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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逸与沉重

作者: 李朝东 沈斌
出版日期:2017-01-03
浏览次数:39次
简介: 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是“仁”和“道”,它们是从日常语言的经验事实中概括而来的。“仁”形成中国的“价值理性”,“道”形成中国的“诗性智慧”。前者使国人特别关注于社会和人事关系的调整和维护,后者使国人的思维方式拒绝逻辑而极富想象。西方哲学是在概念王国里纯粹的思辩哲学,它所阐述的内容不依赖于经验的概括,只是从概念的逻辑中推导出来,它的逻辑必然性保证了它的真理性,并使它具有先天原理的品格。由此塑造了中西文化轻逸与沉重精神品格。
关键词: 哲学  研究  中国  西方哲学  东西文化  比较文化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9辑

出版日期:2016-09-01
浏览次数:72次
简介: 编委会主编:吴根友副主编:储昭华编委:校外编委(以姓氏音序为序):安靖如 白彤东 贝淡宁 陈立新 邓晓芒黄勇 牟博 倪培民 张祥龙校内编委(以姓氏音序为序):程炼 储昭华 丁四新 郭齐勇 郝长墀何萍 李维武 李佃来 彭富春 桑靖宇苏德超 吴根友 徐水生 翟志宏 钟年朱志方 邹元江
关键词: 比较哲学  文集  比较文化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10辑

