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为文艺史论著作。它把文学、电影、戏剧、美术、音乐、舞蹈和电视艺术等融汇贯通，阐释推动和制约文学艺术发展的诸种要素，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的兴替变化、审美态度与艺术传达、情感蕴含与形式积淀、继承借鉴与发展创新的综合考察中，把握当代文学艺术思潮的总体趋向，勾勒当代文学艺术发展之四十余年的动态演进的轮廓。

简介： 本书选辑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统治崩溃以来发表的论文十七篇和序言七篇，共二十四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编入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故谓之“再思”云。当然，再思也只能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片断。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事实上本书辑录的文章已经显示出这种必要，说明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尽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钱钟书同志为本书题写封面，徐宗勉同志校阅并整理全部稿件，耿云志同志帮助修改其中的部分稿件，丁伟志、李学昆、何燕凌、舒芜、何祚榕、朱正、孟宪范等同志对一些论文提过许多宝贵意见，或作了重要的修改，谨此致谢。黎澍一九八四年八月批判孔孟之道，肃清其影响，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但是由于孔孟之道在中国统治时间很长，影响极深，这个任务在民主革命时期并未彻底完成。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孔孟之道又被林彪

简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自1983年以来撰写的论文选集。选编的中心内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论文的内容涉及哲学、经济、政治、法学、社会、文学和历史等学科领域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有些论文对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进行了揭露批判，剖析了他们借学术理论的形式宣扬资产阶级观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动面目。有些论文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对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问题，进行了剖析和探讨。

简介：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斗争的结局，是林彪、“四人帮”彻底失败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胜利了，是社会主义胜利了。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热烈欢呼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的伟大胜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坚决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民面前，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不能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蓄意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因此，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既是粉碎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斗争，又是批判和清算他们的极左路线的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经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两个阴谋集团的反革命性质。现在，我们要着重分析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总结同他们斗争的经验教训，以便防止今后再次发生这类反革命事件，保证我们的国家长期安定团结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健康发展。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变革或改造。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把革命领袖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句话都是真理、都要永远照办的神，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否认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大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也就是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应当根据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划分阶级，因而断言在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充满着并且永远充满着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仍然是并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要用它来决定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打倒一切。这样，他们就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冒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用历史唯心主义来冒充历史唯物主义，用他们那种极端荒谬的假社会主义来冒充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他们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他们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把几亿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辛勤劳动的全部成就污蔑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一笔勾消。他们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反动口号，根本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的原理，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他们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些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这一小股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聚集和滋长，正是他们制造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一切就形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夺权、向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实行镇压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造成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并且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一系列破坏生产的荒谬口号，污蔑工人农民的积极劳动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他们任意歪曲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原意，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用反动的平均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他们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基本适应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竭力鼓吹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客观需要的“穷过渡”。这一切，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破坏。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军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他们实行的以派性为标准的组织路线，他们挑起的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分裂各族人民的派性斗争，给我们的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林彪、“四人帮”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煽动“打、砸、抢”，制造大规模武斗，严重地破坏社会政治安定，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们公然鼓吹“有权就有一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赤裸裸地宣扬争权夺利和流氓政治。他们对遵守革命秩序、遵守革命纪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肆意进行污辱，诽谤这些人是“绵羊”，是“奴隶”。他们用这样反动的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腐蚀干部和群众，毒害青年，助长各种歪风邪气，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社会风尚遭到了极大的败坏。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的两面派，他们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党和人民，这是他们的极左路线得以横行的原因之一。他们装出“最最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把自己说成什么“举得最高”、“跟得最紧”、“永远忠于领袖”、“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由于他们当时在党中央拥有合法地位，也由于他们的这种手法，他们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迷惑过相当一部分缺少政治经验和分析能力的干部和群众。