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梁工（河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郭晓霞致力于“女性主义神学视野下的女性文学”研究，接连得到学界好评。2009年6月，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优秀”等级通过答辩，翌年她主持的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结项。作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她的一系列论文在多种专业性期刊上相继发表，其中登载于《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多重主体策略下的自我命名：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基督》一举赢得河南省政府2010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不久前获悉，该项目已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即将以《五四女作家和圣经》之名付梓印行。欣喜之余，窃以为这些成绩的取得皆非偶然。郭晓霞多年热衷于钻研圣经文学及比较文学，勤勉以求，孜孜不倦，经年累月而终成善果——这尚在其次；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她的这项成果确有新意，呈现出一个“贵在创新”的范例。“新”在何处？谈几点心得。首先，《五四女作家和圣经》是一部选题新、立意新、理论方法新的著作，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同类课题——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业已展开的研究。本书的全部论证都基于一个史实：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肇因于西方近现代学术的传入，在那场得名为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以圣经为基本经典的基督教文化充当了西学领头羊的角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一批中外学者敏感于这个史实，纷纷著书立说予以研讨，相继出版了美国人路易斯·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许正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2161240等宏观概论式著作，酿成该课题探究的第一次浪潮。正可谓前波未平后波又起，当上述综合性论著仍在出版过程中时，另一批寻求创新的专题性著述就已接连登场，其中有王列耀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陈伟华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季玢的《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2161241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均扬弃了“大而全”的综论模式，而致力于对某个特定问题进行“专而深”的考察。郭晓霞的《五四女作家和圣经》即此序列中的又一新著，其笔锋指向一个以冰心、庐隐、石评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女性作家群，交织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妇女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及方法，从性别政治切入，聚焦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阈，对性别、族群、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其次，郭晓霞旗帜鲜明地将“神学”思考引入五四女作家研究领域。何谓“神学”——岂非关于“神”的学问？涉足于这种学问，岂非承认了神的存在，认同了言说神、论证神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在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这样做岂非倒行逆施，公然违背科学而助长迷信……欲澄清此类困惑，有必要回到“神学”的原点，一窥其本来面目。“神学”（theologia）一词系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创的，特指人对“神”（thoes）的“谈论”或“逻辑表述”（logos），是人类“有关神的言论”或“逻辑推理”，其性质属于“学术探究”而非“传经布道”。在柏拉图之后的古希腊思想中，神学进而演变成“神话化的诗人想象、哲学化的智者思辨和政治化的公民实践”。2161242只是到了中世纪中后期，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西方语境中，神学才被教父们推演成“神之存在的论证”，且衍生出一个以“教义神学”为总揽，涵盖系统神学、启示神学、自然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道德神学和多种专题神学在内的庞大知识系统，其目的均在于论证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了“神学”的本义，将一种原本奉行客观态度和理性原则的学术思辨引入为宗教信仰张目的歧路。今天，中国内地的人文学者正在大力倡导返璞归真，回到那种无须认同教义信仰即可对宗教问题予以科学论证的“学术神学”。就此而言，郭晓霞在五四女作家研究方面做出了成功尝试。