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董辅礽先生192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46年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3年赴苏联学习，1957年获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硕士、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讲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同时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辅礽先生曾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先生于2004年7月30日在美国去世，享年77岁。董辅礽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国民收入平衡论跻身国际学术界，在50年代和60年代，他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末道破传统公有制的症结深深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他勇敢地提出了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1984年他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勇气使他享誉海内外。董辅礽先生还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他80年代末祟尚公平效益的社会目标坚定了人们的信念，他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他得到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美称。选入本集的文章，主要是按董辅礽先生生前的研究，分类成具有代表性的六个系统或方面，并按大致的时间顺序进行了编辑，以揭示董辅礽先生经济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并展示其睿智、深邃，不唯书、不唯上，勇于创新、崇尚实践的天赋、品格、治学风范和思想精髓。我们期待本书收集的文章能够基本反映董辅礽先生的经济思想体系和主要内容，以飨读者。平衡增长论 《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索》是作者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称誉的成名作，被选为董辅礽先生早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列为本章的首篇。有关“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的四篇文章，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吸收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优点，设计出了相互联系的公式，得出别具一格的平衡表，更被国际学术界誉为“更加雄心勃勃”的“董氏再生产模型”。其核心思想可谓“平衡增长论”。“平衡增长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刚刚从“大跃进”的狂热中些微冷静下来，但主流思想仍将“力求平衡”说成是“右倾保守”，认为“不平衡”是“革命和进步”，鼓励“留有缺口”的不平衡计划，等等。董辅礽先生的“平衡增长论”就是针对这种思潮的。如果说，前五篇文章是“平衡增长论”的理论基石，《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则是作者在改革开放起始阶段对“平衡增长论”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进一步认为，只要抓住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发端的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和消费的平衡，其他平衡关系的解决就一目了然了。《提高消费率问题》则是作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针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新情况而发表的真知灼见，同时也是其“平衡增长论”的最后延展。所有制改革论 所有制改革理论是董辅礽先生改革思想和理论，也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乃至由此而引发的其他方面的改革都产生了重大导向和影响。董辅礽先生在本章节开篇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发表于中国改革发端的1979年1月，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理论禁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是管理方法的改革，而是所有制的改革；而所有制的症结和要害在于国家所有制，而在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下的严重弊端，一是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甚至成为基层一级政权（如政企合一单位），难以实行独立自主经营；二是国家行政组织直接指挥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政代企；三是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只对上级机构负责，往往不关心行政指令的经济合理性；四是企业作为行政附属物，与企业资产、企业经营缺乏紧密联系，经济动力和激励不能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劳动者不能从经济利益上关心本企业的经营状况。董辅礽先生还指出农村集体经济采取“政社合一”的所有制形式，将集体经济从属于国家的行政组织，从而具有变相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特点。董辅礽先生认为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内容，不改革所有制，经济体制各方面的改革都不可能成功，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董辅礽先生在以后的所有制改革文章中，进一步论述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关系，从而阐述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谈到所有制改革将造就与市场经济融合的经济体制；大胆提出将小型国有企业改造成个体或私营企业；董先生在所有制改革研究中得出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的结论。国有企业改革论 董辅礽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国有企业要想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者，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才能实现。他批评只改变企业经营方式不改变全民所有制的观点，不同意当时盛行的两权分离的改革形式，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改革做法回避变革所有制形式问题，不触及国家所有制，不足以使国有企业成为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者，不能解决企业自负盈亏问题，所以两权分离的承包制不能成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这种看法后来被改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进入90年代又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别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的观点，非常明确地主张国有企业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在非竞争性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领域保留国有企业。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只有进行产权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条件。许多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改变为民营企业、合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谈国有企业改革时也涉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管理国有资产等问题。董辅礽先生的这些理论及改革主张，在推进国有企业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既独立成篇，又有内在的逻辑性，反映了作者一贯治学的特点：在注重理论上缜密自洽的同时，更重视从实际中发现和研究问题，达到理论与实际的完美结合。