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拉里·劳丹（Larry Laudan，1941—）是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科学哲学和认识论。2892835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劳丹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论著，在科学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鉴于国内学界对于劳丹研究的理论关注点主要仅局限于劳丹1977年出版的《进步及其问题》以及《科学与价值》（1984）等80年代早期的几本著作所涉及的内容。而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之后的更重要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明显不足。从当代整个世界范围的科学哲学发展状况来看，劳丹的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80年代以后）又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即使我国国内也称其为科学哲学领域的后起之秀），但这些更重要的、更成熟的著作和论文却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包括science and relativism，1990；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1996和大量颇具影响的论文），这种情况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劳丹自身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及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说都是不够的，这种状况是亟待改善的，还需要我们做很多的研究工作。这样，目前对劳丹的研究就面临着两种极端的状况：一方面，劳丹的一些科学哲学思想在国内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例如对其专著《进步及其问题》的研究、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评判以及规范自然主义（部分内容）；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我们对劳丹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研究较少，没有系统关注劳丹哲学思想的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本书更重在解读劳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哲学思想，将其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放在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理解（为了避免与以往研究出现重叠的情况，而又能切中劳丹科学哲学的重点，我们将劳丹的科学哲学主要置于自然主义的语境之下），从他力图站在自然主义和规范主义的综合视角，从超越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理论方向来解析劳丹的科学哲学思想。一 劳丹科学哲学的后实证主义语境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在分析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发展起来的，经验主义传统在20世纪以来一直占据了科学哲学的统治地位，逻辑经验主义亦被称为标准的科学哲学。而由于经验主义的内在理论问题以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批判锋芒，最终促成了科学哲学中逻辑经验主义传统的衰落，由此逐渐构建起了以波普尔和I.拉卡托斯、J.沃金斯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学派，并成为科学哲学的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之后以图尔敏、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兴起之后，他们对逻辑经验主义传统哲学再次进行了激烈批评，科学哲学逐渐从逻辑主义转向历史主义。在劳丹看来，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科学哲学逐步过渡到了“后实证主义”的时代，“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就已经进入了它们的‘后实证主义’阶段，这已成为一种事实”2892836。逻辑经验主义的静态逻辑分析方法日益受到排斥，科学哲学家的目光多集中到了科学的历史、社会等外部因素方面，在这种背景下，科学哲学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尤其是1962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科学信念和科学观中历史转换之认识，与社会进程在科学共同体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引入到了科学争论的核心部分，科学哲学过渡到了“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时期。相对于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特点，后实证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要弱化纯粹认识论，较轻视经验与事实，而强调理论思维的发散性和多元化。传统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经验事实的客观支持和理论本身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即经验证实原则决定着科学合理性，“‘所有真命题就是整个的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和）’。这就意味着属于科学的命题是源自于那些真实观察陈述命题：它们是那些可以通过真实观察陈述给予验证的命题。如果我们能知道所有的真实观察陈述，那么我们也将知道所有可以被自然科学所肯定的东西”2892837，科学哲学关注的重点在于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和科学合理性与方法论的确证问题。但从波普尔开始就不再把科学仅仅视为已经得到证明了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活动，一种人类从经验和已有理论中不断发现和提出问题，并寻求猜测性、试探性假说以解决问题的活动。科学的进步和动态发展问题取代科学方法论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传统科学哲学从静态逻辑分析逐渐转向了科学的具体历史和社会实践。而后实证主义不再强调证实，不注重经验，但却高度重视人在建构科学理论中的作用，知识研究转向对科学认识主体的探讨。在这种背景下，后实证主义在科学认识问题上的相对主义色彩很浓，这对传统科学哲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是劳丹哲学回应的重要内容。库恩力图从“历史史料本身展现出来的科学观”来揭示“真实的科学状况”，通过科学史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新解答（历史、社会因素）破除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理想科学观，一种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历史主义进路逐渐占据后实证主义哲学的主流。库恩写道：“我们更关心科学知识的获得过程，而非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我们重在强调只有从科学实际发展的科学精神事实才是合理的材料，所以，我们要到历史中去找材料。从这些公共的材料库中得出了很多一致性的结论。由此我们反对科学是通过累加而获得进步的传统观点，新理论替代旧理论（它与新理论互不相容）的革命性过程，在替代过程中旧理论应对不了逻辑、实验、观察所提出的问题是尤为重要的。”2892838这种历史主义观念动摇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所认定的“理性”的基础，开创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方向。库恩历史主义的基本目标是研究科学的动态发展问题，重点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而不在对科学知识进行静态的逻辑分析。而且，在历史主义看来，经验事实和逻辑还不足以构成科学动态发展和转变的合理性标准。例如汉森和费耶阿本德等人认为，科学理论、观察实验和方法论之间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科学原理、假说和经验观察并不是绝对二分的。经验事实不是独立的，观察、实验等事实陈述是根据某种理论假说做出的，不存在独立于理论的纯客观事实，观察和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特别是自1960年以来，方法论甚至陷入了很大的非议之中。某些非议无疑是理所应当的。很多关于科学推理的传统的方法论假设不能被简单认可。（比如（a）在不同的科学之间存在着总的统一方法，（b）科学方法是固定不变的，（c）方法论规则可以被证明是完全先验的，（d）方法论规则一旦清晰阐明，为了挑选出真理，就需要遵循一个完全决定程序的算法过程。）”2892839最后基于此，“‘任何东西都行得通’成为费耶阿本德唯一允许我们的方法论规则”2892840。既然没有一个严密的经验基础为知识合理性提供标准，那么，科学家又根据什么标准判断理论的优劣呢？库恩指出，实际科学历史上的理论选择、逻辑和经验证据并不像经验主义设想的那样重要。在理论选择上的互相辩论，与逻辑证明或数学证明不同，后者的前提与推论规则从一开始便约定好了。如果双方对得出的结论有异议，则可以根据原先的约定一步一步地逆推回去，认真检查论证的每一步骤，直到最后，双方中必有一方发现自己在推论过程中犯了错误，违反了原先的约定，不得不承认对方的证明是正确的。只有当双方发现他们对于原先约定的规则有不同的解释，或有不同的运用方式，或是原先的约定不能作为证明的充分基础时，辩论才会采取如科学革命那样的方式进行。这时的辩论已不再是逻辑推理的辩论，而是关于前提，关于出发点的辩论，它必须以劝说作为通往证明的可能性的序幕。相互竞争的理论选择，正是这种性质的辩论。