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 The agents of production are commonly classed as Land，Labour and Capital. By Land is meant the material and the forces which Nature gives freely for man's aid，in land and water，in air and light and heat. By Labour is meant the economic work of man，whether with the hand or the head. By Capital is meant all stored-up provision for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goods，and for the attainment of those benefits which are commonly reckoned as part of income. It is the main stock of wealth regarded as an

简介： 全球气温急剧上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资源能源日益枯竭、自然灾害明显频发、极端气候反复出现，这一系列问题的交替呈现与持续加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指出，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给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压力，地球多样性自1970年以来下降了28％，热带地区已经下降了60％。尽管各种生态危机的起因并不相同，但是从根本上看，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资本的总体配置不当。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大量资本被倾注于房地产、化石燃料、结构性金融资产及其内嵌衍生品；相比之下，只有微不足道的资本被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水土保持等方面。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国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先后制定和实施了环境保护、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省（市）建设、国土主体功能区规划、低碳经济试点、生态经济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生态环境建设投资力度逐年加大，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已经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方向和趋势，生态资本投资正在迅速成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与现实路径。然而，相对于生态资本投资实践的蓬勃发展，生态资本投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尤其是生态资本投资收益方面的研究亟须破题，这既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转变的战略节点，又是有效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难困境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书以生态资本投资收益为研究主题，是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态资本运营机制与管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70873135）所进行的延续与拓展研究。本书采用文献梳理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理论演绎与案例比较相结合，以及博弈分析、产权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以生态资本及其投资收益的概念界定为逻辑起点，以生态资本理论、价值投资理论、生态产品生产理论为理论基础，以生态资本投资的实践探索为现实基础，旨在通过生态资本投资的价值分析，探讨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制度创新，并结合我国统计数据进行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实证检验，以期科学定位生态资本投资的价值取向，规范生态资本投资方式和投资强度，为推进绿色繁荣、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本书的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安排如下：导论交代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考察国内外与本选题有关的研究动态，对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述评；陈述研究的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介绍本书框架和可能的创新点，指出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本章对生态资本、生态资本投资、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等核心概念加以界定，阐明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进行理论评析与思考。第二章　生态资本短缺及其投资现状。本章指明了生态资本存量估算的缺失，介绍了生态资本存量与流量的分类估算方法；依据生态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的最佳比例，进行了我国生态资本短缺的简易估算；并以生态资本投资的实践探索为基础，结合问卷调查，重点剖析了我国生态资本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投资收益的实现是生态资本投资的关键问题。第三章　生态资本投资的价值分析。本章从生态资本投资的基本要素出发，指出了生态资本投资的价值构成包括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通过构建宏观经济动态均衡模型，探讨了生态资本投资价值的宏观均衡实现；分析了生态资本投资价值的微观转化过程，其中，生态资源的资产化是其价值创造过程，生态资产的资本化是其价值增值过程，生态资本的产品化是其价值转换过程，生态产品的市场化是其价值实现过程。第四章　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形成机理。本章指出投资价值是投资收益的本质与源泉，从生态、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分析了生态资本投资的收益类型；考察了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收益的最佳持续量，阐述了生态规律对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收益的制约；基于三种生产理论探讨了生态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与优化机理；进行了生态资本投资的代际公平、就业促进、福利增加等社会收益形成机理分析。第五章　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影响因素。本章归纳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影响条件，其中，生态效用是其认知条件，生态需求是其约束条件，生态技术是其支持条件，生态市场是其保障条件；在介绍生态资本公共投资主导性的基础上，分析了生态资本公共投资收益的影响因素；基于生态资本私人投资不足的客观现实，探讨了生态资本私人投资收益的影响因素。