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宸英（1628—1700），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慈溪（今浙江省慈溪市）人。早年，与朱彝尊、严绳孙并称为“江南三布衣”。康熙二十年（1681），被荐入史馆，参与《明史》修纂。一生艰于科考，屡试不中。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及第，时年已七十岁。康熙三十八年（1699）为顺天府乡试副考官，因科场作弊案牵连入狱，不久死于狱中。其著述丰富，有《姜先生全集》三十三卷、《诗笺别疑》等存世。本书对现有的关于姜宸英的研究成果试做述评，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与可能性，以期推进、深化有关姜宸英的各个方面的研究

杜桂萍

1999年，清代诗文研究还是“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9841916，和明代诗文一样，亟待走出“冷落寂寞”的困境；至2011年，“明清诗文研究由冷趋热的发展过程非常明显”9841917，清代诗文研究涉及之内容更为宽广、理解之视域更为开放、涉及之方法也更为多元。如今，明清诗文研究已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而清代诗文与明代诗文研究在方法、内容乃至旨趣诸方面均有所不同，独有自己的境界、格局和热闹、繁荣之处，取得的成绩也自不待言。无论是用科研项目、研究论著或从业人数等来评估，都足以验证这个结论，而所谓的作家、作品、地域性、家族性乃至总集、别集的研究等，皆有深浅不一的留痕之著，一些可誉为翘楚之作的学术成果则为研究者们不断提及。这其中，爬梳文献的工作尤其轰轰烈烈，新著频出，引人关注。吴承学教授说：“经过七十年的发展，近年来的明清诗文研究可谓跨越学科、众体兼备，几乎是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了明清诗文的各个方面。”9841918对于清代诗文的研究而言，大体也是如此。回首百廿年之学术演进，反观二十年来之研究状态，促使清代诗文学术进境进一步打开，应是当下反思的策略性指向，即不仅是如何理解研究现状的问题，也关涉研究主体知识、素养和理念优化和建构的问题。袁世硕先生曾就人文学者的知识构成如是表述：“文科各专业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由三种性质的因素组成的：一是理论性的，二是专业知识性的，三是工具手段性的。缺乏任何一种因素都是不行的，但是，在整个的知识结构中，理论因素是带有方向性、最有活力的因素。因此，我认为从事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当重视学习哲学，提高理论素养，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9841919以此来反思清代诗文的研究，是一个颇为理想的展开起点与思考路径。

一

清代文化中的实证学风，带给一代诗文以独特的性征，促成其史料生成之初就具有前代文学文献难以比拟的完善性、丰富性和总结性，这给当下的清代诗文整理和研究带来难得的机遇，促使其率先彰显出重要的文学史、学术史价值。史料繁多，地上、地下文物时常被发现，公、私收藏之什不断得到公布，让研究者常常产生无所措手足之感，何况还有大量的民间、海外收藏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与挖掘。这带来了机遇和热情，也不免遭遇困惑与焦虑。顾此而失彼，甚至于不经意间就可能陷入材料的裹挟中，甚而忽略了本来处于进行中的历史梳理，抑或文本阐释工作。史料的堆砌和复制现象曾经饱受诟病，目前依然构成一种“顽疾”，误读和错判也时常可见，甚至有过度阐释、强制解说等现象。清代诗文研究的展开过程中，不明所以的问题可以找到很多原因，来自文献的“焦虑”是其中一个重点。这当然不是清代诗文研究的初衷，却往往构成了学术过程的直接结果。张伯伟教授说：“我们的确在材料的挖掘、整理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还应该继续，但如果在学术理念上，把文献的网罗、考据认作学术研究的最高追求，回避、放弃学术理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探索，那么，我们的一些看似辉煌的研究业绩，就很可能仅仅是‘没有灵魂的卓越’。”9841920是的，清代诗文研究应该追求“灵魂的卓越”。

文献类型的丰富多元，或云史料形态的多样化，其实是清代诗文研究的独家偏得，如今竟然成就了一种独特性困境，也是我们始料不及。或者来自对于史料存在认知之不足，或者忽略了史料新特征的探求，或者风云变幻的宏观时代遮蔽了有关史料知识谱系的思考。的确，我们要面对如同以往的一般性史料，如别集、总集、笔记等，又有不同于以往的图像、碑刻乃至口述史料等；尤其是，这一切至清代已经呈现了更为复杂的文献样态，需细致甄别、厘定，而家谱、方志、日记等史料因为无比繁复甚而有时跻身于文献结构中心的重要位置。如研究清代行旅诗专题，各类方志中的搜获即可构成一类独立的景观，这与彼时文人喜欢出游、偏爱游览名胜古迹的行迹特征与创作习惯显然关系密切。在面对大量的地域性文人时，有时地方文献如乡镇志、乡镇诗文集都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对类型丰富的年谱史料的特别关注，往往形成对人物关系的更具体、细致的解读，促成一些重要作家的别致理解。笔者对乾嘉时期苏州诗人徐爔生平及创作的研究即深得此益。就徐爔与著名诗人袁枚的关系而言，一贯不喜欢听戏读曲的袁枚几次为其戏曲作品《写心杂剧》题词，固然与徐爔之于当世名人的有意攀附有关，但袁枚基于生存、交际诉求进入戏曲文本阅读的经验，几乎改变了他的戏曲观念，一度产生了创作的冲动。9841921题跋、札记、日记等史料的大量保存，为文人心灵世界的探究提供了便利，张剑教授立足于近代丰富的日记史料遗存所进行的思考，揭示了日常生活场景中普通文人的生活与创作情况，并于这些不易面世的文字缝隙处发现了生命史、心态史的丰富信息，为理解个体与时代的真实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和视角。9841922显然，在面对具体的研究对象与问题时，史料的一般性认知与民间遗存特征有时甚至需要一种轩轾乃至颠覆传统认知的错位式理解。只有学术理念的不断优化，才可能冷静面对、正确处理这些来自史料的各种复杂性，并借助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理性、淡定的心态，在条分缕析中寻找脉络、发现意义。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其中之困难重重，实在不亚于行进在“山阴道上”；不能说没有“山重水复”之后的“柳暗花明”，但无功而返、无能为力乃至困顿不堪等，也是必须面对之现实。