她从圣经——基督教的神圣叙事中选取了一系列极具象征意味的术语，用为释读五四女作家笔下人物和意象的关键词，诸如作为造物主和世人精神寄托对象的“女性上帝”，富于博爱、宽恕、自我牺牲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女性基督”，在俗世艰辛中放射出母爱光辉的“圣母马利亚”，反叛封建大家庭、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夏娃”等。她还擅长在“夏娃与莉莉丝2161243”模式中思考五四女作家对姐妹间真挚情谊的向往，在“夏娃与亚当”模式中分析她们对人际间美满关系的诉求——既建立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的伊甸乐园，又营造人与人普遍和谐的多彩花园。所有这些，均借助于古老的圣经神学话语，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潜隐之意。再次，郭晓霞别出心裁且行之有效地将“妇女主义”（Womanism）用为其考量五四女作家创作的核心理论及方法论。妇女主义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一支，由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倡。针对早期女性主义者多为发达国家的中上层白人妇女，其理论常带有显见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倾向，沃克指出，“妇女主义是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它与白人女性主义的关系犹如“紫色之于淡紫色”，2161244亦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所以能“胜于蓝”，是因为这种理论不但反对性别歧视，而且反对种族偏见和阶级压迫。它主张将蕴含于本民族神话、宗教、历史传说中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当作第三世界妇女自身经验的构成部分，主张女性遭遇外来的基督教观念时应善于从本土典籍中汲取资源；还主张充分尊重女性的种族情感，当性别意识与种族意识发生张力时，须使前者服从于后者。这种理论显然适用于释读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因为那时中国的激进女作家不仅面临着引领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使命，而且肩负着指导民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任；她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其实正是妇女主义理论所针对的性别、种族、阶级这三种错综交织的矛盾关系。郭晓霞从五四女作家的主体建构、意识形态、批评策略、对待本民族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态度，及其作品的主题思想等方面入手，有力论证了将妇女主义理论用于五四女性文学研究的可行性，使读者心悦诚服地认同该理论在其课题中占据了一个基础和支撑的地位。不言而喻，正是借助于妇女主义理论，这项成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示现出五四女性文学与圣经—基督教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五四女作家接受和传输圣经—基督教文化元素时既有别于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亦不同于西方女性的独到之处。郭晓霞自新千年之始便主攻以圣经文学为圆心的比较文学，十余年间与海内外学界有过多次密切交往。据我所知，她攻读硕士学位时便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首届暑期基督教密集课程学习班（2003.7—8），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访学进修一年（2007.8—2008.7，其间选修了由境外名师讲授的圣经希伯来语言等研究生课程），在许昌学院受聘为副教授后又出席了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提供赞助的高级学术研讨班（2012.6—7）。目前她正在上海师范大学师从黄铁池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为“圣经透镜中的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研究”。这些经历无疑有助于她形成一种国际性视野，不断登上更高层次的科研平台。在中国内地的学术语境中，或可认为，郭晓霞已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然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更高远的视角俯视，这种成绩尚属于优长和缺陷并存的阶段性进步，其《五四女作家和圣经》也还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惟愿郭晓霞及那些志在登攀的莘莘学者不务虚名，埋头实干，持续钻研，常报捷讯，为中国内地的圣经文学研究与国际学术前沿真正接轨做出历史性的贡献。是为序。2013年2月9日于古都开封铁塔湖畔