第六章　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制度创新。本章从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产权解释出发，探讨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权的界定思路；通过对比机制设计与自然演化的制度观，介绍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机制设计；指出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制度保障，包括生态资本价值核算、生态资本产权交易、生态资本权益补偿、生态资本投资保险及生态资本投资基金等制度。第七章　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实证检验。本章利用国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收益、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在生态资本效率测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生态资本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影响的Tobit回归分析；鉴于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区域外溢，进行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外溢的空间计量分析。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阐述前文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给出政策建议，讨论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和重点内容。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书从“生态资本投资”的视角展开研究，在选题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与原创性。生态资本投资是通过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的生态恢复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生态技术研发等活动，对特定范围内的生态资源进行一定的投入，并经过与开发对象的有机结合，使生态资源质量及数量指标均有所改善，并且这种改善最终反映在生态资本存量增加上的投资行为。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并不是消极的生态维护行为，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生产性投资。本书是生态资本理论与资本投资理论交叉融合研究范式的有益尝试，有可能引发资本及资本投资结构的深层变革。第二，本书从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阐述生态资本投资所形成的预期收益和增量收益，在研究思路上具有较强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在“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生态环境已不再是“天然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故多数情况下，生态资本实质上是人造生态资本。鉴于当前学术界对生态资本的价值核算尚未有实质性突破，本书立足于生态资本投资所遵循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价值取向，避开生态资本存量评估的理论难题，重点调整生态资本投资所形成的预期收益和增量收益，体现了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收益、经济收益与社会收益的统一。第三，本书在研究思路上具有较好的理论逻辑性。基于生态资本投资的价值分析，通过构建生态资本投资宏观均衡模型，分析了生态资本投资价值的宏观均衡实现；阐述了生态资源的资产化、生态资产的资本化、生态资本的产品化、生态产品的市场化等生态资本投资价值的微观转化过程；归纳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影响条件，其中，生态效用是其认知条件，生态需求是其约束条件，生态技术是其支持条件，生态市场是其保障条件；重点探讨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与制度创新，本书在研究思路上具有较好的理论逻辑性。第四，本书研究成果能够为规范生态资本投资方式和投资强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生态资本投资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生态资本产权投资，其之所以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便是因为投资所获得的产权能够带来收益，因此，投资收益权是生态资本产权投资的核心。本书从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产权解释出发，阐述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权的界定思路，指出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制度保障，包括生态资本价值核算、生态资本产权交易、生态资本权益补偿、生态资本投资保险及生态资本投资基金等制度。研究成果能够为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提供参考。第五，本书在实证检验上具有较好的实践性与指导性。本研究通过引入案例分析，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3—2010年面板数据集等统计数据，尝试性地进行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形成的分类检验，考察了生态资本投资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并借助空间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区域外溢，得到了超出预期的计量结果，蕴含着有重要价值的丰富信息，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然而，本书毕竟只是对生态资本投资收益问题作了初步探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本书更多的是一种“理念倡导”，即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看作”一种积极主动的生产性投资。对于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收益如何影响其生态资本投资行为等问题，本书却未作详尽探讨，还有待完善。二是本书借助高级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尝试性地分析了生态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与优化机理，然而对于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影响因素等问题，却只是将其简化为一个参数或假设，这一问题尚需深入研究。三是由于统计数据存在口径不一、残缺不全等问题，生态资本投资及其收益的数据很难准确估算。鉴于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本书在进行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实证检验时，选取了一些“指代变量”，这也使得本书的研究结果只是“一家之言”，有较强的主观性。 关键词：生态资本；投资价值；投资收益