清代诗文研究过程中的困惑、拘囿或者也是其魅惑所在，一种难以索解的吸引力法则似乎释放着一种能量，引领并吸纳我们：及时占有那些似乎触手可及之存在的获得感与快感，成为一个富有时代性的学术症候。近二十年来，清代诗文研究的队伍扩充很快，从事其他研究的学者转入其中，为这一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著名学者如蒋寅、罗时进教授等由“唐”入“清”，带来了清代诗文研究崛起所稀缺的理念与经验；如今青年学者参与耕耘的热情更令人叹为观止：“明清诗文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很多博士硕士研究生加入到元明清诗文研究的行列中，新生代学人已经成为元明清诗文研究的生力军，越来越多地涉足明清诗文的研究。”9841923而相关研究成果更是以几何倍数在增长，涉及的话题已呈现出穷尽这一领域各个角落的态势。这一切，首先得益于清代诗文及其相关领域深厚的史料宝藏。各类史料的及时参与和独特观照，为清代诗文研究提供了多元、开阔的视野，为真正打开文本空间、发现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更多可能：“每一条史料的发掘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故事，这也是一部历史，充满血和泪，联结着人的活的生命。”9841924每当这个时刻，发现历史及其隐于漫漶尘埃中的那些惊心动魄，尤其那可能揭示“你”作为一种本质性存在的真正意义时，文学的价值也随之生成、呈现，成功的喜悦和收获的满足感一定无以复加。蒋寅教授说：“明清两代丰富的文献材料为真正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984192521世纪以来清代诗文研究的多维展开已然证明了这一判断。只有对“过程”有了足够的理解，才可能发现“内在层面的重大变革或寓于平静的文学时代，而喧嚣的时代虽花样百出，底层或全无波澜”9841926的真正内涵，而以此来理解清代诗文构成的那个似近实远的文学现实，实在是最恰切不过。譬如乾嘉时期的诗文，创作人群和作品数量何其巨大，文本形态又何其繁复，以“轰轰烈烈”形容这个诗文“盛世”并非不当；然深入其过程、揆诸其肌理，就会洞见这“轰轰烈烈”的底部、另一面，那些可被视为“波澜”的因子实在难以捕捉，其潜隐着、蛰伏着，甚至可以“隐秘”称之：“彼时一般文人的笔下，似乎不易体察到来自个体心灵深处的压迫感、窒息感，审美的‘乏力’让‘我’的声音很难化为有力的‘呻吟’穿透文本，刺破云霭厚重的时代天空。即便袁枚、赵翼、蒋士铨、张问陶等讲求性灵创作的诗人，现实赋予他们的创作动力和审美激情都只能或转入道德激情，或转入世俗闲情。”9841927如是，过程视角下的面面观，可能让我们深入到历史的褶皱处，撷出样态迥异的不同存在，借助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方法，廓清其表里关系，解释文学现象的生成机理，进而揭示文学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

作为特殊史料构成的文学文本也应得到特别关注。由于对清代诗文创作成绩的低估，认为清代诗文作品不如前代（唐宋），进而忽略文本细读的现象依旧十分普遍。文学作品在本时期具有更加丰沛的史料意义，已毋庸讳言，大量副文本的存在尤其可以强化这样的认知。实际上，将诗文作品置放于史料编织的“共时性结构”中给予观照，可以为知人论世的研究传统提供很多生动的个案。如陆林教授借助金圣叹的一首诗歌及其他史料的互文，细致考证出其生命结束之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不仅诗歌创作的时间、地点和参加聚会者的姓名等十分精确，还明晰推断出聚会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尤其是细掘出“哭庙案”发生后即金圣叹生命后期的心态、思想、交往方式等，还原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生“欢会”，金圣叹的人格风采亦栩栩如生。9841928很多时候，文学文本被视为与外部世界、与读者接受关系密切的开放式而不是封闭性结构，这是值得赞同之处，但到底如何发现与理解其审美性内容，也是研究清代诗文必须直面的关键性问题。蒋寅教授《生活在别处——清诗的写作困境及其应对策略》从全新的视角理解清代文人的创作努力，极富启发意义，值得特别关注。9841929从美学、哲学、文化学或心理学等理论维度进入文本，对清代诗文进行意义阐发，是对作为一种古代文化“不可再生的资源”的价值发现，也是一种基于当代文化的审美建构过程。事实上，清代文人从没有放弃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对审美性的有意忽略恰恰是当下清代诗文研究趋于历史化的原因之一。而对文学审美性选择性忽略的研究现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基础研究仍然处于缺位的状态。只有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介入，才可能将史料与文本建构为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形成对其隐含的各种审美普遍性的揭示、论证和判断。

