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清理现代中国“文学”在晚清民初时期的“知识”建构历程。现代中国的“文学”观念肇始于晚清时代，因为有了时间、空间和科学等基本维度的确立，才最终形成了以文学史、域外文学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等为核心的“文学”知识系统及其相关的学科建制，进而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在中国的发生和拓展。

简介： 1980年以来，大量当代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并获得成功。这些文学作品何以被选择？又何以改编成现在的样子？本书通过深入考察谢晋、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张元等十二位著名导演的改编经历，试图揭示电影改编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导演是改编的中心环节，既是文学的读者又是电影的作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一步说，导演的思想观念、影像语言、个性风格、市场意识等因素在改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编的过程即是作家的艺术与导演的艺术之间复杂的对话过程，本书以丰富的个案研究致力于揭示这一过程。

简介： 澳大利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独具特色，表现在两个突出方面：第一，澳大利亚在国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与评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近50年来SSCI国际社会学核心期刊收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与评论研究中，除了美国，澳大利亚是最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国家。发表研究成果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中国。就研究者一项来看，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最多的是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排在第二位的是澳大利亚学者杜博妮（McDougall）。就来源期刊一项来看，在发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排名世界前15位的刊物中，澳大利亚有两个期刊入选：《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二，澳大利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几乎同步。这两者从内容上都可划分为如下几类：整体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划时代作品；中国“文革”期间的文学；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在澳大利亚，很多研究者本身就是译者，有的是先英译作品继而萌发了研究的热情，有的是先研究中国文学然后产生了英译的兴趣。澳大利亚中国文学英译也经历了“解冻期”和“成熟期”，英译的发展趋势与评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基于上述特点，澳大利亚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为翻译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当前的形象学研究逐渐开始文化转向。作为一种跨语言形象转换，翻译语言建构的形象所阐释的不是关于被感知的问题，而是关于被阅读以及被阐释的问题。因此，以形象来思考，可以重新描述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地图，进一步描述形象学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当前，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美国家的译者与译作研究，而对澳大利亚的中国文学译者及其译作研究不足。本课题选择澳大利亚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作为研究对象，既可揭示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的特点，也可为中国文学的跨语言研究作出贡献，还可为中国形象学研究提供新的理据。本课题研究主要沿着翻译文本形象解读、翻译形象建构和翻译形象认知识别的基本思路推进。本书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步，文本形象解读。追踪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澳大利亚英译评论的轨迹：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学到60年代的戏剧，从70年代的伤痕文学到80年代的西藏文学，从90年代的先锋文学再到2000年以后的当代文学，都有澳大利亚译者和研究者的作品。课题研究分析各个时期、不同题材原文作品在英译中的不同表现，着重考察1976—2010年间出版的英译作品和1959—2010年间的评论，分析其对中国性别形象、中国文化形象、中国语言形象、中国诗歌形象以及中国学研究的影响。第二步，翻译形象建构。描述了澳大利亚译者在翻译中建构中国形象的基本脉络。结合性别形象的翻译显化，分析了译者建构翻译形象的性别意识和认知体验；结合诗歌形象的翻译建构，描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个性化话语、高语域的表达方式以及对西方意象的借用，揭示了中国现当代诗歌走向世界性诗歌的途径；结合中国文学作品中重叠词和文化特色词的翻译，描述了典型中国语言形象在翻译中的建构情况，揭示了翻译中重叠词记量方式的转换与认知域的变化，并描述文化特色词的翻译策略及其作用。第三步，翻译形象认知识别。分析了生活形象认知识别、文学形象认知识别等主要方面。进一步分析了译者认知不足与认知过度的深度原因，从翻译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及其对翻译形象建构的影响。在完成上述三步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形象建构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从转换性形象的角度对翻译形象建构进行理论上的解读。在这一部分逐层描述了转换性形象的概念与研究范围，对比了一般形象学中的主客体关系与转换性形象中的主客体关系之间的差异，分析了转换性形象的形象转化方式，并对转换性形象中的中国视角作出理论解读，进一步肯定澳大利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的学术价值。

简介： 本书是一本散文随笔集。人生与宇宙是其中心主题，主调是天蓝、草绿与雪白——当然，这不只是自然的颜色，更是心灵的颜色。本书以哲理与批判性见长，对人类的某些行为与流行观念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与批判。文中有对人生的终极思考，有对动物和自然的深深敬畏，渗透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气势恢弘的宇宙意识。在这独特的文字和视角中跃动着的，是充满忧患意识的精神生命。作者追求哲理与诗意的结合，力图以优美的文笔展现高深的意境和深邃的道理。这些文章出自作者深厚的人生体验，丰满而富有生机，描述出一个清纯而美丽的世界。予人以启迪，以美感，以沉思。

