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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

作者: 姚大志
出版日期:2015-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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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所谓“现代”(modern)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词汇。英文中的modern源于拉丁文中的modernus,而拉丁文中的modernus大约在公元5世纪晚期就出现了。从此以后,“现代”这个词就被不断地用于表达与过去不同的时代意识。本书也是如此。本书名为《现代西方哲学》,从时间来看,主要是指20世纪的西方哲学,因为20世纪的西方哲学确实表达了与先前不同的哲学意识。在20世纪之前,西方哲学通常都包含形而上学,起码也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倾向。20世纪的西方哲学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各派哲学或者就是语言哲学,或者带有某种语言哲学的性质;另一方面,各派哲学都是反形而上学的,而其中一些哲学特别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己任。如果说语言哲学的色彩在各派哲学中间有浓妆淡抹的差异,那么反形而上学则是20世纪大多数哲学派别的共同特征。虽然20世纪的西方哲学都是反形而上学的并且带有语言哲学的色彩,但是从空间看,英美哲学与欧洲哲学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在英美,分析哲学一统天下,在欧洲,现象学唯我独尊。当然,这不是说西方哲学就是这两家,没有其他的哲学了。西方社会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在哲学方面也是如此。20世纪的西方哲学确实有很多派别,但是在很长的时期内处于支配地位的只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人们通常把20世纪的西方哲学称为语言哲学。语言确实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题,很多哲学派别都把语言分析看作哲学的基本工作。但是,西方哲学并非一向如此。从古希腊到今天,哲学主题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换。在前苏格拉底时期,西方哲学的主题是“宇宙论”,古希腊早期的哲人们关注于“自然哲学”问题。从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学出现了一种后来学者所称的“人类学化”,诞生了以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宏大形而上学体系,西方哲学的重心也由“宇宙论”变为“本体论”。近代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一种“认识论转换”,哲学主题从“本体论”变为“认识论”,哲学家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康德所说的“知识何以可能”。到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又出现了“语言学转换”,语言分析在以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为代表的当代哲学中成为哲学的重心。如果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主题,那么哲学主题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支配哲学主题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传统,另外一个是时代处境。人类不是从虚无中走来的,每代人都分享着前人的思想资源。所有哲学家都继承着先前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决定了他提出什么问题,使用什么概念,应用什么方法。纵观西方哲学史,几乎每种先前哲学遗留下来的问题都成为后来哲学的主题,而伟大哲学家个人的独创思想也只有在先前哲学的参照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哲学主题不是必然的,而是历史的,即它是受传统支配的。哲学承载着传统,传递着传统,并形成新的传统。哲学没有固定不变的主题,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就是哲学史。但是传统本身并不能说明一切。譬如,西方哲学的传统能够解释“认识论”在近代哲学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但它无法说明为什么“知识何以可能”被当作哲学的主题。除了传统之外,另外一个决定哲学主题的因素是时代处境。就近代哲学而言,这个时代处境体现为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要求哲学回答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科学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哲学必须回答时代的呼唤,必须体现时代精神,这样哲学才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上述时间、空间和传统的背景框架下,本书形成了它的结构。本书共13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欧洲的现象学。