的确，我们从未如今天一样如此全面、深切地走进清代诗文的世界，考察其历史境遇，借助政治、地域、家族、作家等维度的研究促其“重返历史现场”，或使其禀有“重返历史现场”的资质和能力；我们由此发现了清代诗文带来的纷繁的、具体的和独特的文学现象，索解之，阐释之，并以同情之理解的眼光看待置身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人”，小心地行使着如何选择、怎样创作、为什么评价等权力。当然，我们也不应放弃探索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塑造之力以及清人对有关文学艺术经验的建构与解构；人文研究所应禀赋的主体价值判断，不应因缺乏澄明的理论话语而逐渐“晦暗”。微妙地蛰伏于清代诗文及其相关史料中的那个灵魂性的存在，将因话语方式的丰富、凸显而成就其当代学术研究的意义。丰富的学术话题，将日益彰显清代诗文研究独有的深度与厚度，以及超越其他时代文学的总结性、综合性的优势，而多视角、跨学科的逐渐深入与多元切入，将伴随着继续“走进”的过程而让清代诗文呈现为一种更加丰盈的学术现实。

二

葛兆光教授说：“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9841930其实，将“历史叙述”引进文学研究的话语结构中，即借助史料阐释已然发生的文学现象时，也需要有一种力量“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那应该是思想的力量。我们应该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古人云“文章且须放荡”9841931，既是内容的，也是理念的，而从理念的维度出发，最重要者毫无疑问是方法论的变革。在史料梳理、考订的基础上回应文学现象的发生以及原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揭示其中各种学术观点和思想的产生、演变及渊源关系，又能逻辑地提取问题、评价其生成的原因，借助准确的话语阐释发明其在文学史构成中的地位和价值，这是清代诗文研究面临的更重要的任务。我们并不急于提出有关人类命运的思考，但人文学科的思想引领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终极指向；而在当下，只有基于方法论变革的理论性思考，才能推动清代诗文研究学术境界的拓展和学术品格的提升。将理论、批评与史料“相互包容”并纳入对文学现象的整体评价，是当代学术史视野下一项涵盖面甚广的系统性工程。

近年，当代文学学科一直在促进学科历史化上进行讨论，古代文学则因为过于历史化而需认真面对新的问题。史料在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已然成为一种传统，然如何实现史料、批评、理论的三位一体，进而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理论品格的提升，是人文学科研究应该担负的历史责任。清代诗文研究的水平提升和进境拓展尤其需要这一维度的关切。常见史料与稀见史料的辨别和运用、各类型史料的边界与关系、因主客观因素而形成的认知歧义等比比皆在的问题，皆需要理论性话语的广泛介入。在某种意义上，研究主体理论素养的提升是史料建设工作的根基。清代诗文别集的整理之所以提出“深度整理”的原则，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所进行的学术选择。仅仅视别集整理工作为通常的版本校勘、一般性的句读处理，忽略对其所应具备之学理性内涵的发掘，会形成对别集整理工作的简单化理解。可以说，这种不够科学的态度是别集整理质量低下、粗制滥造之作频出的重要原因。钱理群教授说：“文献学是具有发动学术的意义的，不应该将其视为前学术阶段的工作。”9841932即是对文献研究深邃的理论内涵的强调。将史料及其处理方式视为文献学的重要方法，是专业性、学术性的表达，也是具有鲜明理论意义的方法论原则。在史料所提供的纵横坐标中为一个人、一件事或一种现象寻找历史定位，在史实还原中完成对真相的探索是必要的，然将其置放于一个完整的意义链中，展示或发现其价值和影响，才能促成真正有思想的学术。随意取舍史料，不仅容易被史料遮蔽了眼睛，难以捕捉到一些重要的细节和关键性的线索，也无法发现与阐释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论题，无法将文学问题、事实、现象置于与之共生的背景、语境进行长时段考察，而揭示其人文意涵、文学史价值，更可能是一句大而无当的空话。注入了价值判断的史料才能进入文学史过程，而具备了理论思考的研究方法才能为诸多价值判断提供观念、方式和视野。

