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程正民一1955年我从厦门双十中学毕业，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至今已经整整60年了。我的祖籍是惠安，出生地是厦门，18岁以前一直在厦门生活和求学，是家乡的水土养育了我，是家乡的老师培育了我，我对福建、对厦门怀有深深的感情。1959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从此走上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道路。60年代中期，转入苏联文学研究室和后来的苏联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俄苏文论和俄苏文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期间曾任《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和苏联文学研究所副所长。90年代初，苏联文学研究所解散，叶落归根，我又回到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和中文系系主任。退休以后，我一直在2000成立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工作。50多年来，工作单位虽有变化，但我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始终没有离开文学理论，重点也一直是俄苏文学理论。“文化大革命”前我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大批判”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我们这一代人的宝贵青春是在政治运动中耗掉的。好在历史是有情的，新的历史时期使我们重新获得学术生命，在科学的春天里开始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新时期以来，我的研究工作以俄苏文论为中心，先后从事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俄苏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2）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的研究；（3）巴赫金的研究；（4）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的研究。这次出版的这套著作集基本上反映了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著作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的学生王志耕、邱运华、陈太胜和他们的学生在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对老师的爱让我深深感动，我谢谢他们。二新时期我的学术研究是从俄苏文学批评史研究，从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研究起步的。俄苏文学批评、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在世界文学理论批评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也产生过独特的、深刻的影响，这项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1983年，我参加刘宁主持的国家社科“六五”重点项目“俄苏批评史”的研究工作，同他一起给研究生开设“俄苏文学批评史”课程，共同编写出版《俄苏文学批评史》（1992），后来又参加他主持的《俄国文学批评史》（1999）的编写。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我又抓住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两个重点人物进行研究，这两个项目先后被列入“八五”和“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1997）和《卢那察尔斯基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2006）这两本专著。前者被评论认为是“对列宁文艺思想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称建国以来中国学者集中研究列宁文艺思想的突破性和总结性成果”（《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5期）。尽管当下有些人看不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但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当今西方一些著名的文学理论家都十分看重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无法绕过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需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随着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而发展。为了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新形态以及多样性、当代性、开放性等一系列新特征，我于2003年申请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并邀请我的朋友童庆炳同我一起担任总主编，大家经过多年努力，出版了包括中国、俄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七大卷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2012）。其中，我参加了《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编写。国别史的研究引起学界的重视，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指出：“这套丛书，应该说是对20世纪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就、问题的一个总体性的详尽描述、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总结，堪称一部20世纪全景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这样全面性的介绍、大规模的综合研究，在中国自然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更属首创，这真使我们大开眼界。”（《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三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在20世纪俄罗斯文论中占有主导的地位，但随着材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俄罗斯文论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20世纪俄罗斯诗学不仅有普列汉诺夫、列宁、沃罗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些光辉的名字，也有什克洛夫斯基、普罗普、维戈茨基、洛特曼和巴赫金这些曾受过批判但具有国际影响的文论大家，不同的诗学流派构成了20世纪俄罗斯诗学多姿多彩的灿烂图景，他们的理论探索和理论贡献开拓了新的文艺理论空间，影响了世界文论的发展。注意到这种新情况，近十几年来，我的俄罗斯文论研究以巴赫金的研究为起点，开始转向更为开阔的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并于2010年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同我的年轻朋友一起从事社会学诗学、形式诗学、心理诗学、叙事诗学、历史诗学、结构诗学和文化诗学等七大诗学流派的研究。20世纪初，俄罗斯诗学产生了重要变化，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的同时，也出现了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经济的庸俗社会学（非诗学的社会学），出现了只讲形式结构忽视历史文化语境的形式主义（非社会学的诗学）。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何把文学的内容研究和形式研究、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统一起来，成了文艺理论家纠结的大问题。当年俄罗斯各诗学流派的代表人物顶住了被打成“形式主义”的罪名和“离经叛道”的种种压力，进行了长期的、艰难的理论探索。普罗普用了20年时间以故事结构研究为起点，进而把故事的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深深影响了西方的叙事学。维戈茨基作为著名的心理学家，专注于作品叙事的结构研究，寻找读者审美反应和文本艺术结构的内在联系。