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从“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立体维度，全面阐释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探索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文化传统。

简介： 本书是一次文学上的文化考古研究，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来探讨当代陕西文学繁荣的深层文化渊源。在整体阐述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在历史、民间文化遗存、地方志等层面上获得精神契合，以及作家们兼具忧患意识、史诗书写、苍凉美感等艺术风格的基础上，选择柳青、陈忠实和贾平凹三位代表性的作家展开深入研讨。从“集体无意识”角度，分析柳青作品中的“民族化形式”，探寻陕西作家史诗性与方言写作的地域文化渊源。运用文本细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掘陈忠实与关学之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关联。以作家生活空间迁徙为切入点，借助方志资料证实贾平凹继承楚汉文化的观点，在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中，凸显贾氏的“魅性”审美追求。

简介： 一 信仰——文化的源泉信仰也是一种文化。信仰不但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更是文化的精神源泉。那么，什么是信仰呢？简单地说，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指南，它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信仰从本质上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神论信仰。有神论（theism）一词来自希腊文“theos”，即“神”的意思。这种信仰把神和神灵当成人格的、值得崇祀的礼拜对象。神可以将他的意志通过某种媒介（人、物、事迹、经典等）传达给人间。神在道德上是至善的，能力上是无穷的，所以，有神论者相信神能左右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是值得礼敬、崇祀和膜拜的。另一类是无神论信仰。无神论者认为，宇宙本身及其基本规律决定了发生的一切，一切都属于自然的，只存在已知和未知，不存在超自然的神，不相信一切的鬼神和灵魂的存在。因而，无神论者重人事，不敬鬼神。神，也叫“神仙”、“神灵”、“神道”，是宗教和神话中所幻想的主宰物质世界的、超自然的、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存在。神的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是人们不能理解和驾驭自然力量时，这些力量以人格化的方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反映，对神的信仰和崇拜是一切宗教的核心。有神论信仰者谦卑，相信宇宙中的一切是神所创造，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因果循环，靠内心的善恶道德法庭来约束自己，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无神论信仰者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科学，相信眼见为实，相信生死是必然的，人死了什么也不存在了，永远地“安息”了，所以把精力和时间主要花费在此生的荣辱成败、尊卑贵贱上。历史上无神论者一般都提倡理性和科学，反对传统宗教的精神束缚，讴歌人的尊严和自由。但是，既然相信人无前世，也无来世，那就更容易破旧立新，敢想敢为，即所谓天不怕、地不怕，更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是一个人的行动指南。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自然的人化，纯粹自然的现象不能称其为文化，信仰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信仰是人类文化现象中属于精神文化的内容，是文化最精微的部分，是文化的灵魂。通过探讨文化与信仰的关系，能够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灵光。因为信仰和宗教是文化的灵魂，文化因信仰而丰满，离开信仰我们甚至无从讨论文化。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的关系是什么呢？信仰又是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的？让我们带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思考，沿着中国传统宗教的文化长廊，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灵魂，追寻天、地、人之间的秩序与融合。让我们用心灵去感知、去领悟引领人类跨文明时代门槛的信仰之光，曾经怎样照亮我们人类的精神家园？又将如何传承与延续下去？让我们一起去追寻文化与信仰的永恒魅力。可以这样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信仰传承文化的力量有多大，文化传承的生命力就有多强。在我们的现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俗信，包括节日俗信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究其原因，不是我们不过了，而是我们不信了。信仰问题才是根本问题，是民俗信仰动摇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脉。所以，在此呼吁全社会：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有人说，有一种文化叫信仰，有一种力量叫文化。的确，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文化指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明显标志，而信仰，是文化的活水源泉。二 宗教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文化和信仰现象，是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结晶。宗教对人类的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考察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一）宗教的起源宗教（源于拉丁文Religare），原意是“联系”，所以“宗教”的本义，是指人与神的一种关系，是人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盲目信仰和崇拜。中国古代典籍很早就对宗教现象进行探讨，如《易经》中有“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解释，认为圣人可以沟通人神，并以神道来教化百姓。