当然，我们也应该避免将一些理论性话语变成某些理论所统摄的“材料”，将史料的文献学研究真正转变为有意味、有生命意识和人文担当的理论研究，这是古代文史研究中尤其需要关切的方法论问题。清代诗文研究中，普遍存在似“唐”类“宋”类的批评性话语，以“唐”“宋”论说诗文创作之特色与成就已然体现为一种习见思维。如钱锺书先生之所论，甚为学者瞩目：“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9841933诗分唐宋，尊唐或佞宋，助力于唐宋诗文的发现及其经典化，也打造了清代诗文演进中最有标志性的批评话语。唐宋诗文成就之高，以之为标的本无可厚非，然清代诗文的存在感、价值呈现度究竟如何呢？揆诸相关研究成果，或不免有所失望。唐宋，作为考察清代诗文时一种颇具理想性的话语方式，其旨趣不仅在乎其自身的理论内涵、价值揭示，更应助力于清代诗文系统化理论形态的发现与完成，而这样的自觉尚未形成，显然是相关理论话语缺乏阐释力量的反映。“酷似”“相似”等词语弥漫于清代诗文评点和批评中，作为一种意义建构方式，其内蕴的文学思想和批评观念有时竟如此模糊、含混，固然有传统文论行文偏于感性的影响，也昭示出有关清代诗文创作的批评姿态，即其与唐宋之高峰地位永远不可能相提并论。我们并不纠结孰高孰低的评价，清代诗文的独特性和价值定位却是不能不回答的学术问题。作为清代诗文批评的方法论，“唐”“宋”应该成为富含内质的话语方式，以之进行相关理论思考时，应关注清人相关概念使用的个性色彩，或修辞色彩，创作或理论审视的历史语境，甚至私人化的意义指向，不能强人就我，或过度阐释。整合碎片化的话语成就一个整体性的理论体系内容，对古代文论中的理论性话语给予现代性扬弃，是清代诗文研究理论性提升不可或缺的路径。

进入21世纪的清代诗文研究，早已摆脱简单套用一般社会历史研究诸方法的时代，有意识地探索多学科方法的交叉并用，日益理性地针对史料和时代性话题选用最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已成为观念性共识，并因学科之间的贯通彰显了方法的张力与活力。在具体话题的选取和展开中，来自西方的历史主义、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原型批评等方法，成为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等观照原则融通互助的方法，西方话语的生成语境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独特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关注；以往经常出现的悖逆、违和之现象已得到明显的改善，而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重视也给予文学研究以足够的理论自信。借助于中西经验和多学科方法论的审视，清代诗文丰富的学术内涵正得到有效发现和阐释。但是，如何保持文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学术旨归，尚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如交叉研究方法，已逐渐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方法，在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时，集中、专门、精准地发挥其特点，调动其功能，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新文科倡导所带来的方法论思考，于人文学科的融合与创新质素的强调亦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方式和阐释路径。在守正创新的前提下，借助不拘一格的研究方法的使用，进一步发现清代文人的日常生活、心态特征和精神面貌，发现其创作的别样形式以及凝结其中的丰富意义，所生成的发现之乐和成就感，正是清代诗文研究多样性和价值的体现。沐浴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让我们有机会辗转腾挪于各种不同性质的方法之间，并以方法的形式完成对研究对象的反思、调整、建构和应用，在这一过程中与古人对话，建构一种新的生命过程，这是清代诗文研究带给当代学人的特殊福利。我们看到，近十年许多具有精彩论点或垂范性意义的论著先后问世，青年学者携带着学术个性迥异的成果纷纷登台亮相，清代诗文研究所富有的开拓性进展昭示了一个值得期盼的学术未来。

文学毕竟是人学，是一种基于想象的关于人类存在的思考。发现并理解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价值，呈现其曼妙的内心世界景观，借此理解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构成方式，其实是文学研究必须坚持的起点、理应守护的终点，清代诗文研究也必须最后回到文学研究所确立的这一基本规定性。我们不仅应关注“他”是谁，发现其文学活动生成与展开的心理动因，且应回答“他”为文学史贡献了什么，进而理解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如何借助作家及其创作表达出来、折射出来。我们已经优化了以往仅仅关注重要作家的审视习惯，不仅对钱谦益、王士禛等文坛领袖类文人进行着重点研究，也开始关注那些“不太重要”的文人，恰恰是这一类人构成了清代诗文创作的主体，成就了那些繁复而生动的文学现象，让今天的我们还有机会探寻到文学史朦胧晦暗的底部，进而发现一些弥足珍贵的现象。笔者多年前曾关注的苏州人袁骏就是这样一位下层文士，其积五十年之久征集表彰其母节烈的《霜哺篇》，梳理研究后才发现包含着作为“名士牙行”的谋生动力，借助这一征集过程所涉及的文人及彼此的交往、创作情况，能够透视出类似普通文人其实对文学生态的影响非同凡响9841934，而这是以往关注不够的。作为袁骏乡党的金圣叹本是一介文士，但关于其生平心态和精神世界的挖掘几乎为零。陆林教授的专著《金圣叹史实研究》改变了这一现状。针对这位后世“名人”生平语焉不详的状况，他集中二十多年进行“史实研究”，最终还原了这位当时“一介寒儒”的生平、交游及文学活动。相关研究厘清了金圣叹及相关史实，以往有关其评点理论等的众说纷纭恐怕也需要“重说”；更重要的是还揭秘了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文人的生活景观：“金氏所交大多是遁世隐者、普通士人，对他的交游研究，势必要钩稽出明末清初一大批中下层文士的生平事迹，涉及当时江南地区身处边缘阶层的普通文人的活动和情感，涉及许多向来缺乏研究的、却是构成文学史和文化史丰满血肉和真实肌理的人和事的细节。”9841935这形成了金圣叹研究的“复调”，构造了一个丰满且具有精神史意义的文学世界。所以，越过一般性的史料认知，借助文本阐释等方法，达成实证研究与理论解析的有机结合，进而形成对“人”的审视和意义世界的探讨，才可能建构自足性的文学研究。意义的缺失会使本来可以充满生机的清代诗文研究生命力锐减，其研究的停滞不前自然难以避免。

