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一词常被用来描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变革。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应对通货膨胀。这一标志性的措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也只是这次变革的一个方面。总体来说，这次变革起到了对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进行修复和完善的作用，塑造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资本主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凯恩斯妥协的十来年里，充分就业、社会福利的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逐渐被认为是发达社会的标志。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和对抗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完善政策变得迫切。为非金融部门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对工业政策施加了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为资本持有者提供了诸多限制性的，但有利于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些政策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之上又建立起了一套制度框架。

无论是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破坏了社会秩序，修复了最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尽管资本主义已基本脱离了主要参与者的控制，但我们仍不能低估任何形式的集团政治意向，任凭这种意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家的利益和影响力有所减弱。新自由主义是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愿望的表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阶级的权力集中了，我们统称为“金融”，在人民斗争减少的背景下，资本家阶级力图保证其利益和提高其影响力。因此，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源于资本家的政治行为，而非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

那些用来给新自由主义下定义的规则常常被委婉地命名为“市场规则”，从而避免了直接与资本相联系。在“市场”的名义下，不同类型的机制成为讨论的焦点。例如劳动力市场对雇佣、解雇、工资和劳动条件的约束，这个市场是新自由主义偏爱的目标。除此之外，另一个市场是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资本市场。新自由主义完全改变了资本市场运行的条件，它包括许多方面——股票市场和资本的集中，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等等。最后，新自由主义成为整个社会关系商业化过程的传播者，这是其令人咂舌的许多方面之一。扩大和控制整个过程的是资本主义关系的逻辑，这个逻辑与其规则一致。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种种变化经常被伪装成物质的或技术的需要，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市场全球化的需要。所谓的国际市场规则就是资本规则。当然，全球化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甚至是超越这种社会秩序的全球化，当人们谈及它时，仍然会把美国看作是全球化的中心。

也许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实现物质的、知识的、文化的以及情感的交流；也许为了效用和幸福的最大化，人和资源能够实现流通循环。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非实现它们的手段。

一旦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审视当下进程，我们将能更好地去理解和思考这个进程，这也是本书的中心。尽管历史并不会被复制，但相似的历史事件能够作为前车之鉴给予我们启示，比如19世纪末的大萧条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如何被克服的。

对新自由主义和当今社会的思考会使我们想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发展的核心，即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的转变。新自由主义秩序想要再次肯定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尽管资本家们一再运用自己的权力施加各种影响，但历史前进的脚步是不会被阻止的。那么，我们能否找到让新自由主义的光环褪散的方式？这些方式会是我们理想的选择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法国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Gérard Duménil长期从事新自由主义研究。他在研究20世纪80-90年代的资本主义新自由化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新范式，即资本主义以巨大社会成本为代价，开拓市场从中获取高回报。他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和全球化现象，并认为这是高收入群体最大化其收入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