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在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八五”重点研究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各种经济模式》的基础之上，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压缩而成的。这一选题的研究目的在于：系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干部群众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创造出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历经三年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实地调查、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与政府统计系统的统计资料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析归纳、充实提高的工作，再加以有选择地吸收了现有研究成果的精华部分，最后形成此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曲折经历都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其重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同志针对历史经验和我国国情曾作过科学分析，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在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绝不能离开现实条件和超越历史发展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根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以及当代中国国情的研究，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参见下表）。改革前后主要经济指标对比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区及开放城市的兴起，以及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在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契机，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九亿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得以在农村这一广阔天地大显身手。以粮为纲绝不等于单打一，要致富、要奔小康必须搞多种经营。这一认识的重要体现就是，通过多种经营，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创办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虽然也经历过某些曲折，但是从总体上看，乡镇企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0年，我国乡镇企业产值已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25%，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7%。1991年乡镇企业产值达1万亿元以上，比1978年增加了20多倍；1995年又突破6万亿元，四年时间增长了5倍。现在，乡镇企业已成为我国商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是国家财政收入、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是支农、建农和建设中小城镇的重要力量。并且安排了近1亿农村劳动力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如果将农村的改革比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么，特区和开发区的建立则堪称画龙点睛的一笔。为了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改革开放，从80年代初，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的建立为标志，以发展沿海为主的梯度推移战略逐步实施。这就是：对以沿海地区采取投资倾斜手段，赋予财政留成比例、外汇使用额和外汇贷款、价格政策、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税收、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以沿海城市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搞活，在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通过资金、劳力、技术的投入，并由此产生的辐射作用，不仅特区的经济得到蓬勃发展，而且使对外开放也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衔接。逐渐形成为今天沿海、沿江、沿边的广阔的领先发展地带与区域经济格局。与此同时，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尤其引人注目。这些城市的先行效应、模式效应、辐射效应已成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分析研究的注目点。城市历来是工业企业的聚集地，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发展。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利润留成、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集团、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尝试使许许多多企业逐步走上了“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求生存”的健康发展的道路。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变化，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农村，改革开放固然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农村发展模式和一批“风流人物”，但在致富的过程中，“小农意识”、“暴发户”的影像时隐时现；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从而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甚至发生土地撂荒现象；在能源、原材料紧张的情况下，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往往发生“争”和“挤”的矛盾；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住宅条件的改善，以及前一段时间各地盲目兴建开发区，乱占耕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城市和开发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生活环境的改善、人们眼界的开阔，工业化社会形成初期的阵痛也越来越明显。表现为：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以权谋私、以权代法、权钱交易现象不断曝光；商业欺诈、假冒伪劣、偷渡走私屡禁不止；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合作行为初露端倪。地区、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地方割据的状态，国家统一的政策、法规难以不打折扣地贯彻实行。在企业，众所周知，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一个经济改革中的难题目前仍没有得到解决。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还在明显提高，而且一些中小企业在深化改革和经济体制转轨中也遇到资金、技术改造、经营机制的转换、产品的销路等问题。农村、城市、企业的改革开放之路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进程，既有成功的欣喜，又有竞争的残酷；既有一帆风顺的航程，又有崎岖泥泞的小路；既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又有优胜劣汰的法则在起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已定，留待的只是如何描绘更新更美的图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是后有来者的事业，需要提供成功的经验、失误的教训以资借鉴，需要总结形形色色的发展规律、发展模式以资参考。这是我们对“模式”问题进行研究的直接目的。“模式”这一用语，原指数学上的数学方程，也可以指借助数学符号或图示对一种理论的表述。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人们常把这一概念应用于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表述，把一些可以用数学形式表示的，或虽不能用数学形式表示、但具有一定特征的经济关系的理论结构称作经济模式。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曾说：“使用‘模式’这个术语的正确意思是表示经济机制运行的图示，它是撇开复杂细节，而提供经济运行的主要原则的图示。”