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9841936清代文学的结束距离我们已百年有余，足可以论“升降”了，而作为距离我们最近的“古代”，存在着说不尽、道不完缠绕的诸多问题，亦属正常。彼时的当代评价、20世纪以来的批评乃至如今我们的不同看法，也在纠缠、汇聚、凝结中参与着清代诗文研究的现实叙事；我们不断“后撤”，力求对学术史做出有效的“历史”回望，而“历史”则在不断近逼中吸纳了日渐繁杂的内容，让看似日趋狭窄的“过程性”挤压着、浓缩着、建构着更为丰富的内容，这对当代学人而言，实在是一种艰难的考验和富有魅力的吸引。史实的细密、坚实考索，离不开学术史评价的纵横考量，不仅文学史需进入“过程”，文学史研究也应进入“过程”，只有当“过程”本身也构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审视的对象，有关学术创获才更具维度、更见深度。文学史运动中的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学术史评价更是难而又难，研究者个人的气质、趣味和人格等皆不免渗入其中，对于清代诗文研究亦是如此。好在对一个时段的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和盘点，也是时代的现实需求和精神走向的表达，作为个中之人，我们有足够的清醒意识与担当之责。吴承学教授在总结七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时，针对研究盛况下应当面对的各种问题，强调填补“空白”和获得“知识”已不是目前的首要问题，如何“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以追求学术深度与思想底蕴为指归”9841937才是亟需思考的重点。的确如此。琐碎与无谓的研究随处可见，浮泛和平庸隐然存在着引发学术下行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克服日渐侵入的诸多焦虑，在过程中补充、拓展、修正、改写清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学术史的高度”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时代的高度，清代诗文研究真正成为一代之学，是生长于斯的当代学者们回应时代赋能的最好文化实践。

三

转眼，21世纪又有20年之久了。无论是否从朝代角度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绩，清代诗文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学术热点已然绕不过去。研究成果之数量自不待言，涉及之领域亦非常宽广，重要的文学现象多有人耕耘，而不见于经传的作家、作品也借助于新史料的发现、新视野的拓展而得到关注，相关的独特性禀赋甚至带来一些不同凡响的新的生长点。包容性、专门化和细致化等特征多受肯定，而牵涉问题的深度和切入角度之独特等也提供了启人新思的不同维度。一句话，清代诗文的优长与不足、艺术创获之多寡与特色及其文学史价值等都在廓清中、生长中、定位中。面对纷繁的内容和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往往惴惴不安，而撷取若干问题以申浅论，当是清代诗文研究中需要不断请益的有效方式之一。

譬如清代是一个善于总结的文学时代，这是当代学人颇为一致的观点。然彼时的文人会意识到他们是在总结吗？面对丰厚的文学遗产，清人的压力和焦虑一定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或者，所谓的“总结”不过跟历代相沿的“复古”一样，是一种创新诉求的另辟蹊径。如是，力求在累积的经典和传统的制约中创新，应该构成了有清一代文人的累积性压力。职是之故，他们的创作不仅在努力突破前人提供的题材范围、表现方式和主题传达等，还有很多文人注重日常与非日常的关联、创作活动与非创作活动的结合；不仅仅关注并从事整理、注释和评介等工作，还努力注入其中一种“科学”的意识，并将之转化为一种学术。在清代诗文乃至戏曲小说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发现了那些足以与现代学术接轨的思想、观念乃至话语，其为时代文化使然，也是一代文学开始的底色。

