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法国年鉴派史家出版的著作产生了革新性影响，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范式。该范式的一个特征是总体史（histoire générale）。虽然有许多关于这个特征的讨论成果，然而在总体史的表现，尤其是它们可能带来的效应上，仍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总体史试图在一个更大的综合框架下，融合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展示关于人类的总体历史，提升历史学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总体史在后来又被称为“整体史”“世界史”“全球史”，还有一些在帝国体系中思考问题的学者喜欢称其为“纠葛史”。这种总体史表现出对中国的关注，也可供我们平行对照。

　　20世纪早期，布洛赫通过跨民族比较实践了总体史。在主张“历史综合”的亨利·贝尔的支持下，受社会学涂尔干派和地理学拉布拉什派等的影响，布洛赫提倡用比较的方法探索历史上的各个社会如何相互影响，最终找到社会中历史现象的多重原因，开出一条有别于实证主义史学的新路。例如，将法国的历史放到欧洲史中，将欧洲史放到全世界范围内考察，“指出它们的共同性的同时指出其独特性”。布洛赫实践“唯有总体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更好地确定欧洲不是世界的“中心”，它代表一种“真正的全球史”。

　　学习交往交流交融

　　费弗尔在法国史、欧洲史、世界史的编纂上，主张不应以欧洲为中心，而应探索各人群、民族、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学术的影响，费弗尔于1944—1945年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欧洲”的历史，澄清“文化”“价值”“认同”“遗产”等争议性概念，提到欧洲史是“一部建构的历史”。所谓建构，是指欧洲存在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融合了希腊、罗马和“东方”的思想，而非一个固定的、可以展示优越的政治实体。在费弗尔看来，欧洲是“一种文明”，而不是“唯一的”文明。1949年费弗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主编一套新的人类史丛书。他强调，人类史丛书应该真正融合新世界文明的所有文化，因此要书写各文明之间“交往交流”的“和平关系史”，而不是文化的等级秩序。

　　作为费弗尔的学生，布罗代尔较多使用“整体史”（histoire globale），有时也用“综合史”（histoire generale），试图在面对一个问题时，系统地超越局限，比如民族国家的限制。布罗代尔还将社会科学纳入历史研究中，研究文明史，利用计量方法讨论以地中海、中国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几大“经济世界”，以充分解释历史上的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要素。在欧洲殖民主义盛行、非洲国家开始独立时，一些学者研究大西洋世界。皮埃尔·肖努以大西洋与欧洲的交往交流为研究对象，利用系列资料推算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西班牙与新大陆之间的经济趋势，提到地方史融入相互依赖的世界空间的过程，示范了“系列史”。所谓系列史，是指将一个长时段内重复出现的、可供历时或共时比较的同类历史现象纳入系列中，探讨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肖努还谈到中国在13—16世纪作为一个人口总量相当大的实体，对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1969年，肖努号召打破民族国家史的路数，书写“各文明和文化如何向世界开放，如何彼此碰撞的历史”。

　　“比例尺的游戏”

　　在微观史兴起之时，一个重要的主题是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所称的“比例尺的游戏”。“比例尺的游戏”意味着用不同的比例尺看历史，从大处或微观处入手，重构历史的因果关系和空间动力以及不同比例尺之间的关联。界定观察的比例尺，显示不同的行动者通过不同的维度参与历史，没有割裂微观史和全球史，反而解释多维度历史之间的关联、纠葛。近些年的“全球微观史”书写，部分顺应了这一视角。

　　扩展视域，用总体史的眼光看工业革命之前乃至所有的历史，首先需要将一些概念“历史化”。“欧洲”“文明”等概念有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因此，慎用今天的思维静态地看某些概念，以免时代错置。其次，恰当选择历史分析的比例尺，以便确定交往交流交融的效应。比如，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是合适的分析对象；长程贸易及其效应不是局限在一个民族经济体中，而是跨国的、洲际的、跨大洋的；欧洲与非欧洲、西方与非西方也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同等重要且密切互动的。最后，关注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张力。比如，有学者批评布罗代尔的一些结论是在没有阅读地中海东部阿拉伯文史料的情形下得出的。实际上，全球史写作没法完全依赖各语种的原始档案，须得依赖二手资料。

　　一些学者也对美国的全球史持疑虑态度。他们认为不必跟随每一种来自美国的思潮，因为其中包含了美国人的文化帝国主义，但主张将法国史学“去地方化”（deprovincialize），寻求“另一种全球史”。罗杰·夏蒂埃在21世纪初《年鉴》讨论全球史的专刊中指出，大多数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史作品主要以英语发表，“应该成为关注的对象”，同时认为应该扩大历史视域，从而找到具有法兰西特征的全球史。最近几十年，《年鉴》的特征包括调用多元历史学，反思分析的比例尺，就是在朝这一方向努力。这也是重拾法国史学中的跨民族史优秀传统，回到《年鉴》杂志早期的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史学的嬗变及其影响研究”（19BSS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