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德国斯蒂芬·沃依格特教授所作的有关制度经济学的一本通俗读物，以教科书的形式撰写，每章之后包括一些尚待探讨的问题、总结和习题。全书面向广泛的读者群。作者在文中力求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从开阔的视角呈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有侧重地反映该学科的部分研究前沿。本书循序渐进，分为四部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给定制度的作用、制度发展的经济学解释以及经济政策影响。这种结构体现了德语国家国民经济学家的一般治学习惯：先理论，后政策。虽然全书包括了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但是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纳入了很多有关制度的演化经济学分析视角，也就是演化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中国读者可以从中吸收众多有关制度分析的知识，用于观察中国的制度变迁与绩效。

简介： 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指导全世界不同类型国家进行本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和方法依据，提供了一套标准的概念、原则和方法。不同国家根据SNA2008中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下的生产账户、收入形成和使用账户、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等账户来对该国核算期内生产活动、收入形成和使用等活动的过程和流量进行核算，用以反映一国经济总体或机构部门整个核算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情况，为进行国别国民经济核算成果的比较提供了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但SNA2008并没有依据“全面生产观”指导各国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即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只要该活动符合经济生产的定义，就应该纳入到国民经济生产核算范围内予以核算并体现在GDP中。然而现实中的核算是将住户部门为自身最终消费所生产的家庭和个人服务排除在生产核算范围之外，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GDP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核算期内所有生产活动全貌的科学性，同时也不利于不同国家GDP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达程度、市场化水平存在差异，住户部门非SNA生产的规模及其占整个GDP的比例差异较大，若在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忽略对住户部门非SNA生产活动进行

简介：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重大的战略任务。知识资本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如何有效配置知识资本等创新要素，增强创新投入产出能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中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本书对开放经济下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宏观知识资本及其构成要素对不同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效应，分析微观知识资本及构成要素对不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的差异性，旨在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创新要素有效配置和创新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Galbrainth）在1969年首先提出“知识资本”概念，指出知识资本是与知识性活动有关的资本。在知识资本研究过程中，国际学者起初大多从微观视角出发研究企业知识资本投入产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瑞里茨（Griliches，1979，1980，1981，1998）是微观知识资本研究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他首先发表了美国企业创新活动报告《研发与企业生产率》，建立企业知识资本生产函数。格瑞里茨（1981）对美国133家大企业在1966—1977年的产出、就业与物质资本和研发资本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企业生产率与企业研发投资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他（1998）创建了以知识资本和创新为增长发动机的企业内生增长理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知识资本的研究从微观视角向宏观分析转变。莫南（Mohnen，1992）用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国家层次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用研发资本对五国集团（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1964—198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研发资本能显著促进G5国家生产率的提高，其回报率达到6%—9%。古勒克和德拉波特里（Guellec and de la Potterie，2001）用16个OECD国家1980—1998年的面板数据，对研发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研发资本对OECD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Zhu和Jeon（2007）用22个OECD国家1981—199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分析研发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研发资本投入有利于提高OECD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马德森（Madsen，2008）用21个OECD国家1966—2003年的面板数据，发现研发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这些研究的缺陷在于只将研发资本总量作为知识资本的代理变量，并没有对知识资本构成要素进行细分及对不同知识资本要素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比较分析。Bodman和Le（2013）将人力资本因素纳入知识资本研究，分析研发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科和赫尔普曼（Coe and Helpman，1995）将国外知识资本因素引入开放条件下知识资本投入产出研究，使用22个OECD国家1971—199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国内研发资本和进口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国内研发资本和进口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对OECD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科等（2009）使用24个OECD国家1971—200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组间动态最小二乘法（GM-DOLS），结果发现国内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和进口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重视从宏观层次对知识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王英和刘思峰（2008）提出国内研发资本、FDI和出口贸易渠道的知识外溢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为正，ODI和进口贸易渠道的影响效应为负。