、著名学者的访问，以及高层次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为基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主题和主线，由此凝聚自己的资源和努力。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只能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因为任务的提出表明完成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也许，我们提出的是一个自己难以完成或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条件尤其是我本人和我们这支团队的学术资质方面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我们期图通过漫漫兮求索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以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为三元色的“东大伦理”的学术标识。这个计划所展示的，与其说是某些学术成果，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为中国伦理学事业贡献自己努力的抱负和愿望。我们无法预测结果，因为哲人罗素早就告诫，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无法预料的，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展望未来，我们唯一可以昭告和承诺的是：我们正在努力！我们将永远努力！ 樊浩 谨识于东南大学“舌在谷”2007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