为此齐曼评价说：“在相互竞争的模型或类比之间的选择不可能在逻辑上自动地实现：它最终取决于人类的评价。这种选择常常通过某种‘约定’或社会性理解（即只有某个特定的系统应该被传授和使用）来解决。这样，约定主义就为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他们描述生活事实时，相当自然、相对合适地采用不同的概念约定。”2892841科学发展中的科学范式选择，就如同相互竞争的政治斗争和革命一样，它是“一个不相容的共同体生活方式之间的抉择”，一个新范式的选择、接受过程，不是采取强权，强迫人们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劝说感化的过程。因为“科学家是讲道理的人，总会有这个或别个论证最终将说服科学中的大多数人”。并且在科学上，只“承认一个专业团体的存在，肯定这个团体在某领域中独一无二的作用，并接受这个团体作为专业成就的唯一裁决者”2892842。作出终审裁决的，是该领域内科学家所组成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是根据专家们共有的一套特定的价值，以及共有的特定经验的互动方式，专家们最终取得的意见一致，而不是靠劝说，这与政治革命中对社会制度的选择颇相似。科学变化即从一种“范式”变为另一种范式是一种神秘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受也不可能受理性规则的支配，是完全属于发现的（社会）心理学范围之内的。科学革命是一种宗教式的变化和皈依，科学理论的转变问题由传统的逻辑合理性转移到了社会学意象的解释，逻辑实证主义以来所形成的科学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趋向融合，科学哲学的研究走向了具体化，强调在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再现科学的真实面貌。二 劳丹科学哲学的历史定位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之争，被称为波普尔-库恩之争（the Popper-Kuhn controversy），也可以被概括为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的对立（the rationalism-relativism opposition）。2892843劳丹的科学哲学也正是在这种理论大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正因如此，劳丹在提及自己科学哲学的基本思路的时候，也正是将他的理论努力概括为对“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一种超越。2892844劳丹这样评价说：“在我看来，后实证主义是智力上的失败。它的论证是可疑的，回避了实质问题。更糟糕的是，它实际上维持不了一个肯定性的研究纲领。”2892845而且，“这些‘后实证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关于科学认识论的彻底的相对主义。实证主义倾向于认为科学无疑是进步的，它是唯一具有重大认识论意义的事业，而后实证主义则认为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直接与人们的直觉不符，也违背了科学发展的事实情况。事实上，当代科学哲学也正如伯恩斯坦所深深忧虑的那样：“在知识与文化生活中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它几乎影响到每一学科和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这种不安表现为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2892846，人们发现，科学认识论满足我们对我们能够赖以确保思维和行动的稳固而可靠的磐石般的渴求。2892847同时，相对主义是一针锋相对的哲学观，否定科学知识的稳定性，强调其中的不可比性，“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论证，也像其对立面绝对主义一样，是杂乱不能使人信服的。他们及其对手，都对明显的科学成就视而不见”2892848。20世纪后半期，客观主义的科学观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以库恩、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后现代哲学开始对基础主义、预设主义为特征的客观知识论发起攻击。“对科学作为产生可靠知识专门途径观念的挑战可以在多门学科中的不同形式里找到：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而且，不同意义的知识运动越过了这些传统界限并给多学科批评提供了基础：解构论、表述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2892849在库恩看来，传统所赋予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标准存在很大问题，无论可证实性还是逻辑演绎，都不能保证科学的正确性。在当代哲学中，相对主义思潮蔚为大观，它们通过“反基础主义”、“后人道主义”、“视角主义”、“解构主义”、“非中心主义”等解构途径，对传统观念带来巨大冲击，以至于人们的确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相对主义已成为当代哲学整体理论气氛重要的组成部分，无处不感到相对主义的巨大威力。针对经验主义所谓的中性观察，他们就强调感觉经验并不具有客观性，首先是观察负载理论，没有完全独立的理论或经验材料存在；又如批判传统的“刺激—感应”论，相对主义指出，外界刺激和人的感觉并不一一对应，我们感受到刺激的客观性，并不能保证由此形成的信念具有确定性。费耶阿本德说：“人们总是想通过真理、实在、合理性去除相对主义的威胁，但却不知道在它们的周围就是无际的未知领域。”2892850实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未知的，真理和实在无关。相对主义又对科学真理进行了否定。由于感觉经验不可靠，外部实在又与科学理论没有必然联系，科学真理就并不取决于外部的客观事实，它只能由科学共同体的集体信念来决定。真理和错误只是针对一定范式内部而言，不同科学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此无法比较其真实性。所以，“相对主义理论认为，所有传统观念、思想都可同时为真或为假；更进一步说，任何真值的分配都是可以接受的”2892851。为此罗蒂也指出，真理只是对一个选定的个体或团体的现时的看法，真理属于主体间性，一个信念之真，就是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的问题。我们现时所持的任何特定信念都是适应于我们的特定目的和愿望的，因而，如果我们的愿望和目的改变了，这些信念也就需要得到更新和改造，即信念与真理的关系并不来自世界的证明或与实在相一致。对科学进步、合理性的否定。既然科学知识本身不具有客观性，前后相继的科学理论属于不同的科学范式，科学也就无所谓进步与否。当然，库恩主要针对的是不同范式，在同一范式内部和常规科学时期，他认为科学知识还是表现为积累式进步的，但科学不存在目标式的进步，即科学的目标并非不断接近真理，因为科学理论本身并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在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看来，科学与其他文化并无本质差异，“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他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2892852。所有这些后经验主义对传统认识论的批评为传统科学观的解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布鲁尔等人直接借鉴了库恩等人的思想，“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家承认，正是库恩的立场为他们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打开了绿灯”2892853，这样他们借助相对主义的利器展开了相对主义的理论框架。劳丹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其思想深入影响着科学哲学的发展，他对科学哲学的自然化和规范化研究以及超越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理论努力，代表了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林奇这样评价劳丹：“超越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劳丹的努力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主义’，这是诸多科学家应该去学习的。”2892854劳丹对科学实在论的批判以及规范自然主义影响深远：由于劳丹对实在论的强有力批判，进一步推动了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当代一些著名科学哲学家如沃勒尔（J.Worrall）、希洛斯（S.P.Sillos）、库克拉（Kukla）等人，他们的理论发展都与劳丹的批判密切相关（比如沃勒尔就强调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努力是对实在论“非奇迹论证”和劳丹的“悲观归纳”两大论证的调和）。正因如此，本书将劳丹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放在了当代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科学哲学研究集中在对库恩历史主义引起的相对主义思潮的超越工作方面（重新对科学合理性给出了解释）。具体而言，劳丹站在新历史主义的立场上，试图凭借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武器，以自然主义为基础发展新的科学哲学，尤其是在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知识社会学等方面，他围绕着科学哲学的自然化这个中心问题，对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阐述，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劳丹看来，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主要历经了逻辑经验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两大阶段，而其科学哲学的努力正是要实现对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超越。劳丹这样回顾他所经历过的科学哲学：“我哲学上的成年期正处于逻辑经验主义鼎盛时期的晚期，我早期的观点来自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实证主义搞错了哲学的议程和其主要问题的解决方法。”