高凌云和王永中（2008）提出国内研发资本变动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进口贸易渠道的影响则不显著。谢建国和周露昭（2009）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进口渠道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影响。肖文和林高榜（2011）研究发现，国内研发资本、资本品进口溢出研发资本和FDI溢出研发资本对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知识资本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发展，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性的研究从研发资本单一要素向研发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多要素转变。但目前有关知识资本投入产出研究主要还是从知识资本总量研究为主，多数研究提出知识资本总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知识资本总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性并不能很好解释我国知识资本规模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协同的问题，即我国知识资本总规模增长比较快，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相对比较慢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资本投入总规模不断扩大，研发年支出总额从1981年的70.31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199.90亿美元，同期研发存量从319.77亿美元增加到11692.86亿美元研发支出数据按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成以2005年为基期的美元计价。，科技论文数量从1676篇增加到258205篇，研究人员从21.70万人增加到152.43万人。2014年以来，我国知识资本总规模已居全球前列，研发经费支出额、科技论文数量居全球第二，专利授权数量和研究人员数量已居全球第一。但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却比较缓慢，根据世界经济总量数据库计算，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处于全球第86位。根据统计数据分析，我们认为，我国知识资本规模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不协同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知识资本总规模不断扩大，但人均知识资本水平（或称为知识资本密度）仍然比较低，我国人均研发支出额从1981年的7.07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233.94美元，同期百万人口研究人员数从128人增加到1114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从3.86年增加到7.94年，仍远低于2014年美国的1341.25美元、4239.59人和13.6年。我们认为，研究宏观知识资本与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不仅要分析知识资本总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要研究知识资本密度对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即分析人均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强度、百万人口研究人员、百万人口专利数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性研究中，微观知识资本和宏观知识资本的内涵及研究方法存在很大差异。微观知识资本是企业知识性活动和创新发展产生的资本增值总和，微观知识资本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可以揭示企业创新发展规律并为企业创新投入提供科学依据。我们认为，宏观知识资本是一国拥有或控制的以知识形态存在的，以研发、人力、创新设施和技术等投入创新发展和生产发展中并能最终转化为经济价值和动态能力的资本。宏观知识资本是一个国家创新发展中知识活动、知识资本创造、知识资本积累、知识资本流动、知识资本产业化而产生的资本增值和创新财富总和，是国家创新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研究宏观知识资本涉及国家的经济、科技、教育、创新制度和创新基础设施等诸多因素，对宏观知识资本投入产出进行比较研究，深入分析知识资本不同构成要素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对有效提升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对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一 上篇 开放经济下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世界130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我们把宏观知识资本纳入开放型经济内生增长模型，对130个经济体的知识资本投入产出能力进行国际比较，运用宏观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本对国家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旨在探讨宏观知识资本及构成要素对不同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我们建立知识资本水平指数计算模型，用宏观知识资本要素构建国家层次上的知识资本水平指数，根据知识资本水平指数，把130个经济体划分为创新领导俱乐部、创新追赶俱乐部和创新缓慢俱乐部，使用1981—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130个经济体及三大创新俱乐部的知识资本投入产出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下，国内知识资本和国际知识资本溢出都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不同类型知识资本要素对不同创新水平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一是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创新设施资本和技术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上述四类知识资本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增加0.01%、0.14%、0.05%和0.03%，进口渠道溢出的国外知识资本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就增加0.01%；国内外技术差距每缩小1%，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67%；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知识资本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减少0.01%。人力资本、创新设施资本投入和技术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比较明显。二是知识资本投入对创新领导、创新追赶和创新缓慢三大类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创新领导俱乐部顺序为：人力资本＞研发资本＞技术资本＞创新设施资本。创新追赶俱乐部顺序为：人力资本＞创新设施资本＞研发资本＞技术资本。创新缓慢俱乐部顺序为：人力资本＞创新设施资本＞技术资本＞研发资本。本书实证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本具有不同的投入产出效应，同一类型的知识资本对不同创新水平的经济体也具有不同的技术进步效应。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知识资本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有效配置知识资本及相关创新资源，增强知识资本投入产出能力已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任务，为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加快从创新追赶型国家向创新领导型国家转变。