简介： 梁工（河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郭晓霞致力于“女性主义神学视野下的女性文学”研究，接连得到学界好评。2009年6月，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优秀”等级通过答辩，翌年她主持的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结项。作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她的一系列论文在多种专业性期刊上相继发表，其中登载于《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多重主体策略下的自我命名：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基督》一举赢得河南省政府2010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不久前获悉，该项目已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即将以《五四女作家和圣经》之名付梓印行。欣喜之余，窃以为这些成绩的取得皆非偶然。郭晓霞多年热衷于钻研圣经文学及比较文学，勤勉以求，孜孜不倦，经年累月而终成善果——这尚在其次；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她的这项成果确有新意，呈现出一个“贵在创新”的范例。“新”在何处？谈几点心得。首先，《五四女作家和圣经》是一部选题新、立意新、理论方法新的著作，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同类课题——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业已展开的研究。本书的全部论证都基于一个史实：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肇因于西方近现代学术的传入，在那场得名为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以圣经为基本经典的基督教文化充当了西学领头羊的角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一批中外学者敏感于这个史实，纷纷著书立说予以研讨，相继出版了美国人路易斯·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许正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2161240等宏观概论式著作，酿成该课题探究的第一次浪潮。正可谓前波未平后波又起，当上述综合性论著仍在出版过程中时，另一批寻求创新的专题性著述就已接连登场，其中有王列耀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陈伟华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季玢的《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2161241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均扬弃了“大而全”的综论模式，而致力于对某个特定问题进行“专而深”的考察。郭晓霞的《五四女作家和圣经》即此序列中的又一新著，其笔锋指向一个以冰心、庐隐、石评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女性作家群，交织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妇女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及方法，从性别政治切入，聚焦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阈，对性别、族群、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其次，郭晓霞旗帜鲜明地将“神学”思考引入五四女作家研究领域。何谓“神学”——岂非关于“神”的学问？涉足于这种学问，岂非承认了神的存在，认同了言说神、论证神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在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这样做岂非倒行逆施，公然违背科学而助长迷信……欲澄清此类困惑，有必要回到“神学”的原点，一窥其本来面目。“神学”（theologia）一词系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创的，特指人对“神”（thoes）的“谈论”或“逻辑表述”（logos），是人类“有关神的言论”或“逻辑推理”，其性质属于“学术探究”而非“传经布道”。在柏拉图之后的古希腊思想中，神学进而演变成“神话化的诗人想象、哲学化的智者思辨和政治化的公民实践”。2161242只是到了中世纪中后期，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西方语境中，神学才被教父们推演成“神之存在的论证”，且衍生出一个以“教义神学”为总揽，涵盖系统神学、启示神学、自然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道德神学和多种专题神学在内的庞大知识系统，其目的均在于论证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了“神学”的本义，将一种原本奉行客观态度和理性原则的学术思辨引入为宗教信仰张目的歧路。今天，中国内地的人文学者正在大力倡导返璞归真，回到那种无须认同教义信仰即可对宗教问题予以科学论证的“学术神学”。就此而言，郭晓霞在五四女作家研究方面做出了成功尝试。她从圣经——基督教的神圣叙事中选取了一系列极具象征意味的术语，用为释读五四女作家笔下人物和意象的关键词，诸如作为造物主和世人精神寄托对象的“女性上帝”，富于博爱、宽恕、自我牺牲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女性基督”，在俗世艰辛中放射出母爱光辉的“圣母马利亚”，反叛封建大家庭、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夏娃”等。她还擅长在“夏娃与莉莉丝2161243”模式中思考五四女作家对姐妹间真挚情谊的向往，在“夏娃与亚当”模式中分析她们对人际间美满关系的诉求——既建立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的伊甸乐园，又营造人与人普遍和谐的多彩花园。所有这些，均借助于古老的圣经神学话语，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潜隐之意。