古代民间属于多神信仰，人们除了虔诚地信奉日神、月神、山神、河神、天神、地神外，还信仰祖先神和大禹、女娲、关公等神格化的古代英雄和圣贤等。对于神的理解，中国人普遍认为“善而智者，死后为神”，所以，值得后世敬仰，并在内心奉行“祭神如神在”的宗旨，信仰十分虔诚。在西方，宗教的含义是人对神的信仰，相信神创造了人类和整个世界，并怀有“信我者得救”的信念。因此。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宗教与迷信不同。迷信指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和鬼神等；也指盲目的信仰和崇拜。迷信是反科学、非理性的一种盲目的行为，对社会和个人造成直接或间接危害。迷信在国家政策上特指算命、看相、看风水、巫婆神汉跳大神等，强调其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方面。所以，在政策、法律上，应区别对待宗教和迷信。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与迷信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因此，简单地用迷信说明宗教是不合适的，也容易引起争议和社会不稳定。宗教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从文化的视角看，无论从宗教的产生还是发展来看，宗教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信仰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宗教研究。虽然宗教起源甚早且历史悠久，但关于宗教的起源问题，依然没有统一的解释。不同的学者和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普列汉诺夫认为宗教是由原始的图腾崇拜演变而来，图腾是人类宗教的原始形态；弗洛伊德提出宗教的心理起源说，认为宗教是人类内心深处被压抑情感的意识转移的产物，归根结底是人类的一种心理现象；涂尔干认为宗教信仰源于人们的社会崇拜，神不过是社会的化身；丹尼尔·贝尔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的超越意识，以超越的形式将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死亡等转化为象征性符号，以各种仪式使之固定并加以流传；马克思主义从唯物世界观出发，认为宗教起源基于两个客观条件：一是早期人类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二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压迫。在人类之初，由于智力水平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处于物我不分的混沌世界。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智力水平的逐渐提高，原始先民逐渐能够把人类自我作为“类”与自然界和动物界区别开来，并逐渐萌生人类自我意识，他们对自身的本质及自身与自然界相互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只有这时，他们才有可能抽象出一个与“人类”相对立的“神”，并祈求神灵的赐福和庇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的宗教产生了。因此，宗教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宗教的产生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宗教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它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神灵，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我们知道，宗教产生于史前社会的后期，最初是做梦的现象引起了灵魂的观念，人们在梦中见到死去的亲属，并觉得自我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活动，由此推及其他自然事物，从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还无法控制自然力量，只能幻想以祈祷、祭献或巫术来影响主宰自然界的神灵，从而形成了最初形式的宗教仪式。阶级社会出现以后，阶级压迫给人们带来了较之自然灾害更加深重的痛苦。当人们不理解其社会根源时，便产生祸福命运由神操纵的观念。同时，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都竭力支持宗教，宣扬痛苦的原因是人们自己犯了罪，只有忍耐、顺从才能来世得福，借以麻痹民众的反抗和斗志。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各种不同政权形式的出现、交错和更替，便陆续出现了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宗教和信仰体系：由拜物教到多神教继而到一神教；由氏族图腾崇拜到民族神和民族宗教，最后又出现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可见宗教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各异，所以宗教的判断标准也并非唯一的。我们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宗教这个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科学判断和分析。（二）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文化的起源、本质、发展还是传播和交流看，宗教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与人类文化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结下了不解之缘。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但那些直接标志着人类文明成果的哲学、科学、文学、书法、绘画、音乐和雕刻建筑艺术等深深地打上宗教的印记，而且就连那些作为各个时代上层建筑核心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道德规范等，也深受宗教的制约；至于宗教对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社会心理、文化特征的影响就更是无处不在了。以中国学术思想为例。儒家学说作为我国传统学术思想，一直是为世人瞩目的显学和主流学派。而儒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伦理哲学，其核心思想是“孝”。“孝”既包括对活着的父母长辈的尊敬与奉养，也包括对已故先人乃至祖宗的孝敬和祭祀。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祖先崇拜的继续和发扬，而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则是其在制度文化上的现实体现。如果对中国古代宗教中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缺乏最起码的了解，那就很难较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以“孝”为基础的儒家伦理哲学及其思想。