清代文坛总体来看一片“宽和”之气，并没有呈现出如明人那般强烈的门户之见乃至争持；二元对立的思维并不是他们思考问题的特点，恰恰相反，融合式的思考是有清一代文人的主导性思维。比如“分唐界宋”的问题，有时是一个伪命题，相关论述多有不足或欠缺；就清代诗文的总体性来评价，唐宋兼宗最为普遍，“唐”“宋”本身又有诸多层面的分类。“融通”其实是多数清人的观念，“转益多师”才是他们最为真实的态度。在这方面，明代无疑提供了一种范式性存在，明人充满戾气的论辩尤其为有清一代文人自觉摒弃。入清之初，汉族文人已在伤悼故国的同时开启了多元反思中的复古新论与文化践行。尽管在规避明人的错误时，清人仍不免重复类似的错误，比如摹拟之风、应酬之气等9841938，不过“向内转”的努力也是他们践行的创作自觉。如关于诗文创作之“情”“志”的讨论，如关于趣、真、自然等观念的重新阐释，等等。只是日渐窄化的思维模式并未给诗文创作带来明显的突破与创获，反而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如何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诸多尴尬，以及文学的精神力量和审美动能日渐衰退的过程。而清人所有基于整体性回顾而进行的诸种探究，为彼时诗文创作、理论乃至观念上呈现出的总结性特征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譬如清代诗文创作“繁荣”的评价，一度构成了今人认知上的诸多困扰。清代诗文数量、作者群体等方面的优势，造成了其冠于历代之首的现实。人们常常以乾隆皇帝的诗歌作品与有唐一代诗歌相比较，讨论其以一人之力促成的数量之惑。而有清一代诗文创作经典作家、作品产量所占数量比之稀少，又凸显了其总体创作成绩的不够理想。清代诗文作品研究曾饱受冷落的现实，让这种轩轾变得简单明了，易于言说。量与质的评说，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一个仅靠单一、外在诸因素难以判断的问题吗？显然不是。实际上，存世量巨大的清代诗歌作品，很多时候来自普通文人对庸常现实生活的超越，因之而带来内容的日常化乃至艺术的平庸化，审美上的狭隘和琐碎比比皆然，不过其中蕴积的细腻情感、变革力量和剥离过往的努力等，也体现了对以往文学经验和传统的挣脱；没有这样的过程，“传统”怎么可能在行至晚清时突然走向“现代”？

近十年如火如荼的研究，让我们对清代诗文有了更进一步的体认，与之并生的是难以释解的定位困惑。我们往往愿意通过与前代诗文的比较进行价值评判。唐诗宋词一直与清诗研究如影随形，汉魏文、两宋文乃至明文，往往是进行清代文章审视时不可或缺的话语方式。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回首那些制造出经典的时代，用以观照当下，寻找坐标或范式。李白以诗歌表达生命的汪洋恣肆，诗歌构成了他的生命意识，杜甫、李商隐、李贺等皆然；但清人似并非如此。在生命的某一个空间，或一个具体的区间，确实发现了诗构成其生命形式的现象，却往往是飘忽而短暂的。以“余事为诗人”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话”或“套话”，这决定了清代诗文创作的工具性特征，而与生命渐行渐远的创作现象似乎很多，并构成了我们今天进行审视的障碍。也因此，相比于那些已经被确认的诗文创作高峰时期，如何理解有清一代诗文创作的所谓“繁荣”，或将继续困顿我们一段时间。

譬如来自不同社会层面的诗文创作主体，形成了群体评价上的“众声喧哗”。几乎所有可能涉及的领域，都有清代诗文作家的“留痕”，所传达之信息的丰富、广泛也超过了历代：“上至庙堂赓和、酬赠送迎，下至柴米油盐、婚丧嫁娶，包括顾曲观剧、赏玩骨董等闲情雅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成为诗歌书写的内容，甚至作诗活动本身也成为诗歌素材。”9841939这其中，洋溢着日常的俗雅之趣，也深深镌刻出那些非日常的凝重与紧张，为我们了解和理解文人的生活世界与心灵景观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清代诗文作品中，更容易谛见以往难以捕捉的多面性和复杂形态。很多时候，我们撷取的一些文学现象来自所谓的精英创造，他们在实际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位置突出，有条件也很容易留下特别深刻的历史印迹；但其在那个时代的影响究竟如何，是需要谨慎评价和斟酌话语方式的。袁枚的随园、翁方纲的苏斋，其中文学活动缤纷，颇为今人所瞩目，但其在当时这些主要属于少数文人的诗意活动，对那些长距离空间的芸芸众生究竟怎样影响的？影响到底如何评价呢？至于某些为人瞩目的思想观点，最初“常常是理想的、高调的、苛刻的，但是，真正在传播与实施过程中间，它就要变得妥协一些、实际一些”9841940；当我们跨越时空将之与某些具有接受性质素的思想或话语相提并论时，大概应该考量的就不仅是接受者的常规情况，也还需要加入一个“传播与实施”关系的维度。因之，我们应特别关注“创造性思想”到“妥协性思想”的变化理路。

如是再回到清人是否以诗文为性命问题，又有另一种思考。李之仪“除却吟诗总是尘”9841941之说历来影响甚大，以之观照清人的情感世界和抒情方式，却少了很多诗情画意，多了喧嚣的世俗烟火气。文字不单单是生命的形式，更是生命存在的附加物，其生成往往与生存的平庸、逼仄相关。功名利禄与诗的关系从来不是有你无我的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为了生存而进行繁复的诗歌活动，是阅读清代诗文时见到最多、感受最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必须面对清代文学中更多的“非诗”存在，正视清诗中的缺少真情，或诗味之寡淡，并以理解之同情面对一切。诗文创作有时不是为了心灵之趣尚，也不是为了审美，反而是欲望的开始、目标和实现方式，由此而生成的复杂的诗歌活动、文学生态，其实是清代诗文带来的一言难尽的复杂话题，其价值也在这里：这不仅仅是清代诗歌研究的本体问题，也能够牵涉出关于“人”的诸多思考。