20世纪的现象学是一场广泛的哲学运动:一方面,现象学流行的范围很广,可以说传播于全世界;另一方面,广义的现象学包含了存在主义和解释学,而存在主义在40—50年代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现象学本身。虽然现象学流行于全世界,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德国和法国的哲学家。由于现象学流行的范围广、时间长,所以我们分为三章加以介绍:首先是狭义的现象学,其中包括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列维纳斯(第一章);其次是存在主义,其中包括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雅斯贝尔斯和萨特(第二章);最后是解释学,其中包括早期解释学、伽达默尔和利科(第三章)。第二个部分是英美的分析哲学。虽然分析哲学的大本营是英国和美国,但是同现象学一样,它也流行于全世界。分析哲学的发展贯穿于整个20世纪,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的分析哲学即所谓的人工语言分析,其主要代表有弗雷格、罗素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第六章);第二个阶段是所谓的日常语言分析,其主要代表有晚期的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丁和斯特劳森(第七章);第三个阶段是晚期的分析哲学,这时分析哲学的重镇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其主要代表是蒯因、戴维森、克里普克、达米特和塞尔(第八章)。第三个部分是处于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各派当代哲学。这些哲学派别存在于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之间,并且处于这两大派别的挤压之下,从而通常具有两个特征。从地域看,它们通常主要只流行于某一个或一些国家。从时间看,它们流行的期间也较短。本书在众多派别中选择了四种:首先是实用主义,它主要流行于美国,其代表人物为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第四章);其次是结构主义,它主要流行于法国,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和巴尔特(第五章);再次是科学哲学,它本身的发展经过了一系列阶段,从而可以分为四派,即逻辑实证主义、否证主义、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第九章);最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将其分为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第十章)。第四个部分是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我们说过,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主要是语言哲学。但是从70年代开始,西方哲学出现了两种强有力的新趋势。在英美,分析哲学止步不前,而政治哲学开始迅速崛起。在欧洲,现象学逐渐衰落,后现代主义获得了广泛传播。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发表巨著《正义论》,从而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讨论和争论。争论的主要一方是自由主义,它在西方处于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罗尔斯、诺奇克和德沃金(第十一章)。另外一方是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它们是自由主义的挑战者,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桑德尔、麦金太尔和沃尔策,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斯金纳和佩蒂特(第十二章)。后现代主义开始于法国,其次是美国,然后流行全世界。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利奥塔、罗蒂、福柯和德里达(第十三章)。在本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内,还存在一些其他哲学派别,如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和美国实在论等。这些派别或者是传统哲学在当代的代表,或者在西方已经衰落多年,目前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没有多少影响,所以本书没有把它们包括在内。为了鼓励学生进一步研读西文原著,我们在每一章后面用西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等)开列出重要的参考书。一般而言,我们为每一位哲学家列出最重要的1—2本,以便学生参考,尽管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有汉译本。
关键词: 西方哲学  现代哲学  