中国古代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是多神崇拜与信仰的国度，所以，中国的宗教文化异彩纷呈，祖先崇拜与信仰、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共同构成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想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宗教与宗教文化。中国古代为多神信仰，宗教文化内容极为丰富，从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天帝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到后世流传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属于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范畴。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化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古代宗教的影响，与中国古代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非常有必要了解中国传统宗教。另外，随着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外来宗教也传入中国，并且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传统宗教既包括本土宗教，也包括对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已经中国化了的外来宗教，如佛教等。（三）影响中国文化的世界宗教在当今世界众多的宗教中，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传播遍及世界各地，是被公认的世界性宗教，这三大宗教对中国文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最多的宗教。基督教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其创始人为耶稣。罗马奴隶制帝国的残暴统治导致社会极其黑暗，基督教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真实写照。基督教产生初期，遭到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直到公元313年才被承认，并于391年定为国教。1054年，基督教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而分裂，西部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称为罗马公教，即天主教；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称为正教，即东正教。16世纪，西部教会在马丁·路德和托马斯·闵采尔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宗教改革，产生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些新教派，总称为新教（我国习惯称其为耶稣教或基督教）。由此，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遂成为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基督教的教义比较复杂，各教派强调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都以《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为基本经典。佛教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又称为佛陀或释迦牟尼。佛教教派林立，主要可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寻求自我的解脱，主要修行“三学”（戒、定、慧）；大乘佛教徒不仅要求自身解脱，还要普度众生，主要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佛教外传，以小乘为主流者则传播于东南亚一带，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称为南传佛教；大乘佛教则经中亚传至中国、韩国、日本，称为北传佛教。南传佛教保存了较为浓厚的原始佛教色彩；北传佛教则多与传承地固有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伊斯兰教，原意为“顺从”、“和平”，又译作伊斯俩目，指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Muslim，意为“顺从者”，与伊斯兰“Islam”是同一个词根）。伊斯兰教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的古莱氏部族人穆罕默德所复兴。公元7世纪至17世纪，在伊斯兰的名义下，曾经建立了倭马亚、阿拔斯、法蒂玛、印度德里苏丹国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封建王朝。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沧桑，这些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都已成了历史陈迹，但是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兰”却始终没有陨落。起初，伊斯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宗教，接着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精神源泉，然后又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发展着，乃至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世界的国家遍布亚、非两个大洲，总体算来大约有50个。此外，在各大洲很多国家都生活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民（穆斯林）。这些国家既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如英、美、俄、法、德等国，也包括中国。（四）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按照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而宗教则主张有神论，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宗教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了解这些规律的基础，并将这些规律应用到宗教政策中，才能解决好宗教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政策的原则是：宗教是私人生活中的自我选择，不能简单通过行政手段取消宗教。