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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问学之旅的若干回忆
简介：
1951年我高中毕业，那年高校招生不举行全国统考，却分设两个联考区，一个是华东等行政区高校联考，一个是华北等行政区高校联考，考试日期则相一致。这种两个联考区的设置实际上做出了一种特殊限制，即报考华东区的高校的考生就不能同时报考华北区的高校，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你如报考北大、清华和南开，就不能报考复旦、交大、浙大和南大。我选择了华东联考区，考入复旦中文系。那年中文系只招20名新生，实际报到18名。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和上海学院中文系合并到复旦，我所在的那个年级就扩大到30多人。195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自中国科学院设立...
■ 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简介：
1938年6月28日（阴历六月初一），方克立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十四都森梅村梅家冲思古堂。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其父方壮猷先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迁校委员，武汉失守前，先将家属送回湖南湘潭原籍。思古堂是其武大同事赵家寰（前清进士赵启霖之子）家的祖屋，借给方氏回乡家属暂住，方克立就出生在那里。1940年5月，母亲和两个哥哥由人护送经长江水路入川，因随时有日机轰炸之险，故将不足两岁的方克立留在湘潭原籍由祖父母抚养，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5月，父母将他接到从四川迁回武昌珞珈山的武汉大学，9月入读武大附小。此前他已在湘潭原籍的栗山公祠小学堂发蒙读书，读到了二年级。父母担心农村...
■ 我的蒙古文学研究之路
简介：
我生长在辽阔的内蒙古巴林草原，出身于平民家庭，三四岁起放羊羔和牛犊，五六岁时冬天天一亮就背着粪筐手持粪扠拾冻牛粪，7岁起赶着牛车跟村里的大人们去邻近林西县卖牛粪，三九天冬夜睡在林西县东布冷（东郊村庄）一户人家的场地里。童年的艰苦生活逼着我形成了忍苦耐劳的性格。
在乌兰巴托（1957年）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顺利和谐的环境中度过的，得到了家庭、周围和国家的支持和协助。我的家庭尽管贫穷，但父母注重家庭声誉，常教导我们说：宁可粉身碎骨，不可身败名裂。他们不拖我后腿，总是支持我升学深造。我生长的巴林部是最古老的蒙古部族，自古有勇敢而智慧的名声，12—13世纪热情支持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民族，巴林人有悠久的历...
■ 对传统历史观的重大改变及新体系的构建
简介：
我父亲的祖籍在北京市密云县西田各庄，母亲的祖籍是徽州婺源紫阳镇。1943年11月21日我出生在陕西省延安市。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小学及西城区黄城根小学读书。少时颇顽劣，不喜读书，六年级忽灵光闪现，用功数月，以高分考入北京四中，时在1957年。1957年冬四中师生赴河北涿县农村参加水利工程劳作，我第一次体验到中国农村的凋敝、贫困。初中毕业后保送四中高中。初中毕业的暑假，四中派我和另一位武姓同学参加北京市中学生赴山东长山列岛军事夏令营。我第一次感受到军人的真诚、质朴，告别军营时，战士们个个泪流满面。也正是在长山列岛，我感到了大饥荒的袭来。在大饥荒的年代，作为北京的中学生是幸运的，即使...
■ 在学习、研究和宣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
简介：
如果从1956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算起，我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教学、宣传和管理工作，至今已有60余年了。在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我内心充满激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的召唤使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虽然受到严重冲击，但从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过去的60多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比较注重马克思早期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研究、教学和宣传，取得过一些成果。但我所做的一切，首先应归功于党和人民的培养，得益于吾辈所处的伟大时代为马克思主...
■ 实现“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梦想
简介：
从1972年4月开始一直到1989年3月，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和硕士学位，以及留在经济系任教期间，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文献，也认真读过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著。我还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我的读书兴趣至今还很广，思考和研究范围也常常超出经济学，这倒为理论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横向借鉴，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营养。在复旦大学的年代，我主要是师从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洪远朋（本人硕士论文的导师）两位教授（属于青、老教师挂钩），并...
■ 学习、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我毕生的追求
简介：
1959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班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从1959年到2010年已经过去了51年。考虑到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我把这51年分为四个小段落。1959—1964年。我在经济研究所的具体岗位是《经济研究》杂志编辑。当时编辑部人手较少，工作紧张，但我还是挤出时间思考一些理论问题。这期间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7篇，大部分是同别人合写的。当时担任经济所所长的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很关心《经济研究》杂志的工作，曾多次给予直接的指导。此外，我曾与当时也在编辑部工作的张卓元同志一起，按照孙冶方同志的思想起草过《关于经济研究工作如何为农业服务问题》一文的初稿，还为孙冶...
■ 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探索前进
简介：
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和党内思想理论斗争处于关键性时刻的1908年，列宁曾指出：“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我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始终把列宁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即自己必须始终不渝地“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探索前进，而决不动摇、不偏离、不改初衷，更不能在理论上像“墙头草”，见“风”摇摆，只有这样才不致犯大错误和走偏方向。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尤为必要。实事求是地说，几十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