洛特曼的诗歌研究从诗歌结构入手，研究诗歌结构和意义生成的关系，提出应当把文本结构和超文本结构（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起来。这些诗学流派代表人物的研究，十分重视艺术形式结构的研究，又努力继承俄罗斯文论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强调形式和内容的结合、结构和历史的融合、内部和外部的贯通，为文学研究闯出了新路。在20世纪俄罗斯诗学七大流派的研究过程中，除了完成我个人承担的《巴赫金诗学研究》，我也对其他诗学流派做了概略的研究，写出了《历史地看待俄国形式主义》、《普罗普的故事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维戈茨基论审美结构和审美反应》、《洛特曼论文本结构和意义生成》等系列论文。同时，应学校研究生院之约为文艺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录了网络专题课“从形式主义到巴赫金——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之后，为了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我写出了20万字的《在历史和形式之间——考察19—20世纪俄罗斯文论的一个视角》。我研究的目的是试图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交还给历史，从史论结合的角度，从俄苏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角度，来探讨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这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使得理论的研究有历史感，使历史的研究有方向感和理论深度。其中包括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两种走向（别林斯基的历史批评及美学批评和皮萨列夫的“美学毁灭论”、德鲁日宁的“纯艺术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学院派文学理论批评的两个派别（佩平的历史文化学派和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学派），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的两个极端（俄国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如何对待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普列汉诺夫、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历史和形式相融合的新探索和新趋势。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内容与形式、历史与结构、外部与内部的矛盾以及对于两者融合的追求和探索，始终贯穿其中。这个历史过程的展示，也能引发我们对如何达到两者融合的理论思考，并进一步把握理论发展的趋势。四在20世纪俄罗斯各种诗学流派中，最重要的也最令我神往的是巴赫金的诗学。巴赫金是20世纪俄罗斯乃至世界范围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20世纪80—90年代，当他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他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在此之外，我更关心他的诗学理论。我认为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谈的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不如说是巴赫金诗学，巴赫金是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来表达和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深刻，而且独具特色，其中包括语言诗学、体裁诗学、小说诗学、历史诗学、文化诗学和社会学诗学等。当年我的巴赫金诗学研究是从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起步的，是在我的老师、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他在《巴赫金全集》首发式上谈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和中国狂欢文化的关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他看到我发表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的论文《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时，鼓励我将它扩展为一本书。2002年1月，我把刚出版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送到先生病床前时，他露出了微笑。而由他审阅过的《文化诗学：钟敬文和巴赫金的对话》发表在《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时，他已离我们而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不能把文学研究封闭于文本之中，研究文学不能脱离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要把文学理论研究同文化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做才能揭示文学创作的底蕴。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既细致地分析了复调小说在体裁、情节、结构和语言方面的一系列特征，又深入揭示了复调小说的文化历史根源，以及它同民间狂欢文化的联系，狂欢体小说的历史演变等。这样，他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完全融为一体。在从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之后，我又先后研究了巴赫金的语言诗学、体裁诗学、小说诗学、历史诗学和社会学诗学，写出了30多万字的专著《巴赫金的诗学》。在这些研究中，我感到巴赫金不仅对各种诗学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突出的理论建树，其中诸如“超语言学”、“体裁社会学”、“小说性”、“文学的内在社会性”等一系列理论观点，有很强的理论独创性和很高的理论价值，同时，巴赫金又是把诗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他认为文学是一种复杂而多面的现象，有社会、文化、心理、语言、形式多种层面。文学研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进行研究，而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的研究又不是互不相干的，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巴赫金诗学研究最富独创性和最具特色的地方。因此，我把巴赫金的诗学命名为巴赫金的整体诗学。巴赫金的整体诗学研究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格局：（1）把形式和体裁放在一个重要的突出的地位，主张诗学研究应当从形式和体裁切入，从形式和体裁的创新来把握思想内容的创新，来把握作家创作的真正特质。（2）把文化诗学作为诗学研究的中心，既反对把文学同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又反对过分强调文学的特性，把文学同社会历史文化割裂开来，主张在一个时代广阔的整体的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和把握文学现象。（3）为了深入把握一种艺术形式和艺术体裁的特征，还必须把体裁诗学同历史诗学结合起来，对艺术形式、艺术体裁、艺术手法的演变过程作深入的历史分析，使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得到相互印证。不管是巴赫金也好，普罗普、维戈茨基、洛特曼也好，他们的研究对象虽然各不相同，巴赫金是研究小说的，普罗普是研究故事的，洛特曼是研究诗歌的，但他们都是在克服非社会学的诗学（形式主义）和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实践文学研究中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相结合、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融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贯通的道路。