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唐、宋、元、明、清、民国几个大的历史朝代为时间轴，在每个具体的朝代中，分别探讨了藏汉佛教之间的人员往来、思想传播、艺术交流、典籍译介等问题，全面揭示了藏汉佛教交流的途径、方法、形式、影响、意义等，系统地阐释了藏汉佛教相互交流、传播、影响的历史进程。并通过双方相互交流和影响，发掘藏汉佛教文化互为认同的轨迹。本书既提供了把握藏汉佛教交流的宏观历史视域，也展出了当代藏汉民族文化凝聚力所具有的厚重历史基础。

简介： 本书以山东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单元为中心，以围绕“尊孔”与“反孔”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主线，以近代社会转型为背景，通过综合考察与个案分析相结合，探讨国家层面的文化政策与近现代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国人的“尊孔”、“反孔”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多维度”、“立体式”地展示了百年中国“尊孔”与“反孔”的发展历程。

简介： 本书在指出人的常、迷、悟这三种不同的生存状态、生命形态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个体生命由迷返常并进而转迷人悟的觉醒、行动的路径、契机和方法，尤其对生命之悟这一人生的最高境界的具体样态及其在人生的方方面面的体现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观照、透析。术书是作者历十年苦思，含泪、凝血、撕肉、倾心、聚魂而成之作，旨在启悟现代社会中的迷者，当然是那些有善根的迷者。在这里，作者用自己的虔诚、真心、挚爱、灵魂、血肉修筑了一条路，搭建了一座桥，让善良的迷者走向彼岸。这里不一定有令人艳羡的尊贵、财富和世俗的所谓幸福，也不一定给你提供人生的指南，破译生命的密码，但却可以帮你打开心灵的窗，让你活得明白、自尊，使你拥有灵魂，进入真意的境界。本书吸纳、涵容不同时空先哲的智慧、哲思、诗意，打通不同学科、领域的间隔，将其相渗互融，勾连交织，创造一个生气灌注的，让生命、灵魂浴火重生的有机整体。本书摆脱了学院式的机械呆板的理论构架、枯燥乏味的学术规范和千人一面的新八股式的文风的窠臼，根植于民间、现实的大地沃土，发源于现代人生、时代潮流的源头活水，将哲思的睿智和诗意的灵动结合起来，究风俗与制度，察人性与人心.启生命之感悟，发个人之感慨，成一家之言说，从而在启迪人生、化育人心、重塑灵魂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 本成果结合宋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集中研究宋儒以《论语》《四书》命名的《论语》诠释著作，通过对诠释文本具体细致而又全面系统的研究，勾勒宋代《论语》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揭示宋代《论语》诠释的特点和规律，探寻经学与理学的关系。

简介： 为了使读者更好的理解大陆新儒学的实质及其发展的历史，也为了让人们对大陆新儒家的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我们特编辑了这本论文集，希望对关注中国文化发展的朋友有所助益。

简介： 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闻名于世。但是，近代中国向着现代转型中，什么是“社会”的讨论并不充分。社会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设计与发明？还是鲁迅的论断，在道德背后，是吃人本质。从伦理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曾是五四最重要的议题。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民族、阶级、战争、知识分子立场等概念的介入，中国现代伦理的建立显得尤为艰难。在鲁迅对这些概念的体验中，我们重新回到历史论断和抉择的现场。

简介： 梁景和社会文化史发展至今，把生活质量作为其研究的一个新维度，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理念之一。为什么要从史学角度来研究生活质量，主要研究哪些内容和问题，怎样进行研究，这些是本书拟探索的主旨。一 概念与价值欧美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把生活质量作为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进行研究。3055753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医学等学科也开始探讨生活质量这个问题，但迄今为止历史学对此却鲜有研究。如果从史学角度来研究生活质量，可以开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客观生活的实际状况以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和幸福感受程度。3055754这里既包含客观生活质量，即社会生活条件的实际状况，也包含主观生活质量，即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活质量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肯定和实现提高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的目的和欲求，是人类整体生活和人类个体生活的目的和欲求。生活质量既反映在社会生活条件方面，也反映在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上。幸福感是人类生活永恒美好的追求，正如休谟所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3055755“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可以说是不同时代、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共同欲求。从这一意义上说，幸福似乎可以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理想。”3055756研究生活质量的意义和价值还在于：探寻生活质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概念或界定；设计并确定生活质量这一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在不同时代的基本框架体系；探讨不同时代、不同需求层次的人3055757对生活质量的认识、理解和判断的合理性、差异性和谬误性，及造成此种现象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基本缘由；研讨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的联系与相互作用产生的各种功能及其成因；探求不同时期人类个体主观生活质量的复杂性形成的基本原因；探索不同时代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表现出的层次相同以及“处于相同物质生活水平的人们，对其个人生活的评价和满意度可以大相径庭；反之，生活满意度相同的人，其实际物质生活水平可以相去甚远”3055758的基本因由；研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目标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要求的两者之间内在的基本逻辑，等等。当我们了解了生活质量的研究概念和研究价值之后，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它的学术承续。