走向21世纪的生态文明:2013’池田大作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出版日期:201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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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集包括池田大作先生为研讨会发来的贺词和22位学者发表的论文。其中,池田大作先生提及“生态文明建设”是整个世界都应该追求的优先课题,并就“生态文明建设”的展望提出两点感想。第一是“以环保教育为基础,追求可持续性”。第二是“以环保合作构筑共生的地球社会基础”。他期盼此次研讨会能够成为打开人类新天地的巨大一步。22位学者发表的论文,为推广池田大作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世界范围的生态保护,加强地区间的交流合作等,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关键词: 池田大作  思想评论  文集  

池田大作人本思想的内在逻辑

作者: 林振武
出版日期:201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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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以池田大作人本思想体系为研究对象。池田大作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生命,尊重生命和生命尊严是池田大作人本思想的重要特征。池田大作人本思想体系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理论,主要从哲学高度阐述人本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宗教观和社会历史理论,包括生命论、整体论、人间革命论和现代化理论;第二部分是人本思想在国际关系、教育、科技和政治等具体领域的应用,包括和平、教育、科技和政治理论等。
关键词: 池田大作  人本主义  思想评价  

走向21世纪的生命尊严:2012池田大作思想研讨会文集

作者: 梁桂全 曾峥
出版日期:201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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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池田大作1423659衷心祝贺以“走向21世纪的生命尊严”为主题而举行的研讨会的召开,同时衷心期盼,蔚为贵国学术界先进的诸位先生们,能认真且踊跃地发言和交换意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牵引大中国发展的华南地区,肩负起智慧网络的核心角色,分别在2008年与华南师范大学、在2010年与嘉应学院联合举办了以“探求和平、文化、教育之道”及“21世纪的地球文明”为题的研讨会。此次的研讨会,则是与韶关学院联合举办,我确信,在基于以往所累积的宝贵研究成果上,此次将会展开一场对未来社会提示愿景且深具意义的讨论。尊严的生命——一年前,造成众多人员死伤和重大灾害的东日本大地震,令我们不得不痛感生命的可贵,以及人与人之间心灵维系的重要性。在此,首先我要对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提供的真心支援和温暖鼓励表示感谢,并且也要向各位报告,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地进行着灾后重建的工作。从这些无论身处如何恶劣的环境,也本着“绝不服输”的精神,充满勇气且坚强站起的灾民们的姿态中,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了生命的顽强、高贵及其尊严的一面。关于生命的尊贵,从我年轻时,就一直有一句话刻画在我的心中,那就是维克多·雨果所说的:“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人的生命的确是极其伟大,而其尊贵性,更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蔚为东方智慧真髓的佛法,也从“生命”这个最根本的层次来阐明人的尊严,其中教示了:“所谓生命,是一切财宝中最为贵重的财宝。即便是充满三千大千世界(宇宙)的财宝,也不能取代生命的可贵。”因此,21世纪的社会,唯有以这样的生命尊严思想为基础,才能继续光辉地发展下去!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的确为我们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时下的物质至上主义和拜金主义风气的蔓延,导致了人们的欲望增大、金融市场的失控、贫富悬殊的差距、环境污染的扩大等问题,这不仅使许多人的尊严和生命受到了威胁,也使我们陷入了现在享受的繁荣不知何时会临界崩溃的窘境。正如许多有心人士所指摘的,在身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中,极其重要的是,人们必须要不断提升自我的精神性,也必须坚持不断自我追问:“科学的进步是为了什么?”、“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以此来不断检视社会应具有的面貌和志向远大的未来。过去,与我进行过对谈的罗马俱乐部创办人奥里利欧·贝恰博士曾指出:“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丰富地蕴藏着理解力、想象力、独创力,而且也丰富地蕴藏着尚未活用,甚至完全不受重视的道德性资质。”为了使这些道德性资质充分地获得发挥,并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期待着,以贵国为代表的东方人道主义的思想、和谐的哲学以及共生的智慧等,能对此作出巨大贡献。例如,我在与文艺泰斗饶宗颐教授的对谈中,话题涉及东西方美术的比较,比起西方较重“写实”的风格,中国画则是有较注重“写意”的特征,而这正是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存在着追求人的丰富内在的概念。而且,正如同庄子所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巨大精神性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天台大师,还以“一念三千法门”的概念,阐释了人的生命即是“内在的宇宙”的深远洞察。而这些应被人类所共用的精神遗产,可谓是真正智慧的光源!因此我深信,通过此次的研讨会,回归到生命尊严的视点,重新省思人类历史的课题和地球的种种问题,是极为有意义的事情,并且也深信诸位先生们定能探讨出一个新的指标。谨此,我要再次对诸位先生所付出的尊贵努力表示敬意,并且衷心祝愿出席研讨会的诸位先生日益健康与活跃。
