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罪”是福音书的第一课题，“人性本善”是儒家的基本信念。明清间天主教的东传，使东西方人论相遇并发生了激烈论辩，时至今日，“罪”仍是横亘在国人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巨大门槛。本书通过对比研究《七克》和《人谱》，从天人之际和道德修养两个层面，阐明了“罪”与“过”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侧重，消解了人们以往对“罪”的误解。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会通了耶儒克罪灵修与改过工夫，可以为当今国人的灵性操练和道德修养提供宝贵借鉴。

简介：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有着数千年延绵不绝的文明史的国度。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悠久的思想文化传统，面对这种传统的思想文化，我们后人当然有责任要予以继承和发扬。然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传统的思想文化、应该研究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哪些东西？我认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现代人的生活和思考，是为现时代以及未来人们寻求一种更合理、更有意义的生活服务的。因此，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要着重研究传统思想文化中所具有的那些恒久生命力和普遍性价值，那些蕴涵了可以成为回应现时代重大问题及重建当代思想文化的丰富可贵的精神资源，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应予以借鉴依凭的一个特有的民族性基础。具体而言，就是既要研究传统思想文化中固有的价值和精华，特别是其对于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所具有的那些作用和意义，包括通过对传统经典的现代阐释和运用，揭示出传统思想文化中所蕴涵的现代性要素及其意义，蕴涵的那些可以转化为推进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丰厚“软实力”，又要研究传统思想文化现代化或作用于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途径、方法问题，研究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

简介： 本书站在思想史的角度，以专题的形式，对中国哲学大视野下的佛学经典、儒道专著、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全书具体内容，始于纯粹印度哲学式的佛学解读；经于中国哲学家扬弃佛典思想，构建自身哲学体系；终于佛学现代性的考察。通过暗合的历史线索，即人物与典籍，及明确的哲学分析，即命题与观念，本书试图以对佛学的融会贯通之一例，展示中国哲学包容和会通的理论特质，以及面向时代当下化的精神取向。

简介： 嘉道时期是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社会大变动的前夜。包世臣一生跨越乾嘉道咸诸朝，仕途坎坷，长期辗转于江淮之间，为地方大员做幕僚，是清代嘉道年间颇富盛名的经世派士子。本书以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为对象进行研究，旨在以微观实证考察社会文化变迁；从包世臣人生经历、学术思想等入手，聚焦其实政思想、经世实践及其历史影响，并与其同时代经世派巨子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进行比较研究，以历史演进的纵、横坐标为参照，为包世臣经世思想寻找历史定位，以此揭示近代转型前夜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艰难历程。

简介： 本书以《孔子家语》的真伪公案及其思想内容为主要研讨课题，首先梳理《孔子家语》的形成及传衍情况，其次以历史与逻辑、文献学与思想史、传世文献与考古新发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兼重义理与考据，从《孔子家语》与传世文献、新出土文献的对勘中，对《孔子家语》的自然观、道德修养论、社会政治观等思想内容进行较为系统的研讨，从而确证《孔子家语》是一部渊源有自的儒家古籍，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或有加工润色，但其主体部分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它在孔子及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简介： 《孔丛子》特殊的成书过程，决定了它与先秦两汉子书存在大量的材料雷同。但细致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孔丛子》的编纂者对材料采用了两种处理方式：直接援引先秦“旧文献以反映当时的学术思想、间接引用并改造“旧材料”以适用于汉代学术需要。前者是继承先秦子书学术思想，学习“旧传统”优秀元素的过程；后者是将先秦诸子思想转化为符合秦汉诸子学术需要的新材料，并重新编纂、整理出来以创造“新传统”的过程。“言古”与“合今”、“述远”与“考近”，不仅是秦汉诸子著书立说的“学术原则”，也是他们为后世创造的一种“学术传统”。