从宏观史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历史学早期从关注“事件的历史”出发，主要是探讨政治的历史，研究政治、军事和政权更迭中的大的历史事件；之后开始关注“社会的历史”，主要探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历史状态；再后来进一步关注历史主体的内在观念和心理的历史，去研讨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感受。从西方兰克以前的政治史，到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再到后来的观念心态史、新文化史以及中国的王朝史、清末的新史学，最后到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大致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学术历程。历史科学发展的这种脉络的客观性，是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客观需要决定的：比如中国的王朝史主要是在王朝时代为王朝的统治需要服务的；西方的新社会史是为有益于民众群体和个体的生活改观服务的；中国社会史的复兴是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服务的；而今天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生活质量也是中国当下社会注重群体与个体的生存状态，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增强主观幸福感的客观需要决定的。也就是说，学术发展脉络承续的客观性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二 内容与问题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它的研究内容，有初期起步到未来发展这一过程上的先后变化，所以应当遵循先窄后宽、先易后难、先分解后综合的原则来进行。首先，我们应当关注人类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刚刚开始从生活质量的领域来研究社会文化史时，要考虑的是从纷繁的社会生活中选择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来研究。社会生活的内容太广太繁，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会不断地添加新的内容。然而社会生活无论怎样庞杂，其中贯穿人类社会过往时代的基本范畴却是几种相对恒常的具体内容，那就是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两性伦理、休闲娱乐、生老病死等等，这些基本的范畴就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主题。3055759这些最为基本的生活范畴贯穿于长久的历史阶段中，它们的现状以及发展变化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所以研究生活质量可以从人类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做起，即从这些社会生活的基本范畴做起。虽然我们仅用上面的几个词语就概括了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但它的具体内容还是相当广泛的，所以我们研究的内容就不可能是单一、狭隘的。比如衣食住行中的“食”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例如食品原料、食品生产、饮食器具、饮食风尚、菜系品种、饮食思想、美食养生、食疗保健、茶酒饮料等等；再如“家庭”可包括家庭形式、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文化、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类别、个体家庭等等；还有生老病死中的“生”也包含着极其广泛的内容，例如人生仪礼、教育成长、强身健体、求职就业、养家糊口、日常消费、友情社交、理想追求等等。以上所举，说明仅是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就有着丰富的研究内容，从中选取任何一项，都可以作为生活质量研究的起点。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以往有着大量的研究，如果转换一下视角，运用生活质量的维度再去思考这一主题，可能会发现很多有学术价值的新问题。其次，我们研究的内容再向前伸展，即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宏大的范畴去探索生活质量问题可能会显得更为开阔和宏观。各个层次的政治管理、中央和地方的机构组织、军队、法律、监狱等，这些政治因素的实施和运行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与个体的生活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制度、政策和经济措施、手段，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对外贸易的发展，各类企业的发展壮大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的生活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文化教育政策的发展、变迁，社会信仰和社会思潮的变革，国家、民族宣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的生活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社会城乡的管理和调控，社会的保障和疏导，市政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与个体的生活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及对其的治理，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的生活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作为视角，同样可以研究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比如历代国家统治集团面对天灾、人祸等采取的一系列社会救济的荒政保障建设，与民众现实的生活和生活质量紧密相连；明清以来苏州的碑刻3055760中有许多关于赋役管理、商业管理、宗族管理、寺观管理、环境管理、市政管理的碑文，这些社会管理的功效，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生活质量紧密相连；革命家王稼祥曾给他的堂弟王柳华写信说：“可怜我们受环境的压迫，婚姻不得自由，求学不得自由，择业不得自由，而且一盼前途，就觉茫茫毫无把握，不知自己的生活怎样才可解决。唉！这样的环境，难道不能或不应当把它打碎吗？不过这不是局部问题，乃是政治问题，政治改良，环境自不求自善。柳华，‘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应当负改革中国政治的责。”3055761从这样一封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革命、改革政治，同样也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生活质量紧密相连。当然，这样的研究范畴与上述第一点不同，它更显开阔性和宏观性。最后，我们要对生活质量涉及的诸多内容进行综合、全面地研究。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研究，即便如此，它同样可以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生活质量的优劣高低作出基本的梳理、判断和评价。