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也有自由不承认任何宗教。社会主义政党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无神论宣传，不仅要坚持自己世界观的纯洁性，还要逐步提高公民对宗教的科学认识，明确宗教存在的根源。无神论宣传要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不能伤害宗教界人士的情感和利益。为此，我国的宗教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和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反对利用宗教进行违法活动，反对外国的宗教干涉和控制。三 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源泉本书是我多些年来关于文化问题，特别是文化与信仰问题的一些思考。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传统文化氛围中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考察一下自己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和传统信仰文化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影响和启示，我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文化的视角看，虽然我们享受着现代科技和现代文明成果，但对于深受其影响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的宗教文化，恐怕还缺少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在一些人的心中，一提起宗教，就会想到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甚至以反对迷信为名义，盲目拒绝一切宗教和其中包含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智慧，这都有失偏颇。因此，我们只有分清宗教与迷信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文化与信仰的关系，用历史和现实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才能不受迷信和种种偏见的羁绊，真正从传统信仰文化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正像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一样，成为滋润我们现代人心灵和生命的活水源泉。总之，宗教文化是多元文化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尽管不必是宗教信仰者，但一定要对宗教有所了解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近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保证在社会生活和实际工作中避免因误解和无知对一个民族或宗教构成不必要的伤害。为此，我将多年教学、研究的实践经验与思考进行总结，撰写了这本专著。为了反映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真实面貌，揭示宗教文化的发展规律，力求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本书语言通俗，可读性强，适合各类大中专院校师生作为教材和参考书目，也可供广大文史爱好者、公务员等社会各界人士阅读。但由于中国宗教文化的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其中问题也很复杂，再加上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专家、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有关修改意见，请及时提出反馈意见（mafuzhen@126.com），以利于以后修订补正，在此深表致谢！本书自2006年9月开始写作，2008年元月完成初稿，2012年，本书在河南省政治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下，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立项并进入出版程序，2014年终于可以出版。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借鉴了不少前人宝贵的研究成果，我的家人、师长、朋友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此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2008—2014年国家宗教局两次组织专家审核稿件，并提出宝贵意见，本书的出版也与国家宗教局诸位专家的支持分不开，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马福贞2014年于河南开封

简介： 陈建华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出现很大的变动，特征之一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学科界限开始变得松动起来。记得2005年我参加了华东师大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中心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研讨会，会上提出重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加强文献学、版本学的专业训练，也有人认为与古典文学研究比较，现代文学研究显出这方面的欠缺。去年我在苏州大学举办的“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研究”的研讨会上，也提出通俗文学研究要重视文献学与版本目录学的基础建设。这些仅仅就我自己所接触到的现象而言。说实在，人文学科即使不涉及历史研究，哪怕是研究理论的，若要有所创新，必须充分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当然属于文献学的要求，这乃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属于必须遵循的规范。在现代文学研究或通俗文学研究方面加强文献学、版本学，乃是针对学科的某种现状，或针对某种成见、乃至偏见。我自己有过一次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哈佛，一位朋友听说我在做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就面露可惜，他觉得我应该继续研究古典文学，从事现代文学好像掉了架。当然这是个笑话，但想想也不是个笑话，这种成见到现在大约还是存在的。对于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大家谈得不少了。当初听到林毓生关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说法，不由得心头一惊。