关键词: 池田大作  思想评论  学术会议  文集  

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与信仰

作者: 李勇
出版日期:201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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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对哲学史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来把握西方哲学的近代变革已成为共识,学界也多从现代科学的兴起来探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但这却多少忽视了中世纪哲学这一重要环节。正如吉尔松指出:“但是在我们现代人和希腊人之间,早已介入了天主教信仰,而且它的介入也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理性工作的必要条件。”[法]吉尔松:《中世纪哲学精神》,沈清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我们若概要地检查一下17、18甚至19世纪的哲学作品,立刻会显示出一些特征,这些特征除非有希腊文化末期到文艺复兴肇始之间伟大的理性反省工作,否则十分难以解释。”“这是近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关键。”同上书,第28—29页。赵敦华说:近代形而上学中的上帝、灵魂和世界三大主题,物质和精神二元论的实体观,认识论中天赋观念论、经验论和先验论观点,义务论、幸福论和意志论的伦理观等重要理论在中世纪哲学家的思想中已经相对的成熟。只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思想在当时不被重视,直到近代才发生影响。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本书不拟全面分析中世纪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影响,而是透过理性与信仰的问题来探讨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向。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克服怀疑主义,重新树立信仰的确定性是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启蒙运动提倡理性,但并不拒斥宗教,而是要确立新的信仰。这样中世纪以来的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在近代获得了充分发展,并直接影响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探讨。中世纪传统的自然神学对上帝的证明,是“信仰寻求理解”,主要致力于把信念(信仰)转化为知识(理解)的工作。而启蒙理性主张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必须把这种信仰建立在充分证明的基础上,而且,信仰的坚定性不能超越证据的说服力,这便是近代哲学的证据主义。“信仰要求根据”取代了“信仰寻求理解”。在证据主义的背景下,哲学家推进了中世纪以来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如笛卡儿强调上帝的问题需要用哲学而不是神学来说明。他认为以往的证明都是神学的证明,而不是哲学的证明。哲学的精神在于怀疑与批判,因此他对上帝的论证是从不可怀疑的自我出发而展开的。甚至认为,即使有上帝存在,也要先考察下他是否是个骗子。在近代哲学家看来,数学是知识确定性的典范,力图使上帝的存在建立在数学的确定性上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哲学家的努力。一般而言,唯理论的哲学家重视本体论的先天证明,经验论的哲学家强调宇宙论和目的论的后天证明。但这种证明并没有获得不可动摇的确定性,而是受到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广泛质疑。哲学家重点揭示理性证明的逻辑困境,而正统神学家则强调理性本身的局限性,以恢复对启示的信仰。休谟从经验论出发,认为人的理性并不能绝对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却能绝对否认从这个世界出发确定上帝存在的推论。但怀疑论不必然导致无神论,甚至认为在学术人士之中,做一个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是做一个健全的、虔信的基督教徒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霍尔巴赫则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认为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人成功地证实上帝的存在,神学用来建立上帝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原则出发的:“物质并不是由于自身而存在,而且从它的本性看也是不能自己运动的,因此不可能产生我们在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现象。”