上面对研究内容设置的三个梯度，只不过是研究生活质量初始阶段的一个一般性原则，这样的梯度设置有助于我们研究的起步，但它并不是硬性的研究程序，根据研究队伍的状况以及研究者的兴趣、积累和能力，可以打破这样的研究程序，我们提倡研究内容在宽窄、难易、分解综合上的交叉、互动和提升。在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内容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和把握之后，我们再进一步思考研究生活质量的问题意识。研究生活质量的主要问题意识在于：探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认识和理解；研究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特定时代人们生活质量的标准和对其的认同；探究特定历史阶段中特定人群具体生活的实际状况以及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的实际状态；研讨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特定的人群会追求那样的生活质量，会过那样的生活，会有那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向往，是什么样的“社会存在、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等因素”3055762决定的。只有对上述的问题意识有了诠释和解答，我们的研究才能彰显出它应有的价值。三 研究的方法研究生活质量采用的方法随其研究的具体内容的不同以及问题意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随着研究的展开和不断发展以及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的积累，还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研究方法。目前，我们可以关注如下一些研究方法。1.宏观微观的研究方法。关于生活质量，既可以进行宏观研究，又可以进行微观研究3055763。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主要关涉到时间、空间、人群等概念。诸如此类，既可以研究一个长时段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研究一个短时期的生活质量；既可以研究大区域内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研究小区域内的生活质量；既可以研究多群体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研究单一群体或个体的生活质量。关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个体，不同问题，有助于进行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有助于研究的理论化以及细化和具体化。这种研究有着丰富的史料来开启我们的思考，比如在地方志中有记载浙江人订婚习俗的，反映了浙江富贵人家与平常人家的不同生活：“订婚之始，谓之缠红。富厚之家，聘物恒用金饰，如手镯、如意、耳环、戒指之类，加以绒线制成五色盆景，光艳夺目。满盛盘中，谓之花果缠红。平常人家，则无如是之财力，或用小纹银一锭，鎏金如意一柄，取一定如意之意，或用鎏金八吉一对，镀金手镯一副，取有吉局之意。”3055764从民国时期河南安阳的衣着习俗中，可见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的差异：“境内习尚，认俭朴为美德，以装饰为浮夸。除资产阶级、官僚家庭以洋布为衣料，间或着绫罗锦缎外，余则均以自织之棉布加以颜色裁为服裳，一袭成就，间季浣濯，直至破烂而后已。”3055765民国时期河北元氏县的士商与农民使用着不同的交通工具：“凡出行，近时无论士商，必脚踏自行车，故自行车之销路，有一日千里之势。唯农民出门，多步行。”3055766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以乘汽车为豪，每至礼拜日，必有许多少年男女，同乘一车，疾驰于南京路、静安寺路、福州路。”3055767这些地方志资料从宏观视角反映了具体领域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我们再来看民间歌谣中的史料，如反映明末农民苦难生活的歌谣：“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壮者抗，弱者死，朝廷加派犹不止。”3055768民国时期反映农民怨恨苛税的歌谣：“钟庄田，真是难，大人小孩真可怜！慌慌忙忙一整年，这种税，那样捐，不管旱，不管淹，辛苦度日好心酸，两眼不住泪涟涟。告青天，少要钱，让俺老少活几年。”3055769还有反映官僚腐败，耽于享乐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3055770“出外做官，回家享福”“千里做官，为的吃穿”3055771，这些也从宏观视角反映了具体领域的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清末竹枝词也是如此，普遍带有宏观性的风土民情和社会生活的记载，如富家女子从南京去上海的情景：“火车当日达吴淞，女伴遨游兴致浓。今日司空都见惯，沪宁来去也从容。”3055772市民流行穿西装的情景：“西装旧服广搜罗，如帽如衣各式多。工厂匠人争选买，为他装束便摩挲。”3055773此外，丰富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曲、诗词等，也能为我们从宏观视角研究生活质量提供珍贵的资料。以小说为例，陈寅恪认为，小说可以证史，小说“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3055774，这通性之真实就是宏观之真实，3055775如傅桂禄编辑的三卷本小说《中国蛮婚陋俗名作选粹》就是很好的例证。三卷本《商人妇》《活鬼》和《节妇》所收集的作品反映了中国社会典妻婚、童养婚、人鬼恋、冥婚、老夫少妻等一幕幕人间悲剧，是“旧中国蛮陋婚俗的缩影与概括”3055776，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婚姻生活质量。总体来说小说是通过多方史料的相互印证，来反映社会生活的“通性之真实”。上述说明，运用大量的史料能够帮助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来研究生活质量问题，那么从微观的角度同样如此。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等文献中蕴藏着大量丰富的材料，例如《历代日记丛钞》是对国家图书馆所藏五百多种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年间的日记进行的影印出版，这其中不乏对生活质量进行微观研究的珍贵资料。诸如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对“家常琐事，柴米油盐，无不一一记载”3055777，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丰子恺在《法味》一文中提及他的老师李叔同曾经说过：“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3055778李叔同的这段话，为我们研究他一生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线索。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成为国家的领袖，他的一些亲朋故友要来京见他，并希望解决工作或生活上的问题。处理这类亲情方面的事情，有诸多难处。毛泽东在给亲属的信中，做了多方面的解释和抚慰工作，并要求亲友“不要来京”，或寄钱暂时解决一下亲友的生活困难3055779，从这些书信里能够体会到毛泽东当年的心理感受。2.综合分解的研究方法。研究生活质量，既可以把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也可以把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分开进行分解研究。