出版日期:2016-01-11
浏览次数:62次
简介: 比较哲学“求同存异”原则之反思吴根友就比较哲学的基本任务而言是求同存异,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是“求异中之同,求同中之异”。但究竟如何才能恰当地理解“求同”与“存异”本身的含义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一般而言,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追求智慧,具体而言,她是求真、向善、致美。围绕这一个根本目标而言,所谓“求同”,即是求得“真是”,而这一“真是”,既可以是认识论领域的真理,亦可以是价值论领域的真好(包括真善与真美两部分内容。好,读第四声,后同)。就认识论领域的真理而言,就是追求在某些问题上大体一致的正确认识,从而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一些基本的共识,形成人类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而就价值论领域而言,就是在关于“真好”的问题上大致达成某些共识,或对某些基本的正面价值形成认同感,如今日所谓的伦理上的“金规则”,美的形式上的黄金分割率等。实际上,在认识论领域,“求同”所要达到的“共识”,要比价值论领域所要达到的“共好”,相对而言更容易些。在价值论领域里,由于历史、宗教、风俗所形成的关于何者为好的评判,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此一领域里,希望通过比较哲学的研究而达成对某些对象的“共好”判断,是相当困难的。在此领域,比较哲学与其要殷殷切切地达成某种“共好”,不如听之任之,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好其好的行为与观念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在此价值领域,以宽容的态度“存异”可能要优于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求同”。这是我们对“求同存异”原则的第一层思考。从哲学史研究的学术层面看,“求同”之“同”,是寻找完全一样的思想或一样的观念,还是寻找大致相似的思想,或是说一种基本相同的思想原则,这是两种不太一样的“同”。就中西哲学的一些根本性的思维方式而言,古典哲学都拥有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即寻找世界的开端或形成世界的根本因素。但古希腊哲学家给出的具体答案,与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是极不相同的,而在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古希腊哲学内部,不同的哲学流派给出的答案也不同。由此,我们在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即我们无法以地域或国别、民族的名义来从事所谓的国别的、地域的或民族的哲学比较,如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的比较,而只能从事具体的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之间的比较。而这种极端个别化、差异化的哲学流派、甚至是个别哲学家之间的比较,就会让我们的比较哲学工作陷入牛与马比、鸡对鸭讲的局面。哲学思想的领域里,所谓的“存异”之“异”,根本就不是“求同”过后剩下来的差异,而是天然的以“异”的方式存在着。这样一来,“求同”就成为人类在个体差别的精神世界里寻找某种“类同”,而不是本质上的“质同”的思想分类活动了。这种思想的分类活动能否产生所谓的“知识”,在此我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就“类同”而言,经验主义可以说是哲学思考之一类。这一类的哲学家或哲学思想原则,往往通过对经验现象的研究,寻找表象差异背后的相同属性。或者是从事物的表象出发,寻找事物之中的内在秩序或法则。举例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中以自然之气为世界根本要素的思想家,大体上都属于经验主义一类的思想家,他们或者将气的有规则的变化称之为“道”,或者将气的有秩序、有法则的存在方式称之为“理”。而中西哲学史上,一些将大自然看作是由气构成的,甚至将人的肉身、精神性的心智活动,也看作是气的运动的结果的哲学家,在自然哲学层面都可以视之为经验主义一类的哲学家。作为对经验主义一类哲学思想的发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亦可以纳入经验主义的思想类型之中。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只是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在历史观方面也坚持唯物主义。而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即在承认物质性的力量是基础的同时,也承认人的精神力量——无论是个人的,还是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一种反作用力。因此,作为经验主义类型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当代的中国就与一般的经验主义类型的哲学家区别开来了,而单独成为一种类型的哲学思想。与经验主义相反的是观念主义类型的哲学家或哲学思想原则,这在西方哲学传统里是从柏拉图开始的,而到今天为止都还以各种变相的方式展示这种哲学类型的魅力。在柏拉图看来,任何具体的美的东西都会消失的,而只有美的理念本身永远是美的。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后来演化成种种形式的观念实在论,亦即当代中国哲学称之为唯心主义一系的哲学类型。这一类型的哲学家,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似乎只有程朱理学中用以表述最高存在的理或天理的观念与之相似,先秦的名学家似乎还不能说是柏拉图一类的观念论者,至多在名学的思想体系中,有观念实在的思想因素,如“鸡三足”“白马非马”之类的命题中包含了一种观念实在的思想因素。但先秦名学家似乎并不承认任何指物之名比任何具体的事物本身更真实。“质同”的哲学思想家是存在的,但作为“质同”的哲学在纯思想的领域里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如果一个哲学家在本质上与另一个哲学家在思想上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哲学家就失去了作为原创性哲学家的资格,而只能称之为某一个哲学家思想的传播者或学习者。由一些“质同”的哲学家构成的哲学派别,在思想史上所具有的意义只能形成某种社会思潮,或将思想变成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心理,对于思想本身而言是缺乏促进意义的。“质同”的现象应该只能存在于自然界,人的思想、心灵、性格,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只是相似的,而且主要是在不同的侧面、层面上由众多的“类同”而形成某种程度不同的相似性。哲学思想的价值,其天然的性质是追求差异性。在一个国别史的时代里,世界上可能出现了某些“类同”的哲学家,但似乎没有“质同”的哲学家,所谓的“欧洲孔子”,“中国的苏格拉底”等一类的比喻性说法,只是比较哲学为了化陌生为熟悉而从事的哲学宣传的修辞而已。就比较哲学史研究的学术目标而言,寻找某种“类同”可能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因为通过“类同”的分类把握,可以更好地把握多样性的哲学思想,从而简化我们对于思想世界或曰观念世界的认识,从而做到以简驭繁。如果说在认识论的领域里因分类而产生知识,在比较哲学的研究领域,因分类而可以相对简明扼要地把握如同万花筒一样的思想世界。在“以类观之”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思想之同当作是一自然的现象,要深切地关注这种“类同”背后的真实之“异”,而这种不可类化之异,不应当等闲视之,更不应该等闲弃之,而恰恰应该以一种尊敬与敬畏之心视之、待之。因为,这种不可类化的“思想之异”永恒地成为人类思想领域中的“陌生他者”,而这种“陌生他者”可以不断地促使我们去思考、去思想。而人类价值领域的“异好”,更不应当以“异端”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只要不违背人类的一些基本的底线共识,如反人类,贱视人的生命,我们就应当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异好”,这对于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来说是难受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对于那些不违背人类基本价值的“异好”,我们不用宽容的态度对待它们,还能有什么更恰当的态度呢?是为序。
关键词: 比较哲学  比较文化  文集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8辑