简介： 词是起源于隋唐、兴盛于宋的一种古典音乐文体，具有芳馨绵缈之美，深受青年喜爱。“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七季以词的欣赏与创作为主题，邀请当代词坛名家及研究者，开展系列讲座，本书即是当时讲座的实录。读者可藉以了解词的文体特征，并尝试词的创作。“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是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与深圳图书馆联合创办的文化沙龙，意在搭建一个学术文化交流平台，一个集深圳学人和读者、书于一体的立体阅读空间。

简介： 现代新诗的南方传统，是伴随着中华文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生成的，是在中西方文化激荡、古典与现代的裂变中发展的，它虽然是从中国南方珠三角这个地理空间发端，但却终究弥漫而形成为中国文学和诗歌的一种新精神与新的艺术特质，这就是南方诗歌、南方诗学、南方精神、南方想象、南方传统。本书就着眼于现代新诗的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南方精神和艺术谱系。全书主要包括南方诗学的理论奠基、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南方诗人的个案分析、南方诗人的艺术缘域四个部分。这也是一部明确提出南方诗学的相关命题并进行专题研究的当代诗歌批评专著。

简介： 这部文集是我平生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记录。我与哲学结缘始于1960年，这一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哲学专业。当时，考哲学专业必须加试数学，而我的数学学得并不好，尽管如此，我还是报考了哲学。那一年，在我的家乡富平县招收哲学专业学生的大学只有西北政法学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这所院校。入学后，适逢大学贯彻落实“高教六十条”，教学秩序良好，读书气氛浓郁，师生关系融洽，同学关系和谐，总之，学习环境非常好。1964年毕业后，我留校从事教学工作。这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开始，我被抽调到农村参加“社教”，直到1966年8月下旬即“文化大革命”已开始两个多月才回到学校。回校后因为学校已停课“闹革命”，所以，我未从事任何教学工作。直到1972年5月，西北政法学院遵照上级指示停办、解散。解散时，学校的教职人员被分配到陕西多所高校和机关单位，我被分配到陕西师范大学。到师大后我先在宣传部工作数月，9月师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即到政教系哲学教研室教学。当时由于旧教材不能用，又无新教材，政教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主要是辅导学生选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先后辅导学生读的著作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选）和《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收入本文集第七卷的哲学讲义，有的就是当时为教学而写的。在师大工作七年后，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西北政法学院复校，我又于1979年5月被调回。复校后的西北政法学院设置了法律系和政治理论系，政治理论系又设立了哲学和经济学两个专业，我被安排在哲学专业从事教学工作。此年9月政法学院招收了复校后的首届大学生，我即给这一年级哲学专业的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1980年9月我由教研室派往武汉大学哲学系进修，有幸跟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等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期满归来后我就专心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中国哲学史研究法”（包括史料学）等。20世纪80年代初，价值哲学在中国蔚然兴起，我即将自己的治学重点确定为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研究，我给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价值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研究”等课程，撰写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论文，参加有关价值哲学的学术会议，特别是申报了1989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研究。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课题的最终成果——《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鼓励，1994年12月该书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9月荣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后，我继续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和拓展：一是深化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之思维特征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探讨中国哲学中价值论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人性论相融通的论文，这些论文合编为《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一书，该书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二是探索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并以此报批了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最终成果为《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一书，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作为陕西的学者，我十分关注陕西历史上的哲学遗产，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过程中，我把张载及其关学作为自己治学的重要内容，既将关学研究作为一门课程给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又撰写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这些论文运用的仍然是价值论方法，其主题则聚焦于关学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撰成《关学精神论》一书，该书2015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编著了《关学哲人诗传》一书，于2020年1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次汇编文集时我对上述两部著作进行了增订、修改和充实，取名“关学研究”。