综合研究既关注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的互动和影响，也关注影响生活质量的诸多因素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环境生活、劳动生活、公民素质等多方面的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比如当代社会“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但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保障程度很低，社会秩序恶化，则不能说生活质量好。所以，生活质量不仅表现在生活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物质、精神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3055780。比如清代具体的饮食生活中，宫廷、贵族、民间的饮食生活中的饮食风尚、饮食品种、品种质量、饮食器具以及养生思想是不同的，这种具体的物质饮食上的生活与饮食观念和饮食诉求的多方面综合才反映了不同人群的总体性的饮食生活质量。3055781再如民国时期的居住生活，官僚权贵们居住的高级官邸、富商们居住的豪华别墅、中产阶级居住的单元公寓、穷苦平民居住的棚户区和茅草屋，这些物质上的居住条件与居住者的宗教信仰、日常生活观念与生活目标、生活要求的结合，构成了各类人等的综合性的居住生活质量。还有中国的末代皇后和皇妃们，她们在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方面条件优越，但是她们的精神生活和婚姻生活却很悲惨，能说她们的生活质量高吗？显然不能。溥仪说：“长时期受着冷淡对待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我后来时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3055782这段话道出了婉容一生的悲惨生活，可见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未必会生活幸福。分解研究既包括对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也包括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两种研究是分别进行的。其中对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社会条件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社会的大范畴和大背景在具体的衣着、饮食、居住、交通、教育、就业、娱乐、医疗、健康、保险、养老等诸多方面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了什么，它反映了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和发展水平。如近代国人的娱乐生活，各类人等如何看戏剧电影，如何听书阅报，如何游乐购物，去酒馆还是茶馆，如何琴棋书画，如何跳舞打牌，如何进行体育活动，如何交往游历等，根据这些都能对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做出探索和评价。再比如近代以来交通工具的变迁，从传统的轿子到人力车、畜力车、西洋马车、自行车、机动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从这种不断变化中同样可以观察到各类群体的客观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还有从餐饮地点也可看出不同人等的饮食生活质量。近代上海，“在饭摊、露天食堂、饭店楼下就餐的多是工人、黄包车夫、苦力等”3055783，而“只有穿长衫的人才上楼吃”3055784。的确，在哪儿吃，“吃的是什么菜，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人”3055785。晚清、民国时期上海闸北棚户区居民住的是茅草棚，“以污泥为墙，稻草为顶。而一行一行排列的距离，又极狭窄，普通不满两公尺，所以常常有一经着火，瞬息延烧千百余户的！在他们每一家的住宅里，都只有一进门就是外房也是工房的、食喝于斯生死于斯的一大间，父母子媳六七口住在一个处所，煨水烧饭也在这一个地方，有时还得划出一小块地方来养猪，而他们的大小便也就在这喂猪的溷里了”3055786，这类人群悲惨的居住生活，一目了然。相反，梁实秋在上海和青岛做教授时的物质生活质量是很好的，“那时当教授收入较高，实秋兼职又多，所以家庭经济情况逐渐好转，俨然成为上海滩上的中产阶级了”3055787。1928年梁实秋在上海从“爱文义路的一楼一底中迁出，移居赫德路安庆坊，是二楼二底，宽绰了一倍”。30557881929年“又搬到爱多亚路1014弄，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有了阳台、壁炉、浴室、卫生设备等等，而且处于弄堂深处，非常清静”。3055789梁实秋很喜欢青岛，1930年又到青岛大学任教授，他在“鱼山路4号租到一栋房子，楼上四间楼下四间。那里距离汇泉海滩很近，约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3055790。可见梁实秋那些年优裕的居住生活条件。而主观生活质量则注重对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这种心灵上的感受更为至关重要，无论客观生活条件如何，内心的生活价值观左右着个体的主观生活感受，比如有人崇尚“金钱未为贵、安乐值钱多”“贫穷自在、富贵多忧”“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人生理念，那么不管客观生活条件如何，因为他有着知足常乐的心态，所以他的主观感受或者说他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就不与他的客观生活条件成正比了。钱锺书说：“‘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3055791这与民间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有着相似的意蕴，是对主观生活感受的辩证态度。快乐、幸福完全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有相对的独立性，甚至面对病魔和灾难，人们都可以调整心态，坦然面对，所以钱锺书又说：“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3055792而主观幸福感尤其与婚姻恋爱关系密切，由于与有真爱的恋人结婚而感到幸福，而与没有真爱的人结婚或与有真爱的恋人不能结婚就都会给人的内心带来极大的痛苦。林语堂曾经热恋一位至交的妹妹C，C生得其美无比，因C的父亲在一个名望之家为C物色了一名金龟婿，故林语堂与C俩人的婚事无望，林语堂自述：“我知道不能娶C小姐时，真是痛苦万分。我回家时，面带凄苦状，姐姐们都明白。夜静更深，母亲手提灯笼到我屋里，问我心里有什么事如此难过。我立刻哭得瘫软下来，哭得好可怜。”3055793人世间这样的婚姻悲剧数不胜数。3.理论命题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预设方法。所谓理论预设是指已经被社会和人们基本认可的理论，它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活实践有了切身的感受，进而对社会生活有了切实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观点。比如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相同的人们，其主观幸福感却有截然不同的；相反，主观幸福感相同的人，其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却有截然不同的。这些理论观点都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观察和感受到的生活真实，进而被总结、被概括、被提升，最终被人们所认同。