但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同全党全国绝大多数人为敌的，他们又不可避免地把欺骗手段同极端野蛮残暴的恐怖手段结合在一起。从中央到基层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其他干部，各条战线的著名劳动模范，许多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几乎所有的校长、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许多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长期同我们党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许多热爱祖国的回国侨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诬陷、打击和迫害，他们的家属亲友也受到株连。这的确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总之，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他们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那是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绝大多数人长期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们口头上也讲无产阶级专政，那是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领导，那是他们的反革命帮派统治；他们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割裂、篡改和伪造。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排除万难，做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形势发展得更好。过去被“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夺去的那部分权力，现在被党和人民夺了回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基本上被摧毁了。过去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严重破坏，现在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在各条战线上正在得到贯彻执行。过去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遍于国中，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是非不明，现在冤案已经大部平反，重大是非已经大部澄清。过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现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正在活跃起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国家的立法、司法工作正在逐步加强。过去政治局势长期动乱不已，现在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并且正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过去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现在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广大干部和群众正在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积极奋斗。过去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现在打破了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始得到恢复。所有这些表明，我们已经基本上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确实，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打开了新的眼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活力。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必须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他们这条路线横行十年之久，流毒全党全国，而我们对它进行批判的时间还很短，党内党外还有不少人仍然对它认识不清楚，因此需要把这一批判深入地进行下去。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如前面所说，就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仍然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进行得愈认真愈深刻，四项基本原则就愈能得到正确的坚持；同时，也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掌握思想武器，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我们必须在党内和群众中继续进行大量的工作，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性质，从而大大提高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觉悟，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林彪、“四人帮”的横行，从反面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其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主要是什么呢？第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工作重心。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我们既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承认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的以至必不可少的作用，同时认为起进步作用的领袖必须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众意志的执行者。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按照列宁的说法，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由若干被称为领袖的人组成的集团。各级组织都需要它们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和他们的威信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产生的。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决不能贬低集体，贬低群众，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个公民，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经过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我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提高了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同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本领，增强了为保卫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而斗争的本领。这是极其宝贵的收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一旦在实际斗争中被群众所真正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相信，只要党和政府同亿万人民群众一道，坚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就一定能够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纯洁性，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制度愈来愈完善、愈来愈巩固，堵塞野心家、阴谋家可以用来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漏洞。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后的发展将永远一帆风顺，不会发生任何曲折，而是说我们完全有办法和有力量防止林彪、“四人帮”这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重演。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性胜利。——摘自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简介： 思想领域没有真空，感情领域没有真空，人民的心没有真空，表达人民心声的文学也没有真空。因此盛世有文学，衰世有文学，甚至在外国的侵凌和统治下也有文学。抗战八年，上海除了从“八·一三”开始的三个月鏖战以外，是四年挂零的“孤岛”时期，不到四年的沦陷时期。但错杂的形势，艰苦的环境，交迫的饥寒，血腥的镇压，都没有阻止上海人民对日本武装侵略者自始至终的抗争，文学抵抗运动是其中坚强的一翼。“孤岛”文学是用热血和热泪灌溉起来的，它是抗战文学的一枝，却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短兵相接、血肉淋漓的斗争，激发起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与抗暴精神的高度升华。无论从文学角度看，从历史角度看，这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事件。党是领导核心，进步人民是战斗主力，抗日爱国统一战线是广泛的集合体，文学界（旁及戏剧、电影、新闻、出版）也不例外。斗争是多角形的：对日本侵略者，对汉奸，对妥协投降倾向，对乌烟瘴气、粉饰太平的恶浊氛围，还有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斗争的锋芒有如辐射。光与暗，红与黑，热与冷，崇高与猥琐，圣洁与卑污，慷慨激昂与陆离光怪，组成一幅对比鲜明，色彩强烈而布局繁复的图画。因为时间的侵蚀，人事的代谢，火热的现实一成为过去，就象鲜艳的花卉