2892855出于对实证主义传统的不满，“我花了我哲学研究生涯的第一个十年试图远离正统的实证主义。但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哲学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人的影响，“实证主义已经走向了衰落，它被各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所取代。我发现这些后继理论比以往的实证主义更加混乱。即使实证主义是经常错误的（在我看来），但它们至少具有清晰和紧凑严谨的优点。后来的相对主义，相反，充满了含糊和拖沓的论证（费耶阿本德甚至以他的不一致性为荣；库恩要比费耶阿本德更具一致性）。因此，在整个80年代，我发现自己在不断地与‘新的狂热’（the new crazies）作斗争”2892856。出于对两种思潮的不断反思，劳丹认为其“很多著作也处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断裂之间”，甚至有很多读者批评劳丹的立场“徘徊在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2892857。但事实上，劳丹认为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后实证主义对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反思和评判是一种“智力上的失败。其论述是可疑的和循环论证的。更糟的是，它没有延续一个实证的研究纲领。吸引了一些吵闹的支持者（特别是一些社会科学家），但后实证主义并没有像它计划中那样为自然科学施加能够察觉得到的影响”2892858。鉴于这些原因和科学哲学发展的现状，劳丹将其科学哲学的工作界定为对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超越，“我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努力发展对科学的一种说明，它对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是正交的”2892859。三 劳丹科学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开始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在经历了历史主义和后历史主义两个阶段后。于20世纪末，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而在其中，劳丹作为科学哲学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思想深入影响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所以，劳丹是理解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重要人物。但从国内学界来看，对劳丹的研究并不充分，关于劳丹规范自然主义和反实在论的相关论文有一些，但是零散，还未见到系统的劳丹后期研究的著作出现。本书试图通过劳丹与其批评者论点的对比，以便对劳丹的科学哲学思想的脉络作一个总体的梳理，填补当前国内劳丹理论研究的主要缺陷。其次，我们的研究着眼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总体发展，将其哲学思想定位在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超越的一种理论努力，是对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的一种发展，这不同于一般的综述研究。再次，我们对劳丹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强调对比性研究，从劳丹与其论战对手的争论之中分析和探讨劳丹思想的脉络。基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关注劳丹部分科学哲学内容，这些内容包括：1.融方法论与价值论于一体的规范自然主义思想针对当代科学方法论中的规范主义和自然主义之争，劳丹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 Naturalism），力求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具体而言，这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1）规范自然主义中的方法论问题。（2）规范自然主义中的价值论问题。（3）规范自然主义的相关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有：方法论的概念意义之争、规范自然主义价值论与自然主义关系之争、认识论自然化过程中价值论的争议、劳丹对批判者的回应及其思想的新发展等。鉴于国内对规范自然主义方法论和价值论已经有了大量研究，本书主要分析第三部分。28928602.劳丹对科学实在论的反驳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一大特色，在这些反实在论潮流中，劳丹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反趋真实在论》等一系列著名论文以及相关著作中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详尽的反驳。（1）劳丹对科学实在论及其辩护方法的界定。（2）静态分析：对实在论溯因推理论证Ⅰ的反驳。（3）动态分析：对溯因推理论证Ⅱ的反驳。（4）劳丹“悲观归纳”对“非奇迹论证”的质疑。（5）劳丹反实在论的结论及其对当代实在论之争的影响。3.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探索这是劳丹科学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自从《进步及其问题》发表以来，劳丹就一直试图在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标准下，对科学的合理性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克服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局限性。（1）网状结构模型对传统等级模型（the hierarchical model）的替代。（2）科学进步与真理、积累和解题问题。4.劳丹的科学方法论思想在理论和证据的问题上，我们将主要分析不充分性决定（underdetermination）问题和整体论问题。劳丹对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不作专门分析。2892861本书涉及劳丹思想的历史发展逻辑，以及他要关注理论难题和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还需要关注当时科学哲学界对劳丹相关观点的评价问题。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我们将劳丹90年代以后思想的发展放在了当代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科学哲学研究集中在了对库恩历史主义引起的相对主义思潮的超越工作方面（重新对科学合理性给出解释）。具体而言，劳丹站在新历史主义的立场上，试图凭借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武器，以自然主义为基础发展新的科学哲学，尤其是在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知识社会学等方面，他围绕着科学哲学的自然化这个中心问题，对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阐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比较研究。对劳丹思想的研究，必要定位在当代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去理解，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针对了当时科学哲学中的一个相对认识，其最有创建性的思想常常是以论战的姿态用论文形式发表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坚持一个比较的视角，从比较研究出发进行分析。（2）历史性研究。由于对劳丹后期思想的研究在国内还是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我们的相关研究应该立足于这个实际情况，首先把劳丹思想发展脉络梳理清楚，按照时间顺序尽量把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如实反映给国内学界。（3）批评性研究。介绍劳丹科学哲学思想的最新进展并不等于无条件的全盘接受，对于其科学哲学，要进行批判性的吸收。理论整合和创新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因此批评性是课题研究的基本视野。

简介： 本书将戴维森哲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即“合理性的哲学”，以“理解如何可能”为主线，从意义理论到行动理论，从心灵哲学到价值哲学，对思想、意义和行动的理解离不开合理性的理论基石。戴维森的合理性理论与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路线一脉相承，拓宽了当代分析哲学的视野，具体包括：合理性的主体要求理论；合理性准则理论；合理性的外部要求理论；行动的合理化理论；基于合理性的价值论；非理性理论。