康德认为人的理性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不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证据主义寻求为上帝的信仰提供确定性的基础,但其结果却并不为人所满意,并导致怀疑论、无神论的出现。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理性为上帝提供的证据仅仅具有或然性,而不具有几何学那样的确定性。洛克认为人的理性对上帝的存在永远也达不到普遍确定的命题,也不能成为我们确实知识的一部分,只能具有或然性的认识,上帝的问题应归结为信仰的真理,为此他的哲学为启示、神迹、《圣经》保留了位置。面对或然性的,可以导致无神论、怀疑论,也可以继续得出有神论的结论。巴特勒也认为,真理的根据具有或然性与推演性两种,其中推演性证据具有绝对的确定性,而或然性证据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上帝存在属于或然性的论证,而不具有证据主义所寻求的绝对确定性,但其或然性仍然可以信仰,因为相反的证据也同样是不充分的,而且或然性证据的累计可以导致信仰的可靠性。而在帕斯卡看来,理性既然不能判断上帝是否存在,只能是靠意志来决断。经过认真的权衡,选择上帝存在更具有合理性。因为如果上帝存在,你选择信仰上帝,将获得永恒的幸福。相反,如果上帝不存在,你却没有损失什么。但如果上帝存在,你选择了不相信上帝,那么你将失去了永恒的幸福。里德则直接质疑证据主义,提出“轻信原则”。认为证据主义无法克服怀疑主义的困境,因为人类绝大多数的观念并不是建立在证据之上的,而是由固有的倾向产生出来的。这种内在的倾向不是以推理,而是以直接的方式持有某种信念,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信念是基本的、合理的,并不需要论证。证据主义的合理性原则是:“被证明清白之前为有罪”,里德则提倡“证明有罪之前为清白”的合理性原则。既然上帝的非存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那么信仰上帝也就是合理的。与证据主义相反,信仰主义强调信仰与理性无关。帕斯卡认为宗教真理不具有确定性,因为上帝是“隐蔽”的,人的理智也是模糊的,“凡是不说上帝是隐蔽起来了的宗教就不是真的”,“认识上帝距离爱上帝又是何其遥远!”信仰因此不是一种推理,“乃是上帝的一种恩赐”。“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而这就是信仰: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威廉·洛强调,上帝对人来说是绝对的奥秘,人类的理性远不足以判断神圣启示的合理性与确切性。对启示的接受不是理性的判断,否则便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因为启示之所以是启示就是因为来自人的理性之外。离开启示的理性信仰必然导致无神论。亨利·多得韦尔认为理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怀疑主义、无神论。如果坚持关于宗教的事情上要使理性得到充分的满足,只能放弃所有宗教。他说道:“我完全彻底地相信,对所有宗教的判断并非理性的适当领域,或者说,这件事情与它无涉。”真正的信仰不能是理性的宗教,而理性的信仰也不会导致真正的信仰,因为理性产生不了宗教的敬畏感、圣洁的宗教信徒。因为信仰与怀疑是不相容的,只要存在辩论的余地,确信便是不可能的。信仰本身就是要限制理性,但理性主义者却要理性来审判信仰。与启蒙哲学家不同,正统思想家诉诸启示来达到信仰的确定性。上帝在人类经验的范围内的自我揭示,称为“启示”,而人对它的响应,称为“信仰”。因此信仰是上帝的恩赐,而非人的理性努力。信仰的确定性来源于启示的确定性。但启示是否具有确定性?人如何判断、接受来自上帝的启示?神学家与哲学家们存在着种种争论。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强调“唯独《圣经》”,坚决主张《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华森认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上帝的话是一切争议的判断,是毫无瑕疵的基石。唯一被接受为真理的条件,就是与《圣经》一致。所有的神学理论,都要拿来与《圣经》这试金石比较,也像所有的量尺都要拿来与量规比较一样。帕斯卡认为,因为《圣经》记载了耶稣的事迹,而基督教信仰的确定性正是建立在耶稣上:“若没有仅只以耶稣基督为其对象的圣书,我们就什么也不认识。”但问题是《圣经》只是被记载了上帝的启示,而并不是启示本身。那么到底谁有资格确定《圣经》的内容、解释《圣经》的意义?霍布斯认为至少对于现在人来说,《圣经》不是上帝对他的直接启示,而是通过中介,这个中介是先知、使徒、教会等,因此对现代人来说《圣经》的权威便不是建立在上帝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之上的。《圣经》既然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便不可避免地存各种争论。这样教会、神职人员都没有资格成为《圣经》的解释权威,权威只能来自自然理性。而为了避免纷争,自然理性诉诸世俗的权威,服从其合法的主权者的自然理性。所以他强调:“根据这一义务,我在旧约的各章中,除开英国国教当局下令规定承认的篇章以外,便不能承认其他篇章是圣经。”斯宾诺莎认为很多神学家是以人的权威来代替《圣经》的权威。对所谓以《圣经》来研究《圣经》,在斯宾诺莎那里意味着抛开超自然的神秘性,像对待物质世界一样看待《圣经》。解释《圣经》的方法与解释自然的方法没有大的差异。这样《圣经》便是一部普通的书,也有其成书的历史。按基督教传统,启示可分为内在的体验与外在的神迹两种。就部分神学家来说,信仰的确定性来源于对上帝的直接经验。卫斯理认为,照使徒所下的定义,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谓“未见之事”是人的感官所不能看见、感受的事。