根据我们研究结果，我国已经处于创新追赶型国家向创新领导型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目前，创新领导型经济体的研发资本和技术资本平均指数分别为44.60和26.34，我国研发资本和技术资本的平均指数值还分别为8.34和10.40，研发资本和技术资本平均指数值与创新领导型经济体相比差距明显。“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时期，我国要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实行领先发展，要实行创新领跑，关键是要增加研发资本投入强度，加快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创新战略和政策重点应建设一批国家级战略产业研究院，加强大中型创新型企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加快提升产业和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加强国际化复合型的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是加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第一资本，人力资本对创新追赶型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最明显。我国正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巨大创新人才队伍支撑，需要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的平均指数值（16.52）还低于创新追赶俱乐部经济体的平均水平（27.63）。“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创新发展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要加快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熟悉全球治理体系、国际法律和国际规则的党政干部队伍、企业家队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积极支持高校与创新领导型国家的著名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合作基地建设，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大国内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建立多层次的创新人才国际化交流平台，加快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复合型创新团队建设，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第三，加强创新设施资本投入，提高创新效率。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体系对提升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国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体系与欧美创新型国家有比较大的差距。进一步加强创新设施资本投入，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安全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国家大数据平台、产业数据中心、企业创新数据库、信用数据平台、区域创新平台和产业创新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增强知识资本投入产出能力，加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 下篇 开放经济下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技术溢出及产业与企业视角实证分析下篇主要对知识资本投入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和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我们运用1997—2010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以及28个制造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和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不同类型知识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工业企业的知识资本投入产出的非均衡性特征，对不同类型知识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与行业间差异作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影响显著，而国内外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投入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减弱。在全国样本中，企业技术开发资本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就增加0.347%，技术改造资本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096%，国内技术引进投入和消化吸收投入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则分别增加0.041%和0.050%，表明技术开发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最显著。二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产出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实证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知识资本具有不同创新效应，同一类型的知识资本对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也产生不同创新效应。今后有必要对知识资本结构优化与创新效率及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根据本书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实施分类指导的创新驱动战略。为科学、有效地配置知识资本和创新资源，应根据产业和企业发展差异实施分类指导的创新驱动战略和创新投资政策。东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创新驱动战略重点是加强自主技术创新的研发资本投入，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竞争力。对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中尚不具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创新驱动战略重点是加强技术改造资本和国内外技术引进资本投入，提高企业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水平。第二，制定分类支持的创新政策。根据区域和行业之间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和对创新需求差异，实施差异化的分类创新投资支持政策。针对东部地区的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需求，创新政策重点支持企业技术研究院，支持重大专项、关键核心装备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投入，支持科技领军人才引进和创新团队建设等。针对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企业技术进步需求，创新政策支持重点是增加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加大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等支持政策。低技术产业的知识资本投入重点应通过加大研发、技术改造和国内技术引进资本等投入来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创新效率。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投入重点是加大自主创新的研发资本和科技领军人才的投入，提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增强关键核心技术竞争优势。第三，完善创新供给和创新需求动态平衡的政策体系。