有的说五四新文学与“文以载道”有一脉相承之处，有的说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是儒家转世，这些已是说得疲了。我印象里比较深的是曾经读到郑敏先生的一篇反思五四白话运动的文章，她认为造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断裂，激进主义与二元思维难辞其咎，特别提到当初胡适说白话是“活文字”，文言是“死文字”，跟红卫兵没什么两样。当然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近时的研究热点。约半个世纪前，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指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征，例举了《赤壁赋》及《浮生六记》等说明与古典文学的渊源关系。后来夏志清有一篇谈徐枕亚《玉梨魂》的精彩文章，说这部满是丽语绮藻，甚至运用六朝骈体的小说传承了自李商隐到《红楼梦》的“伤感—艳情”传统。最近王德威提出“抒情传统”，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更有一番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文学现代性”理论及方法问题的考量。虽然他们谈的是徐枕亚、沈从文，其实是照亮了“鸳鸯蝴蝶派”和“京派”的一大批作家。我们也可看到近些年来，做旧体诗形成某种潮流，不光年纪大的，也有不少青年热衷于此。有些写新诗的找个山明水秀之处仿效古人“修禊”的美举也时有所闻，这与其说由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产生的焦虑，毋宁是全球化价值流通打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阂所致。不过，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我想那是章培恒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倡“古今贯通”，旨在打通学科之间的“鸿沟”、体现文化整体研究的观念。其后他身体力行，在复旦大学古籍所建立了“古今演变”的博士点，而陈文辉的这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路》就是他与谈蓓芳教授合作指导的成果之一。2011年10月我有幸被邀请作外审，读了文辉的稿子我写了以下的意见:这是一篇优秀论文。资料全面而翔实，分析细腻丰富，富于创见，为古今贯通的学科做出建设性贡献。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近二三十年来对他的研究成为热点，为学者深感困惑与兴趣的，是传统文学与文化在他的文学思想、政治及文化立场当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在周作人身上传统的渊源与影响深而广，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多专注于某方面的探讨而难以窥其全豹，而陈文辉这篇论文是最为全面深入的，更值得赞赏的是在处理巨量资料的过程中，陈文辉把周作人置于传统与现代、政治与美学、文学与文化之间冲荡与交汇的具体脉络中，清晰而多层次地揭示他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对于深入理解周作人及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带来启示。具体来说该论文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资料详实。如论文《附录》所示，对于周作人所接触的传统典籍作了几近全面的清点，且将周的文本放到具体写作语境中加以诠释。论文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以此为基础，这方面发挥了古典文献学训练优势。二、分析细密。周作人的复杂性在于他的思想并非呈现一种直线运动。在他的人生各阶段经常是互相渗透，呈现迂回纠缠的态势，传统在其中起了中介作用。陈文辉的论文以“儒家为体，杂览为用”作为主要线索，在中外、古今、正宗与非正宗、儒家经典与诸子百家、经史与野史笔记之间的“位置交换”来体现周氏思想演变的复杂态势。特别是第四、第五章论述周作人的传统资源从晚明“性灵”到清代“理趣”的转变，更从“王充—李贽—俞正燮”的谱系来说明周氏自敌伪时期的文化选择，是富于创见、令人信服的。三、理论角度。论文摒弃了现代文学研究中流行的“国族想象”或“感时忧国”的诠释模式，而以周的“个人主义”的形成与演变作为主线，对于“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取向具有开拓意义。四、地域视角。这也是这篇论文的亮点之一，如从周的《越中游览记录》发现其推崇晚明小品文的发端，或从大量斋号室名揭示周的家族情结等，皆具新鲜感。另外我提了几条意见，就不必写在这里了。现在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已是考虑并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比原稿更为完善自不待言。我当时是匆匆读过，现在可看得仔细些，虽然谈不上周作人研究的专家，但益发相信这本书不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重要面向，而且如论及新文学运动之源起的章节对于治现代文学的也不可不读。读罢全稿，不免感慨系之。周氏兄弟为留日一派，同是章门弟子，浸润于革命与复古思潮，也崇尚个人与趣味，其后两人投入“文学革命”，要说加盟于《新青年》，周作人与复古意识决裂，要比鲁迅先进一步。到《语丝》时期，尽管兄弟失和，文学上尚属同一营垒。大革命起，两人分道扬镳。鲁迅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投入革命洪流。他是条硬汉，讲“革命文学”，骨子里仍讲趣味，帮他的胡风，也是硬汉，顶“四条汉子”。鲁迅早逝，跟他的后来受罪，他当然管不得了。周作人不然。他诅咒“革命”与“群众”，谴责南方“清党”，而在北京挂上青天白日旗之后，出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实际上还是拜北伐革命所赐。他心心念念“个人”与“自由”，在“苦雨斋”中熬他的小品老药汤，把文人之“苦”现代美学化，可谓炉火纯青，其情亦可哀也已。然而到日本人来了，又出任这个那个的，仍不免有所依附。文学与个人在现代中国的遭遇，周氏兄弟可说是一面镜子。有趣的是三十年代之后周作人自视为李卓吾同道，其实与李卓吾怎么比?皇帝要放他出狱，给他自由，他不要，在狱中了断自己，为个人赢得尊严。周作人是一味的软，所谓只欠一死，这么说太毒。如他自言，之所以不愿南下，主要是家眷牵累，一家人都靠他，包括他母亲和鲁迅的妻子。因此他对鲁迅和许广平颇有微词，认为鲁迅没有尽到儿子和丈夫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周作人的家庭本位是非常传统的。他称赞李卓吾，限于同情女性的方面，一半是，一半不是。李卓吾脱离官场后不回老家，只身在湖北坐而论“异端”之道，个人得相当彻底。我对周作人印象不太好，与他跟“鸳鸯蝴蝶派”的一段公案有关。1918—1919年间他和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唱双簧，指斥“黑幕”小说，也攻击到徐枕亚的《玉梨魂》，说这部小说是“鸳鸯蝴蝶派”。殊不料这顶帽子后来被不断加码，到1960年代的新文学史里成为“反五四逆流”的恶谥，涵盖了所有民国“旧派”文学。且不说其糟糕的影响，可注意的是他们都把《玉梨魂》与袁世凯的复古尊孔挂起钩来。