简介： 江怡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在时代文化的多样变化中构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回应重要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充分的知识准备，更需要我们的思想智慧。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自觉的结果将改变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知道，这里的文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体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含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始终是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地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环境中的人和事，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更重视整体和全局，而不是个体和局部。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智慧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个人认识活动是以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经验归纳的特征；而经验活动本身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体和全局，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又具有抽象普遍的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出自我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前人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表达的提炼升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我们理解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是我们通过不同哲学之间比较的结果。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自身哲学的重新认识，甚至是对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定位，激发了我们全面理解自身哲学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我们开始形成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首先，哲学的自觉意味着我们对思想的主动认识。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2869611思想正是在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哲学由此产生。因此，哲学的自觉本身就意味着思想。这里的思想并非完全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理解，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我们认识活动内容的抽象概括，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思想以概念的方式形成对我们所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们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在于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2869612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869613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理论能够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2869614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对以往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却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是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用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从概念的层次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本套丛书冠名《哲学与文化》，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因为文化是哲学的外在体现，而哲学则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将在本丛书中陆续出版国内具有影响的哲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著作，充分反映国内学者们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思考。本丛书得到国家“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大力资助，特此感谢！

简介： （2010）主 编 韩震本辑执行主编 田平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卫东 董春雨 韩立新 韩震 江怡 李红 李建会 李绍猛 刘翔 尚杰 孙卫民 田平 王成兵 严春友 余纪元 张百春自2007年以来，受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委托，我一直领衔承担《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哲学部分的材料搜集和编写工作。几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课题组，在其中田平教授一直发挥着关键的组织者的作用。课题组成员结构合理，除了研究英美哲学的学者之外，也有研究德、法、俄、意、日等国家哲学的学者，同时我们还吸收海外学者为我们提供资料支持和学术指导。几年下来，我们都顺利地完成了教育部交办的任务。从2009年起，我们在为《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所写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报告的内容含量，开始编写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出版了《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2007—2009）》，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鼓励。为了给大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我们决定每年出一本发展报告。发展报告力求比较系统地关注国外哲学特别是欧美哲学讨论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并试图找出学者之间讨论主题的嬗变。当然，一年之间，思想究竟有哪些显著的变化

简介： 江怡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在时代文化的多样变化中构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回应重要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充分的知识准备，更需要我们的思想智慧。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自觉的结果将改变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知道，这里的文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体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含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始终是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地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环境中的人和事，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更重视整体和全局，而不是个体和局部。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智慧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个人认识活动是以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经验归纳的特征；而经验活动本身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体和全局，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又具有抽象普遍的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出自我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前人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表达的提炼升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我们理解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是我们通过不同哲学之间比较的结果。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自身哲学的重新认识，甚至是对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定位，激发了我们全面理解自身哲学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我们开始形成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首先，哲学的自觉意味着我们对思想的主动认识。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2837361思想正是在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哲学由此产生。因此，哲学的自觉本身就意味着思想。