随着企业知识资本投入产出能力增强，创新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在继续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知识资本投入，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企业研发仪器设备加速折旧等创新供给政策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加强对技术创新产品消费的引导政策，鼓励企业、政府和教育科研机构优先采购创新产品，鼓励消费者购买和消费创新产品。从以支持创新供给为主的政策体系向创新供给和创新需求并举的政策体系转变，实现创新供给与创新需求的动态平衡，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效益。本书是笔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知识资本国际化配置的动态能力演变与创新政策研究”（71173192）的研究成果，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研究”（13&ZD046）的阶段性成果，笔者认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有诸多途径，有效配置创新要素，提高知识资本等创新要素投入产出能力，加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通过创新驱动提升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质量和水平，探索创新驱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基金项目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讨论和研究工作。博士研究生陈超参加了知识资本国际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研究工作，我们一起讨论和确定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陈超撰写了研究报告，并以《开放经济下知识资本投入产出国际比较》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本书上篇是在陈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硕士研究生陆嘉峻参加了知识资本投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并撰写课题研究报告和硕士学位论文，第十二章是在陆嘉峻的研究报告和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硕士研究生仇武超参加了高技术产业知识资本投入与出口增长的研究，并撰写了研究报告和硕士学位论文，第十章是在仇武超的研究报告和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第十一章是关于浙江百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与转型升级的调研报告，该报告得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的重要批示，得到现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批示和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的批示。在研究工作中，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衷心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衷心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衷心感谢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及省有关部门对我们调研工作的鼓励、支持、关心和帮助！感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和帮助！感谢陈超、陆嘉峻和仇武超在研究工作中的不懈努力！感谢浙江省教育厅对省一流学科研究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浙江工业大学领导、应用经济学科老师和全球浙商发展研究院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卢小生编审的支持和帮助！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我们对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我们对知识资本、创新驱动对全面提高开放经济水平的作用研究还处于初步探讨阶段，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谨致真诚感谢！程惠芳于杭州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2016年7月30日

简介： 本书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背景下，以职业异质性为视角，实证分析了职业对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影响，分解了职业特征在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决策中的效应结构并作了城乡比较，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动态调整，强调了城乡差别在劳动力时间配置中的重要影响。本书的研究为深入解读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城乡差别的实质性内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对于制定和实施城乡福利一体化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 服务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书试图从经济与社会互动发展的视角，从长时段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新分类。本书上篇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产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阶段、服务经济阶段。三个阶段在核心产品、核心投入要素、人际关系、劳动的意义、消费特征、人的发展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本书下篇对服务经济阶段的生产要素、生产过程、生产组织形式、消费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社会特征、社会演化的动力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提出人力资本从智力资本、体力资本扩展到心力资本、信用资本化、知识产权的完全化等全新的理论观点，值得深入探讨。

简介： “个人”和“社会”是能够表达分配正义诉求的两种主体；由于个人是从个人视角来表达其分配正义诉求，社会是从社会集体的视角来表达其分配正义诉求，这两种分配正义诉求之间很容易形成张力；要化解这种张力，个人和社会集体必须同时张扬其分配正义德性；个人和社会集体的分配正义德性需要在普遍有效的分配正义原则支配下才能并举；人类一直有建构分配正义社会的理想追求，但他们对分配正义的认识、理解和追求需要正确分配正义理论的引导。

简介： 公共管理学胡税根　主编行政法学朱新力　唐明良　李春燕　杜仪方　著公共经济学杨龙　主编　张文礼　副主编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傅荣校　主编