简介： 一个国家国民每年每年劳动的产品供给每年的消费，的劳动，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的好坏取决于产品和人数的比例，的源泉。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由本国国民劳动的直接产品构成，或者是由利用这些直接产品从外国购进来的产品构成。“每年”一词，当即就展现了老一代英国经济学家普遍做法的转变：他们将国民财富看作是一种“积累的资源”（accumulated fund）。根据重农主义者观点，斯密认为重要的是一个时期内可以生产的产量。这类产品或用这类产品从外国购进来的产品，对于消费者人数来说要么有着较大的比例，要么有着较小的比例。所以一个国家国民所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比例的大小。“生活便利品”（conveniencies of life），洛克在《降低利率和提筒货币价值的后果之思考》（1696年，第66页）中用到了这个词：任何事物的内在价值，都是由它适于供给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或者适于人类生活的便利服务构成的。应该注意到这种含义：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用其成员的平均福利来计算的，而不是用总额来计算的。但是，对于所有国家的国民来说，这一比例都受着这两种情况的约束：第一，一个国家国民总体上使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那些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这种供给由两种情况决定：劳动的技能；有用劳动者比例，无论一个特定国家的土壤、气候和国土面积如何，其国民每年供给丰富或者欠缺，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国民供给更多地取决于劳动技能，而非取决于劳动者的比例，这点可由文明社会的产量更大得以观察到。然而，一个国家国民每年这种供给的情况，似乎前者比后者所起的决定作用更大。在那些尚未开化的渔猎国家中，任何一个能够从事劳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力为自己或其家人或族人中老弱病残而不能渔猎的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但是，这些未开化的国家生活极端贫困，以至于常常因为贫困迫不得已，或者至少自认为沦落到了这种地步，有时迫不得已直接杀害自己的幼儿、老人以及长期患病的人；有时则抛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与此不同的是，在那些文明和繁荣的国家里，尽管有大量的人根本不从事劳动，而且这些人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要高出十倍乃至上百倍。但由于整个社会的劳动产品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常常都能得到充足的供给，甚至就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穷的一个劳动者，只要他勤俭节约，也能享受比任何一个未开化的人所能得到的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劳动力改进的原因和劳动产品自然的分配是第一篇的主题。劳动力改进的原因，第二种情况可以扩展到包括从事有用劳动的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强度，但是另一种重要情况，即累积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和质量，则完全被忽略不计。劳动产品按照怎样的顺序自然地在社会各阶层中分配，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实际上只谈了一个原因，即劳动分工。不管一个国家国民在进行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怎样，在这种劳动状态持续不变的情况下，该国国民每年的国民供给状况，必然取决于该国中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随后将要看到，在任何场合有用的生产性将在第二篇中讨论资本（它规定着有用劳动者比例）。劳动者人数，都与用来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以及资本的具体使用情况成比例。因此在本书的第二篇中，将要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步积累的方式、资本的不同用途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劳动量也不同等问题。第三篇中将讨论导致欧洲各国鼓励城市产业而不鼓励农村产业的情况。在那些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都采取了非常不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产品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而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则比较鼓励城市的产业。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对于所有的产业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而使其产业得到平均发展。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国家的政策都比较有利于城市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不利于农村产业即农业的发展。本书第三篇中将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人们采用和确立的这种政策。“生产性”一词在这里只是随意提到的，它是作为“有用的”一词的根本不重要的同义词。但后来则完全舍弃了“有用的”一词，认为不生产的劳动同样也可以是有用的。虽然最初这些计划的实行是源于某些特殊阶级的私利与偏见，他们并未考虑或者预见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可是这些计划却导致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人认为城市产业比较重要；而有些人则认为农村产业更为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君王制度和国家的公共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将在第四篇中力图详尽明确地阐释这些不同学说，并说明这些学说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在第四篇中将阐述各种因不同政策而引起的不同理论。总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一个国家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供给其国民每年消费的那些资源的性质。本书最后一篇第五篇所要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将尽力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开支，其中哪些开支应该用整个社会的赋税来支付？哪些开支应该由社会某个特殊阶级或成员的特殊赋税来支付？第二，募集整个社会赋税以应对社会支出的各种不同方法以及每种方法的利弊如何？第三，导致近代几乎所有政府都把收入中的一部分作为担保用以发行公债的原因，以及使用这种公债对于实际财富即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如何。君主或者国家的开支、收入和公债将在第五篇中予以讨论。参见前两段，这句话清楚地表示了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根据该国的人均收入来度量的。