而理论预设的研究方法是指，我们要依据这样的一些已经被公认的理论观点进行历史现象的研究，用历史的事实来印证这些理论观点的客观实在性，故而用这种理论预设的方法可以研究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诸如，清末民初剪辫子，虽客观事实相同，但给一些人带来了兴奋和愉悦，却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极大的失落和痛苦；晚清以来，婚姻自由逐渐流行于社会，同样是婚姻自由，给多少开放的年轻人带来了情感上的愉悦和幸福，也给多少传统守旧的父母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创痛和苦楚；对于民国时期丧礼的改革，多少家庭因繁文缛节的革除而感到生活压力的减轻，也有多少人因不能接受新式丧礼观而痛楚不堪。如对上述事例进行透彻地研究，就可以回答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相同的人们，而主观幸福感却不同这样的理论预设。与之相反，清末留美的幼童，出国时穿一身华丽的长袍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帽，幼童们会感到喜悦和快乐，而到了美国不久，改穿一身休闲服、又穿上运动鞋，他们仍然感到洒脱和心怡，虽然内心的感受相同，但客观的装束已完全是中西两异了。革命烈士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刑场婚礼上的感受与一般的夫妻在婚礼上的感受，应当说是有着某种共同之处的，虽然他们的境遇完全不同，陈周面临的是死亡，而一般夫妻面临的是新的生活。类似的研究同样可以证明主观幸福感相同的人，其客观物质条件和生活境遇却截然不同这样的理论预设。其二是命题预设方法。所谓命题预设是指古往今来人们在社会实践生活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真理性并让人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本质，甚或成为人们能够深刻认识社会生活的路径和方法，同时这些概念还朗朗上口，便于传诵。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命题去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即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去验证既定的命题，一方面给命题以历史的解释，同时也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历史地域和历史人群生活质量的研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3055794这一命题叙述了富贵人家门前飘出酒肉的味道，穷人们却在街头因冻饿而死，说明了一个社会财富不均，贫穷差距大，穷人缺少保障的社会历史现象，是典型的研究社会生活质量的命题。还有“富家一席酒，贫家半年粮”3055795、“欲求生富贵，需下死功夫”等类似的命题，也能够进行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的研究。还有些命题，如“三年讨饭，不愿做官”3055796、“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3055797以及民间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生活观念和追求的生活样式，并以此为生活乐事。曾国藩就希望自己的后代以耕读为要，不谋大官，他说：“凡人都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3055798由于曾国藩追求这种以读书为要的生活理念，他的后人大多从事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工作，而少谋官位。梁启超也认为做官不如做学问，他本人晚年也弃官从学，对其后代亦如此要求。1916年他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谈及女婿周希哲做官一事，认为“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3055799。1921年7月22日他给梁思顺的信中又说：“希哲具有实业上之才能，若再做数年官，恐将经商机会耽搁，深为可惜。”3055800正是由于梁启超有这样的人生理念和家风，他教育出来的子女有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图书馆专家梁思庄、经济学家梁思达、火箭专家梁思礼。3055801但也有与之相反的生活理念和命题，以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为代表，百姓中有“升官发财”“穷不跟富斗，富不跟官斗”“有权话真语，无权语不真”这样的生活民谚，以反映人们对“官”的优越性的认同。以上所谈的理论命题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演绎法的特征。4.史料提炼的研究方法。这是与上述的理论命题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它没有事先的理论命题的概念预设，完全是通过对原始史料的阅读和诠释，进而来研究生活质量问题。清代徐珂的《清稗类钞》，是从近人文集、笔记、札记、报章中广搜博采的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全书分服饰、饮食、舟车、婚姻、疾病、廉俭、赌博、奴婢、盗贼、娼妓、丧祭等近百个种类，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特别是关于下层社会、民情风俗、日常生活的资料非常丰富，自身就具有史料提炼的特点，可谓是研究生活质量的重要史料。晚清时期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了晚清社会诸多的社会生活和民俗事象，是当时各阶层人群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的表述，与此相应，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大量的画报和摄影作品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史料提炼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只要我们爬梳原始资料就能进行研究。比如我们通过对不同时代的家训、家规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时代的家训、家规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带有的家庭观念和生活观念；也可以对某个家庭的家训、家规进行研究，把握具有这个家庭特点的家庭观念和生活观念，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研究一般家庭和特定家庭的生活理念、生活感受和生活质量。清末民初出版的《香艳丛书》，内容以“涉及女性活动的篇目为选取标准，广泛搜集汉、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野史笔记、小说辞赋、传记谱录、民俗方志和鉴赏游戏等方面的著述三百二十余种，几乎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该丛书对于我国历史、文化、人物和风土民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3055802，这套丛书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提供相关的历史资料。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是一部对历代妇女的史著、诗词、文集的比较全面的辑录和介绍，“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一一采录”3055803，“自汉魏六朝，以迄近代，凡得四千余人”3055804。