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中，西部地区由于所处的区位和周边国家的环境，在国家整个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明显。2002年，中国和东盟各国确立了在未来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这就为中国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云南省作为中国西部地区毗邻东盟的一个边疆省份，具有扩大对东盟开放的区位优势和展开国际经济合作的良好条件。云南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将推动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进程，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长期以来，对中国与东盟各国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战略与机制层面展开，如何根据各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竞争力状况，分析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与分工格局，如何处理好次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产业转移、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等利益问题，是相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但这些问题同时又是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必须回答并解决的问题。尤其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地理上与东盟最为接近的地区，在产业竞争与产业分工合作的研究上更具有现实紧迫性。为此，需要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相信，本课题的研究不仅将为云南省提供可供借鉴的内容，也将为国家有关部门和其他地区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挥一定作用。本书在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体制、合作机制、投资、贸易、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构想与思路，希望能够缓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由于部分国家和地区过于落后、贸易发展过度不平衡而对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制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中国、云南与东盟的对外开放度、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对外贸易等因素进行研究，提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双边投资、扩大双边贸易的相应对策；并选择中国云南与东盟双方竞争性较强的旅游产业、现代物流业、天然橡胶产业和制造业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为这些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提出加快与东盟合作发展的相应对策。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2004年10月

简介： 孟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艰辛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做好中国发展各项工作，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理论武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5381179因此，对这一宏大理论深入的认识与理解、科学的阐释与论证、必然的丰富与推广、有效的传播与普及，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责任与使命。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作为重庆市人民政府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始终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前沿问题的研究，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重庆发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及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学、实践和研究等为主攻方向，以基础理论研究为根基，以现实运用研究为突破，积极促进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体现出鲜明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特色。特别是近年来，“中心”科研人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主线，增强学术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将跟进和加强。以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和发展观来审视这一理论，成为“中心”科研人员的共识。在这一视角下，人的发展、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等范畴，将被“中心”科研人员置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中，予以科学的思考和研究，创作出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成果，贡献于这一伟大的理论与实践。推出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文库是本“中心”的重要职责，旨在使这些研究中具有特色的优秀成果能及时地予以转化。诚然，出版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文库是极其艰辛的一项工作，因为理论研究的晦涩与实践的艰难是并存的。而历史的责任与作为社会科学理论者的担当和良知决定我们的每一步付出和努力，都应真实而科学地表达这一社会的进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展示它旺盛的生命活力。我们努力，我们自信，我们一定能做得更好！

简介： 浙江一直是中国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但近年来，浙江经济增速、产业竞争力等明显下滑，领先优势大范围丧失。这是短期转型阵痛还是长期下滑趋势？本书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空间布局、欠发这地区发展等视角，全方位解析浙江当前出现的困难与原因，机遇与挑战等，对现在和未来的浙江经济进行了多角度的剖析和预测。提出了通过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和财政体制改革深化等一系列对策措施，重铸浙江优势，再创浙江辉煌。本书适合政府官员、经济研究人员、高校师生和企业管理人员阅读。