譬如文献的生成方式及其形态特征等，带来了关于文献发生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以文字而追求不朽，曾经是文人追求形而上生命理想的主要方式，然在文献形态多元的清代，这一以名山事业为目的的实现方式具有了更多的机缘。大量诗文作品有机会留存，众多别集得以“完整”传世，地域总集总在不断被编辑中，这是清代成为诗文“盛世”的表征之一。“牙签数卷烦收拾，莫负生前一片功”9841942，很多文人通过汇集各个时段的诗文作品表达人生的独特状态，已然成为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如是，在面对丰富的集部文献以及大量序跋、诗话、笔记等，实证研究往往轻而易举，面对汉唐、先秦文献的那种力不从心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过，清代诗文史料的类型繁复以及动态变化之性征，也容易造成其传播过程中知识的繁杂错讹，甚至促成“新”的知识生成，进而影响到后人的价值判断、学术评价等；而“新”“旧”史料的传播过程、原因以及蛰伏其中的一些隐秘性因素，都可能生成新的问题，进而带来文学性评价的似是而非、变化不定。如何裁定？怎样评判？对于今天的我们实在是一个挑战性的选择，是一个难度系数极高的判断过程。根据学术话题对史料进行新的集合性处理，借助其不断生成的新意义链及时行使相关的学术判断，决定了我们对文献学意义的新理解，而避免主观化、主义化乃致强制阐释等，又涉及研究主体学养、修为乃至心态等的要求。如是，在有关文本、文献与文化的方法论结构中，理论具有特殊的建构意义，有时可能超过了勤奋、慧心、知识等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功力要求。

譬如传统文学对周边文化群的影响和建构，已构成清代诗文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境外史料的不断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中国汉语文学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其他国家与地区文学的发展；但也应重视另外一个维度，在沐浴“他乡”文化风雨的过程后，史料的文献形态中多多少少会带有新的质素，即“回归”故国的史料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还原”问题。如何面对返回现场后的史料形态？如何评价其对本土文学建设的重新参与？这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如是，究竟有哪些异质文化元素曾经对清代诗文创作发生过影响，影响程度究竟如何，都会得到有效判断。19世纪末以来，中国逐渐进入世界结构体系，“他者”不仅参与到近代以来的文学建构，还以一种独特的眼光审视着清代乃至之前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具备平等、类同的世界性视角，才能形成与海外文化的多向度对话，彰显一种国际观念、开阔视野，以及不断变革的方法论理念。立足于历史、现实人生和世界体系中回望清代文学，我们才可能超越传统疆域界限，以全球化视野，进行更全面、准确、深刻的清代诗文省察和评价。就如郭英德教授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应该在众声喧哗的世界文化中葆有自身独特的声音，在五彩缤纷的世界图景中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在各具风姿的世界思想中彰显自身特出的精神。”9841943

也还有更多的“譬如”。清代诗文各阶段研究的不平衡，已经得到了有效改善，但各具特色的研究板块之间的关系尚需辨析、总结；诗文创作的地域问题，涉及对不同区间地理、人文尤其是“人”的观照，仅仅聚焦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并非最佳方略，在北方文明及其传统下的士心浮动、人情展演和文学呈现自有独特生动之处；就清代而言，多民族汉语创作的情况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蒙古族、满族作家对于传统诗文贡献的艺术经验，以斑驳风姿形成汉语雅文化的面貌和风情，值得进一步总结。当然还有清代诗文复古之说，作为寻求思想解放、文学创新的思想方式，有待清理的问题多不胜数，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与政治权力之于文学的干预有关，也与作家思维方式中注重变易、趋近看远的习惯等有关。清人复古的多向度探索来自一种基于创新的文化焦虑，应给予理解之同情。而学者们关注的唐宋诗之争，不仅是诗歌取向的问题，也不仅是诗歌本质、批评原则、审美特征诸多命题的反映，更不仅仅涉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还是交往原则、权力话语等的体现，标新立异、标旗树帜等的反映，所牵系的一代文学研究中或深或浅的问题，亦有待深入。所以，面对清代诗文研究中的繁复现象，“不断放下”与“重新拾起”，都是我们严谨态度、思考过程的生动彰显，而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丰富、鲜明和具有延展性的学术愿景，才是清代诗文研究进境不断打开、真正敞开之必然。