他们的研究既弘扬了俄罗斯文论的历史主义传统并克服其对艺术结构形式的忽视，又吸收西方文论对形式结构的重视并纠正其忽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偏颇，这就为世界文论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出路，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五文艺心理学研究，特别是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也是我新时期文论研究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方面。新时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在沉寂了半个世纪之后重新活跃起来，许多研究文学理论的同行从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转向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而言之，它是同关注人自身、研究人自身的思潮相联系的，是同文艺界对审美主体的重视，对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的探求相联系的。文艺心理学在洞悉艺术的奥秘方面，比起文艺学的其他分支来就有不可代替的优势。从我个人来说，由文艺社会学转向文艺心理学研究，则是同自己的学术旨趣相关。在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科研中，我一直对作家的个性和作家创作过程的奥秘感兴趣，但又苦于无法从理论上透彻说明一些问题，传统的文学理论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而文艺心理学恰好能为探讨这些问题找到一些出路。我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最早得到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他热情鼓励我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并建议利用熟悉俄苏文学文论的优势，先从了解苏联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做起。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先后翻译了苏联心理学家科瓦廖夫的《文学创作心理学》，苏联文艺学家梅拉赫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并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苏联的文艺心理学研究》（1985年第6期）一文。事物的发展总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1985年我的朋友童庆炳恰好申请到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他诚恳地邀请我参加这项研究，于是我们同他的13位硕士生组成一个充满学术锐气和团结和谐的学术集体，师生平等地展开研究和对话，共同在文艺心理学的世界里遨游，当年的情景至今仍然令人神往。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现代心理美学》（1993），其中我写了“总论”。作为这一项目的组成部分，我们还出版了一套《心理美学丛书》（13种），其中我写了《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研究》（1990）。《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研究》是国内第一次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罗斯著名作家的创作心理，试图从作家个性特征和艺术思维特征的角度，更深入地揭示俄罗斯作家的创作奥秘和底蕴，为俄罗斯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开拓新的天地。研究的中心是作家的个性心理，其特色是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结合。我力求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阐明俄罗斯作家的创作心理，同时又借助俄罗斯作家创作心理的丰富内容来思考和深化文艺心理学一些重要的理论内容，其中涉及作家创作个性和作家气质的关系，作家艺术个性和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思维类型的关系，以及作家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等问题。例如在作家创作个性和作家艺术思维关系问题上，指出由于感性、理性等不同的思维组成因素在不同作家身上形成不同的独特联系，作家艺术思维可以划分为主观型、客观型和综合型等不同类型，造成了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普希金的创作个性是同诗人富于创造性的、开放性的和不断变化的艺术思维相联系的，是同思想、感情和形象和谐统一的艺术思维相联系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个性则是同作家充满矛盾和充满活力的艺术思维相联系的。陀氏艺术思维中的感情因素和理性因素、形象因素和思维因素，常常处于不平衡和矛盾的状态。当作家从现实生活出发，当他的艺术思维中情感的因素占优势、逻辑的理性的因素被掩盖时，作品就充满艺术力量；当他的艺术思维中脱离现实生活的逻辑的理性的因素占优势，具体的形象的感性的因素只能做一种点缀时，这时作品必然丧失艺术力量。但总的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思维体系是现实主义的，它比作家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偏执理论更有力量，天才作家不朽的力量盖源于此。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也渐渐发现文艺心理学研究也有局限性，作家的创作心理实际上不仅是一种个性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在文艺心理学研究中把文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结合起来是必然的，于是便有了《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俄国农民心理》、《俄国文学主人公的演变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俄苏文学创作和世纪之交的俄国心理学》等文章，并收入多人合作的《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1997）之中。在《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俄国农民心理》中，我在学习列宁论托尔斯泰论文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探讨托尔斯泰创作的矛盾、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独创性、托尔斯泰艺术思维的变化和托尔斯泰美学思想同俄国农民心理的内在联系，指出托尔斯泰把俄国千百万农民的真诚和天真、抗议和绝望，完全融进自己的创作探索和美学探求之中。六从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到苏联文学研究所，又从苏联文学研究所回到文艺理论教研室和文艺学研究中心，回顾50多年所走过的研究和教学的道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一直在文学理论研究和俄苏文论、文学两界穿行。我的文学理论研究以俄苏文论为中心，又同俄苏文学创作密切联系。这虽然是一种个人无法选择的命运安排，却暗合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路数。我常常告诉自己的学生，做文学理论研究，最好以一个国别的文学和文论的研究，或者以一段文学史或几个作家的研究作为根据地，只有真切地感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真正深入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这样谈起文学理论问题才不会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才能避免干巴空疏，才能真正洞悉文学现象的全部历史复杂性，才能真正领略文学现象的无限生动性。理论和创作相结合，使我的文学理论研究获益不少。文学理论的视角给我的俄苏文学研究带来“理论色彩”，而俄苏文学的研究又使得我的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创作实践的依据，也更富于历史感。比如，我的俄罗斯作家研究，由于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就更能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更能把握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同时，俄罗斯作家创作心理的个案研究也促使我思考作家的童年经验和创作的关系、作家的艺术思维类型和创作个性的关系等一系列文艺心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又如，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一直是让历代文学理论家纠结和苦闷的问题，当我把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交给历史，特别是交给20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的新进展来进行思考时，我就可以从巴赫金、普罗普、维戈茨基这些理论大家的探索中得到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史论结合的方法使我尝到了甜头。