简介： 一个国家国民每年每年劳动的产品供给每年的消费，的劳动，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的好坏取决于产品和人数的比例，的源泉。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由本国国民劳动的直接产品构成，或者是由利用这些直接产品从外国购进来的产品构成。“每年”一词，当即就展现了老一代英国经济学家普遍做法的转变：他们将国民财富看作是一种“积累的资源”（accumulated fund）。根据重农主义者观点，斯密认为重要的是一个时期内可以生产的产量。这类产品或用这类产品从外国购进来的产品，对于消费者人数来说要么有着较大的比例，要么有着较小的比例。所以一个国家国民所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比例的大小。“生活便利品”（conveniencies of life），洛克在《降低利率和提筒货币价值的后果之思考》（1696年，第66页）中用到了这个词：任何事物的内在价值，都是由它适于供给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或者适于人类生活的便利服务构成的。应该注意到这种含义：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用其成员的平均福利来计算的，而不是用总额来计算的。但是，对于所有国家的国民来说，这一比例都受着这两种情况的约束：第一，一个国家国民总体上使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那些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这种供给由两种情况决定：劳动的技能；有用劳动者比例，无论一个特定国家的土壤、气候和国土面积如何，其国民每年供给丰富或者欠缺，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国民供给更多地取决于劳动技能，而非取决于劳动者的比例，这点可由文明社会的产量更大得以观察到。然而，一个国家国民每年这种供给的情况，似乎前者比后者所起的决定作用更大。在那些尚未开化的渔猎国家中，任何一个能够从事劳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力为自己或其家人或族人中老弱病残而不能渔猎的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但是，这些未开化的国家生活极端贫困，以至于常常因为贫困迫不得已，或者至少自认为沦落到了这种地步，有时迫不得已直接杀害自己的幼儿、老人以及长期患病的人；有时则抛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与此不同的是，在那些文明和繁荣的国家里，尽管有大量的人根本不从事劳动，而且这些人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要高出十倍乃至上百倍。但由于整个社会的劳动产品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常常都能得到充足的供给，甚至就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穷的一个劳动者，只要他勤俭节约，也能享受比任何一个未开化的人所能得到的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劳动力改进的原因和劳动产品自然的分配是第一篇的主题。劳动力改进的原因，第二种情况可以扩展到包括从事有用劳动的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强度，但是另一种重要情况，即累积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和质量，则完全被忽略不计。劳动产品按照怎样的顺序自然地在社会各阶层中分配，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实际上只谈了一个原因，即劳动分工。不管一个国家国民在进行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怎样，在这种劳动状态持续不变的情况下，该国国民每年的国民供给状况，必然取决于该国中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随后将要看到，在任何场合有用的生产性将在第二篇中讨论资本（它规定着有用劳动者比例）。劳动者人数，都与用来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以及资本的具体使用情况成比例。因此在本书的第二篇中，将要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步积累的方式、资本的不同用途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劳动量也不同等问题。第三篇中将讨论导致欧洲各国鼓励城市产业而不鼓励农村产业的情况。在那些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都采取了非常不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产品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而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则比较鼓励城市的产业。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对于所有的产业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而使其产业得到平均发展。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国家的政策都比较有利于城市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不利于农村产业即农业的发展。本书第三篇中将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人们采用和确立的这种政策。“生产性”一词在这里只是随意提到的，它是作为“有用的”一词的根本不重要的同义词。但后来则完全舍弃了“有用的”一词，认为不生产的劳动同样也可以是有用的。虽然最初这些计划的实行是源于某些特殊阶级的私利与偏见，他们并未考虑或者预见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可是这些计划却导致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人认为城市产业比较重要；而有些人则认为农村产业更为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君王制度和国家的公共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将在第四篇中力图详尽明确地阐释这些不同学说，并说明这些学说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在第四篇中将阐述各种因不同政策而引起的不同理论。总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一个国家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供给其国民每年消费的那些资源的性质。本书最后一篇第五篇所要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将尽力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开支，其中哪些开支应该用整个社会的赋税来支付？哪些开支应该由社会某个特殊阶级或成员的特殊赋税来支付？第二，募集整个社会赋税以应对社会支出的各种不同方法以及每种方法的利弊如何？第三，导致近代几乎所有政府都把收入中的一部分作为担保用以发行公债的原因，以及使用这种公债对于实际财富即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如何。君主或者国家的开支、收入和公债将在第五篇中予以讨论。参见前两段，这句话清楚地表示了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根据该国的人均收入来度量的。