市场经济论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浪潮，董辅礽先生又一次站在潮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阐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一传统理解不同，董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把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公有制经济着眼于社会公平，非公有制经济则与市场竞争相联系，着眼于市场效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这又被称为“董氏市场经济公式”。“董氏市场经济公式”再一次体现了董先生对“社会公平”的强调，这与他一贯的改革理念一脉相承。《论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于市场经济改革早期，文章对市场的功能、机制、缺陷等理论问题展开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状，对市场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正常、有效运作进行了探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一文中，作者提出了“董氏市场经济公式”，并结合“董氏八宝饭理论”，一起构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思想；另外，作者还在文中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其他几个关键难点，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深刻剖析，彰显了作者深刻的见解与敏锐的洞察力，文中一些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资本市场论 对于资本市场论题，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了重要发展，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方面赋予了极大期望和深入探索。《发挥证券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一文将所有制和股份制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公有制有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两种形式，股份制就属于公众所有制，是对私有制的一种扬弃。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的现实道路上，股份制、股份公司、证券市场以及期货、基金市场被作者赋予了极大的期望。指出证券市场是人们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应加强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为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作用，作者积累了实际调查、国际比较、投资者利益等多方面的研究和思考，为中国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基金市场的规范发展和有效运作提出了众多深刻而又务实的意见。《像对待婴儿那样爱护证券市场》，与作者关于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关键位置、作用的思想一脉相承，该文全面分析了有关证券市场投机、炒股、市盈率等方面问题，指出一切由于稚嫩产生的问题将在成长中逐步克服。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有效发展过程。经济发展理论 董辅礽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开拓者。改革开放以来，他写了大量经济发展方面的文章，他把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的发展看成是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他在大量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中国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他关于制度、传统在发展中的意义、发展的代价、发展的突破口等问题的论述，不同于传统发展经济学，是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他还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了精辟的理论概括，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若干方面。他主张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认为像我国这样的大国不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而只能实行以内向发展为主的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战略。从只注意在城市发展各种非农产业转变到同时注意在农村中发展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战略。董辅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到战略的高度，并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阶段变化的角度提出了超越梯度发展的思想。他赞同资源配置要效率优先，但指出东部优先发展政策并不一定总是有效率的，东部优先发展政策的效率提高效果是有时间条件的，随着改革发展阶段的变化，东部优先发展政策的效果也会发生变化。他认为中、西部的发展不应被梯度次序的设计所束缚。在地区间比较优势已经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应当适时调整政策，加快进行重点西移进程。董辅礽先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对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方面作出了独特的阐述，提出为了使生产是可以持续的，必须注意资源的节约以及以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还必须保护环境。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他在把环境和生态问题区别开来的基础上，阐述了环境保护中的“知”与“行”的关系，并就如何发挥市场作用来推进环保事业提出了新颖的观点。此外，他还深刻论述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民营经济论 董辅礽始终不断地呼吁支持发展民营经济。董辅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中犀利地指出：“理论是要求彻底的。如果理论不彻底，那么沿着它的逻辑思路追溯下去，很可能否定自己。”正是作者这种“追求彻底的理论创新”的治学精神使其文稿处处都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而这些思想的火花将引领读者深刻洞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进程背后的种种玄机。针对于“为什么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发展市场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权宜之计》三篇文稿中，作者以溯源的、思辨的严谨逻辑，清晰指出，“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非公有制经济天然与市场经济兼容”。在随后的《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一文中以及《八宝饭理论》访谈中，作者广征博引、清丝细缕地向读者娓娓道出了“公众所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这两个带有“董氏”烙印的理论独创。这是作者的所有制理论在民营经济领域的延伸。而《保护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一文则充溢着作者胸怀经世济国抱负、作为“中国私营经济护航人”的拳拳爱心。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2006年9月