（布鲁斯著：《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第2页）经济模式的组成有三个特征：（1）有一定的内涵或主体，即关于某一事物的模式，如经济发展模式、市场模式、企业模式等；（2）有一定的结构，即这一模式是由哪些基本要素组成的，各要素在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其相互之间怎样联结；（3）理论性，即它排除了一些现象性的东西，从本质上把复杂的事物简化或进行理论抽象，因此，经济模式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从上述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农村经济模式、城市（地区）模式、企业模式都是在特定经济环境下运行机制、经营管理方式的理论抽象，是特定经济体制下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和运行原则的总和，它可以为人们提供现存的农村、城市、企业的发展轨迹及预期的发展前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各种经济单位、经济实体的经营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理论抽象，以及自身体系的基本框架与运行原则的总和。本书的全部内容分为相对独立的三篇：第一篇为农村篇，其中介绍了温州、苏南、珠江三角洲、阜阳、京郊、龙港、南丹等农村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并在第五章对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探讨；第二篇为工业篇，其中介绍了近年来随着工业企业改革而相继出现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集团、股份制等几种改革模式；第三篇为城市地区篇，其中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地区发展战略，以及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本书由张泽厚、王永杰主编。农村篇的撰写由何平主持，何平、张晓朴、许亦频、石庆焱、孙继伟、贺林、李友濂等执笔；工业篇的撰写由强志源主持，第六、八、十章由强志源执笔，第七章由强志源、牛治瑞执笔，第九章由强志源、李玉梅执笔；城市地区篇的撰写由张元萍主持，第十一、十四章由张元萍执笔，第十二章由高晓燕执笔，第十三章由冉蓉执笔；全书由张泽厚、何平、孙继伟总纂。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对于这样内容广泛、政策性强、仍在探索中的题材，定然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在此我们恳请广大专家学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继续组织力量对这一具有深刻内涵的题材进行不断地发掘和研究。借此机会，对众多在课题研究和本书编写过程中协助我们进行调查、提供资料、提出建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编者1996年12月

简介： 邓小平同志的市场经济理论是崭新的市场经济理论。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又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谓特色者，个性也，中国化也！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哪些特色？一、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的市场经济。它不同于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市场经济。二、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它不同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之点。三、国有企业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代表，公有制的主要载体。国有企业的活力在于市场之中。四、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它不同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更不同于贫穷落后的市场经济，而是劳动者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五、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它不是劳动者被剥削、受奴役的市场经济。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合，充分保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而劳动力使用权的商品化、市场化，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六、亿万农民的市场经济。长期生活在自然经济中的几亿农民在短期内走进市场经济，将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七、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不是更强更硬，而是更加灵活，以适应中国幅员广阔、情况千差万别的实际国情。八、廉洁透明的市场经济。政经分离、政企分开、权力与市场分明，将是中国市场经济始终奉行的准则，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以上八大特色，也是八大难点，八大热点。只有正确解决这八大难点，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神州大地生根、开花和结果。为此，本书将八大难点依上述次序辟为九章（宏观调控分二章），外加总论一章，结尾一章，构成本书体系。可谓一气呵成，结构严密。这是一部理论专著，对问题的分析具有相当的深度，力求从理论上澄清十几年来不断争论的诸多问题。

简介： 本书深入“要素贡献”及其争议的背后来考察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其中，重点探讨了市场、个人与国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作者发现，收入分配差距与个人的出身、运气、选择、努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它决定了人们进入市场前的禀赋条件，而市场正是以此为起点把各种要素置于供需坐标内来决定收入分配的。不完全市场并不能保证你所领回的正好是你所贡献的东西，强势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活动使利益的天平倾向自己一边。所谓强势集团，就是国家扶持的那个集团。这样，国家就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影响覆盖了整个分配过程。

简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12月算起，至今已跨进第20个年头。20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的事。可是我国却在这20年中走过了一段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漫长道路。伴随而来的，是“体制外”的经济高速发展，“体制内”的经济步履维艰。我们庆幸，没有从一个极端迅速跳到另一个极端，我们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我们避免了俄罗斯式的大起大落、大合大分。中国的近代史和建国以后的历次折腾，给予国家领导人足够的智慧和勇气，驾驶着中国这艘巨轮，避开激流险礁，穿过风风雨雨，向着国家昌盛、民族振兴的辉煌彼岸平稳驶去。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经历了扩权让利、经营承包、厂长负责、利改税、拨改贷的尝试，最后认同了现代企业制度；从完善“一大二公”的国营企业开始，到认同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股份制，思想的轨迹是从“无所遵循”到“符合国际惯例”，从脱离实际的设想到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可行的设计，虽然不再指望自创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循的经济规则，实际上却正在成就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三个有利于”的科学态度，正在鼓舞着无数改革志士，投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人们期望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年，完成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从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变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衡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否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否正常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指：较快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有效的资源利用与配置，更好的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教育制度，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社会秩序和服务水平，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健康长寿。这一切，离开了物质基础是谈不上的。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物质基础是公有财产。在我国，公有财产的主要部分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指的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资产，包括资产本身及其附属权利，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个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优越性的发挥程度。