当然，这种两界穿行由于精力分散和自身学养不足，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两方面的研究常常顾此失彼，无法深入，因而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很难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留下不少遗憾。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长，这一切很难再有大的改进，只能留给年轻的一代学者去探索和解决。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50多年的学术道路上我始终热爱自己的专业，始终没有懈怠，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在这条道路上一直有师长、同行和朋友的陪伴和相助，这一切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简介： 程正民一1955年我从厦门双十中学毕业，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至今已经整整60年了。我的祖籍是惠安，出生地是厦门，18岁以前一直在厦门生活和求学，是家乡的水土养育了我，是家乡的老师培育了我，我对福建、对厦门怀有深深的感情。1959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从此走上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道路。60年代中期，转入苏联文学研究室和后来的苏联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俄苏文论和俄苏文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期间曾任《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和苏联文学研究所副所长。90年代初，苏联文学研究所解散，叶落归根，我又回到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和中文系系主任。退休以后，我一直在2000成立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工作。50多年来，工作单位虽有变化，但我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始终没有离开文学理论，重点也一直是俄苏文学理论。“文化大革命”前我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大批判”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我们这一代人的宝贵青春是在政治运动中耗掉的。好在历史是有情的，新的历史时期使我们重新获得学术生命，在科学的春天里开始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新时期以来，我的研究工作以俄苏文论为中心，先后从事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俄苏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2）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的研究；（3）巴赫金的研究；（4）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的研究。这次出版的这套著作集基本上反映了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著作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的学生王志耕、邱运华、陈太胜和他们的学生在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对老师的爱让我深深感动，我谢谢他们。二新时期我的学术研究是从俄苏文学批评史研究，从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研究起步的。俄苏文学批评、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在世界文学理论批评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也产生过独特的、深刻的影响，这项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1983年，我参加刘宁主持的国家社科“六五”重点项目“俄苏批评史”的研究工作，同他一起给研究生开设“俄苏文学批评史”课程，共同编写出版《俄苏文学批评史》（1992），后来又参加他主持的《俄国文学批评史》（1999）的编写。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我又抓住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两个重点人物进行研究，这两个项目先后被列入“八五”和“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1997）和《卢那察尔斯基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2006）这两本专著。前者被评论认为是“对列宁文艺思想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称建国以来中国学者集中研究列宁文艺思想的突破性和总结性成果”（《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5期）。尽管当下有些人看不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但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当今西方一些著名的文学理论家都十分看重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无法绕过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需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随着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而发展。为了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新形态以及多样性、当代性、开放性等一系列新特征，我于2003年申请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并邀请我的朋友童庆炳同我一起担任总主编，大家经过多年努力，出版了包括中国、俄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七大卷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2012）。其中，我参加了《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编写。国别史的研究引起学界的重视，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指出：“这套丛书，应该说是对20世纪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就、问题的一个总体性的详尽描述、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总结，堪称一部20世纪全景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这样全面性的介绍、大规模的综合研究，在中国自然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更属首创，这真使我们大开眼界。”（《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三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在20世纪俄罗斯文论中占有主导的地位，但随着材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俄罗斯文论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20世纪俄罗斯诗学不仅有普列汉诺夫、列宁、沃罗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些光辉的名字，也有什克洛夫斯基、普罗普、维戈茨基、洛特曼和巴赫金这些曾受过批判但具有国际影响的文论大家，不同的诗学流派构成了20世纪俄罗斯诗学多姿多彩的灿烂图景，他们的理论探索和理论贡献开拓了新的文艺理论空间，影响了世界文论的发展。