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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

ISBN:978-7-5161-1412-4

出版日期:2012-09

页数:590

字数:460.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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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1997年,我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主要收入了此前十年我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写的文章,也有部分文章是直接参与当年的文化大讨论,明确支持张岱年先生倡导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并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把它当作20世纪中国三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代表。此后我就上述主题又陆续写了一些东西,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研究继续有所关注,而重心则转向了对“综合创新”文化观和中国文化现实发展道路的探讨。有关文字多为提交学术会议的论文或主题发言,也有学习中央文件的体会、为他人著作写的“序”或书评、就当前文化问题与朋友的通信,以及回答记者访谈等多种形式。南开学友强华同志建议我再编一本文集,在内容上与《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有连续性,而侧重点有所不同,故将书名定为《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本文集。

收入本书的长短文章共计47篇,按内容分为四组。

第一组的主题是中国哲学和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收入文章12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2001年,我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面对困扰当今人类的两大难题——生态破坏和文明冲突,这次会议在广泛的论题中,确定以阐扬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智慧为重点,得到了各国学者的热烈响应。这个时期我就这两个论题也分别写了文章,肯定“天人合一”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同时又指出,中国虽然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国家,但并不等于已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生态破坏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问题亦十分严峻。在阐述“和而不同”文化观时,借鉴古代的思想资源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文明关系课题,我以为这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首先要有正确的文化立场、态度和宏阔的文化视野。现代学者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启示,我在领会费老思想的基础上也有一些自己的新思考。

1997年我在新加坡“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为了回应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着重阐明了中国儒家文化的道德主义、和平主义性质,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同国家民族的关系、不同文化的关系、人的身心内外关系五个方面,论述了儒家“贵和”思想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指出它对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2011年我与林存光共同提交太湖文化论坛首届年会的论文,除了从两个视角对中华文化精华做了六点概括外,还指出《周易大传》中的“文明以止”一语,是对中华民族理性的文明发展观之准确、生动的概括,即认为“文明”不是无限度地开发、利用和对外扩张,而是要有所节制,“止”其所当止。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和文明冲突问题十分严峻的当今世界,深刻理解、阐扬和大力宣传、提倡“文明以止”的文明发展观,对于人类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第二组的主题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收入文章17篇。

2004年张岱年先生辞世是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其兄张申府先生一起倡导“列宁、孔子、罗素,三流合一”、“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综合哲学,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又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综合”。历史实践证明,他指出的这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不仅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在新世纪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这是我十多年来反复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特别是张先生去世后,加强了对其哲学和文化思想的研究,认为“综合创新”这面文化旗帜一定不能倒,而要继续高举并将其本质内涵不断发展和深化。

2006年,我在学习张先生的哲学和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力图突破体用二元思维模式的局限性,把主导性之“体”(魂)与主体性之“体”、“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区分开来,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更加准确地说明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可以说,关于中、西、马三“学”的兼和之道,是我近年来思考、撰文、发言的一个中心议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又居于“灵魂”地位,也就是说,它是“魂中之魂”;文件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论述,在讲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时,强调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在最近发表的《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一文中,我把这些论述看作是对“马魂、中体、西用”论最有力的支持。

第三组的主题是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研究,收入文章10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在儒学和新儒学研究方面做的工作不多,但还是继续有所关注,而且发现越来越触及到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虽然发言不多但是想得很多、感触很深。特别是2004年出现了一股公开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大陆新儒学思潮,召开“文化保守主义峰会”,创办标榜“儒家立场、儒学理念、儒教事业”的网站,大搞尊孔祭孔活动,推行读经运动,其代表人物还提出了以“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所谓“王道政治”方案,声称要用“儒化”的办法把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作为一个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我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才有《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关于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记者访谈《大陆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公开发表。对于儒学,我一贯主张采取一分为二、扬精弃糟的态度,认为它作为一个全面维护封建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社会伦理秩序的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绝无可能在现代社会全面“复兴”;同时又肯定它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我们民族认识宇宙、社会、人生的大量智慧成果,经过科学地总结、清理、改造和重释,是可以将其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吸收、转化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宝贵历史资源的。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不会出现有人担心的“糟粕何其多,精华何其少”的情况。

我曾经说过,如何处理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居于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学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儒学研究的“第一课题”,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回避的前沿课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乱象有目共睹:有从极右和极“左”两个方向固执的“儒马不两立”论、“取代”论;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国家意识形态、儒学是民族终极价值的“儒马二元并立”论、“平行”论;有立足点不同、取舍不同和程度有别的各种“儒马结合”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论。比如都讲体用结合,“儒体马用”论与“马体儒用”论就有本质的区别;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成是“儒学化”或“儒家化”,有人甚至提出了“儒化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和“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是同一个过程,力图通过“儒马互化”来消弭二者的分歧和差别;有人接过新儒家以儒学为“常理”、“常道”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貌似公正、不分轻重主次地讲“儒马结合”的也大有人在,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关于“儒家社会主义”的各种论说。2008年,我在中央党校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高层论坛”的简短发言中,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作为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主要是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不是把儒学看成是完全消极过时的负面意识,而是把它的积极内容转化为支援意识,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利的。”在此前发表的《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一文中,我是从“一元主导与多元兼容”的角度提出“主导意识”和“支援意识”两个概念的,着眼点是“兼和”与“综合创新”,“支援意识”也是从正面积极意义讲的。

第四组是“其他”,收入文章8篇。主要涉及两个论域,一个是湘学研究,一个是中医哲学研究,都是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学术方向。传统国学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其中的资源未见得都已充分开发利用,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学术资源,都需要我们用现代眼光去做返本开新的挖掘、清理和总结工作,扬精弃糟,古为今用。

湘学是一种有鲜明特色的地域学术传统,它的千年发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精神遗产。20世纪40年代后,这方面的研究已无人问津。1998年,我在参加湘潭大学四十周年校庆活动时,建议该校发挥地缘优势(湘潭碧泉书院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和人文学科优势,组织力量开展湘学研究,有幸得到学校领导和哲学历史学院的大力支持。2002年该校成立湘学研究所,我受聘兼任所长,主要依靠湘大同志的努力,陆续编辑出版了《湘学》辑刊五册,《湘学史》二卷(“湖湘文库”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引起学术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我也写了一点东西,主要是讨论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千年湘学的成就、特点和局限性,王船山在湘学发展史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湘学现代转换的可能方向等,希望能对这项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六年前,为了回应网上要求“取消中医”的万人签名,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一些朋友,建议在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成立一个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以推动对中医哲学和中医文化的研究。当时我在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任上,明确坚定地支持了这一动议。有关组织工作和民政部审批注册工作都进行得十分顺利,2007年1月,在社科院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我于中医是外行,但对作为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华医道充满敬意,非常高兴看到近年来中医哲学研究和有关国情调研蓬勃开展,中医药事业得到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我在几个会上的发言和为一位青年同志的著作《中医哲学史》所写的“序”,谈了一点自己的粗浅学习体会,更主要的是表示支持中医哲学研究的态度。

今日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多元、自由、开放。在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的情况下,社会需要主流价值观来引导,学者担负着更大的文化责任。新旧世纪之交我在哲学和文化方面发表的看法,基本上是秉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精华相结合的一贯宗旨,认定“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是一条正确道路,所论如果有偏或有不到位之处,期盼得到读者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有两篇文章是我分别与林存光、陆信礼同志合作完成的,三篇记者访谈都包含着记者同志的辛勤劳动在内。强华同志是编辑本书的提议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赵剑英、冯春凤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我在此对上述同志表示诚挚感谢。

方克立

2012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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