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历史观的重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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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卷、文哲学部卷：全2册》

出版日期：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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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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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历史观的重大改变及新体系的构建

我父亲的祖籍在北京市密云县西田各庄，母亲的祖籍是徽州婺源紫阳镇。1943年11月21日我出生在陕西省延安市。

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小学及西城区黄城根小学读书。少时颇顽劣，不喜读书，六年级忽灵光闪现，用功数月，以高分考入北京四中，时在1957年。1957年冬四中师生赴河北涿县农村参加水利工程劳作，我第一次体验到中国农村的凋敝、贫困。初中毕业后保送四中高中。初中毕业的暑假，四中派我和另一位武姓同学参加北京市中学生赴山东长山列岛军事夏令营。我第一次感受到军人的真诚、质朴，告别军营时，战士们个个泪流满面。也正是在长山列岛，我感到了大饥荒的袭来。在大饥荒的年代，作为北京的中学生是幸运的，即使如此，整整三年饥饿感亦时时存在。那时的四中并未因饥荒年代而停止每月半天的劳动，每月我参加一次打铁。四个大男孩在师傅的带领下，把热火朝天的劳作当成一次次的狂欢。在四中的六年，我练就了颇顺畅的文笔，遂于1964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选择中文系是一种颇带幻想的荣誉感的驱使，其实在中学我更喜爱历史，这种喜爱导致我终生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在北京大学，我主修文学史专业。第一课竟然是北大一级教授、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所授，他和我母亲是同乡——江西婺源人。他所授的题目是《先秦文学史史料》，此后文学史由袁行霈先生、古汉语由金申熊（开诚）先生教授，这两位充满才气的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北大给我的印象还不如北京四中，它有一种迟暮之气。自从我参加了北京大学运动队后，这种感觉才有了些许改变，我对北大运动员食堂——一勺园是很满意的。每天下午一万米的运动量，锻炼着我的意志。在北大，我最喜欢的地方依然是文史楼二层的图书馆，在那里我借阅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神曲》等世界名著及闻一多诗选。而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的“宝卷”一节，竟然成为十几年后我要从事研究的内容，在北大我依然是个闲散的人，不太爱读专业课。1966年5月25日下午是一个改变几代人人生轨迹的日子。下午去文史楼上课，路过大食堂，见有人贴大字报，没在意地瞟了几眼，又飞奔着上课去了，袁行霈先生的文学史课竟是我在北京大学的最后一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革命”，无论它的内容如何不同，对历史的意义有何差异，对年轻人来说开始都像是“盛大的节日”，在其终结的时候，人们再总结经验教训。此后，在北大又待了三年，参加所谓的“斗、批、改”，由狂热而冷静。那些年，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串联，数次遍游祖国大地，虽然那时对许多人是苦难的日子。我领略了泰山的雄峻、杭州的秀美、昆贵路的险恶、桂林阳朔的清幽，无锡的杨柳岸、如勾残月；游三峡，万山之中一舟之孤独。我到了我的出生地延安，风沙扑面而来，所到之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贫困而苦难。“万家墨面没蒿莱”的诗句油然冒出，泪水潸然而下。

1969年初冬，本应早已毕业的北大、清华的学生们，在所谓一号通令的命令下，全部离开北京，长途步行至北京远郊区赴农村劳作。那时北京天安门出现“胡子兵要毕业”的大标语，几届穷困的毕业生们，等待着一份养家的工作。1970年年初，在北京大学待了六年的我被分配到辽宁千山山脉的一个县城，同去的有29个北京大学的同学。我被分配到了一所人民公社的高中，做了一名高中的语文老师。学校在一个半山坡上，篮球架子是几块破木板钉成的，篮球场算是唯一的运动场。当时的辽宁冤案遍地，我所在的公社更是重灾区。辽宁人民再次经受了人所共知的苦难。农村的凋敝依旧，农民及他们的孩子们还是那样淳朴，他们渴求知识，但那时知识并不能改变命运，他们命运的改变是在十年后改革开放的时代。几年后，我回到北京。东北农村三年多的经历，使我对中国底层社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后来改革从农村、从农业开始有了发自内心的认同。回家后，我在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教授外国留学生的工作。六年淡而无味的教书生涯，使我决定改变命运。1979年，我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开始了对清史、清代宗教结社史的研究，从而进入了两千年的中国社会民间宗教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