出版日期:201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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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吴根友四百多年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采取了“适应”的策略,蓄胡须,穿儒服,主张基督徒要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尊孔的传统,一度曾使基督教顺利地进入中国社会。利玛窦的这一做法后来被康熙皇帝称之为“利玛窦规矩”。在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全球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的今天,我们回顾四百多年前的中西文明对话先驱人物——利玛窦及其前贤与后继者,反省他们在文明对话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他们在对话过程中的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更大规模的文明对话活动来说,将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利玛窦采取“适应”的策略,在文明对话中关注并寻找基础与根基上的相同性,不纠缠于各大文明中具体的细节差异,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明对话来说,仍然是有效的。文明之间的对话,既要保持住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又不与当地富有传统与历史的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这是需要智慧的,也是需要仁心与信心的。没有对文化上的他者的尊重这样一颗仁心,没有对本民族文化优秀精神的坚定不移的信心,就无法在文明对话中实现“和而不同”的目标。“文明对话”不是文明之间的战争,因而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非要消灭对方不可。亨廷顿看到差异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夸大了文明冲突的结果,认为文明冲突会导致战争,这就更不恰当了。如果仅仅是因为文明的冲突,而不是巨大利益的冲突,在现代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是很难导致战争的。现代文明已经超越了因宗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而导致战争的时代。当然会有一些巨大的利益集团利用文明之间的差异、宗教信仰人群之间的矛盾而发动战争,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一再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规模重演。但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现代人类,应该深刻地意识到,用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资源的方式,对于战争的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得不偿失的错误行为。人类只有运用和平的文明对话方式,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以和平的方式从事经济与文化上的互利互惠的往来,才是人类之间唯一合乎正道的选择。文明对话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类精神的多元发展,促进人类美好的生存,而不是相反。文明之间的对话要展现的是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并要在对话中始终坚持并维护这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在尊重人、为了人,尤其是为了人的更加积极、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的目标下,我们展开对话。因此,一种文化要跨越自己固有的边界,进入陌生的文化领域时,就不能以一种反客为主的强硬方式取代、甚至消灭当地文化,而应当是以一种客人的、谦逊的态度适应当地文化,然后丰富当地文化。这对于人文性的文化类型而言,尤其应当如此。否则,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冲突,进而引发战争,那就完全失去了文明对话、交流的积极意义。因此,从“利玛窦规矩”中我们学习到的应当是文明对话过程中保持对“文化他者”的尊重与“谦逊”。不过,当代技术文明的兴起与传播,已经在悄悄地改变着文明对话的模式。技术以贿赂人的感官需求、满足普通大众喜欢便利的浅层次的欲望与消费心理为目标,以普遍化的方式在改变着文明对话的模式,在悄悄地消灭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当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利用近代西方的技术成果为天主福音的传播铺设道路的方式,似乎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像苹果电脑、手机这一类高科技日用产品似乎本身就已经成为天主的福音了。新技术层出不穷,人文性的知识、理念、深层次的价值理想,如何在技术的时代获得自己有效的、和平的传播效果,似乎需要更多的人文学者做出积极的回应。希望我们人文学者在更多地关注历史的同时,也稍微地关注现实,在古今中西的纵横视野里,在新的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深入探索我们时代的文明对话及其有效的新途径。
关键词: 比较哲学  文集  比较文化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6辑,耶儒比较与对话专辑

出版日期:2014-12-01
浏览次数:41次
简介: 吴根友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与跨文化、跨宗教的对话,是全球化运动过程中逐渐兴起,并逐渐成为热潮的思想事件与文化事件。当人类跳出战争思维模式,以和平的手段对待思想与文化上的陌生人、他者的时候,比较哲学、比较文化的研究,以及跨文化、跨宗教的对话,就是我们理性选择的不二法门。这种跨文化的哲学、宗教对话,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可以克服我们人类认识盲目自大的缺点;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可以拓展我们人类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从而为人类更加多元、丰富的生存、发展方式提供异域文明的经验与借鉴。在近十几年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逐步在理论上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曾经尝试着提出一些有关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理论主张,例如,如何避免比较哲学、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判教”意识;如何在“世界哲学”的意识下重新反省发源于古希腊的“哲学”观念、学科的地方性特征,进而对“哲学”的概念与观念进行增容与改造。现在,我们继续从事并推进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含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工作,希望通过跨文化的哲学、宗教对话,拓展参与对话人群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进而增进人类的心智,促进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本辑以儒、耶、佛三教对话为主题,就是在跨文化宗教对话方面做出的初步探索。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类的知识谱系中,人文知识曾经是最为重要的知识。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商业与工业资本力量的兴起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到目前的鼎盛阶段,曾经为工商业文明的出场、科学技术的发展摇旗呐喊的新人文知识与思想观念,在逐渐成熟的工商业文明中,其自身的价值在不断地跌落。人文知识地位的持续衰落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也是当今人类生活中与每个人的生存都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对此普遍现象与重要事件的关注与关怀,亦是当代比较哲学、比较文化要给予高度关注的事情之一。科学技术将人类带向何方?商业、工业资本的功利目标,以及由商业、工业资本所推动的现代消费主义观念,又将人类带向何方?地球的生态能否承受得起不断增长的人口所提出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消费要求?人类无限自由心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生存方式?这些全球性的问题都不是以往国别史时代各民族哲学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因此,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将与人类未来文化类型选择的巨大命运,如“生态文明如何可能”之类的问题结合起来了。由此看来,比较哲学就绝对不是简单地在已有的哲学、文化类型中,作简单的是非、对错、好坏的判断,然后提供一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可供选择的观念与人文知识,而是要与人类未来的生存命运这一巨大的“世界哲学”问题结合起来。进而推知,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将导向一种“世界哲学”的研究。因此,我们希望比较哲学、跨文化的宗教对话,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提供更多具有积极意义的人文知识,产生更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进而为“世界哲学”的出现提供一种知识与思想的准备。是为序。2014年7月10日
关键词: 比较哲学  文集  比较文化  