注意到这种新情况，近十几年来，我的俄罗斯文论研究以巴赫金的研究为起点，开始转向更为开阔的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并于2010年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同我的年轻朋友一起从事社会学诗学、形式诗学、心理诗学、叙事诗学、历史诗学、结构诗学和文化诗学等七大诗学流派的研究。20世纪初，俄罗斯诗学产生了重要变化，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的同时，也出现了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经济的庸俗社会学（非诗学的社会学），出现了只讲形式结构忽视历史文化语境的形式主义（非社会学的诗学）。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何把文学的内容研究和形式研究、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统一起来，成了文艺理论家纠结的大问题。当年俄罗斯各诗学流派的代表人物顶住了被打成“形式主义”的罪名和“离经叛道”的种种压力，进行了长期的、艰难的理论探索。普罗普用了20年时间以故事结构研究为起点，进而把故事的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深深影响了西方的叙事学。维戈茨基作为著名的心理学家，专注于作品叙事的结构研究，寻找读者审美反应和文本艺术结构的内在联系。洛特曼的诗歌研究从诗歌结构入手，研究诗歌结构和意义生成的关系，提出应当把文本结构和超文本结构（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起来。这些诗学流派代表人物的研究，十分重视艺术形式结构的研究，又努力继承俄罗斯文论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强调形式和内容的结合、结构和历史的融合、内部和外部的贯通，为文学研究闯出了新路。在20世纪俄罗斯诗学七大流派的研究过程中，除了完成我个人承担的《巴赫金诗学研究》，我也对其他诗学流派做了概略的研究，写出了《历史地看待俄国形式主义》、《普罗普的故事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维戈茨基论审美结构和审美反应》、《洛特曼论文本结构和意义生成》等系列论文。同时，应学校研究生院之约为文艺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录了网络专题课“从形式主义到巴赫金——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之后，为了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我写出了20万字的《在历史和形式之间——考察19—20世纪俄罗斯文论的一个视角》。我研究的目的是试图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交还给历史，从史论结合的角度，从俄苏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角度，来探讨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这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使得理论的研究有历史感，使历史的研究有方向感和理论深度。其中包括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两种走向（别林斯基的历史批评及美学批评和皮萨列夫的“美学毁灭论”、德鲁日宁的“纯艺术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学院派文学理论批评的两个派别（佩平的历史文化学派和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学派），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的两个极端（俄国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如何对待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普列汉诺夫、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历史和形式相融合的新探索和新趋势。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内容与形式、历史与结构、外部与内部的矛盾以及对于两者融合的追求和探索，始终贯穿其中。这个历史过程的展示，也能引发我们对如何达到两者融合的理论思考，并进一步把握理论发展的趋势。四在20世纪俄罗斯各种诗学流派中，最重要的也最令我神往的是巴赫金的诗学。巴赫金是20世纪俄罗斯乃至世界范围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20世纪80—90年代，当他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他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在此之外，我更关心他的诗学理论。我认为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谈的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不如说是巴赫金诗学，巴赫金是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来表达和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深刻，而且独具特色，其中包括语言诗学、体裁诗学、小说诗学、历史诗学、文化诗学和社会学诗学等。当年我的巴赫金诗学研究是从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起步的，是在我的老师、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他在《巴赫金全集》首发式上谈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和中国狂欢文化的关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他看到我发表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的论文《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时，鼓励我将它扩展为一本书。2002年1月，我把刚出版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送到先生病床前时，他露出了微笑。而由他审阅过的《文化诗学：钟敬文和巴赫金的对话》发表在《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时，他已离我们而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不能把文学研究封闭于文本之中，研究文学不能脱离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要把文学理论研究同文化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做才能揭示文学创作的底蕴。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既细致地分析了复调小说在体裁、情节、结构和语言方面的一系列特征，又深入揭示了复调小说的文化历史根源，以及它同民间狂欢文化的联系，狂欢体小说的历史演变等。这样，他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完全融为一体。在从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之后，我又先后研究了巴赫金的语言诗学、体裁诗学、小说诗学、历史诗学和社会学诗学，写出了30多万字的专著《巴赫金的诗学》。在这些研究中，我感到巴赫金不仅对各种诗学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突出的理论建树，其中诸如“超语言学”、“体裁社会学”、“小说性”、“文学的内在社会性”等一系列理论观点，有很强的理论独创性和很高的理论价值，同时，巴赫金又是把诗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他认为文学是一种复杂而多面的现象，有社会、文化、心理、语言、形式多种层面。文学研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进行研究，而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的研究又不是互不相干的，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巴赫金诗学研究最富独创性和最具特色的地方。因此，我把巴赫金的诗学命名为巴赫金的整体诗学。巴赫金的整体诗学研究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格局：（1）把形式和体裁放在一个重要的突出的地位，主张诗学研究应当从形式和体裁切入，从形式和体裁的创新来把握思想内容的创新，来把握作家创作的真正特质。（2）把文化诗学作为诗学研究的中心，既反对把文学同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又反对过分强调文学的特性，把文学同社会历史文化割裂开来，主张在一个时代广阔的整体的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和把握文学现象。