简介： 一个国家国民每年每年劳动的产品供给每年的消费，的劳动，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的好坏取决于产品和人数的比例，的源泉。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由本国国民劳动的直接产品构成，或者是由利用这些直接产品从外国购进来的产品构成。“每年”一词，当即就展现了老一代英国经济学家普遍做法的转变：他们将国民财富看作是一种“积累的资源”（accumulated fund）。根据重农主义者观点，斯密认为重要的是一个时期内可以生产的产量。这类产品或用这类产品从外国购进来的产品，对于消费者人数来说要么有着较大的比例，要么有着较小的比例。所以一个国家国民所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比例的大小。“生活便利品”（conveniencies of life），洛克在《降低利率和提筒货币价值的后果之思考》（1696年，第66页）中用到了这个词：任何事物的内在价值，都是由它适于供给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或者适于人类生活的便利服务构成的。应该注意到这种含义：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用其成员的平均福利来计算的，而不是用总额来计算的。但是，对于所有国家的国民来说，这一比例都受着这两种情况的约束：第一，一个国家国民总体上使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那些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这种供给由两种情况决定：劳动的技能；有用劳动者比例，无论一个特定国家的土壤、气候和国土面积如何，其国民每年供给丰富或者欠缺，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国民供给更多地取决于劳动技能，而非取决于劳动者的比例，这点可由文明社会的产量更大得以观察到。然而，一个国家国民每年这种供给的情况，似乎前者比后者所起的决定作用更大。在那些尚未开化的渔猎国家中，任何一个能够从事劳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力为自己或其家人或族人中老弱病残而不能渔猎的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但是，这些未开化的国家生活极端贫困，以至于常常因为贫困迫不得已，或者至少自认为沦落到了这种地步，有时迫不得已直接杀害自己的幼儿、老人以及长期患病的人；有时则抛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与此不同的是，在那些文明和繁荣的国家里，尽管有大量的人根本不从事劳动，而且这些人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要高出十倍乃至上百倍。但由于整个社会的劳动产品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常常都能得到充足的供给，甚至就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穷的一个劳动者，只要他勤俭节约，也能享受比任何一个未开化的人所能得到的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劳动力改进的原因和劳动产品自然的分配是第一篇的主题。劳动力改进的原因，第二种情况可以扩展到包括从事有用劳动的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强度，但是另一种重要情况，即累积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和质量，则完全被忽略不计。劳动产品按照怎样的顺序自然地在社会各阶层中分配，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实际上只谈了一个原因，即劳动分工。不管一个国家国民在进行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怎样，在这种劳动状态持续不变的情况下，该国国民每年的国民供给状况，必然取决于该国中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随后将要看到，在任何场合有用的生产性将在第二篇中讨论资本（它规定着有用劳动者比例）。劳动者人数，都与用来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以及资本的具体使用情况成比例。因此在本书的第二篇中，将要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步积累的方式、资本的不同用途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劳动量也不同等问题。第三篇中将讨论导致欧洲各国鼓励城市产业而不鼓励农村产业的情况。在那些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都采取了非常不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产品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而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则比较鼓励城市的产业。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对于所有的产业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而使其产业得到平均发展。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国家的政策都比较有利于城市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不利于农村产业即农业的发展。本书第三篇中将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人们采用和确立的这种政策。“生产性”一词在这里只是随意提到的，它是作为“有用的”一词的根本不重要的同义词。但后来则完全舍弃了“有用的”一词，认为不生产的劳动同样也可以是有用的。虽然最初这些计划的实行是源于某些特殊阶级的私利与偏见，他们并未考虑或者预见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可是这些计划却导致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人认为城市产业比较重要；而有些人则认为农村产业更为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君王制度和国家的公共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将在第四篇中力图详尽明确地阐释这些不同学说，并说明这些学说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在第四篇中将阐述各种因不同政策而引起的不同理论。总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一个国家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供给其国民每年消费的那些资源的性质。本书最后一篇第五篇所要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将尽力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开支，其中哪些开支应该用整个社会的赋税来支付？哪些开支应该由社会某个特殊阶级或成员的特殊赋税来支付？第二，募集整个社会赋税以应对社会支出的各种不同方法以及每种方法的利弊如何？第三，导致近代几乎所有政府都把收入中的一部分作为担保用以发行公债的原因，以及使用这种公债对于实际财富即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如何。君主或者国家的开支、收入和公债将在第五篇中予以讨论。参见前两段，这句话清楚地表示了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根据该国的人均收入来度量的。

