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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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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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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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一 成长经历

1938年6月28日(阴历六月初一),方克立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十四都森梅村梅家冲思古堂。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其父方壮猷先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迁校委员,武汉失守前,先将家属送回湖南湘潭原籍。思古堂是其武大同事赵家寰(前清进士赵启霖之子)家的祖屋,借给方氏回乡家属暂住,方克立就出生在那里。1940年5月,母亲和两个哥哥由人护送经长江水路入川,因随时有日机轰炸之险,故将不足两岁的方克立留在湘潭原籍由祖父母抚养,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5月,父母将他接到从四川迁回武昌珞珈山的武汉大学,9月入读武大附小。此前他已在湘潭原籍的栗山公祠小学堂发蒙读书,读到了二年级。父母担心农村教育质量差,要他到武大附小重读二年级,他不从,非要报考三年级,结果考了第一名。他的母亲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这个孩子:“因为日寇的侵略,这个孩子还在两岁的时候,我带领他的两个哥哥离开湖南到四川去,而把他留在祖父母身边。由于祖父母的溺爱,他自小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虽然他的天资很高,但不肯用功,很好玩,所以我和他的爸爸平日对他的管教比对他的哥哥妹妹都要严格一些。”[1]一个带有“野性”的农村孩子,要融入有教养的家庭、学校和城市生活,自然需要一个过程,但也很难完全改变他爱自由思考和行动的根性。

1950年方克立从武大附小毕业,考上湖北省立武昌实验中学,开始了以后六年的独立住校生活。这是湖北省的一所重点中学,教育质量较高,同时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基础知识教育和人格养成教育。解放初政治运动频繁,学校组织的支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1954年武汉防汛、农业合作化等社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了,一直是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干部。有人问到他的家学渊源时,他很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在知识和教养方面自然要受到家庭的影响,但在我成长过程中,给我影响更大的是历史时代、学校的集体生活、老师和党团组织的教育。”[2]

学校老师的影响比家长更大的一个例子是,1956年高中毕业时,他本来准备按照家长的要求报考理工科,统考前班主任老师动员他报考提前招生的中国人民大学,他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参加了考试,结果在对哲学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成了人大哲学系的学生。以后的学习使他对这门居于人类知识核心地位的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很感兴趣,但当时的中学教育确实没有提供各门学科与哲学的知识衔接,以及哲学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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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溯源,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卷、文哲学部卷:全2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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