再次，郭晓霞别出心裁且行之有效地将“妇女主义”（Womanism）用为其考量五四女作家创作的核心理论及方法论。妇女主义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一支，由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倡。针对早期女性主义者多为发达国家的中上层白人妇女，其理论常带有显见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倾向，沃克指出，“妇女主义是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它与白人女性主义的关系犹如“紫色之于淡紫色”，2161244亦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所以能“胜于蓝”，是因为这种理论不但反对性别歧视，而且反对种族偏见和阶级压迫。它主张将蕴含于本民族神话、宗教、历史传说中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当作第三世界妇女自身经验的构成部分，主张女性遭遇外来的基督教观念时应善于从本土典籍中汲取资源；还主张充分尊重女性的种族情感，当性别意识与种族意识发生张力时，须使前者服从于后者。这种理论显然适用于释读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因为那时中国的激进女作家不仅面临着引领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使命，而且肩负着指导民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任；她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其实正是妇女主义理论所针对的性别、种族、阶级这三种错综交织的矛盾关系。郭晓霞从五四女作家的主体建构、意识形态、批评策略、对待本民族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态度，及其作品的主题思想等方面入手，有力论证了将妇女主义理论用于五四女性文学研究的可行性，使读者心悦诚服地认同该理论在其课题中占据了一个基础和支撑的地位。不言而喻，正是借助于妇女主义理论，这项成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示现出五四女性文学与圣经—基督教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五四女作家接受和传输圣经—基督教文化元素时既有别于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亦不同于西方女性的独到之处。郭晓霞自新千年之始便主攻以圣经文学为圆心的比较文学，十余年间与海内外学界有过多次密切交往。据我所知，她攻读硕士学位时便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首届暑期基督教密集课程学习班（2003.7—8），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访学进修一年（2007.8—2008.7，其间选修了由境外名师讲授的圣经希伯来语言等研究生课程），在许昌学院受聘为副教授后又出席了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提供赞助的高级学术研讨班（2012.6—7）。目前她正在上海师范大学师从黄铁池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为“圣经透镜中的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研究”。这些经历无疑有助于她形成一种国际性视野，不断登上更高层次的科研平台。在中国内地的学术语境中，或可认为，郭晓霞已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然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更高远的视角俯视，这种成绩尚属于优长和缺陷并存的阶段性进步，其《五四女作家和圣经》也还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惟愿郭晓霞及那些志在登攀的莘莘学者不务虚名，埋头实干，持续钻研，常报捷讯，为中国内地的圣经文学研究与国际学术前沿真正接轨做出历史性的贡献。是为序。2013年2月9日于古都开封铁塔湖畔

简介： 梁工（河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郭晓霞致力于“女性主义神学视野下的女性文学”研究，接连得到学界好评。2009年6月，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优秀”等级通过答辩，翌年她主持的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结项。作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她的一系列论文在多种专业性期刊上相继发表，其中登载于《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多重主体策略下的自我命名：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基督》一举赢得河南省政府2010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不久前获悉，该项目已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即将以《五四女作家和圣经》之名付梓印行。欣喜之余，窃以为这些成绩的取得皆非偶然。郭晓霞多年热衷于钻研圣经文学及比较文学，勤勉以求，孜孜不倦，经年累月而终成善果——这尚在其次；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她的这项成果确有新意，呈现出一个“贵在创新”的范例。“新”在何处？谈几点心得。