这里的思想并非完全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理解，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我们认识活动内容的抽象概括，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思想以概念的方式形成对我们所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们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在于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2837362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837363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理论能够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2837364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对以往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却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是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用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从概念的层次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本套丛书冠名《哲学与文化》，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因为文化是哲学的外在体现，而哲学则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将在本丛书中陆续出版国内具有影响的哲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著作，充分反映国内学者们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思考。本丛书得到国家“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大力资助，特此感谢！

简介：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实现了从近代理论哲学到现代实践哲学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之后的西方现代哲学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诠释着马克思所开启的哲学的实践转向。反对一切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思辨，把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作为哲学的第一原则，杜威的哲学改造顺应了西方现代哲学实践变革的潮流，这也使得杜威能够与马克思共享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本书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用文献分析法、诠释学方法、知识社会学方法等研究方法，把马克思哲学与杜威哲学置于西方哲学发展的语境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不同视角对马克思哲学与杜威哲学的“实践”和“行动”范畴进行多维度的比较分析。

简介： 时代与思想是冲击与回应的关系，因此理解思想不能单纯考察它们的概念逻辑，而必须回归思想史，即回归思想者、思想者之时代与思想者之思想分别作为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这种分析模式提供了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历史性解答。也就是说，18、19世纪之交的时代性事件刺激了黑格尔，黑格尔关于现实的人、共同防御与国家权力现实统一理论和君主宪政思想不是君主复辟潮流和军国主义的表现，而是对法国大革命、德意志民族分裂与宪政窘境的理论反应。同样，马克思关于国家批判、消灭私有制的理想与阶级革命思想，更是对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困境、工人阶级状况与1848年革命事件的理论反应。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法、市民社会理论与现实的人的思想是抽象的，不在于它们自始就是错误的，是所谓的头足倒置或神秘主义的，这些只构成批判的理论外观，而在于时代的变化使它们变得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且成为时代的遮蔽，即意识形态。基于此，黑格尔思想表现为从革命到国家的现实历史逻辑，马克思思想呈现为从国家到革命的现实历史逻辑，而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历史性或历史性的关系就是18、19世纪之交与19世纪中叶的时代关系，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划时代性就是对黑格尔那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的否定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方法论上，本著作强调思想史的回归（导言）。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是思想史记述的经典片段，但由于非思想性与非历史性成分的介入，对这段思想史的论述具有模式化的特征，即形式的简单化和内容的意识形态化。这不但不能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而且产生了片面、狭隘的学术误解与曲解。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必须回归思想史，回归思想者、时代与思想分别作为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中。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在18、19世纪之交与19世纪中叶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及其思想关系，把时代与思想者的思想理解为冲击与回应的关系。在如此思想史的理路下，黑格尔思想的现实历史逻辑表现为从革命到国家的理论诉求（第1章）。18世纪80年代，工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之相伴，法国大革命深刻触动了欧洲社会。黑格尔从革命到国家的思想正是对这一系列事件的理论反应。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开启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反思，使他接受了普遍性自由的原则，但他拒绝自由的单纯普遍性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与人相对抗的灾难后果，因此强调人格、市民与公民相统一的现实性；他渴望德意志民族获得法兰西所展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威力，但反对将国家当作制造物或契约联合体，因此他既拒绝神圣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拒绝民族国家是一个神圣的基督教会或伦理大家庭，又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中向往德意志民族通过自身的演化，达到主体与客体、单一体与普遍物相统一。黑格尔将此作为伦理理念的实现。这种实现就是客观精神的外化和神圣性在人世的彰显，是共同防御与国家权力的现实统一，是作为国家的德意志民族的“定在”；同时，这个定在是自由的。自由的实现既要符合德意志民族的传统，如开明君主传统，又要符合时代的自由精神，即法国大革命传播的现代价值，因而黑格尔将立法权（代表自由的普遍性）、行政权（代表自由的特殊性）与君权（代表自由的个别性）有机地统一为君主立宪制。在此，黑格尔表达出一个思想者在时代潮流中的民族主义情结。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表现出从国家到革命的现实历史逻辑（第2章）。与黑格尔思想发轫的18、19世纪之交相比，19世纪30年代以后（1831年黑格尔逝世）绝对不再是一个对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持普遍乐观态度的时期。维也纳会议后的15年和平时期，英国工业经验在欧洲大陆获得广泛传播，时代在此分界。在1830年以前，工业革命还没有将整个欧洲卷入资本主义世界。那时，人们还未明确预见到工业革命即将带来的影响，至少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是如此。此时，马克思的论题是不可想象的。黑格尔思想才是对那个时代的反应。他具有强烈的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理论诉求，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美好愿景。可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兴起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在一个完全打破封建主义束缚的世界，欧洲文学作品开始反思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关注处于工业社会雏形中的无产阶级（黑格尔时代的无产者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农业经济处于瓦解阶段的城市贫民）。1841年，巴尔扎克决定以《人间喜剧》这一书名有计划地写作反讽贵族衰亡和资产者发迹的金钱罪恶。同时，一批官方或非官方的关于工业社会的社会调查、统计资料等作品开始涌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只是其中的一部。正是基于如此时代状况，马克思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渴望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批判资本主义国家，这源自政治革命在19世纪中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他把消灭私有制作为现实理想而不像黑格尔那样以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作为宪政法权的起点，这源于通过社会生产关系对工业革命的产儿，即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状况的体察；他探索无产阶级的而非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表达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不是在封建主义社会中解放“人”的现实愿望。