简介： 一个国家国民每年每年劳动的产品供给每年的消费，的劳动，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的好坏取决于产品和人数的比例，的源泉。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由本国国民劳动的直接产品构成，或者是由利用这些直接产品从外国购进来的产品构成。“每年”一词，当即就展现了老一代英国经济学家普遍做法的转变：他们将国民财富看作是一种“积累的资源”（accumulated fund）。根据重农主义者观点，斯密认为重要的是一个时期内可以生产的产量。这类产品或用这类产品从外国购进来的产品，对于消费者人数来说要么有着较大的比例，要么有着较小的比例。所以一个国家国民所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比例的大小。“生活便利品”（conveniencies of life），洛克在《降低利率和提筒货币价值的后果之思考》（1696年，第66页）中用到了这个词：任何事物的内在价值，都是由它适于供给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或者适于人类生活的便利服务构成的。应该注意到这种含义：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用其成员的平均福利来计算的，而不是用总额来计算的。但是，对于所有国家的国民来说，这一比例都受着这两种情况的约束：第一，一个国家国民总体上使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那些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这种供给由两种情况决定：劳动的技能；有用劳动者比例，无论一个特定国家的土壤、气候和国土面积如何，其国民每年供给丰富或者欠缺，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国民供给更多地取决于劳动技能，而非取决于劳动者的比例，这点可由文明社会的产量更大得以观察到。然而，一个国家国民每年这种供给的情况，似乎前者比后者所起的决定作用更大。在那些尚未开化的渔猎国家中，任何一个能够从事劳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力为自己或其家人或族人中老弱病残而不能渔猎的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但是，这些未开化的国家生活极端贫困，以至于常常因为贫困迫不得已，或者至少自认为沦落到了这种地步，有时迫不得已直接杀害自己的幼儿、老人以及长期患病的人；有时则抛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与此不同的是，在那些文明和繁荣的国家里，尽管有大量的人根本不从事劳动，而且这些人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要高出十倍乃至上百倍。但由于整个社会的劳动产品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常常都能得到充足的供给，甚至就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贫穷的一个劳动者，只要他勤俭节约，也能享受比任何一个未开化的人所能得到的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劳动力改进的原因和劳动产品自然的分配是第一篇的主题。劳动力改进的原因，第二种情况可以扩展到包括从事有用劳动的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强度，但是另一种重要情况，即累积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和质量，则完全被忽略不计。劳动产品按照怎样的顺序自然地在社会各阶层中分配，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实际上只谈了一个原因，即劳动分工。不管一个国家国民在进行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怎样，在这种劳动状态持续不变的情况下，该国国民每年的国民供给状况，必然取决于该国中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随后将要看到，在任何场合有用的生产性将在第二篇中讨论资本（它规定着有用劳动者比例）。劳动者人数，都与用来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以及资本的具体使用情况成比例。因此在本书的第二篇中，将要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步积累的方式、资本的不同用途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劳动量也不同等问题。第三篇中将讨论导致欧洲各国鼓励城市产业而不鼓励农村产业的情况。在那些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都采取了非常不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产品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而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则比较鼓励城市的产业。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对于所有的产业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而使其产业得到平均发展。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国家的政策都比较有利于城市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不利于农村产业即农业的发展。本书第三篇中将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人们采用和确立的这种政策。“生产性”一词在这里只是随意提到的，它是作为“有用的”一词的根本不重要的同义词。但后来则完全舍弃了“有用的”一词，认为不生产的劳动同样也可以是有用的。虽然最初这些计划的实行是源于某些特殊阶级的私利与偏见，他们并未考虑或者预见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可是这些计划却导致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人认为城市产业比较重要；而有些人则认为农村产业更为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君王制度和国家的公共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将在第四篇中力图详尽明确地阐释这些不同学说，并说明这些学说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在第四篇中将阐述各种因不同政策而引起的不同理论。总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一个国家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供给其国民每年消费的那些资源的性质。本书最后一篇第五篇所要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将尽力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开支，其中哪些开支应该用整个社会的赋税来支付？哪些开支应该由社会某个特殊阶级或成员的特殊赋税来支付？第二，募集整个社会赋税以应对社会支出的各种不同方法以及每种方法的利弊如何？第三，导致近代几乎所有政府都把收入中的一部分作为担保用以发行公债的原因，以及使用这种公债对于实际财富即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如何。君主或者国家的开支、收入和公债将在第五篇中予以讨论。参见前两段，这句话清楚地表示了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根据该国的人均收入来度量的。

简介：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构建全新的西学思想平台，我们出版了这套《西方学术经典译丛》（英汉对照全译本）。本译丛精选西方学术思想流变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传世名作，由多位专家学者选目，内容涵盖了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收录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诸多名著。本译丛系根据英文原著或其他文种的较佳英文译本译出，在国内第一次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出版。与以往译本不同的是，本译丛全部用现代汉语译出，尽量避免以往译本时而出现的文白相间、拗口难懂的现象；另外出于尊重原作和正本清源的目的，本译本对原作品内容一律不做删节处理，全部照译。以往译本由于时代和社会局限，往往对原作品有所删节，因此，本译本也是对过去译本的补充和完善。为加以区别，原文中的英文注释，注释号用①、②……形式表示；中文译者注释则以〔1〕、〔2〕……形式表示。至于英译本中出现的原文页码和特殊索引等问题，中文译者在“译者后记”中将予以解释、说明。另外，在英文原著或原英译本中，有一些表示着重意义的斜体或大写等字体，考虑到读者可以在英汉对照阅读中注意到，在本译文中没有照样标出，还望读者理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By Adam Smith本书根据Methuen &Co. Ltd.1930年版本译出