简介： ——经济理论研究生涯的回顾打从1954年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表《过渡时期的国家税收》一书算起，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时间已有52年。如果加上在此以前在报章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则时间跨度还可以推延得更长一些。如今渐入耄耋之年，创作日稀，把过去的旧作整理一番，出本选集，算是雪泥鸿爪，留下点痕迹；同时也正是经济理论研究生涯的回顾。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涉猎比较广泛。若按时间序列编选，不易反映作者的思想脉络，于是加以梳理，分成对于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探索、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决策、政策与对策——经济行为的选择三篇。在这三篇中，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篇收录了有关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文稿。这一改革在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不过从经济理论探索来考察，在1956年时，在百花齐放的号召下理论界有过一段思想活跃期。当时，我参加由几个中央部级单位组织对上海工商企业间矛盾问题的调查，听了不少企业的申诉，当时和王琢同志讨论，对于正在普遍学习的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阐述的国营企业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已经越出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之外的观点提出疑问，认为各个国营企业不论是商业还是工业，都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应当是“亲兄弟，明算账”。在此认识基础上写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的理论文章，另外，当时经济趋势，需求大而供给小，然而社会上却有着生产资料应当不断降价和通过降低消费品价格提高人民生活的观点。我认为这些来源于苏联的观点，若在中国实行势必加剧供需矛盾，使紧缺更加严重，为此也写了几篇文章，对认识和尊重价值规律问题联系经济生活实践作了探索。回想起来，当时经济理论界正在趋向活跃，有不少同志在进行冲击禁区的探索，我作为其中的后辈也正跟着做力所能及的努力。如今回过头来看，可以认为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思想的萌芽。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形成之后方面在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加速工业化方面显示了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令人为难的商品短缺与商品积压并存、效率普遍不高等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企图利用市场来加以解决，在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关系问题的理论探索。当然，在苏联随着布哈林等人士的消失，对市场的理论探索很快就夭折了，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是排斥商品和市场，反映市场机制的价值规律的作用被多次否定，把价格看作是“计划的工具”而否认它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更不承认它要“反映供求”，长期否认商品经济或者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排斥竞争，认为在本质上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不相容的，主张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逐步地取代商品流通。因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能否结合与如何结合的理论探索，在当时便转移到国外由当时被称作“社会主义同情派”的奥斯卡·兰格等人来进行。兰格以及和他观点相同的一些经济学家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化的优越性，同时又认为需要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他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最早探索者。由于他们所设想的体制模式和苏联当时实行的体制模式不相同，因而他们也是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这种计划经济并不排斥商品经济，而是可以和商品、市场、竞争并存的。在他们所设想的经济模式里，企业有相对独立性，居民有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以由需求价格所表示的消费者偏好，作为指导生产和资源分配的准则；依靠竞争的机能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格，但价格并不直接取决于市场供求，而是由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的办法来加以确定的。兰格所提出的有名的“试错法”，便是由计划机关制定价格，如果不能使供需协调，可以采取“错了再试”的办法，使之逐步逼近市场上由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从而保留“价格的参数作用”。这时候，价格虽然不是直接由市场调节，但却是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参照供求状况来调节的。我国迈向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初期，理论界主流倾向于推行兰格模式。在曾经担任过捷克副总理支持过价格改革的奥塔·锡克来华访问并介绍经验之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按照各种利润率价格调整方案的测算。不过由于计划价格的调整程序多、间隔长，而市场供求变动快，模拟市场的“试错法”的路子走不通，笔者撰文指出：“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少经济学家，虽然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却往往走向相反的一端，把价值决定代替了价值实现，从另一方面把价值和价格混同了。这是忽视流通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表现。应该指出，商品价值虽然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却必须通过交换，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现。对每一种商品来说，都有着一个价值能不能实现与如何实现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中商品价值的实现，同样要通过市场，因为市场乃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它和商品生产是同始终的。这样，在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在商品追逐货币的过程中，总还是要经历‘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还不免要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商品的市场价格不可能恰好等同于价值。”“讨论商品如何定价，只有一句话，叫做‘回到交换去’。离开了实现论，想寻找某一种合理的率，便往往会导致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的混淆。”对于奥塔·锡克介绍的捷克对模拟市场的测算，笔者认为：“面临的要应付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商品，要计算成千上万的各等各级的生产要素，这个数学问题中会有百万个未知数，要进行若干亿次运算。”捷克“为此从国外进口了电子计算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150万种商品中，仍然只计算了2000类商品的价格”，“是否真正算清，不得而知”。笔者据此对我国所进行的模拟市场的理论价格测算持否定态度，这篇文章发表于《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年第1期。嗣后又一再强调“让价格回到交换”，提出“改革价格必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放开价格，转变价格形成机制”，提出了从模拟市场转向实实在在市场的改革思路。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尤其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很低，一旦放开价格，将出现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影响人民生活。当时火柴厂生产越多，亏损越大，但是给一盒火柴涨一分钱，讨论多次，未能付诸行动。我和艾中全同志讨论，认为采取工资和物价挂钩措施，使工薪收入阶层在物价上涨时能够得到补偿，可以减轻体制转轨阻力，加快改革进度。我们提了建议，在有关领导支持下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此搜集和整理了将近20个国家价格变动和处理工资物价关系的资料，一次又一次拟订工资与物价挂钩的操作方案。当时怕这项研究引起社会错觉，要求不得对外透露，我虽然写了资料、简报与研究报告，都属内部文件，在这本选集中未能有所反映。不过我认为这仍是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如果采取工资与物价挂钩的措施，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遭受的阻力不会那么大。理顺价格体系会引起物价上涨，而对于工资与物价挂钩措施又未能实施。于是，我国走上了双轨价格的特殊道路，即计划内的供需按计划价，超产的供需按市场价，价格双轨制在理论界有指责的也有支持的，我则对其不得已采取的苦衷和利弊进行了探索，认为我国采取“渐进式”加“小配套”的改革模式，双重体制以“渐进”方式使新体制由点到面逐步推开，阻力较小，容易早起步早见效。