这是一个不同于黑格尔从革命到国家的现实历史逻辑，而是从国家到革命的另一种现实历史的逻辑展现。在思想史回归中达到对思想史的自觉，这将让人们把握到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历史性（第3章）。每种哲学思想都与造就它的历史或“历史逻辑”在现实中的“贯通”是分不开的。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同样也要在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中进行把握，即自觉于思想史，把思想史理解为思想者（个别性）、思想者之时代（特殊性）与思想者之思想（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把思想看作对时代“冲击”的理论“回应”。在这种自觉中，首先，黑格尔与马克思面对着不同的思想时代。黑格尔面对的是18、19世纪之交的革命时代和1814年君主复辟与反复辟的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马克思面对的是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这些历史的具体性提供了理解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特殊性维度，既区分了思想者之时代差别，又构成了时代之思想间的承继关系。其次，在思想史中，时代是不断冲击思想的历史时空。不同思想间的差别正在于历史时空有别。在差别中，黑格尔与马克思间异乎寻常的思想命运得之于时代：时代为思想提供了力量，思想为时代开辟了道路。如果道路能够为时代所接受，那么首先是由于历史内在必然性注定需要这样一种思想来把握时代。就黑格尔而言，只要一个民族深处于类似德意志那样的危亡之境，这个民族就需要它的思想者以自身的全部思想能量谋求一个实体性的民族国家。同样，就马克思而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处在革命时代之思想者会认为，即便国家是实体性的，那也不过是历史中的，而不是现在的，因为现在那个国家的实体性要使广大的（在黑格尔的时代还谈不上“广大”）工人阶级屈从于资本逻辑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欲望。最后，思想者之时代的相续性与时代之思想的差别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提供了历史性解答。不是逻辑泛神论，而是历史现实性，才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第一前提和动因；不是黑格尔主宾颠倒没能说明世界的困境，而是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现实困境、工人阶级贫困状况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问题和1848年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要（这些都还不是黑格尔时代，即18、19世纪之交欧洲的历史现实），才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现实目的与最终结果。同样，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也不仅仅是因为后者为了替现状辩护而把哲学限制在研究过去和现在（黑格尔反对的仅仅是独断论和空想，并没有剥夺哲学家探讨未来的权力），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黑格尔思想表达了资产阶级在18、19世纪之交的现实要求，然而在19世纪中叶，变化了的时代已经产生了与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相分裂的历史性力量，它使黑格尔思想失去了原有的理论张力，此时再用这种思想把握世界无疑就等于用哲学的名义来施舍残羹冷炙。这种历史性力量提供了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出发点。它将说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不仅仅是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或思辨哲学与哲学思辨的斗争，而是现实同它的变化了的自身的斗争，是现实同它的现实的困境的斗争。如果自由主义维护经济自由和私人利益就是把资本主义物质关系从封建特权关系中以张扬权利平等的革命形式解放出来，那么批判和革命地改造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背后的物质关系就是在变化了的具体性和现实性中解放人，并达到人的解放。前者是黑格尔思想的从革命到国家的现实历史逻辑，后者是马克思思想的从国家到革命的现实历史逻辑，而18、19世纪之交与19世纪中叶的时代关系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历史性或历史性的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就是对黑格尔时代，即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否定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启。现在，应该是向纪念哲学表达告别的时候了（结语）。这种哲学总是以某种预设或主观愿望为前提，并将之带入学术思考。理解思想的前提并非这些，而是历史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后者要求人们回归思想史，自觉于思想者（个别性）、时代（特殊性）与思想（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这里，不同时代间的矛盾将通过不同思想间的矛盾得到表达，不同思想间的矛盾将通过不同时代间的矛盾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思想之谜是时代之谜的呈现（知其然），时代之谜是思想之谜的解答（知其所以然）。黑格尔与马克思间的思想纷争是不同时代间的历史性纷争，后者对前者的超越是历史性的超越。关键词：黑格尔 马克思 国家 革命 历史性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and thought is the same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act and response.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oughts can not simply study their logic of concept, but must return to the history of ideas, which is the dialectical and united relationship of the thinkers （Individuality）, the times（Specificity）of thinkers and the thoughts （Universality）of thinkers.This analysis model provides a historical answer to the relationship of Hegel and Marx.That is to say, Hegel was impacted by the events of times in the turn of 18/19 century.Hegel's theory about the reality of the people, the common defense, state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s not restoration of the monarchy trend or the performance of militarism, but is the reac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German national division and constitutional dilemma.Similarly, Marx's ideas about the national criticism, the ideal of the abolition private ownershig and class revolutionary thought are the response of theory, which discuss of bourgeois political revolution predicament, the status of working class and events of 1848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Marx thought Hegel's theory is abstract, such as civil society, state and the reality of the people, It's neither because they are wrong from the beginning nor because that they are the so-called head foot inverted or mysticism, which only constitute the appearance of critical theory.But it is because of the changing times that make them become no longer adapt to the changing times, and become the era's cover, namely ideology.So the conclusions can be made as follow:（1）The expression of Hegel's thought is the logic of reality-histroy from revolution to state.（2）Marx's ideas present the logic of reality-histroy from the state to revolution.