实践证明，这个基础得到加强，社会主义就得到巩固。我国的国有资产，形成于建国初期，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解放区的公营企业资产，二是没收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资产，三是通过“公私合营”和赎买方式将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改造为国有资产，四是依法宣布国有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洋等自然资源为国有资产。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是扣除了资源性国有资产），截止1996年底，国有资产从建国初期的约200亿元增长到了65894亿元，相当于建国初期的329倍，平均年增长率约13.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庞大的国有资产，是支撑我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管好用好这部分资产，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其意义十分深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优越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比资本主义更加高级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表现，它不能凭人们的主观臆想来确定。如果社会主义不能证明自身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那么不但不能取代资本主义，甚至还要被资本主义所取代。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获得成功，而是在落后的农业国里率先取得胜利。这就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提出了难题：落后的农业国能否借助于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能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超过在同等条件下起步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答案显然是明显的：能则存，否则亡。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是错误的，中国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忽视了历史。事实上，中国人民曾经艰难地探索过，当初要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先生是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先行者。但是没有成功。国内强大的封建主义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人民走这样的道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令人失望，它代表的是少数大官僚的利益，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所以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民当初该不该革命，该不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革命胜利以后该怎么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是站在现在的起点去走出一条为全体人民摆脱贫困、愚昧和落后的正确道路。世界各国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政府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有力的推动者。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有直接推动和间接推动两种。政府集中社会财力，通过投资和建立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对于迅速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和在短期内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是十分有效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这条路在50年代初期走得很好，只是随着日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经济结构的日趋复杂，便开始坎坷起来，效率开始递减。于是，政府用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手段──国有资产就面临着转变使用方式的变革要求，而政府用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面临着转变管理方式的变革要求。向何方转变？我们当初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因为有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所以随着在实践中对国情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更深入的了解，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达成了理性共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报告）。要走市场经济之路，走政府以间接方式为主来推动经济发展之路，就要对国有资产的运用作出新的安排，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重新定位，对政府的职能重新划分与调整，对不同用途的国有资产重新分类，对不同性质的国有资产实行分类管理：提出不同的管理要求、制定不同的法规和政策、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本书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来的。限于作者的水平和眼界，这里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接受作者的看法。这里所表达的，只是经过作者思考而确认的观点。作者所企盼的，是这些观点能够对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对国家和社会根本利益的增长，有所裨益。

简介： 我们在紧张工作之余，认真地阅读了金昭同志的《实践与探索》文集清样。读后深感作者对现实问题的透彻分析，对理性问题的深刻思考，对实际工作的有益探索和对未来发展的独到见解。文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许多启示，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思索。文集的素材源于基层，源于实践，内容较为丰富，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文集通过对工业经济、外经外贸及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论述，充分展示了金昭同志在满洲里和扎兰屯市工作期间，在工业战线、外经外贸战线以及担任地区主要领导之后，对改革和对发展的不懈探索。作者在文集中所表达的思想，体现了他深入调查、扎实研究、务实求真的作风。文集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经济实践的真切体验和对中央改革发展方针政策的把握度。从文集中不难看出作者在不同时期的理论思考和对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提炼和升华过程。同时，文集也充分体现了实践出真知，做到了贴近实际、言之有物。金昭同志既注重实践探索，更善于学习钻研，知识面宽，是一位学者型领导。从文集中可以看出，作者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工作中善于深入研究，寻求事物内在的规律，处处体现“运筹于策，缜密于行”的精神。他对企业改革、经营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阐述，体现了较为深厚的专业水准。作者视野开阔，命题到位，特别是担任党政主要领导之后，提出的口岸建设、对俄贸易、推进工业化、发展旅游业等一系列观点，均展示了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探索精神。我们与金昭同志相识多年，深知他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烈的敬业精神，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令人称道的学识和才能。这一点，在文集中得到了充分展示。金昭同志的这部文集不仅有理论性、实践性，更可贵的是具有前瞻性，不仅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其他社会经济类型的地区具有借鉴作用。我们想，这本文集的出版无论是对理论工作者，还是对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2003年8月于北京注：本序作者高中毅同志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秦宣仁同志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俄罗斯及独联体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简介： 吴敬琏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中国逐步形成。这种变化迫切地要求人们掌握有关市场经济运作机理的知识。