改革措施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采取“一揽子”方式改革，利益关系的变动过于激烈，可能超过承受能力，引起震荡增加改革阻力：而采取“渐进”方式，可在基本维持原有利益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分步骤的调整，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使改革步步为营，最终实现预期的目标。那些原属完全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现在有了对计划外部分产品进行自产自销的权利。可以初步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加生产和供给，缓和供求矛盾、稳定地发展经济。当然，双重体制并存也会带来种种弊病，在新旧体制模式交替过程中，由于旧体制的某些直接行政控制手段放弃后，新体制的间接控制手段没有相应地和及时地跟上，或者是在新体制的间接控制系统形成条件尚未成熟时过早地放弃了直接行政控制手段，会出现两种控制手段脱节的“真空”状态。这往往会导致宏观失控、参数混乱，加剧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信号系统特别是价格信号系统发生紊乱，削弱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由于同一种产品的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相差很大，不少企业在投入上追求低价的计划调拨，在产出上热衷高价的自由销售，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冲击着国家计划。企业间的经营效果的比较，不仅取决于各自的经营效率，更取决于不同的价格，取决于各个企业与上级主管部门的讨价还价。因此考核企业经营状况的标准，一般只按基数法来确定，这会造成与旧体制相同的“鞭打快牛”的棘轮效应。与此相应，某些地方、企业、单位和个人却钻了双重体制和双重价格的空子，“官倒”或“私倒”等寻租活动滋生蔓延，形成不合理的收益悬殊。从而对我国模拟市场与实际市场并存及其转化演变作了较系统的探索。在第二篇中，收录了有关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文章。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有：提出了在改革过程中要创造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宽松环境，形成一个拥有适当后备的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由于在实践过程中的现实是不宽松的现实，经济发展不至一次出现经济过热和总需求膨胀的现象，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认识：第一种是政策失误论，第二种是体制因素论，第三种是政策和体制两因素论。这三种理论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反映了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批判极“左”路线的流毒开始的，由于历次极“左”路线都片面地强调了人的积极因素，片面追逐高速度，不论是1958年的“大跃进”还是1971年出现的总需求膨胀和与之相关的种种比例失调现象，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导致的政策失误是重要原因，由此产生了第一种理论，认为端正指导思想，转变发展战略，可以在宏观管理中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使经济运行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后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人们又作了进一步的思考，认为片面追逐高速度的现象还有着它的体制根源，所以经济过热导致总需求膨胀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东欧国家经济学家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著作传入中国，特别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发生了较大影响，于是体制因素逐渐兴起。但过分强调体制因素而忽视政策指导思想，认识又是不完整的，所以又产生了体制和政策双因素论。笔者当时持第三种观点。既然由经济体制所固有的经济运行机制造成的买方市场必须通过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才能逐步形成，因此，有必要把目标中的买方市场与模式转化过程中的买方市场区别开来。我们不能要求首先有一个完全有意义上的买方市场以后才开始改革，但在改革过程中还是有必要争取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种相对稳定的供需总量大体均衡的格局，就是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买方市场。这种初步的、有限的买方市场与目标模式中的买方市场相比，无论是在总量还是在结构均衡上，都有一定的差距，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它将逐步向目标模式中的买方市场逼近。那么，如何争取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买方市场形成并使它不断巩固和发展呢？对此有几条可供选择的对策：（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2）相应地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化，使发展战略目标由数量、速度为主转向以质量、效益为主；（3）处理好控制需求与扩大供给的关系，在控制需求时不过分影响供给，在扩大供给时不过分刺激需求；（4）在实现综合平衡或总量平衡时，主要不靠行政干预，而是更多地依靠增强企业的自我调控机制；（5）衡量有限的买方市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保持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因为改革而发生的物价水平的上涨应当控制在结构调整的范围内，同时严格限制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6）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步骤地进行结构改革。总之，与改革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样，形成稳定的有限买方市场也要有一个过程，但是，宿命地认为改革在完成以前只能在短缺紧张的环境中进行，因而放松缩小短缺紧张和扩大宽松势态的努力，也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是，在通过体制改革逐步消除导致需求膨胀的体制原因的同时，采取有克制的经济战略，控制投资、消费双膨胀，抓紧治理短缺现象，不断创造条件使宽松的经济环境得以实现。在选集中收集了我个人署名的相关文章。至于参加刘国光同志主持的课题组对宽松环境的讨论更为充分，由于是集体研究成果，在个人选集中没有列入。传统理论认为计划与市场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不能结合的，改革派则认为可以结合。那么它们之间应该如何结合呢？过去人们认为，只有计划作用到不了的地方，市场机制才起补充作用。至于市场调节的范围有多大，则又众说纷纭，小到只有集市贸易，大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内部通过国营商业、物资部门进行的物资流通，讨论非常热烈、非常活跃，先是有过板块结合论、渗透结合论、胶体结合论、宏观微观结合论、板块—渗透多层次结合论等论点，后来又有了重合论、两个全面覆盖论、自由必然论、合力论、风舵论、钟摆论、主辅论、时空论、主导基础论、区分层次论、内在统一论、二次调节论等不同论点，对于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作了不同设想的描绘，正式文件的提法也先后有过“大计划、小自由”，“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等提法。这些提法的发展过程大体反映了认识的发展过程。在这些提法中，有的属于人们所设想的改革的目标模式而不是当时所能做到的，有的则属于对现实做法的描绘或者提出目前可供选择的结合模式。从理论上讲，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都是为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两者是能够兼容结合的。笔者在参与刘国光同志主持编写的《中国体制改革模式研究》一书中，对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作了探讨，同时又写作了一些论文。笔者认为计划和市场结合的困难，主要是在市场方面。因为当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目标时，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可供运作的市场体系。由于传统体制是排斥市场的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从单纯的计划调节转向利用市场因素的调节，再转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会遇到市场发育度低、市场体系残缺不全、价格极度扭曲等障碍，如果这时采取简单化的取消指令性计划的做法而没有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便会出现市场秩序的混乱，产业结构的畸形，而由于国家调控能力减弱，发生经济困难之后更难克服，以至于出发点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和提高资源运作效益，而结果却可能是事与愿违，效益反而下降。