简介： 近30年来，我国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快速经济增长且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因此，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并没有缩小收入差距，那么，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呢?本书基于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函数，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视角切入，对家庭、企业、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主要内容如下所述。一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函数，在世代交替模型中引入最低消费，分析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表明：在预算约束和资本市场缺失的条件下，初始人力资本差异导致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引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差距又导致收入差距。如此循环，形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预算约束和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虽然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人力资本投资所需的资金，但支付较高的融资利率使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时，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小于贷款利率时，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反而会扩大收入差距。因此，在社会经济中，如果家庭是唯一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那么人力资本投资将难以缩小收入差距。二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一般而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非均等的。这种非均等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员工人力资本投资差异，以及同一企业内部对不同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本书主要分析后一种情况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非均等性，影响企业员工人力资本的形成、补偿、提高，进而造成人力资本差异，而人力资本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进而影响员工的职业发展和绩效工资，最终形成收入差距。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补偿因人力资本折旧而下降的部分，而且可以提高员工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使得到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员工比没有得到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高，进而使得到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员工比没有得到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员工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并影响员工的职业发展。而无论劳动生产率差异形成的绩效工资差异，还是职业发展形成的终生收入差异，都会造成员工的收入差距。因此，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不会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收入差距。三　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往关于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大多数以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均等作为前提条件，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事实上，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投资不足但均等、投资不足且非均等、投资足且均等、投资足但非均等四种情况。均等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且投资充足比投资不足的效果更显著。但是，非均等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当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偏向低收入家庭时，国家人力资本投资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当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偏向高收入家庭时，国家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不能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收入差距，恶化收入差距，甚至形成两极分化。因此，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关键在于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本书还分别对我国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我国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以及我国家庭之间人力资本投资差距过大，进一步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我国非均等且偏向高收入家庭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未能发挥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最后从家庭、企业、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提出了缩小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促进机会均等，让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工具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主体　收入差距　均等　家庭　企业　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