中西文化形态论:当代学术观念批判

出版日期:201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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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全书分三篇。由“中西文化形态之大别一中国文化之现当代走向一康德学术之现当代探索”构成。主轴是中西文化形态的对比、分析(康德研究更应如此)。长期以来,由于中西文化形态相混,造成了严重的学术危机,欲消解这种危机,只能从中西文化发生的根系做起,厘析中西文化形态之发生过程与方式。本书追踪、传承梁漱溟、钱穆、牟宗三等前贤关于中西文化相区别的根本观念:西方文化是逐物文化,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属“向外翻”的文化;中土是心性文化,处理“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属“向内翻”的文化。西方文化发生之运思基础是数学/逻辑;中土文化发生的运思基础是天命/心性。故一旦二者相混淆,理论即会全盘崩塌。本书由此展开了对当代诸多混淆观念与“诚一诈”相饰之为学态度的批判与反思,不为贤者忌,只求学术之真际而已。
关键词: 比较文化  研究  中国、西方国家  

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以海明威和莫言为例

作者: 明明
出版日期:201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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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的老朋友、比较文学领域里的知音和同道明明先生送来了他的专著《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以海明威和莫言为例》,我拜读后,欣然应允为其作序。我与明先生交往多年,他毕业于南开大学,主修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学有专攻,见解独到。在长期的学术思考和训练中,他辛勤耕耘,成果丰硕,为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以海明威和莫言为例》内容丰富,论点新颖。在我看来,主要是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文化多元化是世界发展潮流,不可阻挡当前,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全球化基本实现以后,人们自然关心文化的命运。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的格局中审视自己,通过必要的价值判断重新构建自己未来的发展路径,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二、文学在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有点类似儿子与母亲的关系,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因此,通过学习研究文学作品能够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来学习、研判、思考文化问题,可以由文学作品里的有形有象的人和物上升到哲学、文化层面的无形无象的思辨的命题。通过文学来打通文化之道,可以完成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转化;反过来,以文化的视野反顾文学,可以更深刻、全面、多维地了解文学作品,完成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回归。三、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所涉及的是一项文化对外宣传和传播工程。要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翻译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翻译功能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因此,务必要将翻译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必须正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且越早越好。通读全书,我感觉到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书中充满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而这两点正是本书的灵魂和价值所在。具体讲,有以下几点: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更应“走进去”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应该推出和打造一个升级版,即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基础上,实施中国文化“走进去”战略。“走出去”与“走进去”只有一字之差,但意义非凡,后者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它是中国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中国文化对外宣传交流的最终目的。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文化在海外安家落户,中国才能成为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强国。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传承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特质,又最集中、最深刻、最全面地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最根本的命题和价值观,换言之,它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根据所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同时它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化传播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化传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作出的重要贡献,必将极大地影响世界文化的走向。三、中国文化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力拼搏,艰苦奋斗。中国梦的内涵异常丰富,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文化就是软实力最重要的体现。中国文化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时间过得真快。2010年,明先生出版第一本专著的时候,我曾在黎明灯下为其作序,现在又为其新著作序,感慨万千,他的执著与奋斗精神令我敬佩,我为有此挚友深感荣幸。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的更多著述。是为序。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一副会长 201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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