（3）为了深入把握一种艺术形式和艺术体裁的特征，还必须把体裁诗学同历史诗学结合起来，对艺术形式、艺术体裁、艺术手法的演变过程作深入的历史分析，使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得到相互印证。不管是巴赫金也好，普罗普、维戈茨基、洛特曼也好，他们的研究对象虽然各不相同，巴赫金是研究小说的，普罗普是研究故事的，洛特曼是研究诗歌的，但他们都是在克服非社会学的诗学（形式主义）和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实践文学研究中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相结合、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融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贯通的道路。他们的研究既弘扬了俄罗斯文论的历史主义传统并克服其对艺术结构形式的忽视，又吸收西方文论对形式结构的重视并纠正其忽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偏颇，这就为世界文论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出路，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五文艺心理学研究，特别是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也是我新时期文论研究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方面。新时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在沉寂了半个世纪之后重新活跃起来，许多研究文学理论的同行从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转向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而言之，它是同关注人自身、研究人自身的思潮相联系的，是同文艺界对审美主体的重视，对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的探求相联系的。文艺心理学在洞悉艺术的奥秘方面，比起文艺学的其他分支来就有不可代替的优势。从我个人来说，由文艺社会学转向文艺心理学研究，则是同自己的学术旨趣相关。在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科研中，我一直对作家的个性和作家创作过程的奥秘感兴趣，但又苦于无法从理论上透彻说明一些问题，传统的文学理论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而文艺心理学恰好能为探讨这些问题找到一些出路。我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最早得到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他热情鼓励我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并建议利用熟悉俄苏文学文论的优势，先从了解苏联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做起。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先后翻译了苏联心理学家科瓦廖夫的《文学创作心理学》，苏联文艺学家梅拉赫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并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苏联的文艺心理学研究》（1985年第6期）一文。事物的发展总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1985年我的朋友童庆炳恰好申请到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他诚恳地邀请我参加这项研究，于是我们同他的13位硕士生组成一个充满学术锐气和团结和谐的学术集体，师生平等地展开研究和对话，共同在文艺心理学的世界里遨游，当年的情景至今仍然令人神往。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现代心理美学》（1993），其中我写了“总论”。作为这一项目的组成部分，我们还出版了一套《心理美学丛书》（13种），其中我写了《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研究》（1990）。《俄国作家创作心理学研究》是国内第一次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罗斯著名作家的创作心理，试图从作家个性特征和艺术思维特征的角度，更深入地揭示俄罗斯作家的创作奥秘和底蕴，为俄罗斯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开拓新的天地。研究的中心是作家的个性心理，其特色是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结合。我力求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阐明俄罗斯作家的创作心理，同时又借助俄罗斯作家创作心理的丰富内容来思考和深化文艺心理学一些重要的理论内容，其中涉及作家创作个性和作家气质的关系，作家艺术个性和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思维类型的关系，以及作家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等问题。例如在作家创作个性和作家艺术思维关系问题上，指出由于感性、理性等不同的思维组成因素在不同作家身上形成不同的独特联系，作家艺术思维可以划分为主观型、客观型和综合型等不同类型，造成了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普希金的创作个性是同诗人富于创造性的、开放性的和不断变化的艺术思维相联系的，是同思想、感情和形象和谐统一的艺术思维相联系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个性则是同作家充满矛盾和充满活力的艺术思维相联系的。陀氏艺术思维中的感情因素和理性因素、形象因素和思维因素，常常处于不平衡和矛盾的状态。当作家从现实生活出发，当他的艺术思维中情感的因素占优势、逻辑的理性的因素被掩盖时，作品就充满艺术力量；当他的艺术思维中脱离现实生活的逻辑的理性的因素占优势，具体的形象的感性的因素只能做一种点缀时，这时作品必然丧失艺术力量。但总的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思维体系是现实主义的，它比作家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偏执理论更有力量，天才作家不朽的力量盖源于此。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也渐渐发现文艺心理学研究也有局限性，作家的创作心理实际上不仅是一种个性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在文艺心理学研究中把文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结合起来是必然的，于是便有了《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俄国农民心理》、《俄国文学主人公的演变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俄苏文学创作和世纪之交的俄国心理学》等文章，并收入多人合作的《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1997）之中。在《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俄国农民心理》中，我在学习列宁论托尔斯泰论文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探讨托尔斯泰创作的矛盾、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独创性、托尔斯泰艺术思维的变化和托尔斯泰美学思想同俄国农民心理的内在联系，指出托尔斯泰把俄国千百万农民的真诚和天真、抗议和绝望，完全融进自己的创作探索和美学探求之中。六从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到苏联文学研究所，又从苏联文学研究所回到文艺理论教研室和文艺学研究中心，回顾50多年所走过的研究和教学的道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一直在文学理论研究和俄苏文论、文学两界穿行。我的文学理论研究以俄苏文论为中心，又同俄苏文学创作密切联系。这虽然是一种个人无法选择的命运安排，却暗合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路数。我常常告诉自己的学生，做文学理论研究，最好以一个国别的文学和文论的研究，或者以一段文学史或几个作家的研究作为根据地，只有真切地感悟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真正深入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这样谈起文学理论问题才不会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才能避免干巴空疏，才能真正洞悉文学现象的全部历史复杂性，才能真正领略文学现象的无限生动性。