（3）The historic relationship of Hegel and Marx is exactl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urn of 18/19 century and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4）Marx's criticism of Hegel is the negation of Hegel's era, namely bourgeois epoc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letariat revolution era.Introduction: the Return of Thought Histor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l and Marx is the classic segment of thought history.But most people's study is out of ideology and history, so they on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l and Marx by the simplified form and the ideological content.This not only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l and Marx, but also created the academic misunderstanding and one-sided misinterpretation.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is relationship, we must retur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by which the relationship of thinkers （individuality）, times（particularity）and thoughts（universality）becomes dialectical unity.That is,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l,Marx and the ideology between them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turn of 18/19 century and the mid-19th century.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ra, thinkers and their thought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act and response.Chapter 1: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State-the Logic of the Reality-History of Hegel's thought.In 1880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ccompanying with the French Revolution, motivate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rofoundly.Hegel's thought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State's theory was the response to this series of events.The 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hich started by the French Histroy.He not only accepted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al freedom, but refused to make the principle simplified, which led to the consequences that people opposed each othe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And therefore, he stressed the unity of personality, community and civic.He longed to the German nation as a modern nationstate, but refused the common wealth's nation as a contract.So on the one hand, he refused to disintegrate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refused to accept the nationstate as a sacred Christian or ethical family.On the other hand, he looked forward to having a real German nation state.It i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he objective spirit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divinity in the world.It also means the real unity between the common defense and the state power.It is the state of the German nation as existence.Meanwhile, the state must be free, and the achievement of freedom not only complies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German nation, but also with the freedom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so he regards the legislative power（the universality of freedom）, the executive power（free of particularity）and monarchical power（the individual freedom）as an organic unity.This unity is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Based on this, Hegel, as a thinker in the times,expressed the nationalistic obsession of“From Revolution to State（the country）”.Chapter 2: From the State to the Revolution-the Logic of the Reality-History of Marx's Thought.Compared with the turn of 18/19 century, the left of 19 century（Hegel died in1831）is definitely no longer a period in which people were optimistic abou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This is the boundary of an era, especially since the Vienna Conference, the British industrial experience widespread in Continental Europe.Before 1830, people did not have a clear sens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t least in the area outside of UK.When the whole of Europe has not been involved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e topic of Marxism.So in Hegel's thought, it presented a better vision belonged to that era and the theory demanded from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to the modern nationstate.It was not until 1930s that European literary works started to be concerned with social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era, such as finan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proletariat（the proletarian of Hegel's era is the urban poor）.In 1841, Balzac decided to write a story“the Human Comedy”to satirize decline of nobility and evil fortune in the financial assets.At the same time, a serious of official or unofficial social surveys, statistics and other works about industrial society began to emerge, including“British Working Class Status” （1845 /Engels）.Based on this, Marx, contrary to Hegel, criticized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its origin which is the limitations of political revolution.He took the elimina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as a political ideal, rather than the ownership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onstitutional law.This is because he realized the general poverty of the working class.He explored the path of the proletariat（Non - bourgeois）revolution, and expressed the reality desire of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be not in feudal society）.So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Hegel's logic of reality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state.It is the another show of the logic of reality history from state to revolution.Chapter 3: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of Thought—The Historic Relationship of Hegel and Marx.Creating a philosophy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history.