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同时，我还参与了诸多社会性学术活动和学术组织工作，兼任了一些学会的职务，参加了多次学术会议，举办过多场学术讲座，撰写了不少有关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论文、评论、发言、讲话，这方面的成果汇集成了《哲苑耘言》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两个论文集。阅读和吟咏诗词是我平生的爱好，也是我业余调剂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我的诗词习作曾编为《静致斋诗》，于2015年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今又增入新作，辑成《静致斋诗稿》收入文集。静致斋是我的书斋名，此文集中冠以“静致斋”的著述还有《静致斋哲话》，这是我多年来写的哲理性札记，因记述的所感所思为零散无主线、零碎无体系、零杂无统摄的随时心得，类似古代的诗话、词话、文话之属，故名曰“哲话”。与上述著作一起编入文集第八卷的还有我为《中国儒学辞典》《中国儒学百科全书》所写的辞条的汇总，因为所撰写的条目都是按主编所分派的任务而定的，亦属于无系统之作，故以“静致斋释辞”名之。需要说明的是，在将上述著述收录本文集时，我尽量按照现在的出版要求进行了修改，特别是修改了一些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内容，补充完善了脚注的版本信息，改用最新的版本等。同时，一些原来常用的词语包括一些地名等专有名词，则保留了原著的用法，未做更改，这样更能体现时代感。从进入大学算起，我在哲学这片园地里已经耕耘了整整60年，从留校任教到现在，也已度过56年。回顾半个多世纪的治学历程，回望自己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留下的雪泥鸿爪，真可谓浮想联翩，感慨良多！而凝结到一点就是：虽然逝者如斯夫，人生的时光己进入桑榆晚景，然而对我来说，思想和学业都还行进在漫漫的长路上！书籍在阅读的路上，文章在撰写的路上，著作在修改的路上，讲义在充实的路上，诗词在推敲的路上……既有的一切，都还没有达到自己所期望的高标准，还未进入自己所追求的高境界。自己已经形成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成果，都还有待深化、拓展和完善。学术研究只有无限绵延的进路和不断升高的阶梯，但却没有顶峰，永远都不能达到“会当凌绝顶”的境地。所谓的至善之域、至美之境，其实都是学人们持续努力的志向和不懈追求的理想。既然人生和治学永远都处在一个不断追求、不断提升的过程中，那么，自己几十年来所感所思所写而形成的这些著作，只可放在思想认识和学术探索的历史过程中去阅读，只能当作一道在旅途中未臻至境的风景去观赏。在这个意义上，方可引用李白“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之诗句，来表达自己的自慰之情和自觉之识！本文集的编辑出版是西北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无量功德。学校和学院为了推进学科建设，弘扬学术创新，积累学术成果，延续学脉传承，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决定筹措资金，编辑出版这部文集，实在令人感戴无既。学校的孙国华书记、杨宗科校长及其他各位领导十分关心、大力支持文集的编辑出版，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周忠社书记、寇汉军书记、山小琪院长，亲自领导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郭明俊副院长负责各项具体事务包括落实手稿录入、清样校对、联系出版等诸多繁重而琐细的事宜。在此，我首先对西北政法大学各位领导和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各位领导表示诚挚的感谢！博士生朱风翔为收集论文、择取编排、校勘文字、编订目录，付出了巨大辛劳；博士生张雪侠为哲学讲义的文稿修正、文字校对等做了大量工作；博士生李伟弟为《静致斋诗稿》的编目和繁简字体的转换和统一，反复编排核对；我的硕士生刘亚玲研究员，多年前就认真仔细地阅读和校对了《静致斋哲话》；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不少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繁重的手稿录入和清样校对工作。对这些为文集付岀过辛勤劳动和珍贵汗水的青年学子们，我特表衷心谢意！而文集所凝结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力支持的珍贵情义和责任编辑朱华彬先生精心编校的辛勤劳绩，更值得铭记、致谢和赞佩！最后，我为能给中国哲学的学术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而由衷地感到高兴，也诚恳欢迎读者不吝批评指正！赵馥洁2021年11月27日于西北政法大学静致斋

简介： 苗族史诗《亚鲁王》是一部反映古代苗族军事活动、经济理念、人生礼仪、生产劳动、民间观念、日常生活的重要资料，是麻山苗族探寻祖源的根据。本书沿两条线索展开论证，一条线索沿史诗的核心功能、知识派生功能和实践派生功能进行块状研究，旨在以“中心—边缘”的脉络廓清《亚鲁王》史诗社会功能如何影响社会运转；另一条线索沿着绑定和维系真实的功能，拓展和实现跨界的功能，建构和表达认同的功能进行条状研究，旨在以功能的类型化回应《亚鲁王》史诗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如何落地。两条线索共同指向《亚鲁王》史诗的四种状态，即历史真实与史诗“过去”的状态，文化传统与史诗“不是过去的过去”的状态，地域文化与史诗“不是过去的现在”的状态，内层结构与史诗“过去还是过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