钱说:“到了民国成立，反来提倡复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国民不但不反抗，还要来推波助澜，我真不解彼等是何居心。”周作人说:“到了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作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地流行。”这么说不合事实。《玉梨魂》于1912年连载于《民权报》上，次年出版单行本，风靡一时。其时袁世凯的“复古”企图尚不明显，而办《民权报》的大多是支持反清革命的南社成员，天天骂袁世凯，被袁视作眼中钉。《民权报》1914年被迫停刊，而徐枕亚是该报记者之一。《玉梨魂》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一，章培恒、夏志清等先生在思想艺术上对它作了高度评价。回到当时脉络里，周、钱不分青红皂白同声指斥《玉梨魂》，急急乎表明自己站到新文学白话的立场，两人本来属于章门“复古”营垒，因此大有反戈一击的意味。实际上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运动，写的文章都是文言，到次年该刊方明确使用白话。同样周作人在1917年6月仍用文言翻译了苏罗古勃的短篇小说《未生者之爱》和一组寓言，准备收入重刊的《域外小说集》里。这部小说集原先是他与鲁迅一起在日本翻译编辑的，语言上古色古香，完全是章太炎的语言国粹论的产物。虽然袁世凯已死，但照钱玄同的说法，对于“复古”仍在“推波助澜”，所谓“是何居心”的责问也适用于《新青年》和他们自己头上。周作人把《玉梨魂》等看作“国粹的小说”，这一点倒是对的，须联系到十余年前由黄节等人创办的《国粹学报》，领军人物是章太炎。黄节等本属南社，《国粹学报》直接影响到南社成员的文学创作。《玉梨魂》以古典诗学、甚至以骈文来写小说，这一“国粹”小说，可说是集抒情传统之大成，是一个“纯文学”样本，从而使小说占了现代文学的龙头地位。从思想源流来说，《玉梨魂》和周作人信奉过的“复古的革命”其实是殊源而同归，在三十年代还撰文表彰黄节和《国粹学报》;但他攻击《玉梨魂》，可能对于徐枕亚的反袁背景并不清楚，但关键还在于它的“艳情”，含有对所谓“鸳鸯蝴蝶派”，实际上对上海新兴的都市“通俗”文学的敌视。对“艳情”的排斥见诸1915年梁启超的《告小说家》一文中，即针对上海的文学市场，严厉指斥“艳情”和“侦探”这两类小说，斥之为“诲淫”和“诲盗”。周作人分享了这一卫道的焦虑，也包含趣味上对于“才子派”文学的排斥，这方面周氏兄弟是一致的。如刘半农表示了对于晚明“性灵派”及袁枚的欣赏，遭到《新青年》同仁的批评。鲁迅后来回忆说:“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不容易给我们骂掉了。”属于个人趣味或成见尚不打紧，从鲁迅的话看出在《新青年》内部形成某种雅俗分界的共识。钱玄同说金圣叹“用肉麻的思想去批《西厢记》，满纸‘胡说八道’”，也正是这个意思。这颇如李渔的小说《合影楼》里所描写的，好似“风流才子”与“道学先生”的对立，即一种在清初形成的反对晚明浪漫之风的思想形态。事实上新文学运动在“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下，高等教育的文化资本与国家权力共谋，已显出排斥“通俗”文学的倾向。1915年7月民国政府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因袭了前清皇朝对戏曲小说加以取缔、禁毁的政策，其时袁世凯仍在当政，应当属于袁氏限制言论自由的政策部分。同年9月鲁迅担任该会小说股主任。在他主持下研究会确定了对现有出版小说的审查标准，所有小说被分成八类，每类分上中下三种。在1916—1917年受审查的书刊达六百余种，将《游戏杂志》、《香艳杂志》、《眉语》等杂志列为下等，最后遭停刊的是《眉语》，理由是“状态猥亵，意旨荒谬，几不知尊重人格为何事”等。别的不说，《眉语》的主编高剑华与几位编辑都是女性，单这一点在现代文学史上即有重要意义。如果以停刊理由的眼光来看已出版的十八期《眉语》，该杂志以“艳情”小说为主，以裸体女郎作为封面，常刊登中外爱情图片，男女姿态和表情较为亲昵。另外有时发表高剑华和她丈夫许啸天之间的情书之类，有些肉麻示爱的表达，其实在宣扬一夫一妻的爱情观，比《浮生六记》中“闺房记乐”进一步开拓了私文学领域。同样的，1918年秋通俗教育研究会发表了《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接着周作人和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攻击“黑幕”小说的文章，也是在密切配合官方对上海通俗文学市场的干涉。这里道及有关周作人的这段故实，是在阅读陈文辉这本书时所产生的一点感想。想说明的是民国时期不同文学流派在印刷资本主义机制中处于互相竞争的状态，关注新文学方面与通俗文学的关系，能对文学场域作较为整体的考察，涉及南北地缘文化、阶级、性别等话题，也可进一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谓“新”、“旧”的问题，那么周作人尤具典型。如果把这位“老新党”与包天笑、周瘦鹃作些比较，孰新孰旧，会很有趣，大约可以破除一点概念的迷思。文辉这本书清晰而细致地勾画了周作人与小品文的身份认同几经曲折，实际上是以晚明文学作为批评的标尺，在分析被认为代表新文学运动“思想革命”的《人的文学》一文时指出:“最终落实对人性的解放时，还是需要对人的欲望的克制，由此可见，周作人在《人的文学》观念模糊中的温和态度，实质是一种保守性。”又如谈到1925年的《国语文学谈》时认为“有让士大夫统系的文学取代通俗文学统系在文学史的主导地位的趋势”。这些都能一针见血，因此说周作人后来的“由明文到清文”思想退步也是顺理成章。2008年底，章先生要我以七十年代的新诗发展为题，给复旦古籍所作讲座，另外为博士生做点指导，由是认识了文辉。他思想活泼，虚心敏学，志向高远，跟我讲起他求学过程的一番曲折，想起自己的过去，颇有心通处。后来又见他，却在2011年6月哀风凄雨痛悼章师之时。那几天我在复旦，文辉告我他组织了一个烛光晚会，于是晚上我去了光华楼，有感于动人的一幕，写了一首散文诗。几天之后我已回到香港，接到文辉的邮件说，他在为复旦校刊编一个纪念专辑，我把这首诗传了给他，刊登在那个专辑上，此即《烛光悼章师有感》:难忘的一幕，神圣而温馨。夜色里，每人怀里揣着一朵烛光，三三两两走下石阶，围成一颗心，映照出你，生命中永恒的一刻，幽雅而慈祥。不知是谁的创意，把烛光放入塑料纸杯里，顶住了风。他们听过你的文学史课，文学史里没有塑料纸杯。你的人性之光点燃，在平凡里创造奇迹。桃李满墙的校园，有过这样的烛光。但不曾有学生来一瓶酒，把你当作酒友。这样的烛光以后还会有，但只有你，与酒的传奇、悲剧的精神同在。见我踯躅于一旁，老师招呼我过去，笑问:你手中捧着的是什么?我看看手中，自以为捧着他的光环，此刻已经化成片片鸟翼，消失在夜空里。来，和大家喝一杯。让我们举杯，为未来干杯!老师显得那么年轻，我摸摸自己的小胡子，好不容易养起来的，也消失了。“把你当酒友”指的是文辉。就像他在本书《后记》里说的，他在章师面前不拘形迹，而心灵感通。此书定稿后，文辉请序于我，虽然我觉得古籍所的谈蓓芳等几位老师为这部论文倾注了不少心血，由他们来写序是更为合适的。既然文辉不拘常理，我也不得不应承了。是为序。2014年3月22日(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誉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