简介： 几年前，在出版《潇湘斋诗词选》时，我曾经在“自序”中提及自己“已经下决心六十五岁以后不再写经济学方面的论著，而转攻文史方面的课题”。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并没有说到做到。几十年形成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改就能完全改过来的，形势有时迫使你无法置身事外，难以真的与经济学说再见。如果说，去年写“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经济工作成就——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还带点“史”的性质；那么，这本《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就直接站到了经济学的前沿阵地。迫使我“重操旧业”的因素有二：一是国内，自制定“十二五”规划以来，经济下台阶的主张（经济增长速度安排下滑30%以上）成为政界、学界之主流，另有某些被西方洗了脑的知识分子精英甚至预言我国经济会崩溃，这使我忧心忡忡；二是国外，唱衰中国的言论更是此起彼伏，最典型者，被称作“21世纪的诺查丹玛斯”的美国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2011年1月他在美国出版了《未来十年》（The Next Decade），书中对美国的未来信心十足，却认为中国会走向崩溃，这又给了我极大的刺激。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集中精力研究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写出一本中国版的《未来十年》。我与李光荣博士共同主持一个课题组进行前期研究，到2011年12月中旬写出初稿，刊载于《华安保险》月刊2011年第12期，以此向北京特华博士后工作站的部分专家征求意见，接着由我在2012年1月7日举行的《特华金融论坛》上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书中的主要观点供讨论。正如所料，不少人对我提出的未来十年经济年均增长9%持怀疑态度。李光荣博士比较谨慎，向我表示他要再花一些时间更全面深入地研究未来十年的发展速度问题，同时考虑到未来十年已经快过去一年半了，时间不等人，所以他建议先以我一个人的名义出书，我尊重他的意见。恰在此时，我见到了观察者网站以“弗里德曼：我对中国的评价不是崛起，是崩溃”为题转载韩国《朝鲜日报》关于乔治·弗里德曼接受采访的报道（http://www.guancha.cn/html/），弗里德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断言：“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collapse），而不是崛起（rise）”;“如果失业问题严重，中国就撑不下去。到城市找工作的农民一旦失去工作，就会让社会陷入动荡。为了满足他们，中国向6000万人征税进行分配。用征收的税金可以维持军队的忠诚，但中国的这种解决方法只能压迫国民”；在回答“十年以后的中国将会如何”竟然只是反问“为了解决矛盾，是学毛泽东败坏国家？还是重新采取20世纪中期的地区主义和不稳定的模式？”言下之意中国未来没有办法，未来十年内将陷入“危机”。弗里德曼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攻击更加坚定了我抓紧出版此书的决心，我不能眼睁睁地任由这类人——美国媒体将乔治·弗里德曼称为“Shadow CIA”（影子中央情报局）——唱衰中国和不断地为某些中国人洗脑。于是我利用春节前后约二十天时间，对初稿进行调整、补充、修正，篇幅扩大了一倍，并新取了一个书名来代替《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这个经院气颇浓的名字。书稿写成后，我将它搁置了两个多月，主要是一些好心的朋友建议我再看看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再说。“听人劝，吃饱饭”，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再观察观察、静下心来仔细推敲推敲。我冷静过了，也观察过了，形势的变化、经济增速的被压——期间我见到了2012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GDP比2010年增长9.2%;2012年4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1%，连续五个季度增速回落——但这些并不证明下台阶论者是对的，我亦无须修正自己的观点。2011年以来，宏观管理当局不仅利用财政政策货币和政策双紧缩的经济手段，还利用限购限价限贷限投资等严厉的行政手段，决心将经济增长速度压下去，而经济的实际增速不还是比政府“规划”的速度高吗？在剩下的八年半的时间里，政府难道还有比目前更严厉的打压措施出台吗？不可能！目前的打压政策是政治周期的一种表现，然而政治周期既然是周期就定有结束的时候。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对待国民经济，从打压转向促进就是一种必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2012年是2011—2020年这十年中速度最慢的年份之一。因此，我的观点未变，结论未变，那就应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了。我依然对未来十年经济保持年均9%的增速充满信心。若问我：为何对中国经济发展如此有信心？我记得王荆公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不为、不畏中外唱衰论、悲观论之种种“浮云”“遮望眼”，而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也是“只缘身在最高层”。不过，我的这个“最高层”不是官本位意义上的，而是我所持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层次，即站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全局的高度，从政治上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国经济问题；站在我国国家安全、民族振兴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看待未来经济发展问题；以相信中国共产党有处理复杂问题、克服巨大困难、完成艰巨任务的能力，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创造人间奇迹的能力，从这样的“最高层”综合分析需要和可能作出的经济增速预测，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我还有信心至少活到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后，届时定能看到本书主要观点与结论为实践所证实。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后，我要感谢李光荣博士、陈昌盛博士、郭宏宇博士、王亚玲博士、李世朗博士、李华罡博士、张菀洺博士对课题研究的参与，特别是李光荣博士，与我共同牵头组织了本课题的前期研究，对本书主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的形成，贡献良多。至于书中存在的问题和谬误，责任自然完全在我，真诚期待对本书的批评意见。二○一二年五月一日于北京望京新城潇湘斋