首先，《五四女作家和圣经》是一部选题新、立意新、理论方法新的著作，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同类课题——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业已展开的研究。本书的全部论证都基于一个史实：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肇因于西方近现代学术的传入，在那场得名为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以圣经为基本经典的基督教文化充当了西学领头羊的角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一批中外学者敏感于这个史实，纷纷著书立说予以研讨，相继出版了美国人路易斯·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许正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2161240等宏观概论式著作，酿成该课题探究的第一次浪潮。正可谓前波未平后波又起，当上述综合性论著仍在出版过程中时，另一批寻求创新的专题性著述就已接连登场，其中有王列耀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陈伟华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季玢的《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2161241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均扬弃了“大而全”的综论模式，而致力于对某个特定问题进行“专而深”的考察。郭晓霞的《五四女作家和圣经》即此序列中的又一新著，其笔锋指向一个以冰心、庐隐、石评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女性作家群，交织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妇女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及方法，从性别政治切入，聚焦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阈，对性别、族群、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其次，郭晓霞旗帜鲜明地将“神学”思考引入五四女作家研究领域。何谓“神学”——岂非关于“神”的学问？涉足于这种学问，岂非承认了神的存在，认同了言说神、论证神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在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这样做岂非倒行逆施，公然违背科学而助长迷信……欲澄清此类困惑，有必要回到“神学”的原点，一窥其本来面目。“神学”（theologia）一词系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创的，特指人对“神”（thoes）的“谈论”或“逻辑表述”（logos），是人类“有关神的言论”或“逻辑推理”，其性质属于“学术探究”而非“传经布道”。在柏拉图之后的古希腊思想中，神学进而演变成“神话化的诗人想象、哲学化的智者思辨和政治化的公民实践”。2161242只是到了中世纪中后期，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西方语境中，神学才被教父们推演成“神之存在的论证”，且衍生出一个以“教义神学”为总揽，涵盖系统神学、启示神学、自然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道德神学和多种专题神学在内的庞大知识系统，其目的均在于论证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了“神学”的本义，将一种原本奉行客观态度和理性原则的学术思辨引入为宗教信仰张目的歧路。今天，中国内地的人文学者正在大力倡导返璞归真，回到那种无须认同教义信仰即可对宗教问题予以科学论证的“学术神学”。就此而言，郭晓霞在五四女作家研究方面做出了成功尝试。她从圣经——基督教的神圣叙事中选取了一系列极具象征意味的术语，用为释读五四女作家笔下人物和意象的关键词，诸如作为造物主和世人精神寄托对象的“女性上帝”，富于博爱、宽恕、自我牺牲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女性基督”，在俗世艰辛中放射出母爱光辉的“圣母马利亚”，反叛封建大家庭、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夏娃”等。她还擅长在“夏娃与莉莉丝2161243”模式中思考五四女作家对姐妹间真挚情谊的向往，在“夏娃与亚当”模式中分析她们对人际间美满关系的诉求——既建立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的伊甸乐园，又营造人与人普遍和谐的多彩花园。所有这些，均借助于古老的圣经神学话语，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潜隐之意。再次，郭晓霞别出心裁且行之有效地将“妇女主义”（Womanism）用为其考量五四女作家创作的核心理论及方法论。妇女主义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一支，由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倡。针对早期女性主义者多为发达国家的中上层白人妇女，其理论常带有显见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倾向，沃克指出，“妇女主义是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它与白人女性主义的关系犹如“紫色之于淡紫色”，2161244亦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所以能“胜于蓝”，是因为这种理论不但反对性别歧视，而且反对种族偏见和阶级压迫。