而“确据”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对上帝和属乎上帝的事物,有一种超自然的证据,一种心灵上的光,从灵魂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有一种超自然的眼光或感官能够接受它。这两方面在卫斯理看来,都是圣灵运行的结果。人之所以拥有信仰,不是由于理性的论证,而是在于这种心灵的见证。只有这种内在见证才会使理性的宗教走向启示宗教,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爱德华兹也认为信仰的确据不在理性,而在“灵光”,“灵光”是人因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事而真确感觉到神的优美,并确信这些事为真理与实在。这“灵光”是直接来自神的,因此没有理性活动的加入,不是推论的认识,而是直接的认识。这种宗教体验直接导致了信仰的确定性。因为这种体验如此神圣,与仅由人而来的事明显不同,一旦为人所清楚看见,就必使人承认它们神圣的真实性。这种体验一旦为人所真正活泼地发现,就不容人认为这是人的创作。因此宗教体验是一种由直觉而得的直接证据。马赫也强调,信仰是宗教情感引发的直接的确定性,而非推论的认识的确定性。这种宗教情感马赫称之为“绝对依赖感”,是对自我意识的否定,正是由于意识到有外在于人的活动,才显现出上帝的存在:“否定绝对自主的自我意识,本身正是一种绝对依靠的意识,因为是意识到,我们的全部活动是来自我们外部的,正如我们对某物若可能有绝对自主感的话,它必定是全然出自我们的一样。”这种绝对依靠状态是对上帝的意识。但如何判断这种“见证”、“灵光”、“绝对依赖感”不是人的主观幻象,而是来自上帝?这对于强调体验的正统神学家们也是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启蒙哲学家对此更为谨慎。如洛克便质疑到:我如何能知道,这确是上帝向我所启示的;我如何能知道,这个印象是由圣灵印在我心上的,而且我是应该服从它的?我如果不知道这一层,则我的确信不论强到什么程度,它总是没根据的;而且不论我自夸得到什么光明,那亦只是狂热。虽然理性与信仰不同,但判断是否是启示,仍然要以理性为标准。因为上帝在造先知的同时,并不曾毁坏了人,他仍然使人的官能保持其自然的状态,使他能够判断他所受的灵感是由神圣根源来的不是。上帝虽以超自然的光来照耀人心,可是他并不熄灭自然的光。因此,上帝如果想使我们同意任何命题的真实,则他或者用自然理性的寻常方法,来证明那种真理,或者用其他的权威来表明它是我们应当同意的一种真理,而且他会以理性所不能误认的一些标记,使我们相信那种真理是由他来的。因此,在任何事情方面,我们都必须以理性为最后的判官和指导。神迹作为外在的启示在启蒙运动之前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如帕斯卡认为,奇迹是宗教的支柱,它们辩别了犹太人,它们辩别了基督徒、圣者、清白无辜者和真正的信仰者。神迹是宗教的三个标志(永恒性、善良的生活、奇迹)之一,是宗教信仰的基础。帕斯卡不否认假奇迹的存在,但他认为恰恰有假奇迹才证明真正的奇迹的存在。巴特勒也为奇迹的信仰作出了辩护。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奇迹不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的事实问题。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并不能发现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因此对于超自然的力量(神迹)便不能反对。斯宾诺莎认为奇迹的发生是由于自然的原因,《圣经》中有许多事情好像不能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例如人类的罪恶和人的祷告可以使天下雨,使地肥沃,或者信心可以治好瞎子,等等。他强调《圣经》的目的不是解释事情,而只是用最能感人的方法来把事情加以叙述,特别是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使之信奉上帝。奇迹不仅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还会导致怀疑论与无神论:因为若认为奇迹毁灭或破坏自然的条理或规律,奇迹不但不能给我们以知识,反把我们本来所有的取消,使我们怀疑上帝与所有的一切。休谟认为神迹既然是对自然的破坏,也就同时意味着必须有一种与神迹相反的经验存在,因此从神迹的本身就意味着对神迹的反对。而且人类的经验从来没有为一个神迹提供过充分的证据。这样我们看到理性的证明无法为上帝的存在提供确定性的基础,而对启示的信仰也存在狂热、迷信、盲目的问题。可以说离开理性的信仰必然走向盲目,而离开信仰的理性必然导致虚无。如何处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便是近代哲学的重要问题。信仰不能离开理性,但理性也不能取代信仰。同样理性不能离开信仰,但信仰也不能取代理性。这就不仅要为理性与信仰划清界限,而且要揭示二者的内在关联。洛克认为任何真理都需要根据,也都有其限度。理性与信仰是达到真理的两个途径,但都有其根据和界限。如果超出这个界限,便会走向反面。理性与信仰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在理性不能判断或只有或然判断,那完全是信仰的事情,而且是超乎理性的。如果人的理性能够决定、判断各种命题,则那些命题可以说是理性的事情。可以说为信仰与理性划界是近代哲学家的共同主题。如笛卡儿的自然之光与内在之光、帕斯卡的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斯宾诺莎的信仰与哲学、莱布尼茨的永恒的真理与实证的真理、莱辛的理性真理与历史真理、康德的现象界与物自身、费希特的知识与信仰等等,都体现了理性与信仰的张力。理性与信仰虽然彼此不同,也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但并非彼此冲突、对立,可以说正是二者的张力与统一才构成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当然不可否认部分近代哲学家将二者的张力理解为冲突、对立(极端的理性主义、信仰主义),但总体而言,在保持张力的前提下的统一仍然是近代哲学的主流。