理论和创作相结合，使我的文学理论研究获益不少。文学理论的视角给我的俄苏文学研究带来“理论色彩”，而俄苏文学的研究又使得我的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创作实践的依据，也更富于历史感。比如，我的俄罗斯作家研究，由于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就更能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更能把握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同时，俄罗斯作家创作心理的个案研究也促使我思考作家的童年经验和创作的关系、作家的艺术思维类型和创作个性的关系等一系列文艺心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又如，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一直是让历代文学理论家纠结和苦闷的问题，当我把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交给历史，特别是交给20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的新进展来进行思考时，我就可以从巴赫金、普罗普、维戈茨基这些理论大家的探索中得到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史论结合的方法使我尝到了甜头。当然，这种两界穿行由于精力分散和自身学养不足，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两方面的研究常常顾此失彼，无法深入，因而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很难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留下不少遗憾。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长，这一切很难再有大的改进，只能留给年轻的一代学者去探索和解决。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50多年的学术道路上我始终热爱自己的专业，始终没有懈怠，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在这条道路上一直有师长、同行和朋友的陪伴和相助，这一切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简介： 独立战争后，美国从英国的附庸转变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政治上的独立，激发了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随之，要求创造独立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民族文学的呼声越来越高。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1785年发出了这样的召唤：“美国在文学上必须与她在政治上一样独立，艺术必须像她在军事上一样著名。”无疑这也是更多美国人的心声。但是文化上的独立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美国人是否承认，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长期的殖民进程中，英国文化的传统已经深入美国文化的骨髓。即使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美国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摆脱英国文化的影响。而美国独立后百业待举，民族文化尚无条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1852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说：“1790年至1820年，美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书籍、演讲、对话或者思想。”爱默生对美国后革命时期文化状况的这种论断，一直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众的判断。而1820年以前在美国出版的2/3的书籍来自英国这一事实，对于爱默生的那个论断来说不啻是最可靠的支持。在独立战争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读者所读的主要是英国文学。1818年，《费城文献

简介： 19世纪俄罗斯作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蕴含的是一种为俄罗斯社会世俗化提供价值依持的精神源泉——人本主义价值理念。它以凸显人性特征、持守人的情感本质为个性化的审美取向使俄罗斯现实主义美学主张焕然一新。本书力图站在俄罗斯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中审视问题，对小人物形象的连环示范效应现象作了较为系统而详尽的阐述。剖析了不同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形象的区别和联系，论证了小人物形象所体现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和独特之处，探讨了小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以期说明小人物形象在俄罗斯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对现代生活的有益启示。

简介： 曼德尔施塔姆是俄国白银时代阿克梅派诗人，生前便被誉为阿克梅派的“第一小提琴手”。曼德尔施塔姆结合诗歌创作而提出的“词与文化”理论观点独具一格，在二十世纪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书探讨了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创作观形成的哲学与文学语境，从文学统一观、诗歌用词、文化创新等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曼德尔施塔姆以“词与文化”为关键词的诗歌创作观之内容，同时以作品分析为基础，提示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在用词、意象以及诗歌结构上的特征。本项研究具有拓荒性质，不仅可以推动国内对曼德尔施塔姆诗学理论的认识和对其诗歌的研究，而且有助于丰富人们对俄国二十世纪文学尤其是白银时代诗歌的认识，同时也可启发并促进中国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简介： 美国左翼文学思潮发轫于20世纪初，贯穿20世纪之始末，并延伸与拓展到新世纪。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红色30年代”和60年代的“反文化”的两次高潮时期，无论从文学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还是美国作家所表现出的创作热情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它促使美国文学的再次兴旺。所以，无论从文化重塑还是文学振兴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美国左翼文学思潮都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值得人们认真回溯和研究的对象。造成“高潮”的原因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气候出现不同寻常的高温。时代的变迁与人的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各种矛盾，在这两个非常时期剧烈地碰撞摩擦，产生出高能的热量，重塑了世人的文化态度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在另一层面上改变了文学的主题、形式与结构。“左翼”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代表广大草根民众的力量，坚持人民史观，反对贫富悬殊，追求社会公平和“均贫富”，主张通过激进革命推动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左翼阵营直接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抨击资本主义，强烈要求变革私有制，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和谐。这是左翼的一个最突出的思想特征。就左翼文学思潮而言，与此特征密切相连，它在意识形态上始终作为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对立面而存在，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批判性、否定性和颠覆性，直至成为美国主流文学所无法替代的一支重要力量。