以本书作为线索，爬梳相关的史料，特别是对一些诗词的解读，可从女性的视角探索相关社会生活及其生活质量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编纂成书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是张次溪先生以毕生之力，广搜博采，“对当时的戏曲演出活动、班舍沿革、名优传略，以至梨园的逸闻掌故，搜罗备细”3055805的一部关于清代戏曲的著述。书中记述了处于卑微社会地位的优伶们的身世际遇，对于探讨和研究清代戏曲演员的社会生活及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并对搜寻新资料有着指引的作用。中国电影家协会和电影史研究部编纂的多卷本《中国电影家列传》在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它全面介绍了“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作出贡献的编、导、演、摄、录、美、技术、音乐、评论家、事业家等约七百人（包括港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3055806，“对电影家的生活经历、成长道路、艺术风格、创作特色、成就经验、失败教训等诸方面进行简略叙述和分析评价”3055807，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逆境中怎样磨炼意志，与困难搏斗，苦学技艺的顽强倔劲，最后在艺术创作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3055808。这套书既是史料又是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在此基础上或再开辟出新的史料资源，来进一步探讨电影家们的社会生活、生活经验、生活感悟和生活质量。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大量移民和人口迁徙的史料中探寻这类人群的生活现状。以上阐述的史料提炼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对诸多史料的爬梳、查阅和提炼，去研究各个时代、各类人等的日常生活及其生活质量，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归纳法。5.相互比较的研究方法。所谓相互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在两项或多项具有相同主题的事象中，选择在某个相同的领域进行比较，进而凸显参与比较事象的各自特征，以反映某一事象的日常生活的实际状况。就一般情况而言，这种比较有不同阶层之间的比较，有相似人群之间的比较，有不同地域之间的比较，有自身纵向发展产生的不同的比较，有不同问题意识之间的比较，有不同生活观念之间的比较，可谓能够多重划分。具体的生活观念和生活领域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如在为人处世的观念上，有人认同人而无信，不须礼之，有人却认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有人认同酒大伤身，有人却认同一醉方休；有人认同财大气粗，有人却认同贫穷自在；有人认同助人为乐，有人却认同闲事不管；有人认同“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人却认同“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些观念影响着日常生活，也影响着日常生活的生活质量，通过比较可以探讨人们的不同心态以及制约这种心态的多重因子。相似的人群与相似的生活也可以进行比较，如妻子与小妾的生活比较；奴隶与婢女的生活比较；优伶与娼妓的生活比较；乞丐与盗贼的生活比较；流氓与土匪的生活比较；缠足与留辫的生活比较；赌博与吸毒的生活比较；风水与迷信的生活比较；典当与租赁的生活比较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比较，能够把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反映出来。甚至可以进行个体生活细节的比较，诸如胡适为了母亲的感受与旧式包办的妻子终生为伴，胡适在给胡近仁的信中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吾母欢喜耳，岂意反以此令堂上介意乎！”3055809而顾维钧对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采取协议离婚的方式：“协议规定，我们两人各执一份，另两份送双方父母。我们以一种十分友好的方式脱离了关系。”3055810我们对两者的婚姻选择还不能做出褒贬是非的评判，需要进行比较研究，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比较研究课题，它涉及个体的生活感受和婚姻生活质量。说到婚姻，能够比较的太多太多，仅重要的历史人物，就能随即举出一些，如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婚姻、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婚姻、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婚姻、鲁迅与郭沫若的婚姻、徐志摩与郁达夫的婚姻等等，都可以进行比较。而且通过对官绅政要、名流贤达、文人墨客、商贾军阀、市井平民的婚姻比较，还能够对不同类型的婚姻以及婚姻生活做出深入的分析，从而引发更加深刻的思考。可见，比较的范围和内容非常之广。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和杨毓麟都选择了蹈海自尽，两人均留有绝命书，通过对两人的绝命书的比较，可以感受到两人投海前的内心世界。杨毓麟在绝命书中说自己“脑炎大发，因前患脑弱，贫服磷硫药液太多，此时狂乱炽勃，不可自耐。欲趁便船归国，昨晚离厄北淀来利物浦。今晨到车站，然脑迸乱不可制，愤而求死，将以海波为葬地”3055811，可见杨毓麟投海亡命是因为无法忍受病魔的折磨，“愤不乐生，恨而死之”3055812，临终前的痛苦可想而知。而陈天华蹈海是在日本颁布“取缔规则”，引起留日学生总罢课并欲全体回国，却被日本媒体诋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的情景下发生的。当时陈天华对此污蔑极为愤慨，欲以一死来唤醒留日学生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在绝命书中说：“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3055813陈天华蹈海前与杨毓麟的内心感受不同，陈天华是怀着爱国、救国之渴望而投海自戕的，《绝命辞》通篇对政治理念的阐述都能够反映这一点。相互比较的研究方法，要有明确的比较主旨，即问题意识要显明清晰，比较的内容要具体明了，对比较的双方或多方，要依靠史料分别进行全面、细致的探索，从中找出异同，并对此进行深入的因果分析。6.感受想象的研究方法。这是关注被研究者的主观感受并敢于大胆假设和想象的一种方法。研究生活质量问题，在关注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群体或者个体的主观感受是至关重要的，主观感受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我们知道，感受与观念有不同之处，观念的主要特点是指人们对于主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判断、理解和评价，而感受则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心灵之后，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身心的反应和感觉，本书涉及的感受还不是指那种一时的、短暂的心灵波动，而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比较深刻的主观体验或体会，“比如，责任感、幸福感、荣誉感、骄傲感、廉耻感等，都较深刻地反映出个人意识或群体意识”3055814。