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谓”中的现实：立德夫人中国作品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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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北京文化前沿.2022》

出版日期：2022-12

字数： 1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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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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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中的现实：立德夫人中国作品的文本分析

本文以立德夫人关于中国的小说、游记和日记作品为分析对象，借用Clifford对文本差异性与异质性的表达分析策略和黑格尔“意谓”与现实性的认识论模式，通过文本、实践的交互性以及立德夫人对中国的这种“意谓”的主观性认知过程、实践以及虚构文本的呈现之间的落差和自我矛盾，来理解西方女性在中国旅行和生活过程中的心境、自我呈现和自我书写。最后揭示出，一方面，这些文本是殖民话语的产物，也参与到殖民权力的再生产之中；另一方面，旅行者是身处家的世界和旅行的世界之间，旅行作家需要在旅行的生活体验和文本表现之间保持平衡，他们记载的不仅是身处异域的见闻，而且在见闻的记载中表达了自身的情感和思想。因此，我们不能忽视那些所谓殖民者或者探险家的肉身心绪，即家与异乡这两个世界中的纠缠、杂糅又割裂的存在，是身处两个世界——家和旅行的世界之间的表征，也是“意谓”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之间的对立统一。

引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opening China”（开放中国）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寻求（quest），其中一些人到中国是为自己的国家、宗教或商业服务；另一些人则是响应更个人化的探索和旅行的号召。^[1]在这一潮流下，也诞生了来华的第一批女性旅行者。据Julia Kuehn的划分，第一批西方（以英国为主）女性旅行者来华时间为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以伯德（Isabella Bird Bishop，1831—1904），卡明（Constance Frederika Gordon Cumming，1837—1924）和立德夫人（Mrs.Archibald[i.e.Alicia]Little，1845—1926）为代表。^[2]这批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携带着最新的对文明社会和女性权益的看法来到中国，以特有的性别视角记录并创作了不少关于中国主题的游记和文学作品，她们不像男性那样更为接近殖民政治或管理结构，也不像男性那样学者化，她们的作品更多地依赖于主观的感受而在认识上做出自我的判断，为西方世界传授和输入关于中国的异质性知识（knowledge about China's otherness），并由此构建出了新的东方世界。^[3]

立德夫人是这批旅行者中在华旅居时间最久的（近二十年），也是出版相关作品最多的一位，^[4]因此学界对其研究也较多。Susan Schoenbauer Thurin的专著Victorian Traveler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42-1907中第三章“Orientalizing Feminism：Mrs.Archibald Little”是迄今为止对立德夫人最为专深的研究，Thurin总体性地勾勒出立德夫人在华的实践活动，她力图将立德夫人的中国作品放置在不同于男性的女性东方主义（feminizing orientalism）的理论视角之下解读，她认为这些作品表现中国时使用了既女性化的（feminine）又女权主义（feminist）的性别策略（gendered strategies），这些策略的效果是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男性主义的方法，前者批判了后者的男性东方主义，并提供了一种女性选择。虽然Thurin借立德夫人的作品对赛义德的理论提出了修正和补充，但仍然停留在后殖民的理论范畴之内，并未对基本的理论预设进行重估。^[5]Thurin的另一篇文章Travel Writing and the Humanitarian Impulse：Alicia Little in China 则关注立德夫人是如何在中国的作品和生活实践表现出“人道主义”（Humanitarian Impulse），通过对立德夫人的观点“中国妇女有权像其他人一样自由行走，中国女孩应该受到教育，孩子应该得到养育，作恶者应该得到人道待遇，疾病、贫困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应该被消除”的分析，作者强调旅行写作是立德夫人“表达人道主义冲动的机会”，而这种道德感又与维多利亚晚期人道主义信条运动相关。^[6]Nicholas J.Clifford的专著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1880-1949亦有章节涉及立德夫人。与Susan Thurin不同，Clifford试图突破后殖民的语境和方法，不把东方仅仅理解为一种“发明”或“想象”。^[7]借用更加历史学的方法摆脱理论对于具体研究的束缚，他认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有其局限性，“因为对其特定话语的分析根本没有为我们在西方回应中遇到的多重意义留下足够的空间，这种异质性部分源于观察者和观察者多年来经历的变化”^[8]。Julia Kuehn的文章Encounters with Otherness：Female Travelers in China，1880-1920，其中涉及了立德夫人在《我的北京花园》中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一些记述。^[9]另外，涉及立德夫人的中文学术研究是聂卉的硕士论文《1840—1911年英国女性来华游记研究》，但该文与此前的相关西方著作内容较为相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