凭借左翼政治内涵所赋予的人民性，左翼文学思潮在20世纪美国文坛上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持续时间长、跨度大、参加人数众多，期间大师如云、佳作迭出，可以视作整个20世纪美国文学中最丰富的部分。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一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批评家从左翼文学思潮中脱颖而出，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也相继问世。出现诸如辛克莱、安德森、德莱塞、多斯·帕索斯、斯坦贝克、杜波伊斯、休斯、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等重量级的人物，可以说是群星璀璨。这些作家在最广泛和最敏捷地接纳时代思潮的时候，极为注重小说创作的时代性，所以许多经典性作品都具有浓烈的时代特征，蕴藏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为当时和今人重新解读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文化景观、人们的精神风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本。不仅如此，左翼文学的丰富而突出的文学成就还体现在许多作家及其作品在认同左翼的总价值取向的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和美学追求，使其内蕴深厚的诗性意蕴和精神意蕴，超越意识形态性，上升到了人类普适性的境界，从而确保其永久的艺术品格。美国文坛如果缺失了这小半个星空，恐怕要黯然失色。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更是成绩斐然，除了新批评、新人文主义等较传统的批评流派，美国当代文坛上的大多数新兴的文学理论思潮，几乎都受到左翼思想的浸染。而左翼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威尔逊、特里林、卡津、拉夫、欧文·豪、桑塔格、詹姆逊、萨义德等人，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和学术威望早已为世界所公认。这充分说明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中，纽约逐渐发展为左翼文化的大本营，它联结着西欧与苏东，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处，许多左翼的核心人物都聚集在这里。到60年代，纽约文人中也出现新左翼运动的代表人物，使新旧左翼之间的冲突、碰撞更加错综复杂。新旧左翼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表面上看新左翼运动侧重文化反叛，在艺术审美领域进行后现代主义实验；事实上，它秉承了旧左翼的寻求社会正义、反抗霸权的精神，这些交互联系都体现在两代左翼的批评与创作当中。另外，参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多为作家或批评家，这些人大都不是政治家，所以，他们的政治与美学观有时相当矛盾和混乱，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就要求研究者对他们的创作要有整体把握，要从其较为稳定的艺术风格切入，根据其文学创作的艺术质量或批评论著的学术水平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不能仅凭他们某时某地的言论进行判定。我们当然应该重视美国的主流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但对非主流的左翼文学这样的“对手文化”，也要同样予以关注，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其独特的文学意义，从中获得对我们有益的思想和艺术的启迪。本课题的研究主要遵循这样几项原则：第一，从全球化语境出发，立足于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把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置于21世纪初西方文化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汲取其经验教训，探寻规律；第二，本课题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坚持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突出左翼文学的独特性、关联性和影响性；第三，采用整体的综合分析与典型个案的深入剖析相结合的策略，对重要作家的批评与创作进行细致入微的阐发，详尽占有第一手资料，进行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在研究中，笔者充分利用中国的文学资源，既积极介入国际理论的争鸣，又努力探寻中国学者的独特性表述。本书共分七章，以通史的方式研究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演变发展的全过程：第一章全面回顾与反思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演变发展，以及无产阶级文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第二章聚焦“纽约文人集群”的异军突起，透视它在左翼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第三章评析旧左翼文学与黑人左翼文学的消长，着力剖析无产阶级文学与现代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黑人左翼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第四章详细阐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女作家的代表作，探索此时期无产阶级女作家对于现实的反映和女性个人体验，以及无产阶级内部的性别歧视等问题；第五章着重论述新左翼运动的发生、发展，以及体现新左翼精神主旨的文学批评；第六章从纽约文人与新左翼的关系、旧左翼作家的生存转向、两代女权主义者的合作交流三个方面，探究新旧左翼之间的文化思想传承关系；第七章梳理辨析“学院左翼”，以及新左翼代表人物桑塔格在当代美国文坛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进而剖析美国左翼批评家的公共人文关怀。进入21世纪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美国左翼批评家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有些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诸如：左翼文学思潮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其持续的影响是否依然存在？同中国文学又有什么联系？中国学者如何以自己的文化立场阐发与认识它？这也是本课题力图解决的难点。然而，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虽竭尽全力，也难免有错误、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同行不吝赐教。

简介： 本书在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化全球扩散、东方社会作出回应的背景下，探讨150余年间在亚非地区盛行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文学思潮以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为创作宗旨，以功利性、现实性和民族性为创作原则。它与东方古代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有一定的传承；其发展经历了与启蒙文学相生相伴的早期形态；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是其发展最为成熟和典型的阶段，东方各民族在完成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达到了自觉性、普遍性、实践性和统一性程度；20世纪60 年代至世纪末，东方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已经达成，东方民族主义文学的延伸形态是对殖民关系作批判性考察、探寻新的民族自我建构的后殖民主义文学思潮。

简介： 本书以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方法，进入马华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88-2009年)空间，从传媒与文学的关系角度探讨二十年间马华文学思潮在主体性建构焦虑中由“马华文学”向“文学马华”的审美嬗变。在这种审美形态的转换中，文艺副刊始终作为马华文学权力场域隐形的结构性力量介入和干预其中。而由于“小文学”的马华文学主要栖身在以文化为中介、以商业为底色的报纸副刊中，在“文化办报”策略下，《星洲日报》文艺副刊运用“文学—文化”的制作程式推动了马华文学思潮的审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