这种长时段的，稳定和深刻的感受，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所谓的感受因为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它是可以成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的。从主观感受的视角去研究生活质量，就是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与客观生活质量有关，同时也与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趋向有关，与个体经济收入和生活状态的历史、现状和理想有关，与个体的期望值有关3055815，与个体的社会关系诸如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是否和谐等有关，与个体视野的宽隘及与他人生存状态的比对有关，正如“自己优于别人，就感到幸福；低于他人，就感到不幸。许多研究发现，向上比较会降低主观幸福感，向下比较会提高主观幸福感”3055816，就是这个道理。可见通过研究主观感受来研究主观生活质量是有意义的。研究主观感受要敢于大胆假设和想象，这种假设和想象不是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根据掌握的现有材料，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学识、经验和历史感悟和被广泛认同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推理，去探寻被研究者内心感觉的奥秘，进而比较准确的把握被研究者的内心感受，再对其主观生活质量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有根据的假设和想象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是被认同的。胡适说：“治史者可以做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3055817彼得·伯克说：“无论历史学的未来如何，都不应该回到想象力的贫乏中去。”305581820世纪20年代《申报》老报人雷瑾回忆报馆的住宿条件：“当时申报房屋本甚敝旧。……若吾辈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睡眠。”3055819在这样恶劣的住宿条件下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报人当时内心的屈辱感受。20世纪40年代，文学家朱自清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还拒绝领取“美援”面粉，他在1948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在《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3055820我们按照逻辑想象一下，当时朱自清一家的生活是困难的，他的签名行动无疑会对家庭生活雪上加霜，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尊严，虽然加重了自家生活的艰难，但作为一名敢于承担责任的中国学者，他内心的感受却是欣慰和坦然的，这符合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四 余论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是新近提出的一种研究理念和设想，还需要通过研究和实践去验证。所以上述的几种研究方法也只是一个最初的探索，还需要在研究、实践中不断的修正、补充和发展。上述几种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运用上可能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这种辩证关系不但是我们研究生活质量的一种思维方式，同时也是研究生活质量的一种研究方法，因为如何看待和评价生活质量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问题，它本身具有错综的复杂性，生活质量的优劣高低是会发展变化或是彼此相互生发的。比如当下的逆境和困苦经过人们的奋力打拼，也许会给未来带来希望和光明，这叫做苦尽甘来；相反，贪图享乐到了忘乎所以，其中必然潜藏着极大的祸患，这叫作乐极生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民间谚语，以及把病魔称赞为“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3055821，这些话语都反映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辩证思考。我们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和认识也要具有这样的辩证分析态度，因为历史与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拙文只想表达一个粗浅的想法：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抛砖引玉，期待同好者深入探索。

简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掀起傩戏研究热，一转眼30多年过去了。记得1988年夏，“中国戏剧起源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在会上，曲六乙先生强调傩戏在戏剧起源中的作用，我提交的论文却说，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的“断言”，在中国迎面碰上一个“例外”。回想起来，真是无知者无畏。后来我的学术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或许正从某个侧面反映了30年来中国戏剧研究的进步。30多年来傩戏研究成果斐然，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然而，傩戏研究遇上了难以解决的瓶颈也是大家的共识。拙著《傩戏艺术源流》曾经举出过的“傩戏研究热”带出来的某些弊端，迄今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记得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某位年长的当地学者质问我：“我们这里的阳戏明明都是人装扮的，你为什么说阳戏最早是傀儡戏？”我苦笑以对。贵州的阳戏由人扮演是事实，但文献记载，阳戏在明代的江西是傀儡戏也是事实，今川北还保留了人偶同台的阳戏。很有可能，阳戏在西迁的过程中，其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当然，这是需要深入研究，拿出证据才能说明的。我想说的是，单纯个案研究产生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认识，很可能会遮蔽事物的本来面目。此外，随着“傩戏研究热”产生的“泛傩论”“傩文化”的提法，以及傩戏为戏剧“活化石”的说法，也都在推进傩戏研究的同时，产生了某些负面作用。“傩”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突破“泛傩”的视阈和局限？傩和傩戏是不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如何在材料的基础上进行高屋建瓴的理论归纳？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当看到德全的《中国西南地区端公文化研究》的书稿时，我的欣喜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可以说，本书在观念、视野、研究方法诸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建筑了一个理论高地。