当然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那些前后向连锁链短的产品，如蔬菜、瓜果、水产品、日用小商品等放开经营，价格随行就市，确实曾出现过“一放就活、一活就多”的“放开效应”，使长期困扰人们的供不应求的难题得到了解决；然而对于那些前后向连锁链长、增加供给所需投资多、建设周期长的高门槛产品，如钢铁、机电产品等，情况就不是那样了，简单化地取消指令性计划并不能取得“放开效应”，这从双轨制议价商品的状况中可以得到反证。从而表明实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就有一个培育市场建设市场体系的问题。所以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比，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是以市场为取向，逐步走向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目标。然而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程要和培育市场建设市场体系的进程相衔接。在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的讨论中，部分计划和部分市场的“板块式结合”的模式，被不少经济学家所鄙视，斥之为缺乏理论、缺乏理想的模式，然而在面对种种困难的实践中，实际上它却是可供操作的现实可行的模式。“板块式结合”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部分商品如重要生产资料继续由国家用指令性计划决定产销，在价格固定的条件下采取数量配给方式进行调节。另一部分商品如日用消费品转为面向市场，价格随行就市，通过价格信号实行市场调节。第二种是国家投资实行计划管理，企业日常产供销的经营活动面向市场，大体上以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为界线划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范围。第三种是在同一产业部门、同一行业乃至同一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中，实行一部分由计划确定产销，价格固定，由计划调节；另一部分则放开由企业自行经营，价格随行就市，由市场调节。以上三种类型的“板块式结合”，在实际生活中又可以兼而有之，灵活组合。笔者在肯定“板块式结合”的同时，又强调迈向市场过程中要加强宏观调控，使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以及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经常保持大体合理的比例，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达到的，需要由政府进行计划调节。微观层次的经济活动虽然由市场来调节有较高的效率，但也并不是微观活动全都交给市场去调节，政府仍旧要利用各种经济杠杆，间接地影响市场。而且，对于某些部门或某些商品，也仍旧要利用数量信号和配额供给方式进行直接调节。在非均衡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并存，价格方式调节和数量方式调节并用，可以使两者起到互补作用，形成微观活动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某种“板块式”的结合。某些部门和某些企业的产品是由价格信号和价格方式调节的，另一些部门和另一些企业的产品是由数量信号和数量方式调节的，两者的比重将随市场状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形成微观主体活动中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不断有进有退的“板块式结合”。加强宏观调控，重点是有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适应实际经济运行中的需要，为此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财政、税收和金融调控的论文。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断出现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在1997年到2002年期间又曾经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文集中收入了对这两方面进行讨论的文章。我认为我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性因素，即我国在告别短缺经济之后，微观经济和经济运行环境仍旧处在转轨的过程之中，带有明显的后短缺特征。除了通缩共性之外还具有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发展模式转轨期形成的通缩特点，除了周期性波动和国际通缩传导的影响之外，还有着结构失衡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再还有体制性的因素，我国出现通缩现象以及与之伴生的种种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体制转轨，是体制转轨中的代价，即改革成本。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也是渐进的。它表现为两个双重转轨，即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模式转换的双重转轨，体制模式转换包含了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轨，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模式的转轨；发展模式转换包含了发展的产业重点转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二元经济并存向二元经济整合的转轨以及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轨。双重转轨于微观基础运行有着重大影响。继而论证了随着投资饥渴症的消失，经济发展从投资推动转向消费推动，从封闭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发展模式的过渡，在这个过渡中出现的从进口替代转到出口导向以及资本的引进与资本的外流。微观基础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活动的。面对由此形成的通缩，宏观调控的基本方针是扩大内需，关于需求管理的理论及其发展，指出机制转换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需求管理成为主线，但需求管理有其局限性，提出加快结构调整，促使增加有效供给的供给管理对策，并且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互补与互促。我国过去在相当长时间里，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推动，然而随着需求不足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还受到市场准入限制和融资约束，投资渠道不畅，因此，除了论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投资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改革融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的政策建议。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终点是消费，投资于某一领域增加供给是为了满足消费。我国这几年居民消费是增长的，但与收入增长相对比，出现了消费倾向下降的状况，这种下降的原因很多，而制度不稳定预期也起着重要作用，为此要实行从抑制型消费战略转向鼓励型消费战略的对策，以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并且适应补偿性消费增长弱化和消费共振淡化的趋势，鼓励消费。并且指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历来是一项短期政策，具有局限性，从公共部门债务状况综合考虑赤字财政可持续性边界，以避免风险的累积。20世纪80年代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讲授宏观经济学课程。我认为西方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是年度的宏观经济平衡，有其局限性。我把马克思的经济运行理论及计划经济长远的和战略性的观点融合其中，提出了自己对宏观调控的看法。强调了对各个宏观战略目标的长期、中期方针，会反映在年度宏观形势变化之中，年度调控必须与长远战略结合。后来把讲稿整理修改于1986年出版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是我国第一本关于宏观学的著作。由于这本书不同于只讨论年度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有人认为它不是宏观经济的理论著作。但其实，我在开设宏观经济学课程时，社会上正批判精神污染并且把探讨宏观经济也称作精神污染，我在坚持开设这门课程的同时，努力寻找不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论点和角度；与此同时，我国关于经济理论还正处于拨乱反正阶段，如何认识宏观经济运行规律有着不少问题需要澄清，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这更加是讲授和讨论的着力点。由于全书篇幅较大，此次只从书中第二章第三节《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中选录了其中探讨《技术进步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军事工业属于哪一部类》两段。