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l and Marx should als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ught and times.That is consciousl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On the one hand, history of idea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thinker （individuality）, the era of thinkers（special）, and the minds of thinkers （general）.On the other hand, thought should be seen as a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the times.In this consciousness, first of all, Hegel and Marx have to face the every era.Hegel belongs to the capitalist rising ear.Marx belongs to the capitalist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The specific nature of histor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pecial dimensions which can not be ignored.It not only distinguishes differences in age of thought, but also constitutes the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ughts of the times.Secondl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age is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which impacts thoughts frequently.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is the every between every ideas.In this difference, Hegel and Marx own their uncanny thoughts to the era: the era supports thoughts with strength and thoughts provide the era a path.If the path is accepted by the era, it is because that 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is destined to need the thought to grasp the times.So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when German nation was in a time of peril, Hegel certainly wished to build a nationstate as an entity.Meanwhile, Marx is bound to criticize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era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Finally, History provides the answer to the relationship of Hegel and Marx.Because the era of thought is consecutive, and the thoughts in different eras are different.History has changed.It made Hegel's thought lost its reality, so Marx criticized Hegel.This historic method provides the starting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l and Marx.Hegel's ideas show the logic of reality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state, but Marx's logic is from the state to the revolution.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Marx's thoughts about criticizing Hegel's ideas is to negate the capitalist age and to open the new era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Conclusion: Farewell Memorial Philosophy.If we want to read thinkers' thoughts, we have to grasp the specific and reality of history.So it is necessary to farewell memorial philosophy which is only the expression of subjective wills.We can call it a return to history of thought.That is, the mystery of thinking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mystery of the times（know these）, and the mystery of the times is the answer to the mystery of thought（know why）.The dispute of Hegel and Marx's thought is the historic dispute between different times.The relationship of Marx and Hegel is a historic transcendence.Key words: Hegel, Marx, State, Revolution, Historic

简介： 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无论如何都与希腊存在着关联。如果说人类的学问某种程度上都始于哲学的探讨，那么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希腊的学徒。这当然不是说希腊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具优越性和优先性，而只是说人类长时间以来都得益于哲学这种运思方式和求知之道，希腊人则为基于纯粹理性的求知方式奠定了基本典范，并且这种基于好奇的知识探索已经成为不同时代人们的主要存在方式。希腊哲学的光荣主要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这套译丛则试图走得更远，让希腊哲学的光荣与更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西塞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斐洛、尼撒的格列高利、普卢克洛、波爱修、奥古斯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编年史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罗马人，有些人在信仰上已经是基督徒，但他们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他们著作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在续写希腊哲学的光荣。他们把思辨的艰深诠释为生活的实践，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信仰的勇气，把城邦理念演绎为世界公民。他们扩展了希腊思想的可能，诠释着人类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这套丛书被冠以“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之名，还旨在显示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冲突相生。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已经不再是城邦时代的希腊，文明的多元格局为哲学的运思和思想的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家致力于更具个体性、时间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探索，更倾心于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塑造一种盼望的降临，在一个国家的时代奠定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在这个时代并且在后续的世代，哲学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更是人类知识探索的始终志业；哲学家们在为古代哲学安魂的时候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图景，在历史的延续中瞻望终末的来临，在两希文明的张力中看见人类更深更远的未来。十年之后修订再版这套丛书，寄托更深！是为序！包利民 章雪富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