德全在中山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单位的图书馆，以及“中国方志库”（电子资源）中查阅了近百种方志和风俗志资料。此外，他还广泛搜集了一些端公个人（主要是掌坛师）所收藏的家谱、族谱，记载坛班师承关系的《历代师名录》，未曾公开出版的科仪本、演出剧本资料，以及一些与端公行为密切相关的文书、经忏、咒诰、符箓、访谈资料、田野图片等资料。更重要的是，德全声明：“本研究并不准备采用所谓‘材料性观点’支撑‘理论假设’的研究范式，而是以‘问题意识’来统领纷繁的材料。”我认为，德全的立脚点是正确的。本书至少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突破以往傩戏研究的地域桎梏，以通观、综合性的学术视野，探讨了我国西南地区端公文化的存在方式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以往多把端公戏当作“傩戏”的一种，德全则认为端公文化的本质是巫文化，其范围要远远大于所谓的“傩文化”:“傩其实是被统合进端公文化系统之内，其结构、形式、精神、意蕴都统一于端公（巫）的意志之下，因而所谓的‘傩文化’其实是涵融于端公文化之中的。”这就从理论上颠覆了“泛傩论”，以往形形色色的所谓“傩”的表现形式，其实有许多并不是傩，而应属于端公文化；所谓“傩戏”，基本上属于端公戏、巫戏。也许傩属于巫这一点并不是德全首先意识到的，也不是他第一次提出的。但由于他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有针对性地将所谓“傩文化”与端公文化在意蕴与形态诸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才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足以使“泛傩论”者警醒：今后不要再使用旧的提法，以免混淆视听。当然，概念、术语、范畴的背后，都是有某种理论、理念在支撑的。德全的研究，正是如此。不过，我隐约觉得，德全似乎认为巫与傩是后来才结合的。其实，傩从一开始就是巫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我大体服从王国维的意见。《宋元戏曲史》第一章开篇即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在接下来举出的例子中，就有“方相氏驱疫”。显然，“方相氏”就是巫师充任的。这一看法请德全参考。其次，德全指出：端公文化在地域上有一个由东向西的迁徙路线；端公的法事和技术行为，在西南地区有一个“在地化”的“调适”甚至妥协的过程。这就突破了以往把本地的“傩戏”原始化、凝固化的思维，也突破了个案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德全先以云南昭通为例指出：“昭通地区的端公法事活动本非土著民俗，系随汉族移民由江西、四川、湖广等省流入，约肇端于明代，兴盛于清代中后期和民国年间。这一流入时间、地点，基本与西南移民历史的大背景相吻合。”众所周知，民间素有“湖广填四川”一说。德全指出，这不仅是一种口头传说，而且西南地区大量的汉族族谱等文献支持这一说法。这样，某些家乡本位的研究者，认为本地的“傩”最古老、可以上接《周礼》时代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端公文化在西迁的过程中绝不会是原封不动。也就是说，端公文化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德全指出：端公作为“强势文化”的持有者，在逐步“在地化”的过程中，借助其观念、信仰，改变并重新编辑西南土著民族有关神灵祭祀的原声音频，并最终完成“因土成俗”的象征意义转换。顺着这一线索，德全进而分析了“道巫”这一文化结构，指出“端公既通过供奉道教神灵、采用道教仪式和法术而保持着与道教文化的认同，同时又以开放的神系和神坛与民间信仰结成联盟，并借此体现出‘民众道教’之本色”。这一结论亦带有普遍性，以往所谓道与“傩”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得以澄清。再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德全指出：“从远古时代一个单纯驱鬼仪式，到宋代以降带有戏剧表演因素的驱鬼仪式，再到今天西南地区由端公主持的驱鬼与还愿融为一体的‘傩愿戏’（驱鬼＋许愿还愿＋傩戏）的全过程。而‘傩’的这一历史演进过程本身，也对‘活化石’观点提出了根本性质疑。”的确，戏剧（中国戏剧也不例外）是源于宗教祭祀仪式的。但以戏曲为代表的成熟的戏剧样式，又不是直接从宗教仪式脱胎而出的。所以，认为傩或傩戏是戏剧的“活化石”缺乏依据。“活化石”之说极易遭致非议，前些年有位年轻学者撰文说：“我们无法假想，从巫师傩神的狂魔乱舞中可以产生一个高雅端庄的梅兰芳。”这一观点，如果仅仅是针对“活化石”之论而发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儒家文化过早地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排斥各种“怪力乱神”的存在。于是，当巫不再被充分信任的时候，从巫和巫术演变而来的优和优戏，也一直难登大雅之堂。于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佛教乘虚而入，为宣讲教义而产生了俗讲。俗讲就是用通俗的说唱方式讲经，留存至今的变文就是俗讲的底本。这种形式极大地影响了诸宫调，而诸宫调讲唱才是元杂剧的母体。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戏剧是分成“明河”与“潜流”这两种虽有交往却各自相对独立的形态，分途发展的。德全将“端公戏”作为一个独立、自在的演剧系统去观照，这说明，他是认同我的上述观点的。令人高兴的是，我的另一个学生刘怀堂博士也持同样的看法，前不久他给我看过一本书稿，特别强调祭祀性戏剧与观赏性戏剧的分途发展。然而，还有一些人，要么否认戏剧源于宗教仪式，要么将元杂剧直接和宗教仪式挂钩。这两种看法，都未免失于片面。德全指出，“端公祭祀活动中衍生出来的诸种演剧形态，均是由端公表演、创造的，在演剧结构方面亦具有共通性，因此，均可被纳入‘端公戏’系统之中，而其间的细部差异，正好表征的是‘端公戏’（系统性概念）在不同区域、不同族群中的形态‘变格’”。这样，以往被称作“傩戏”的祭祀戏剧，就梳理成章地纳入了“端公戏”的系统之中。本书虽然着眼于理论建构，但由于材料掌握的全面，在微观上也有不少新的发现。相信读者一定感兴趣，此处就不饶舌了。最后想说的是，此书的写法也很有特点——脚注篇幅很长。由于文章的理论色彩浓厚，有时候为了中心论点的阐述，为了避免枝蔓，把一些材料和介绍性、知识性的文字放入脚注中。例如对于“梯玛”的不同解释，对“和梅山”法事、“降宝山”的祭仪、“上元和会”之完整内容的介绍，都放入脚注中叙述，有时一条注释达千字以上。这种写法，有些老一辈学者用过，港台学者的论文也较常见，但大陆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论文中较为罕见。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值得推荐。回想起德全在中山大学从我读博时，一次担任“元杂剧”专题的主要发言人。我担心这位来自贵州的小伙子对“傩”熟悉，对元杂剧或比较陌生。但听过他富有激情的讲述，才知道他其实对戏剧史是下过功夫的。对“明河”抑或“潜流”，都有相当好的基础。不过德全来自贵州，学位论文选题时我依然怂恿他选“傩”的课题。在我的“误导”下，他当时的选题过于庞大，很难驾驭，开题时被无情地“毙”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综合了老师们的意见，以较为具体的“西南端公文化”为题，另起炉灶，论文答辩时获得了老师们的一致首肯和赞扬。本书就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后来，当我知道德全要到上海交通大学单世联教授处从事文化产业方向的博士后研究的时候，由衷地感到一种失落和遗憾。现在德全出站后继续在贵州民大从事文化产业研究，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多多关注戏剧和戏剧史。德全在其大著出版之际问序于我，草草写了上面这些话，是为序。康保成2017年9月28日于珠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