当时在讲授中，指出了从再生产实现条件来考察，军事工业既不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也不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它从第Ⅰ部类取去生产资料，从第Ⅱ部类取去消费资料，而生产的则是武器、弹药和各种装备，军事工业在社会再生产中只是消耗，而不创造属于Ⅰ、Ⅱ部类的物质财富。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Ⅰ、Ⅱ两大部类比例关系扭曲，重视重工业生产，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而且当时发展的重工业实际上属于备战的军事工业，它不能推动技术进步也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当时统计指标上的经济发展速度虽快而人民生活得不到实惠的重要原因。讲授时同学们认为颇具新见，但文章未能发表，作为专著出版时遵照编辑要求删去了一些议论，但到今天对于认识不同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仍旧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把这两段编入了选集。但删去的部分已散失，无法反映当时议论中的全貌。选集第三篇主要收集了探讨有关决策、政策、对策与经济行为选择的文章，包括了几篇对个人、企业经济行为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我国曾经有过一段没有选择自由的时期，几亿人只需要一个头脑来思考，个人和企业的行为都由上级来决定，人们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迁居的自由，只能作为螺丝钉在哪里拧住便在哪里待下去，而且住房分配和凭证凭票供应使得消费自由也受到极大限制。至于管着劳动者的企业也并无自主决策的选择自由，当时的所谓计划经济实际上是逐级分配生产任务和上缴指标，逐级分配完成生产任务所必需的物资调拨和资金供应。而企业本身并无自主权。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理论研究工作中，笔者所呼吁的就是给个人以选择自由权，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在选集中收录了发表在南京《新华日报》上的一篇《呼唤自由人》一文，其余的观点与此相近的文章就不重复了。经济学里强调的经济人假说，是把利益作为人们选择的唯一目标。然而，人既具有经济人的一面，又同时存在着作为社会人的一面，个人除了对收入即利益的要求之外，还有着安全、享受、受人尊重、参与社交、自我发展和实现理想等多方面的需要，从而在有偿劳动之外还会有种种不求报酬的为社会奉献，还需要有能够自由支配的闲暇以实现自己的爱好。这样人们在获得选择自由之后，出现了选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可供理论探讨的新问题也不断萌现了。企业行为的变化和企业改革的进程相关联，有关企业改革的文章未收入本集中。在这一篇里仅收录了笔者讨论企业行为决策中影响决策选择的管理者生产机制和考评方法、短期投入产出机制、长期投入产出机制、收入分配机制、定价权利和机理等方面，对于企业经济活动中具有的以统计上大数定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规律性、倾向性的行为特征的探讨文章。随着个人经济行为和企业经济行为的选择自由度逐渐扩大，上级的政策需要考虑其影响和可能引起的个人与企业的行为变化，需要预见可能出现的对策然后方能使政策达到预期的目标。正好冯立新翻译了一本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著，我为其写的序言中把这层意思写了进去。想不到由此遭到《当代思潮》杂志的批判。所幸者是被批判者失去反驳权利的时代已经过去，我理所当然地再度申述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并且由此更加重视对经济生活中的现象从个人和企业行为机制的角度进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分析，例如针对国营企业中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以及企业领导人的对策，写了《工资侵蚀利润》；针对财政包干制推行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写了《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在选集中选入的几篇文章，反映了笔者剖析政策、对策所做的努力。理论研究有“知识”、“见识”、“胆识”三境界。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各门学科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源流和阐发解释，学者对于学科、学派的了解程度，反映了自己的知识深浅。知识浅者容易以偏赅全，似乎自己掌握的本本知识可以回答一切。知识深者因具渊博知识贯通中西古今，对问题的研究解答往往作出充分的比较与借鉴。所以治学问者要扩充眼界长进知识。但知识是了解前辈已经说过的话，单有知识，不足以言改革。改革需要破陈规旧矩，闯出新路，这同所有的理论开创者一样，没有洞察事理的“见识”，是不可能创新的。然而，有了“知识”和“见识”，若无敢于发表见解的“胆识”，虽有知识、见识，仍和无知识、无见识一样。当然发表见解要有相应的环境，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意义正在于由此冲破了各式各样的禁区，为理论工作者壮了胆识。这才推动理论大发展，在不平凡的年月里，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都有着飞跃的进展，在推进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回溯起步时的情景，不能不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今胜昔”的变化。整理旧作，回顾走过的历程，是处在经济转型期，我写的理论文章在当时是为冲击禁区而作，还有一些文章是面对转轨中的实际经济问题，以经济学说进行解释剖析，寻觅应对方略。而经济转型期的特点是冲击禁区需要有见识和胆识，然而禁区被冲破后，文章的理论价值便属一般。而实际经济问题则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样，我在研究工作中始终有落后感，觉得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去证明本来已被证明却被扭曲了的事情，而对于真正的新问题的研究却又力不从心，难以兼顾。经济理论研究要求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穷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提出新的理论假说或者创造新的经济学方法论，这才堪称真正的作出了贡献的经济学家。以此来要求，我虽然在宏观经济理论以及经济行为选择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见解，却没有坚持下来做更深入的展开，得失之际寸心自知，应该说是限制了向深层次的提高。但是，作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多年来孜孜不倦，就是为推动我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和同一代人一样，都是努力为此工作着，从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信处在后转型期的青年一代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有着比我们这一代人好得多的处境和条件，他们不必为恢复经济学本来的面目耗尽精力，可以在经济理论创新和经济研究方法论创新方面下力气，必定会取得比我们大得多的成就。由此来说，甘心愿做垫脚石，希望寄予后来人，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了。戴园晨2005年7月

简介： 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编辑委员会征稿通知，阅后很高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工作，应尽力把它做好。于是便动手将自己多年从事对外经贸理论研究工作，公开发表的成果作了初步的梳理。发现从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出其中的精华，确实感到有些茫然，无处下手。问题是选择哪些有代表性的文章？这些理论成果能否反映出个人的学术思想和主要观点，研究的内容覆盖面是否全面，理论观点是否有所创新，论据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特点，对策建议是否有可操作性，等等，是首先碰到的一个难点。经过一番思索琢磨，顿然，思绪开朗，终于想出个新思路。由于过去的许多科研成果曾在有关著作（含编著）和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历史文献已有记载。所以把《文选》选编的重点定位在进入21世纪加入WTO后发表的理论成果。这样的定位时间跨度小，学术观点相对集中，论文内涵比较鲜活，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感。我从近10多年来发表的论文中选出23篇，按论文的性质、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划分为六个专题，布局相对均衡。其中，第一部分国际贸易理论；第二部分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第三部分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战略；第四部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第五部分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研究；第六部分关于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文选》从一个侧面，可以大体上反映出我的学术思想和主要观点。