简介： 本书综合运用了民族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研究方法，以湖南侗族为主要研究对象，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湖南侗族地区新媒体发展现状，探讨了新媒体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关系，总结了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方式与特点，归纳了新媒体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机制和特点，为了解和掌握新媒体时代湖南侗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提供了依据，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这对于正确认识媒介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现代化、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也为传媒与文化研究开拓了新思路，为民族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本书可供传媒与社会文化研究者，高等院校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学习者，以及政府的政策研究、新闻宣传、民族事务管理工作者参考阅读。

简介： 基于农业文明与农耕文化孕育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不仅在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中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当今中国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中也具有诸多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在加快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背景下，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当下价值，积极推进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无疑是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和促进广大农村跨越式发展的有实效路径之一。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弘扬其价值观的现实意义，以关中地区为例，在实际调研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以“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为例，分析了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价值和当下价值。在此基础上，不仅分析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的基本现状，而且分析了中华优秀孝文化、宗族文化和民间信仰在当今农村的传承状况及其影响力。在分析中华优秀孝文化、宗族文化和民间信仰价值观及其正、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分析了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价值与作用。

简介： 孝庄皇后姓博尔济吉特，名布木布泰，1613年3月28日出生在科尔沁蒙古部落中段、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属科尔沁左翼中旗、辽河之滨的蒙古贵族世家。1625年2月，年仅13岁（虚岁，下同）的布木布泰嫁给后金汗努尔哈赤第八子、四贝勒皇太极。1626年8月11日，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即汗位，布木布泰被封为西宫福晋。1636年4月，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被封为西宫永福宫侧福晋庄妃。随着其子福临、其孙玄烨相继即帝位，她先后被尊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1688年1月27日病逝，享年75岁。尊谥为“孝庄仁宣诚献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简称孝庄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是我国古代一位贤良卓识、才华出众、功垂青史的杰出女政治家。她在民族矛盾及满洲贵族内部斗争都十分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先后拥立两位小皇帝（六岁的儿子福临、八岁的孙儿玄烨）登基，继承皇位；协助三朝（天聪——崇德、顺治、康熙）皇帝理朝纲，在奠定和发展大清江山的恢弘伟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她没有政治头衔，也不“垂帘听政”；只以一位妻子（妃）、母亲（皇太后）、祖母（太皇太后）的自然身份，在幕后默默地奉献心血、智慧和才能。她所做的一切贡献，全部归功于丈夫和儿、孙。已见到有关孝庄文皇后其人的诗词、演义、逸事、秘史等，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早期作品，多用虚构、夸张的手法写孝庄文皇后，脱离基本历史真实，完全扭曲了人物形象。史学作品中，对孝庄文皇后历史上的个别问题有分歧，如孝庄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大家观点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讨论。本书是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邀，在《辅佐大清三代帝君的幕后女人孝庄皇后》一书基础上压缩、改写而成，并核对、订正、补充了某些史实。力争以简明、通俗、真实的孝庄文皇后传记奉献给广大读者。年近八旬，精力不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读者和各界朋友不吝赐教。

简介： 纪晓岚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他在正史里受推崇，在野史里也风光；他荣登高位，且文传后世；他学术渊传，又诙谐多智；他是皇帝身边的宠臣，又是百姓心中的偶像。如此诸多不同的性格集于一身，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可是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里，这位历史人物好像被遗忘了似的，沉默了一个时期。当世纪之交，纪晓岚忽然在书刊里和荧屏上频频露面的时候，人们感觉到些许陌生，些许新奇。他那多彩的性格让人们眼花缭乱。但是种种随心所欲的戏说、演绎，把这个人物弄得扑朔迷离，真假莫辨。于是很多人想知道，历史上的纪晓岚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事实上，纪晓岚是清朝乾嘉时期纲纪群书，统领学界的大学者，是立身醇谨的清廉朝臣，是乾隆盛世的创建者、既得利益者和大力维护者。他创作的诗赋作品和他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体现了一种盛世文化的精神。他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不但文笔精练，也别具丰富的思想内涵。