四

钱谦益说：“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蜇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9841944衡量诗文创作的状况应如此，评估当下清代诗文研究之大势，也不能忽略世道人心之于学术主体的重要作用。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开启了文化实践的过程，让百廿年的清代诗文研究成长为一门“学问”，如今已经很“富有”。基本文献如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工程浩大，其贡献不言而喻；而就阐释性著述的学术影响而言，著名学者刘世南先生、严迪昌先生等成绩斐然，其开辟荆荒的研究至今具有不可替代性，正发生着范式性的影响。朱则杰先生依然在有计划地推出《清诗考证》系列成果，进行甘为人梯的基础性文献研究工作，也实践着他有关《全清诗》编纂的执念；蒋寅先生立足于清代诗学史的建构，力求从理论上廓清清代诗歌演进中的重要性问题，也还在有条不紊的探索中。新一代学者的崛起正在成为一种“现象”，清代诗文研究的学者群将无比庞大而贡献卓越。作为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他们的活力不仅体现在著述之丰富、论点之纷纭诸方面，更重要的是让清代诗文研究呈现出喧嚣嘈杂的声音聚合，活力、新意和人文精神都将通过这个群体的研究工作得以更好的表达。

作为历史的一个部分，我们应时刻注意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与历史呈现的关系，研究主体与“世运”的互文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一个尊重学术的时代不需要刻意追求主调，清代诗文研究也应在复调中灿烂生存，“喧嚣嘈杂”正可以为“主调”的澎湃而起进行准备、给予激发。而只有处于这样的文化进境中，我们才能切实释解清代诗文的独特性所在，真正捕捉到清代文人的心灵密码，促成一代文献及其文学研究意义的丰沛、丰满，并由此出发，形成有关清代诗文及其理论的重新诠释，进而重构中国古代诗文理论及其美学传统。郭英德教授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中，学术研究仍然必须坚守‘仁以为己任’的自觉、自重和自持，始终以‘正而新’为鹄的，以‘守而出’为内驱，‘以文会友，以友辅仁’。”9841945反观清代诗文的当代研究，这确实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则。谨以此言为结，并与海内外志同道合者共勉。

本书在全面梳理王猷定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围绕其家世、生平、交游、古文创作与诗歌创作等方面，以古文史、诗歌史的开阔视野，进行系统、深层次的整合研究，将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加以审视，努力做到文献考证和理论阐释相结合，既规避琐碎的文献堆积，又拒绝空疏的理论推演，“从文献进入文心”，力争角度新颖，视野开阔，论证绵密细致，以对王猷定文学创作特色、文学史地位给予准确论定，丰富文学史研究，推进清初文学研究进程。

《秦漢文學紀事》搜集與文人有關的逸聞軼事，凡16卷，收作家八百餘人，主要按照文人生卒年順序排列，意圖通過梳理該時期文人的生活狀態、學術交往、學術興趣、學術或文學作品等，分析文人在當時的學術與文學經歷。輯録範圍包括類書、選本、雜史、雜傳，以及正史、總集、别集及其注疏文字，其他金石、墓誌文字。體例上前列原文、後附按語，參照以往的“文學紀事”著作，以“事”繋文，以“文”繋人，同時又有變化。“按語”考證部分不僅清理與文學有關的資料，而且分析材料中的文人心態、文人交游或交際關係、文人在社會與政治中的態度與表現，等等，同時對文人生卒、文學思想來源與影響、文本風格等各方面進行分析，盡可能從文人、文學的歷史現場，挖掘當時的學術信息。

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俊才云蒸、五言腾踊的时代。以“三曹”“七子”及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人继承汉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反映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开创了质朴刚健、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离合长歌，激荡壮采，“建安风骨”既是建安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又是我们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时的重要审美内涵。

本书在梳理晚明诗歌演进的基础上，从诗人心态的角度探究晚明诗歌的发展轨迹，论析晚明诗风由“复古”走向“性灵”的原因及晚明诗人对“师心”与“师古”的反思，并论述了明末爱国主义诗歌的创作情况。本书重点研究晚明主流诗人心态对诗歌走向的影响，以便准确把握晚明诗风的传承与新变。此外，本书还从晚明女性意识觉醒角度出发，对闺阁女性、青楼女性及“女山人”等创作群体进行深入剖析，总结了晚明女性诗歌发展的新动向。

河西宝卷是流传于河西民间的俗文学，在长期的流传和创作过程中，融入了河西地区民众的喜怒哀乐，反映了清代以来河西地区的社会状况、民情风俗、思维观念、社会变迁等。本书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宝卷产生发展的大背景来考察河西宝卷的发生发展和演变，重点探讨了与河西地区民情风俗紧密联系的几部宝卷，如《平天仙姑宝卷》《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目连救母幽冥宝卷》《韩湘子宝卷》《救劫宝卷》等，揭示了河西宝卷中蕴含的河西地区独特的民情与风俗，河西地区民众念卷活动的内涵、实质与心理，对于推动河西宝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河西地区精神文化建设和文旅业的发展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是特殊的也是复杂的。这种文学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根源于元代文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元代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西域商业文明的多元冲突、融合后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这对元代社会环境、政治秩序、文人精神、审美趣味、文学艺术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个多元一体的新的文化体系中，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本书探讨的是草原文化对元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元代文学对原有文学传统的继承，以此来探讨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变迁和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