简介： 本书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的传记合集，记述了他们的事迹，探讨了他们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全书50余万字史料丰富，评价公允，有创见，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对研究中国近代爱国民主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及其演变，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对当今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政区中国地形主 编 汝信副 主 编 丁伟志 李凌常务编委 李凌 刘颖 杨铁婴 康云超 顾明 程明琨撰稿人（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丁向阳 丁宝华 丁家祧 王勇 王笑 王中忱 王白石 王明爱王建勋 王贵宸 王葆青 白仲尧 邓兴器 刘颖 刘瀚 刘耀刘日新 刘再复 刘先照 刘品德 刘恩伯 刘桐林 刘鲁风 华飞华成 吕政 阎志超 朱庆芳 朱培初 成银生 许保林 孙慎壮春雨 李英 李英 李宜 李凌 李烨 李琦 李义斌李达南 李学洵 李哲民 李树琦 李晓红 杨华 杨国庆 杨朝飞杨福云 陈永龄 陈宝辉 陈季东 陈荫生 陈荒煤 陈泽伦 陈竞业陈铁健 陈德仁 吴大英 吴宝康 张光 张定 张蔷 张虎山张信传 张晓颐 张泉欣 张登义 杜昂 杜婉言 肖哲 沈渔邨沈翔 沈彭年 苏忠言 苏晓离 何亚 林光异 林斌生 罗元明罗哲文 周用宜 周立东 明廷华 宗非 钟严 钟梅 胡晓赵葆 俞重 洪锡祺 段键科 宫金 姜芃 高宏凡 夏晓林徐晓峰 徐葆初 黄华 黄郁青 康云超 梁宗 梅尔 梅思 谢明干 谢亮生 傅起凤 蒋国泰 曹青阳 楼兆美 谭芜滕明道责任编辑王白石 王春

简介：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萧超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思想的结晶和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在欧洲的德国产生了。但是，它之真正传入中国，与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结合，促使中国人民从思想到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却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在这以前，中国的出版物中，虽已早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记载，但当时它还只是作为西方的一种思潮、一派学说被引介，而且也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马克思主义几乎不被当时中国的广大群众所知晓，更不用说和中国革命结合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第一，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中国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成长壮大起来，他们日益觉醒，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第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革命取得成功的范例，它近靠中国，国情又较相似，自不会不对中国发生巨大影响。由于这两方面国内国际条件，就使其时处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环境中的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前景，把希望寄托于新兴的无产者身上，因而他们热忱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这以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广泛深入地传播于中国，并逐渐走上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之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信条来对待，这种思想认识，1917年以前中国就有人提出过。1912年，有一位署名“煮尘”的人在一篇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中说，他介绍马克思学说，目的是要“吾同胞知所信从而知所则效焉”，这就有了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人的言行、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萌芽。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还是一种空谈罢了。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强烈影响，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也才开始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不仅学习之，研究之，宣传之，而且奉之为言行的指南。这种情况，从当时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身上看得最为清楚。李大钊向“少年中国学会”和“觉悟社”的成员提出，一个革命团体要“标明主义”，“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毛泽东提出：“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他们这里所说的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南，“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才开始达到的一个重要思想认识。但是，有了中国革命需要依靠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认识，并不表明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历史表明，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有一些真心实意力求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的人，但他们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依靠死背硬记和机械复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指导中国革命，而不去认真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如何，结果吃了大亏，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因此，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认识并不够，还要有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不解决这后一个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一句空话。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是很特殊的。在旧中国，主要的群众是农民，斗争的任务是反对封建残余而不是反对资本。如列宁所说，“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很明显，要解决这个任务，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决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它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取决于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新道路。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正确地、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既需要千百万群众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也需要杰出人物的革命智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本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中国革命正确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具体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几年之后。而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科学命题，则是到了抗日战争的中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还在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就开始了。它经历了一个从不很自觉到日益自觉、不很深入到日益深入的艰难进程。五四运动时期，反动派、资产阶级右翼慑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巨大影响，竭力攻击、反对马克思主义，将其污蔑为所谓“过激主义”。其时在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影响的胡适则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要解决实际问题则很难。他要人们“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胡适把主义与问题割裂，把主义的研究与问题的解决对立起来，实行反对当时正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反对借助于这个主义作工具去指导中国革命。胡适还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外来进口的”，而“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言下之意，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外国，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是中国革命的各色反对派的一个共同口号。后来戴季陶、蒋介石等用的也是这个口号）。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它要不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发挥变革中国实际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开始活动于中国政治舞台就面临的问题。李大钊在与胡适的论争中，原则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阐述了关于主义与实际（或问题）相互关系的三点思想。第一，他指出主义与实际是不可分离的。他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这就是说解决社会问题要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行动的力量，而多数人共同行动的形成，又要靠共同信奉的学说、主义来指导。这就一般性地提出了主义要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第二，他指出主义在与实际的结合中是会发生变化的。他说：“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发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就不是把主义当作一种不变的教条来看待，而是认为主义会随着实际的运动，随着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发展。