同时，读者可以从中看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经贸发展历史性的巨大跨越和面临的巨大挑战。第一部分国际贸易理论专题中，涉及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思维创新问题、有关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等领域，经典作家有许多精辟论述，读后确有常读常新之感。第二部分涉及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新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和理论创新、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型等问题。第三部分内容，有关对外经贸“十五”规划、经济增长导向对外经贸发展战略、能源供应安全战略选择等问题。第四部分以全球化的视野，探索“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平发展富民强国战略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五部分涉及中国国际金融与对外经济发展战略、金融体制改革方向、全球与中国金融走势等问题。第六部分有关反倾销、反倾销应诉，以及构建和谐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等。其中，有些成果曾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优秀成果奖或领导同志批示。例如，《国际经贸理论研究思维创新势在必行》一文，是我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成立20周年大会上的主题发言。该文受到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名誉会长、外经贸部原副部长沈觉人先生的赞扬。他说：“20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贸易新理论，也可以说是由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变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如从GATT到WTO，50多年来所制定的各种国际贸易规则，都有它的一些理论指导，如非歧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等等；又如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等。在新的形势下，需要研究和探讨这些新理论。前不久，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同志编写出版了一本新书《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看后很受启发。我建议有兴趣的同志下点功夫，研究这方面的题目，相信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可用以指导实际工作。”（见《国际商报》2001年6月21日）我退休后，有比较充裕的时间，除注意加强锻炼身体外，还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2001年院老年科研基金立项时，我申请的课题被批准为当年老年科研基金的重点课题。题目是《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研究》，2001年12月立项，2002年12月如期完成。为了做好这一课题，我查阅了发展经济学国内外相关文献，并作为一个子课题做了专题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我又到浙江省调研，拜访了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省社会科学院、省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并到杭州、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嘉兴六个市的外经贸局同他们座谈请教。同时，考察了14家外贸进出口公司、出口生产企业和民营出口企业，以及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通过调研深受教育和启发。调研结束后，经过归纳研究，综合分析，上升到理性高度，最后形成《对外贸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增长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和四个分报告。总报告作为论文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发表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5月第3期“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版概览”转载了论文摘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杨圣明教授对该文的评价是：“以往对发展中国家的外贸战略进行的研究多局限于出口导向、进口替代以及混合型战略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尤其对外贸易界又提出了科技兴贸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国际大循环战略等。与此不同，陈家勤同志在论文中提出了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它侧重于正确解决外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彻底改变传统的外贸‘调节余缺’的地位，使外贸与经济发展互相推动，把外贸铸造成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战略理论研究方面，作者与时俱进，根据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战略，这是值得肯定的。”“该文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西方外贸理论为借鉴，用作者自己的话语表述和分析问题，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生动活泼、有机统一。这在当前的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也是值得提倡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资深教授薛荣久先生对该论文的评价是：“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具有新意：一是把外贸发展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二是战略目标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数量目标要坚持进口与出口大体平衡，而质量目标则强调质量、结构和效益：三是强调进出口经常项目平衡的重要性，不能忽视进口的作用。论文明确提出这一战略的内涵，内涵清晰和系统。该文提出这一战略下的外贸发展目标、任务和重点与应对措施，富有操作性和可行性。论文作者经过实地广泛调查，在众多案例基础上，认真总结再上升到理论和战略高度。表明作者具有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良好学风。”我把这些鼓励和表扬，视为继续努力的鞭策和动力。但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不高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有些观点和对策建议，未必完全正确，有待于经济发展实践的考验，不当之处，请读者多加批评指正。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做好科研工作必须刻苦学习，重视实践。学习和调研是搞好科研工作的基础，我把科研工作比作“过山车”，要靠顽强的毅力，不断攀登，要靠不断“加油”，永不歇脚的拼搏精神。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理论创新就像大江大河流水一样，奔腾向前，永无止境。力争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以此与大家共勉。2012年6月2日于北京芳古园寓所