简介： 张宝明在中国古代，经学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已经走出经学时代的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而《春秋》在经学中更是居于核心的地位，它向来被看成孔子微言大义的寄托。中国文化自古就重视历史经验的记录和总结，生当春秋末世的孔子自觉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但在过去，修史一直是政府的事，孔子以匹夫而修史实属僭越。所以孔子要说：“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不过，孔子的修史却不同于前人，孔子在修史的过程中寄托了很多的深意。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之矣！”这两段话虽说出自孟子的记录，但却是历代儒生所深信不疑的。近代以来，学者纷纷有撰文论证《春秋》非孔子所作。其实，《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并不重要，关键是历代儒生都相信那就是孔子所作。司马迁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在儒生看起来，孔子所修的《春秋》并非记录了已然的历史，而是记录了应然的历史。也正由于此，在儒生的眼中，《春秋》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其他任何经典所无法取代的。据孟子说在孔子修成《春秋》之后就立即收到了“乱臣贼子惧”的效果。以我们今天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春秋》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仅以经学即将衰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为例，《春秋》无疑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最为显著的一部儒家典籍。常州学派兴起以后，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开始复兴。至清末就发展到顶峰，成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的《春秋》学继承了汉代《春秋》学的基本精神，大张三世之说，认为孔子在修《春秋》时把242年划分为三个阶段：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而且于所传闻世见据乱，于所闻世见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康有为认为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达到太平世，所以还不能施行共和，而只能进行立宪。为了张大《公羊》，他还极力攻击《左传》，说《左传》是西汉末年刘歆割裂《国语》而伪造的，刘歆作伪的目的在帮助王莽篡逆。他认为自己是发千古前人所未发。而章太炎力主革命，所以针对康有为的《春秋》学，章氏大力提倡《春秋》攘夷说提倡革命，并极力表彰《左传》而写出了《春秋左传读》一书。在经学时代终结以后，《春秋》的影响依然不可小觑。近代史学史上影响巨大的疑古思潮就与《春秋》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康有为为首的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典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康有为托古改制之说，更是对顾颉刚形成了很大的启迪。顾颉刚终身坚信《左传》系伪书。顾颉刚的重要发现是他的层累说。他的这一说法无疑很有启发意义。他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中多次表达了对《左传》的看法，他认为刘歆的《世经》中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是在为王莽的篡逆服务。由于《左传》中有可以证成刘歆《世经》的内容，所以他就进一步说《左传》是伪书，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的。他认为刘歆通过伪造《世经》和《左传》，成功地将汉家之德由土改成了火，这样就可以使王莽顺利地以土代火。他就这样将自己的层累说与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说捆绑了在一起，为了维护层累说他不得不坚持刘歆造伪说，直到他晚年也没有改变。于是关于《左传》的真伪，就成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很多重量级的学者都陷入其中未能自拔。甚至在抗战中，著名学者杨树达还曾写出过《春秋大义述》一书，充分发挥《春秋》尊王、攘夷、复仇、大一统等观点，来宣传抗战，鼓舞士气。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春秋》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但是，在已经走出经学时代的今天，还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吗？答案是肯定的。史学就要承担起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作用。那么今人的研究和前人有何不同呢？不同于前人经学式的研究，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研究是经学史的研究。经学的研究，是信仰者的研究，其目的是论证其中的微言大义。而经学史的研究，是批判者的研究，其目的是发现经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吴涛博士的《“术”、“学”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学》就是这样一部经学史的著作。吴博士以其导师朱维铮教授“术”、“学”两分理论为指导，对西汉《春秋》学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将西汉《春秋》学的进程与西汉的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就西汉《春秋》学的事实而言，前人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在汉武帝时期《春秋公羊传》被立于学官，而后汉宣帝时期试图扶持《春秋谷梁传》，汉哀帝时又在刘歆的倡导下试图扶持《春秋左氏传》。就这一史实，似乎争论不大。吴涛的问题意识在于“为什么”，在于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他首先注意到了《公羊传》在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汉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接着揭示出《公羊》学的王道立场和汉家王朝霸道政治之间的矛盾，于是“革命”与“不准革命”也就成了西汉中后期《春秋》学史的主旋律。通过这样的研究，使我们对西汉《春秋》学的认识豁然开朗。著名大学问家严复说过：“持果求因，是为科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吴涛博士论文“为什么”背后的问题意识为当下学术研究提供的意义存照。可以看出吴涛的研究跳出了既往经学纷争的臼窠，没有把自己陷入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老路上去。把西汉《春秋》三传的升降沉浮还原到西汉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做到了“论从史出”。帝制时代的中国，学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它的发展更是与具体时代的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经学史研究，几乎都写成了学术史。经学是特殊的学术，这就决定了经学史并不能等同于学术史。通过吴涛的研究，使我们发现推动西汉《春秋》学发展的主因就是政治对于学术的选择。政治影响学术，似乎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但是，吴涛的研究并非在空发议论，而是将他的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据说当年孔子解释自己为何写《春秋》时曾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显然，吴涛的研究也是当得起“深切著明”这一评语的。吴涛师出名门。在当下学风日益骄嚣的时代，我看到这本博士论文尤为欣慰。我在和他不多的交谈中，常能感觉到他学术功底的扎实、经学知识积累的深厚。我常说：“名师出高徒，严师出高足。”吴涛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在复旦“博学”、“切问”学风的熏陶下，在朱维铮教授的严格培训下，吴博士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基。2007年来到我校后，很快就成为教学和科研骨干。当然，吴涛博士论文的出版只是他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开始，我相信，他在自己学术道路上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从“为学术而学术”的简短交流中，我更多地感受到了他的纯粹、淳厚和执著。在抛开势利、功利这样沉重的包袱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吴涛以“静水流深”的心态，学术一定能走得更远。

简介： 一 引言“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理念，虽至宋儒张载始正式提出，但先秦春秋轴心时代的各家各派，均无不托“天”以立说，事实上都展开了各种或隐或显的讨论，从而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一贯特有的思想言说发展方向。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即孔子“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天生德予”“天之将丧斯文也”等一类说法，显然已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视为宋儒相关学说的早期发端。稍后《郭店楚简》明确提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则更进一步深化了人的存在与终极超越的“天道”的内在关联。孟子一再强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也足以说明，由孔子而至孟子，不仅超越的价值的内在生命体验取向已愈加突出，而且“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也呼之欲出。无论就心性论或天道论而言，孟子都有不少创造性的阐释或发挥，尤其将“性”“命”“天”联系在一起而强调“立命”的重要，认为人的心性中已包含了万物之理，则可说他与孔子一前一后，都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要，但又都将人的存在的价值之源上溯至形上超越的“天”，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化即存在即超越的人文主义发展方向。无怪乎陆象山要大加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