它主张将蕴含于本民族神话、宗教、历史传说中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当作第三世界妇女自身经验的构成部分，主张女性遭遇外来的基督教观念时应善于从本土典籍中汲取资源；还主张充分尊重女性的种族情感，当性别意识与种族意识发生张力时，须使前者服从于后者。这种理论显然适用于释读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因为那时中国的激进女作家不仅面临着引领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使命，而且肩负着指导民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任；她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其实正是妇女主义理论所针对的性别、种族、阶级这三种错综交织的矛盾关系。郭晓霞从五四女作家的主体建构、意识形态、批评策略、对待本民族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态度，及其作品的主题思想等方面入手，有力论证了将妇女主义理论用于五四女性文学研究的可行性，使读者心悦诚服地认同该理论在其课题中占据了一个基础和支撑的地位。不言而喻，正是借助于妇女主义理论，这项成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示现出五四女性文学与圣经—基督教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五四女作家接受和传输圣经—基督教文化元素时既有别于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亦不同于西方女性的独到之处。郭晓霞自新千年之始便主攻以圣经文学为圆心的比较文学，十余年间与海内外学界有过多次密切交往。据我所知，她攻读硕士学位时便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首届暑期基督教密集课程学习班（2003.7—8），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访学进修一年（2007.8—2008.7，其间选修了由境外名师讲授的圣经希伯来语言等研究生课程），在许昌学院受聘为副教授后又出席了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提供赞助的高级学术研讨班（2012.6—7）。目前她正在上海师范大学师从黄铁池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为“圣经透镜中的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研究”。这些经历无疑有助于她形成一种国际性视野，不断登上更高层次的科研平台。在中国内地的学术语境中，或可认为，郭晓霞已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然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更高远的视角俯视，这种成绩尚属于优长和缺陷并存的阶段性进步，其《五四女作家和圣经》也还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惟愿郭晓霞及那些志在登攀的莘莘学者不务虚名，埋头实干，持续钻研，常报捷讯，为中国内地的圣经文学研究与国际学术前沿真正接轨做出历史性的贡献。是为序。2013年2月9日于古都开封铁塔湖畔

简介：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对布莱克兰贝斯时期作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布莱克后期发展出的象征体系。通过文字文本、图像文本和“灵视”这三者的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布莱克的创作模式。从当下语境出发，我们正处于一个“图像”泛滥的时代，文字日益退居次席。

简介： 为了使读者更好的理解大陆新儒学的实质及其发展的历史，也为了让人们对大陆新儒家的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我们特编辑了这本论文集，希望对关注中国文化发展的朋友有所助益。

简介： 杨国政索莱尔斯是法国当代文学界和知识界的一个标志性和争议性人物，虽然著作等身，功成名就，但是他还有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称谓——“朱莉娅·克里斯特娃的丈夫”。夫妻二人一个著书（创作），一个立说（理论），志同道合，珠联璧合。但是著书的影响力似乎逊色于立说，作为思想家、批评家和学者的妻子，名气远在丈夫之上，远播海外，而丈夫的影响仅限于法国。令索莱尔斯哭笑不得的是，他在美国时经常被人称作“克里斯特娃先生”，好友拉康不知是由于不知内情还是开玩笑，给其写信时几次称其为“朱莉娅·索莱尔斯”。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总是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但是索莱尔斯这个成功的、原住的法国男人似乎总是站在这个伟大的、移民的法国女人的后面和阴影中，就像皮埃尔·居里总是站在玛丽·居里的后面和阴影中。索莱尔斯1936年出生于波尔多的一个企业主家庭，本姓茹瓦约（Joyaux），这个姓氏又与宝石（Joyau）的拼写基本相同，其写法、含义、发音时的谐音造成的可笑和不快的联想在童年时给他带来同学的嘲笑。尤其是，在他写完《奇特的孤独》后，母亲这个外省女人感到这部带有浓厚自传和性启蒙色彩的小说将使家庭蒙羞，强烈反对他以真名发表作品，于是他取名“索莱尔斯”（Sollers）。按照他本人的解释，sollers由两个拉丁语词根构成：sollus（完全的）和ars（机智，巧妙），合起来为“完全的艺术”。而且，sollers还有“聪明”、“精明”、“机智”之意，令人联想到足智多谋的尤利西斯。