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理学与辨体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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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华思想史研究集刊．第5集》

出版日期：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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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理学与辨体批评

摘要：中国古代辨析文体名理、关注创作主体个性与文体关联性的做法与魏晋综核名实、考辩才性的名理学思潮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古代辨体批评经历了从识人向识文的转化，沿着辨文体名理和辨才性风格两个方向纵深发展，大体遵循着从“辨实”到“辨名”,“辨名”到“辨理”的思维路径，且延伸发展了辨析文体风格、辨析才性与文类的关系等独特批评方式。魏晋“辩名析理”的名辩之学极大地刺激了文体类型学的产生和发展；另外，名理学中的“才性之辩”则有利地促进了创作主体的自觉和文学风格学的形成。探究魏晋名理学与辨体批评的渗透流衍关系有利于我们阐释古代辨体批评生成演化的内在机制，从而更深入地把握古代文体思想的精神气质与民族特色。

名理学是汉末至魏晋以考核名实和辩析名理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潮，产生于选官制度和人才辨识理论之中，大体经历了从辩名实向辩名理的发展过程^[1]，并逐渐向哲学本体论演化，成为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转进。名理学最初发端于人物品评的刑名学，后逐渐渗透至魏晋清谈，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化的重要过渡阶段^[2]，从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上皆对审美思想和文艺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瑶先生说：“政治上要‘考核名位’，要‘名检’，研究人才是否称职，和职位是否相合；因而中国的文学批评也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方面是论作家，研究其所长的文体和所具的才能；一方面即是辨析文体，研讨每一种文体的渊源性质和应用。”^[3]这段话极为精辟，揭示了名理学的名实考辨对文学批评影响的两条路径，即作家才性批评和文章辨体批评。学界对名理学与审美主体自觉的关系已经有所关注^[4]，但关于名理学与辨体批评的关系研究尚很不足，本文力图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中国古代辨体批评盖发轫于魏晋，成熟于齐梁，沿着两个方向纵深发展：其一，辨别各类文体的名实及其创作之理，建构文类秩序；其二，关注作家个性对文章整体形貌的影响，辨析文章风格及其类别。在这两条路径的交叉处还延伸发展了辨析文体风格、辨析才性与文类关系等独特的批评方式。这种辨析文体名理、关注创作主体个性及其与文体关联性的做法与魏晋综核名实、辩名析理、考辩才性的名理学思潮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应该说，魏晋名辩之学极大地刺激了文体类型学的产生和发展；另外，名理学中的“才性之辩”则有利地促进了文学风格学的形成。

一名理学的思维逻辑与文化精神

汉末名理学思潮始于对名实关系的辨析，与先秦名学有着内在的学术承传关系。所谓名实是指名称、概念、名分、名位、名号等与其所指称对象的实际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名实相称、名副其实为思想方法和基本原则。先秦名实之辩普遍存在于诸子之学中，与其哲学、政治、伦理思想结合，以辩正名分为主体内核，名辩逻辑也初步展开。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疾呼“正名”^[5]，要求综核名实，端正君臣名分，重建人伦秩序。荀子肯定名实随着时代而变化，提出稽实定名，“制名以指实”^[6]，既因循旧名，又创制新名。墨家则“取实予名”，提出“名实耦，合也”^[7]的名实统一观点。名家“苛察缴绕”^[8]，探索名实逻辑关系，尹文云“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9]，主张名形相参，以形、事为沟通名实关系的途径。法家将名实考辩引入刑名学，韩非子云：“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10]，强调君主以人臣之“言与事”去“审合刑名”^[11]，慎赏明罚。汉代儒法合流形成“名教”，董仲舒“深察名号”^[12]，名教遂为王制之始。钱锺书先生说：“守‘名器’，争‘名义’，区‘名分’，设‘名位’，倡‘名节’，一以贯之，曰‘名教’而已矣。”^[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