这就宣传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从而也就原则性地反对了当时极为流行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是国外思潮，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第三，他开始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在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萌发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这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一开始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就很重视它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际运用，重视它的实践性。为了顶住反对的攻击，李大钊除了公开表白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以外，还强调不要宣读主义，“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随后不久，他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就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现象，回答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时，毛泽东除了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十分重视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了解。他在帮助友人出国勤工俭学的同时，自己却表示了要留在国内的意趣。他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已显示出他后来致大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的思想发展之端倪。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一项长期的、艰难的和宏伟的工程。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和复杂性，这种结合将长期进行下去，其艰难程度和工程之宏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取得胜利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政治日益现代化的过程。回顾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这种结合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结合与传播同步。即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同步进行的。这是很大特点，明显不同于西方。在西方，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以前，有一个较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时期，比如1903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立，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其间，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深入的学理研究（1895年普列汉诺夫就写作出版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这样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作过广泛的宣传，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一成立，就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并能比较容易地把所研究、已掌握的理论，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而熟练运用。在这里，研究、传播与结合，存在一个时间差。中国的情形则不然。中国共产党成立距离马克思主义传播于中国仅仅三年时间（如果从李大钊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算起），认真来说，中国不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作纯学理研究或传播的时期。由于革命任务的紧迫和形势的严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炮声中“拿来”马克思主义，立即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加以运用。因而这种结合和运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还是不很自觉的，带有不成熟的痕迹，表现为对学理的研究不深不透，对实际的指导也不准不力，但不管怎样，学与用的结合毕竟从马克思主义传播于中国就开始了。在这里，传播与结合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在传播中结合，又在结合中传播。正因为这样，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长过程中，一方面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象《资本论》那样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但却有象《毛泽东选集》那样、由诸多篇章组成、集中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表现了很强的战斗精神，它不是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本本主义，而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与优点。第二，结合进程迂回曲折。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具有“传统——现代”二元组合结构、政治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情况极为特殊和复杂。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运用马克思主义，要取得成功是不容易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就表现为迂回曲折，革命浪潮时起时伏，历史脚步又进又退。比如在建国前的30年中，曾发生过一次右倾、三次“左”倾的错误，建国40年来，又出现了“大跃进”、“继续革命”、“一手硬一手软”等严重错误，这些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或者认识落后于实际表现为右倾倒退，或者认识超前于实际表现为“左”倾空想，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这些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记取。第三，结合抓住了革命的紧迫任务和历史的主要要求，反映了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才能。中国国情尽管复杂而特殊，革命的进程尽管迂回而曲折，但是，从总体上说，由于中国共产主义者怀有救国救民的强烈意志和建立平等、均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美好社会的坚定信念，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探索不止、一往无前的勇气，因此在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每当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发扬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总能把握住历史的脉搏，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中切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表现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非凡才能，解决了革命的紧迫任务，满足了历史的主要要求，把历史推向前进。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基于对旧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敏锐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突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暴力革命、建立工农联盟争取广大同盟者、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把这些原理和旧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阶级斗争状况结合起来，从对社会阶级层面的宏观把握到对每一阶级、每一阶层、每一派别、每一集团具体特性的微观剖析，步步深入，由表及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探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集中集体智慧，到四十年代，终于建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人认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毛泽东等人仓促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对夺取政权有用的观点，如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如果说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蓄意中伤，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缺乏本质的认知，是不值一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随着历史的步伐而前进。其结合的内容与要求，也随着国情的变化和历史任务的不同而改变。在取得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已有41年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工作中心的今天，摆在中国共产主义者面前的紧迫任务，准确地说，已不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全新课题，也是一项更为艰辛、更为宏伟的工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迈出了富有成效的、决定性的一步。可以断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是可以计日成功的。199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