索莱尔斯对于这个笔名颇为自得，认为它名副其实，甚至得意地称他的全名（Philippe Sollers）的缩写 PhS 和耶稣人类救主（Jesus Hominum Salvator）的缩写JHS仅有一个字母之差。他们的名相近，任相同。这个同担的大任就是HS:homini soter，人类救主。索莱尔斯从小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浪子：逃学，与女佣偷尝禁果并与多个女人发生私情。母亲发现后将其送到耶稣会在凡尔赛开办的一所管教严厉的教会学校，但是他在那里恶习不改，因不守纪律和教规、偷读禁书甚至光顾妓女而被学校开除。1962年，为了逃避奔赴阿尔及利亚前线的征兵，他曾一度装疯而被送入精神病院。这些并不光彩的经历他也不以为意，反而沾沾自喜地写入了他的回忆录中。中学毕业后，索莱尔斯到巴黎读大学，父母为其选择的专业是商科，希望其子承父业。来到万花筒般的巴黎进入无人约束的大学生活后，他开了眼界也废了学业，不久便辍学走上了文学之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60年他参与创办了《原样》杂志并成为其主编，以该杂志为中心形成了“新小说”派之后更为激进的名噪一时的“原样派”。他的处女作《挑战》（1957年）和成名作《奇特的孤独》（1958年）的写作还算古典和传统，有一个尚属完整的故事，不仅使他获奖和成名，居然赢得了文坛大佬莫里亚克和阿拉贡的赏识。但是随着他在文学之路上越走越远，他的风格也越走越偏，越玩越玄。 《园》模仿了罗伯 -格里耶的《在迷宫中》,《戏》的64章是仿照《易经》的64卦来设计的，《数》被规划为25组、每组4个片段的文字序列，《法》中则充斥着令人匪夷所思的中文和外文词语。一个又一个支离破碎的文本不仅把小说的核心要素解构得七零八落，似乎故意挑战读者的理解和耐心的极限。小说《H》和《天堂》不仅取消了情节和故事，而且干脆取消了标点和分段，仅凭跳跃性和散射状的话语流的节奏和速度来制造一种无调性、无主题的变奏曲，表达一种言说的眩晕般的快感。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都是一些“例外”，追求“极限的写作和经验”。他充分挖掘语言的速度、灵动及音乐性，努力使叙事挣脱逻辑和连贯性、使语言挣脱意指和句法的束缚，从而将写作彻底变成了一场“语言的历险”，通过文字本身的节拍和节奏玩着心跳的游戏。读者大呼“看不懂”，而在文学界一言九鼎的罗兰·巴尔特则撰文力挺和背书。成名之后的索莱尔斯写书、办刊、作评论、上电视、拍电影，他写小说、杂文，文学、绘画、音乐、哲学、政治、宗教、科学等无所不谈，不仅越界和跨界，而且成为高调的媒体和公众人物。他经常烟不离口，嘴角挂着嘲弄的微笑，让人感到一不小心就成为他的笑料。貌似玩世不恭，每每语出惊人，虽不独来独往，却是我行我素，嬉笑怒骂，口无遮拦，也笑骂由人，收获的嘘声和口水远多于掌声喝彩声，堪称当代的唐璜，文坛上的玩家。索莱尔斯首先是一位思想的冒险家，在其小说和杂文中，他探索感觉和身体的无限可能性；通过主体和语言、性、艺术、图像、时间和真理的关系，讲述主体的探险历程。他崇尚悠闲的艺术圣城威尼斯和解放身体、放纵性情的18世纪，他反感嗜血恐怖的法国大革命、严肃刻板的新教文化和泪水涟涟的浪漫主义。在当今这个日益制度化、技术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的，令人忘记生活为何物、生命之真义的时代，他以情的宣泄、特别是性的释放来消解人生的沉重和苦涩、世界的虚假和虚伪。“快感”是其写作的一个关键词，他不仅在文字上追求写作和言说的快感，在内容上也宣扬一种风流、风雅的快感生活艺术。他嘲笑正经和崇高，将“警察、政党、军队、银行、工会、大学、媒体、家庭、教会”等无处不在的压迫性和异化性的体制力量称为“七头蛇”、“反文学”、“恶夫”、“老大哥的法眼”，把色情、游戏、嘲讽作为掷向这些恶魔的燃烧瓶和驱魔的解药。历史上和同时代的非常规、有争议、离经叛道的作者，如萨德、卡萨诺瓦、德农、尼采、兰波、洛特雷阿蒙、阿尔托、塞利纳、毕加索、纳博科夫、巴塔耶等成为他的偶像以及书写与解读对象。索莱尔斯的作品形式怪异和各异，他任意穿行于虚与实、叙与议、梦与真、离与合、“我”与“他”、古与今之间，玩味着文类的跨界、时间的穿越、主体的转换。他的小说像是自传，传记像是论文，杂文像是虚构，自传又被其称为“真正的小说”。他的写作素材与其说来自生活，不如说来自书本，来自先贤，如荷马、但丁、狄德罗、司汤达、普鲁斯特的经典之书的既有故事。他对各种文化典故熟稔于心，信手拈来，化为己用，书中充斥着典故、引用。但是先书中的故事只是一个由头，他对其肆意改造、戏仿或调侃，互文相映。他写但丁、萨德、尼采、狄德罗、莫扎特、弗拉戈纳、华托、司汤达、荷尔德林、马奈、毕加索，在一个个或真实存在或完全杜撰的人物的面具后面，在一个个支离破碎、光怪陆离的文本间隙之中，在这个巴尔特所宣告、索莱尔斯也附和的“作者已死”的时代，隐现的仍然是、始终是索莱尔斯本人的顽主“水印”。

简介： 本书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切入，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文化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把文论研究与文论言说者研究结合起来，打破了以往文学理论研究就理论谈理论的局限，目的是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言说者置于政治、经济、消费、媒介、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深入探讨和剖析这些复杂因素如何形塑和建构了文论言说者的身份认同，也使文学理论产生改变。作者认为，文论言说者既要坚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承担道义、关心社会的优良品格，也应该超越原有的启蒙者的精英身份认同，与时俱进，脚踏实地，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简介： 本书主要从哲学、宗教与伦理三个维度来分析查尔斯·约翰逊的小说作品，重点关注其中渗透的东方传统宗教和文化元素及其对解决美国当下种族困境的启迪。通过概括约翰逊的小说伦理观，揭示他在种族问题上与其他黑人作家不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