也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的启蒙哲学家仍然保持着基督教信仰。如洛克所说,信仰是超乎理性的,但并非反对理性。莱布尼茨一生致力于促进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和谐。卢梭、康德、费希特试图通过道德实践沟通信仰与理性的界限。如康德认为纯粹的宗教信仰(道德宗教、理性宗教)与历史的信仰(启示宗教、教会信仰)是统一的,履行自己对人(对自己和他们)的义务,也就执行了上帝的诫命。历史的信仰仅是宗教信仰的载体,最终逐渐净化为宗教信仰。而黑格尔受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并企图对二者进行综合。他探讨了启蒙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理性与情感的内在统一。强调宗教如果仅仅停留在情感上而不能上升到概念上,那么就仅仅是主观的偶然性,而没有客观性,这样的宗教信仰并不具有确定性。近代思想界的理性与信仰之争不能导致真正的知识,要以概念的形式来提升宗教的表象,方能把握问题的实质,获得真正的知识。宗教缺乏哲学的基础,无法获得内容上的满足。通过将上帝理解为绝对精神,对哲学与宗教进行了最后的综合,并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基础上,重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理性与信仰的张力不仅是近代西方哲学的重要问题,也为西方社会的分化提供了精神动力。社会结构的分化是现代社会演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性社会实在的基本结构,其中,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是重要的因素。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65页。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和理性与信仰的划界密切相关。如洛克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系统阐述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他强调政府的职责仅限于公民事务,不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扩及灵魂拯救。而教会的宗旨在于灵魂拯救,不应该、不能受理任何有关公民的或世俗财产的事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行使强力。而这与他对信仰与理性划界直接相关。政教分离规定了政府与教会的权限,同时也确保了公民的自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本书以近代西方哲学家的汉语文献为背景,以代表性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力图揭示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与信仰的张力。第一章《启蒙与宗教》,概述近代西方世界对传统基督教信仰的普遍怀疑,以及哲学家寻求信仰的确定性努力,使中世纪以来的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得以凸显。第二章《理性与证明》,从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目的论证明等方面探讨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及其理论困境。第三章《启示与信仰》,从《圣经》体验、神迹等方面探讨近代西方思想中的信仰主义及其理论困境。第四章《理性与信仰》,以几位代表性哲学家为个案,从划界及统一两方面探讨近代西方哲学中理性与信仰的内在关联。限于时间与学力,本书以理性与信仰的近代哲学史梳理为主。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近代的理性与信仰与中世纪哲学、现当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内在关联,理性与信仰对西方现代性的影响等问题都未能进行探讨。而对哲学史的梳理,也难免诸多不足与错误,恳求方家指正。
关键词: 西方哲学  近代哲学  研究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

作者: 郭齐勇
出版日期:201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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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成就与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该书编者在设计中国哲学六十年的框架方面大体做到了面面俱到,记录并评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哲学的传承、发展成就及其教训,对各个领域的问题及其前景也作了分析。作为一部中国哲学现代成就汇编和总结报告,本书经纬纵横,线索清晰,视野开阔,对中国哲学学科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哲学  研究  中国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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