简介：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突破和创新。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我国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已久的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呈现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的高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其次，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高效活力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交相辉映，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日渐展现出来，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开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市场机制活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实践为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提供了现实依据。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也日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一系列新概况，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总结了一系列新理论。比如，市场决定理论、经济新常态理论、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等，这些新的概括和提炼，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坚实而丰厚的理论支撑，激励着我们更加深入和扎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我们不断探索和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变革的理论与实践，进而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书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过程出发，特别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出发，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形成与发展历程、具体体制创新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时代价值等，考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思考过程，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的丰富内涵，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价值，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辩证关系。本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突破的基本要点，分析其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贡献。本书主体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有关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基础，世界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及体制改革问题的提出。第二章阐述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进程，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通过对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引领体制创新经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攻坚阶段和完善阶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章至第十章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八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体制变革的内涵。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主要经验和时代价值。依据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创性贡献，研究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时代价值，提高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规律、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建立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性启示。本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总结与阐述有如下突出特点：第一，本书选题的新意在于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变革的研究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体制探索的全过程，以便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思想基础为目标进行研究。第二，本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寻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到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思想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方面的一脉相承性，从而提高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历史启示。第三，本书主要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开放与外贸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辛历程、重要经验和时代价值，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不仅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和政策思想相结合的方法，而且更加注重经验分析和规范分析。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不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探索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经济运行体制、分配制度、所有制实现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与实践，从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跨越。同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指明了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描绘了蓝图。改革开放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完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国家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正在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已经延伸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实践为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提供了现实依据。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高效活力，也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释放，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迅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伟大历史进程和深刻内涵，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有助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建议。当前，对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变革思想的研究，还局限在一般性的评价中，没有进行更深刻的解读和规律性的分析。可见，如果我们不作更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那么，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总结便是片面的，我们就不能真正破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之谜，也就不能真正在科学的基础上构建以中国为分析范本的转轨经济学。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方面，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形成规律性的认识。而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实践的研究，有利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中国的成功运用，有着方法论上的诸多启示，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引起的观念革命对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21世纪以来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应遵循的重要轨迹，但对此进行的研究同样是非常欠缺的，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长期不懈的努力。第四，关于中国共产党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利于推动现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也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与体制变革，标志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对原有经济运行理论、经济运行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与创新，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社会主义运动与实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

简介：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These changes were set in motion by reforms which ended centralised control of employment and wage fixing，reintroduced labour markets and made negotiations on labour contracts and wages extremely one-sided.Trade unions，which had no responsibility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under the socialist command economy，are now being challenged under the new dispensation to act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orkers under market conditions，while continuing to be under the tutelage of the party.To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rection these reforms are taking，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FES co-hosted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dustrial Democracy—Building Harmonious Labour Relations in April 2010 in Guangzhou.The workshop focussed on ways and means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of workers—through trade unions，workers' congresses or other means—and debated development trends in China with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by comparing them with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 Germany，South-Korea and Vietnam.Shortly after the workshop，a wave of wage strikes occurred in China.These events showed the limitations of an approach which focuses only on formalised structures of workers' interest representation.For a full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informal workers' activism，such as irregular industrial action，must also be examined.The editors therefore decided to not restrict this reader to presentations held at the workshop but in addition invited other writers to capture more aspect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including recent industrial actions in China.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authors involved in this publication for their valuable contributions.No bilingual book is possible without translators.Mrs.Wu Xiaozhen translated the Chinese contributions into English，while Professor Zheng Chunrong translated the English-language articles into Chinese.James Patterson copyedited all the English texts for publication.We owe them our thanks for their professional work.We hope that this publication will be of interest.Shanghai/Guangzhou，June 2011Professor Kinglun NgokDirector，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Vice-Dean，School of Govern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Dr.Rudolf Traub-MerzResident Director，Friedrich-Ebert-Stiftung，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hanghai

简介： 课　题　主　笔：刘霞辉 袁富华其他主要课题组成员：张　平 陈昌兵 王宏淼 黄志钢陆明涛 付敏杰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演进到均衡路径逐步达成的过程，经验表明，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后期要素/产出比例趋于稳定的均衡增长阶段。持续的资本积累、接续的主导产业以及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促动工业先行国完成了两个增长阶段的转换，进而跻身于世界发达经济行列。然而，由于自身体制的缺陷，后发工业化国家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却发生了各种各样阻碍经济持续成长的问题，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战后亚洲“四小龙”）顺利完成了转型。本章研究中国将要经历的增长阶段转换问题，主要结论是：（1）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Ⅰ），已逐步失去经由干预提升效率的动力，以结构调整促进效率提高的增长阶段即将结束；（2）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阶段Ⅱ），效率提高促进结构进一步优化是本阶段的主要特征。这种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增长路径的转换，符合发达国家经验和长期增长统计规律（袁富华，2012）。本章的基本结论来源于如下观察：（1）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