简介： 众所周知，经济学对于中国人而言不是自生的，而是外来的，今天我们所指、所受与所授的经济学多为西方经济学思想。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经济学虽不断创新，新学派不断涌现，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仍然是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物本”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从物质财富出发，把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作为主体。这种“物本”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乃至否认了财富的主体——人。它是用物质资源和实物商品关系来解释和阐述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物本”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实践观必然是以物类为中心，必然将人类价值等同于物类价值，甚至视物类价值高于人类价值，忽视或否定人类价值（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学说对“人”丝毫不重视，但这种重视主要还是工具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实际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将劳动者视为工具。“物本”经济学仅仅注重追求财富增值，必定忽视或否定人类和谐。因此，物本的经济学必定是非和谐的经济学，突出的表现是西方经济学过度强调效率标准，轻视公平，导致社会关系不和谐；片面强调资源稀缺，从而鼓励对自然的掠夺，进而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片面强调物质生产与消费，否定或忽视经济活动的精神性，从而导致人类心灵的不和谐。不可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类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其自身已形成了相当完整的系统，至今仍然是我们解决诸多经济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自产生之日起，此经济学的缺陷便显现，于今虽仍保持表面的兴盛，实际已陷入全面困境。因而自问世起，就不断遭受诟病。于今，批判之势愈烈，甚成运动之态。但是，奇怪的是此经济学虽遭多方“围剿”，其主流地位却依然坚挺，且能不断开疆拓土，让其他学科研究者徒叹“经济学帝国主义”。究其根本原因，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已有的批判多循“从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基本路径，批判内容基本上限于对此经济学事实阐析、规律揭示及方法运用之不当。实际上，经济的属人性已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学的人文性，从而决定了对经济学伦理审视、伦理批判的必然性。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批判虽是重要的批判路径，但绝不是批判的全部，更无法达至批判的深刻。这并不是说人们对经济学，尤其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进行过伦理审视，只是迄今为止，这种伦理审视基本上限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讨论，用学界熟悉的话来表达就是，“经济学有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分。实证经济学是研究‘是不是的问题’，规范经济学研究‘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事实上，今天的人们所要求的讲道德的经济学已不能只是方法论意义上讲道德的经济学，而应是与高尚的伦理全面结合的经济学。本著著者认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学自然是一种人生之学，和谐的人生才是美好的人生，因此经济学应成为人本和谐的经济学。本著突出以下主要思想：1.人生基本问题决定和谐经济的基本内涵。人本和谐经济即以人本原则、和谐价值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原则与最高价值追求的经济观。这种经济观认为，坚持以人为本的经济方能和谐发展，经济和谐发展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科学的发展观即人本原则与和谐价值观相统一的人本和谐经济发展观。所谓和谐人生即人生的基本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身心问题）得以和谐解决的人生，所以人本和谐经济的基本内涵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的经济。2.人生境界的提升决定人本和谐经济学的产生具有必然性。经济学是人生之学，经济学的发展实际就是不同的人生状态及其觉解的体现。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境界各有差异，然就大同方面看，则可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自然境界中的人类行为往往顺乎习俗而行；功利境界中的人则以“自我”和“求利”为中心展开活动；道德境界中的人“自觉人是社会存在”，其行为的主要特征是“利人”与“利己”相统一；道德境界之后的天地境界才是人生最高境界，人类一旦到达此种境界，便超越了人己、内外、物我的区分，而将人自同于天，天人合而为一，最终使人道与天道走向统一。“天地境界”的经济才是最高人生境界的经济，才是今天人类需要的人本和谐经济。“天地境界”的经济学将人的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相融合，将利己、利人、顺天、事天四种人性相统一来研究经济问题。3.和谐人性与人性和谐是人本和谐经济的人性论基础。经济是人的经济，和谐的人性才会产生和谐的经济。人本和谐经济的人性根据在于人的互助本能。人本和谐经济问题产生的人性根源是作为利益动物的人必然追求利益（人性之体，即不变的人性），但对利益的追求却可以通过和谐与不和谐的方式取得（人性之用，即可变的人性），因此人本和谐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引导、规范人性之用以实现每个人出于人性之体的利益需求。4.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人本和谐经济的根本目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生的某种目的，目的的实现及其程度就是行为的评价标准，终极目的就是行为的终极评价标准。人生的终极目的只能是人生的基本价值，即人的身心健康、友爱情谊、创造活动。上述三种人生价值的综合即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生价值当然离不开物质财富，但人生的根本价值却不是最大限度地占有财富，而是如何更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素质，并使之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施展，进而由社会承认自己的价值。至于福利或快乐只是人的需要得以满足后的心理体验，而非人的终极追求。实现人生价值，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人的生命成本才是最根本的成本。发展人本和谐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经济在人生价值最大化与人生成本最小化中实现发展。5.人生基本矛盾决定人本和谐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及满足欲望的手段的稀缺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人的欲望归根到底要通过劳动才能实现，劳动效果取决于人的劳动能力及其发挥，经济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则是人的欲望超越了人的能力。自然资源无论就其现存与潜在的绝对性而言，还是从它与人类欲望满足的相对性而言都是无限的，只是由于人类认识、利用、改造与维护自然资源的能力不足，改善与控制人类自身的能力不足才造成资源稀缺现象，进而产生其他经济与社会不和谐问题。因此人本和谐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发展人类自身的能力，调节与引导人的欲望使之尽可能在和谐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本和谐经济学虽为本著著者近期首倡，但著者实际上却为这种研究作了长期的准备，并已奠定了比较扎实的研究基础。著者已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当代经济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理论探讨》、《经济问题》、《齐鲁学刊》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这些论文涉及人本和谐经济发展的人性论基础、人本和谐经济发展的目的论、人本和谐经济发展的途径论、人本和谐经济发展的主体论、人本和谐经济发展的保障论、人本和谐经济学的理论之源和人本和谐经济发展的实质论等内容，可以说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专著，就是著者近十年艰难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是它不是结束，而是新的起点。在这本书即将和读者见面之际，著者脑海里已就另一部关于人本和谐经济的学术专著打好了腹稿，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和读者见面。真诚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人对人本和谐经济及人本和谐经济学的关注和兴趣，从而促进科学发展观、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著者2012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