然而，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过发达的市场制度。即使近代才开始的市场发育，也在1956年中断。以致整整一代人除了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对它所作的漫画式描述，几乎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改革开放打开了对市场经济的禁区。可是直到最近，大量经济学作品也只能说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市场力量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意识形态论辩，还算不上真正的经济学分析。虽然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开始有了针对市场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但由于对现代经济学所知不多不深或对于规范的市场运作实际了解不够，也有相当一部分流于想当然。市场制度在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以后，已经成为一架极其复杂却十分精巧的配置经济资源的大机器。我们在工作中常常痛切地感到，要适应和驾驭新的形势，仅有对现代经济学的皮毛了解是不够用的；更不用说那些徒有经济分析之名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了，它们只能起误导作用，而不会对理解问题有什么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吸引更多像本书的作者那样受过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又长期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下从事实际操作或教学工作的经济学家参加对中国经济的研讨，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我对于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李山君）只见过几次，一位（李稻葵君）尚未及谋面，但是对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却可谓神交已久。个人从他们的作品得益也是很多的。我初次接触李山君，是在1995年冬季去香港参加清华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合办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侯。在会议之暇，我曾与一些金融界人士和经济学家讨论香港和内地的宏观经济问题。当时内地的经济情况是，从1993年夏季起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措施开始收到效果，物价涨势趋于回落。香港经济中的泡沫成份也有所收敛，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从80年代末期的高价位下降。于是，在内地和香港同时出现了一种相近的主张，认为中国应当转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放松银根。这样做，可以支持内地经济的景气回升，也有助于在香港回归前夕创造出一种繁荣气氛。我对这种主张是不以为然的。这是因为，当时内地物价涨势刚刚开始回落，贷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还大大高于正常水平，如果过早地改变政策，放松银根，将不可避免地使通贷膨胀再起和扭曲的经济结构复归。而在香港，虽然房地产价格有所下降，但经济中的泡沫成份并未完全消除，而且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下的港币币值虚估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气泡重新吹胀，其结果只能是为日后崩盘准备条件。考虑到再有十九个月香港就要回归，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更是值得怀疑的。这时，我看到了李山君发表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论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包括收集在本书中的《货币政策应当继续从紧》、《公开市场业务尚缺条件》），反对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张在大体保持当时的宏观调控力度的条件下改善宏观调控方法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世界著名证券公司执董的他，发表这种和国内“炒家经济学”很不相同的意见，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同时，对照国内报刊上流行的某些颇具“票房价值”、却在经济学上完全不正确的宏论，这些文章在作分析时表现出的经济学功底也引人注目。后来，我陆续读到两位作者的其他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也具有前面讲到的特点。例如，1996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物价涨幅较之上年同期下落约十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将国家银行贷款利率下调一个百分点。许多报刊文章据此宣称，这意味着银根的全面放松，鼓动更多的股民入市。作者按照货币银行学在分析金融商品价格变化时必须严格区分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的要求，清楚地指明实际利率并未降低，银根并未放松。又如，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和改组问题时，作者紧紧抓住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个关系现代企业成败却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关键问题展开自己的分析，由此提出了在企业重组中建立良好的控制权结构、组建新的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由专业人员管理的投资基金公司等解决之道。再如，在讨论企业兼并问题时，作者首先建立起一套基于现代企业理论之上的企业兼并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相统一的分析框架，然后据以考察近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兼并浪潮，因而能够作出切中时弊的论断，指出目前在主管部门行政命令强制下实现的企业兼并组合“不仅没有触动国有企业的根本矛盾关系，而且凭空加大了经营管理上的规模不经济性”。凡此种种，都能看出作者的经济学洞察力。本书收入的文章主题多样，除了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以外，还涉及到中国的改革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和债务重组、资本市场发育和企业兼并、商业银行改革，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如何保证回归后的香港的经济繁荣，等等。我认为这些文章都很值得一读。这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所有具体结论都百分之百地正确，而是因为：（1）它们不是靠杜撰经济学含义不明的概念和使用哗众取宠的语言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满足，而是运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和可靠的分析手段进行切实的分析，作出自己的判断。（2）它们不是从某个社会集团的狭窄经济利益出发，鼓吹实行偏畸的政策，而不顾长远的后果，而是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来讨论问题，提出利民利国的政策建议。由于有这样的特点，它们不但能够在经济问题的剖析上给人以启发，而且具有匡正经济学学风的意义。基于上述各点，我十分愿意把本书推荐给我国企业家、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工作者。1997年12月

简介： 本书总结和概括了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宏观经济理论在消费、市场、价格和外经贸领域中的新探索和新成果。作者剖析了低消费与高消费、消费萎缩与消费膨胀，提出了适度消费的标准及其实现机制；评论了价值规律“万能论”和“无用论”，阐明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市场的共性与特性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特色；论证了以国际价值学说为基础的我国对外经贸理论的新突破，揭示了WTO的基本运行机制与我国的对策。

简介： 区域行政和公共治理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国内和省内，可以相机扩大到跨国合作问题上。由于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在地理上是一个整体，在当今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过程中，加强对国际公共问题的合作治理，越来越显得迫切和重要。本书主要论述一些涉及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需要从区域整体角度加以协调解决的公共问题，如贸易互利、环境治理、跨国犯罪、流行疾病控制等等，还涉及到教育文化交流，领土权纠纷的危机管治和资源的开发和共享、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等问题。本书的创作，充分体现了将前沿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与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一种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