纪晓岚（1724—1805年），名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又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人称茶星、纪河间，卒谥文达，故又称纪文达公。其字晓岚，最为世人所熟知。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十五日，生于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庄。卒于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二岁。卒后魂归故里，葬于崔庄南六里之北村。按新的行政区划，他的出生地和墓葬地如今都属河北省沧州市的沧县。纪氏的曾祖辈在明末动乱时期，曾深受清军掳掠之害。清军入主中原，书香门第的纪氏家族顺应历史潮流，走上为新朝廷服务的道路。满族以强劲的武力征服了中原，而中原悠久的文化又逐渐同化了满族。满族统治者遵循中华传统儒学，建立起新的统治体系，结束了明朝末年的混乱局面，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追求秩序和稳定正是儒学的要旨。纪晓岚认为：“明季之乱，极矣。圣朝（即指清朝——笔者注）荡涤洪炉，拯民水火。”（《如是我闻》卷二“族祖黄图公言”）纪晓岚登科入仕。他与乾隆皇帝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契合。纪晓岚可以在悠长深远的儒学里酣畅地遨游，皇帝则可以用他这样的文学侍从来标榜文治。这种契合促成了千古文化伟业《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全书》在乾隆帝主持下开编。纪晓岚作为总纂官，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生死书丛。《四库全书》包罗宏富，浩瀚广博，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总汇，它的编成为乾隆朝显赫的武功文治增加了一大亮点。纪晓岚主撰《四库全书总目》，对一万余种图书作了介绍和评论，“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决奥提纲，溯源彻委”（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撰定《四库总目》，使纪晓岚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显示，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以至文化史上至高无上的学者地位。毋庸讳言，编纂《四库全书》同时也具有负面效应。例如，朝廷利用编书之机，查禁、销毁了一大批所谓“悖逆、违碍”的书籍，并对一些书中的文字进行了抽挖、删除和篡改。不过，那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惯用的伎俩。乾隆皇帝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毁书之责，是不能都算到纪晓岚身上的。由于纪晓岚对《四库全书》出力最大，也得益最多；殊被恩荣，屡得升迁。他由翰苑跻身内阁，两署兵府，三典南宫，五掌乌台。晚年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备受荣崇。作为内廷词人，纪晓岚常以诗赋来为皇帝歌功颂德，颇有以才媚上之嫌，但他也为盛世时代摇旗呐喊，有些诗篇写得格调高雅，大气磅礴。他申明“诗本性情者也，人生而有志，志发而为言，言出而成歌咏，协乎声律。其大者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次亦足抒愤写怀。举日星河岳、草秀珍舒、鸟啼花放，有触乎情，即可以宕其性灵”（《冰瓯草序》）。纪晓岚不愧是盛世的名臣，在他遭受人生挫折，被贬谪戍期间，仍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满腔热情地赞美祖国边疆的壮丽风光和繁荣景象，细致入微地描述边疆人民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从而颂扬朝廷平定新疆实现祖国统一的繁盛局面。他在赦还归途中写的那组《乌鲁木齐杂诗》，并无郁轖愁苦之音，而有舂容浑脱之趣。成为记录清朝盛期开发新疆的历史画卷。纪晓岚精熟中国文化精神，了解世事民情，又谙悉官场内幕。他到晚年已经看出盛世掩盖下的种种危机，对民族社稷的命运产生难以吐露的复杂感受，在校勘《四库全书》之暇，以忧国忧民的苦心孤诣，用随笔体著述了《阅微草堂笔记》，托狐鬼以抒己见，借诙谐而言世事，在记述地方风情、典章古物、医巫星占、趣闻轶事以及狐精鬼怪的故事中，把劝诫之言、箴规之意寄寓其中。他在乾隆年间法纪最严的时代，敢于指责社会上的某些弊端，完全是出于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一种责任感和良知。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容易被人敬畏和尊重，却不易为人喜爱，而纪晓岚这样一位高居庙堂的两朝枢要，博通古今的学界宗师，却有着纯真可亲的平民性格和丰富多彩的情感趣味。他不摆官架子，没有富贵气，更没有文人的迂腐。他曾在一个等子盒上刻有“未能免俗”的铭言，在为陆锡熊遗像题诗中承认：“羡君雅调清到骨，笑我俗病医难全。”纪晓岚所说的“俗”，实际上是一种纯朴平实的处世态度。他出身乡闾，自幼聪明好学，性格活泼机智，又特别调皮淘气。他常和大人接口对句，并敢戏弄塾师。入仕前后，他年轻气盛，以飞扬的才气驰骋士林，诗文唱和从不欲落人之后。他还常以滑稽戏谑游戏宦场，有时用刻薄的语言侮慢同伴。他的同学陆青来说：“晓岚易喜易怒，其浅处在此，其真处亦在此也。”经历西戍的挫折之后，纪晓岚的性格变得深沉冷静，不再逞强好胜，但仍保持诙谐乐观的本性。在编纂《四库全书》的紧张气氛中，他还用滑稽风趣的诗联来调节气氛。正是这种纯真的性格，平民化的情趣，使他不但受到士林的尊重，也得到百姓的喜爱。他身后赞誉颇多，人气一直居高不下，从他辞世至今，二百多年来戏说不断。清人笔记和民国初期的一些书籍里记有大量有关纪晓岚的逸闻趣事，民间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生动传说、佳话。由于纪晓岚雅俗兼备，历来文人墨客或民间百姓，常有人把自己的意志编成美丽的故事附会在这位古人身上，以致纪晓岚的形象在口头传说和文学创作中被异化，使他的面貌显得有些扑朔迷离，捉摸不定。纪晓岚去世二百余年后，中国历史又重现盛世局面。人们回观历史，发现这颗盛世的文化之星，仍在历史的苍穹熠熠生辉。纪晓岚身上所体现的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安定，永葆积极乐观，推动文化繁荣的盛世文化精神，在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中，仍有借鉴作用。总之，纪晓岚是一位应当肯定，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有鉴于此，笔者参考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今人的有关著述，把主人公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从他的故里文脉，家族源流，社会环境以及生平履迹，诗文内涵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梳理出他政治立场、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本书不敢夸耀文采，但下笔有据，唯求实事，以期基本符合历史本来面貌，努力将一个真实的全面的纪晓岚展现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