简介： 收进“集”子里的34篇文稿，是从1979年以来发表的论著中遴选出的，都属于区域经济和经济布局范围，亦是我从1955年进入经济学领域以来，尽管任职单位数变，而一直固守的“阵地”。区域经济和经济布局，着力从空间侧面研究经济问题，或者说，将“地理空间”变量引入经济问题研究。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亦为区域经济学的孕育、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社会需求。在高度集中的指令经济体制下，“经济布局”问题当然存在，亦有所研究；但区域经济的研究就难以提上日程。因为在那种制度安排下，区域不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缺乏必要的地区经济自组织能力，基本上是“上令下传、下情上达”的“传达室”和按行政指令运作的“算盘珠”。改革开放30年，尽管城乡、区域之间，距离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美好愿景与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长的路程；但30年来，东西南北中各类区域经济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的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之势，却是有目共睹的。区域经济蓬勃发展，对区域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广泛社会需求；各类区域成功发展创造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输送了丰富的素材与滋养；区域经济发展的某些问题与困惑，亦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发挥着导向的作用。汇集于书中的34篇文稿，就是近30年里区域经济和区域经济学澎湃前行大潮中的几朵小小浪花。1991年在为《区域经济学》一书所写的自序中，曾希望自己在这门学科发展初始阶段的一些探索，能为后来者攀高起到“垫脚石”的作用：进入21世纪，浏览一下有关区域经济学的专著、教材、“皮书”、地区规划和博（硕）士论文……林林总总，堪称“海量”，研究的广度、深度与研究方法，皆非昔日可比；“垫脚石”的作用，看来是高估了，就让它在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发挥一点“历史记忆”的作用吧！最后要感谢李维民、丁易同志的敦促与多方面的帮助，特别是吴连生和裴叔平两位教授冒着酷暑高温，对全部文稿悉心审订，帮我发现、订正了原稿中的一些疏漏和瑕疵。陈栋生2008年8月20日

简介： 资本社会化是资本运动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发展趋势，它贯穿于资本主义整个历史进程当中，不仅与资本主义各个历史阶段上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刻联系，而且也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本书梳理了资本社会化进程的历史与现实，从理论上对资本社会化进行了新的概括和总结，分析了资本社会化发展变化的根源和本质，从中揭示出它的发展趋势及其与社会主义未来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简介： 《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制度分析》在指出消费者保护运动研究的重要意义之后，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契约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缘起、发展和绩效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对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出现原因进行契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契约治理机制构建了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发展、治理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复合治理模型，实证考察了在制度约束下运动各方力量的作用状况，然后依据所提出的绩效评估框架，通过案例分析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绩效进行了评估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制度建设构想。

简介： 2008年8月，我们承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住户生产核算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号：08BTJ005）课题。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如期完成研究任务，并得以免鉴定结项。住户部门是重要的国民经济机构部门之一，其生产核算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生产的特殊性质，住户生产还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讨的问题，如住户核算数据采集、住户账户的编制、住户无偿服务生产、住户生产产品和服务价值的计量、住户未观测生产的核算等，其生产核算理论与方法也还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本项研究力图以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和SNA2008）为理论基础，对中国住户生产核算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较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将账户、矩阵、指标体系等进行有机整合，构建起中国的住户生产核算方法论体系，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课题研究的切入点是中国住户生产核算的理论基础、关键概念、重要范畴、核算原则；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住户生产核算的方法，包括住户生产及延伸活动的账户、矩阵、指标体系等；构建的体系框架是：中国住户生产核算资料的收集→生产核算方法的设计→住户正规生产核算→住户无偿服务和未观测生产核算→住户生产效益与资源要素核算→住户生产综合核算与延伸核算→住户生产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我们认为，这些内容基本构成了中国住户生产核算的主体，形成了中国住户生产核算的较为完整的方法论体系。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先后到国家统计局和一些省市的统计局进行调研，查阅分析中国统计报表，多次召开专家咨询会，了解中国住户生产核算的实践，努力保证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其间，作为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和成员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与课题相关的论文1篇，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Applied Statistics发表论文1篇，在《统计研究》发表论文3篇，在《财经问题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7篇，其中1篇被Social Sciences in China、《新华文摘》转载，2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且1篇文章获国家统计局第10届全国统计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本书是课题的最终成果。写作分工是：第一、二、三、四、五章由李金华、韩中撰写，第六、八、九章由李金华、林玉伦撰写，第七章由李金华撰写，王青云、李苍舒分别参与了第一章和第五章的撰写。李金华负责全书总体框架设计，各章的修改定稿和全书统稿。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基金的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经济学部韩朝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科研处张杰副处长，责任编辑金弘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给予了巨大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对中国住户生产核算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研究是一个冷僻艰深的课题，可供借鉴的资料稀少，实践活动成果欠缺。因此，研究过程中许多难题的攻关完全依赖作者的独立思考和摸索。这一方面体现了本书的创新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成果可能存在的缺憾或不妥，抑或讹谬之论。作者恳请专家和同行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正、完善。李金华2012年2月16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简介： 魏后凯长期从事区域经济研究，是我国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本书收录了1987—2015年作者独立发表的160篇区域经济论文。全书分为上、下卷，共16篇，内容涉及理论前沿探讨、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结构调整、产业布局、产业集群、城镇化、城市发展、农村发展、区域差异、区际经济关系、区域政策、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与中部崛起、国土开发、制度创新，几乎涵盖区域经济的各个领域。本书立足中国实际，把握国际前沿，力求把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有机融合为一体，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对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完善国家区域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